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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阐述了笔者对《书谱》内容和书学思想的理解，介绍了“古质今妍”、“五乖五合”、学书三阶段、书品即人品等观点，并对其书学思想加以概括总结。
关键词： 《书谱》；书学思想
孙过庭（646年～691年），名过庭，字虔礼。唐朝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博雅好古，擅长草书，师承二王，笔势坚劲。他出身寒微，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二十年，终自学成才。到四十岁，才做了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最终因贫病交困，暴卒于他乡洛阳。
今存《书谱》，文思缜密，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宋《宣和书谱》中记载：“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不仅对《书谱》笔法给予肯定，对其工文辞藻也是赞赏有加。宋米芾《书史》：“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体现了孙过庭“不求法脱，不为法缚”的继承创新精神。
《书谱》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唐以前的书法理论，并融汇文学和绘画中的美学思想，形成了既融合前代艺术理论又独具唐朝时代精神的审美意趣，为盛唐书法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文章先是引出书法四贤，钟张二王，进行比较，引出议论。在这一段中提出“古质而今妍”的观点。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由醇厚变为淡薄，由质朴变为华丽，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在古代书论当中，最早针对书法“质妍说”品评的标准出现在刘宋时期的《论书表》。虞龢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古质而今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常态，而“爱妍而薄质”是人之常情也。孙过庭接着又说“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就是书法最可贵的，在于既能继承历代传统，又不背离时代潮流；既能追求当今风尚，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
孙过庭接着讲了自己的学书经历和创作态度。在这一段中，提出了“五乖五合”的创作观，也就是得势不得势、顺手不顺手的区别，这与本人当时的心情思绪、气候环境颇有关系，书写时要注意主客观因素，一定要调整好心情，带着积极的态度。合与不合，书法表现优劣差别很大。流畅时无所不适，滞留时茫然无从。由此可见，创作主体是孙氏书法艺术论极为关注的，他以创作主体的心性为主导，强调了书法艺术的表情功能，阐述主体对创作的重要作用，把主体置于第一位。主体的心居主要，手是辅助的，孙过庭把心手关系的论述上追求“心手相忘”的最高境界，从而上升到“得意忘象”的“意”层面。
《书谱》中还讲了学书的方法论，并把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描述。把学书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第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打基础的阶段。“分布”主要是指字的结构安排。它还包括用笔的全部法则，即按照一定的方法正确地写出每一个笔画来。“平正”，从结字上说，是端正、平稳、均衡的意思；在笔法上，则应是严格地遵从规矩法度，绝不能随心所欲、胡涂乱抹。“但求”，即只能有此追求，莫有过高要求。第二阶段的要求，是在基本掌握了结字方法、用笔法度，即打好基本功之后，一定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不失法度的前提下，大胆追求变化，且要力争达到惊险叫绝的程度，探索自己的艺术语言。从古今名家的各体法书中，都能看到许多结体、用笔一反常态、不落俗套、极富个性的字。第三阶段是“复归平正”的阶段。同是“平正”二字，与第一阶段的意思却大不相同。这是在已能“险绝”基础上的“平正”，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艺术内涵丰富、充分个性化的返朴归真。这是一个出乎自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明代项穆有一段论述对“三段论”作了极形象的注解：“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开阖长促，斜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
这警戒着学书者切忌好高骛远，法度全无，还自称“独创一体”；一定要一丝不苟地下功夫临帖，夯实基础。基本功已经很好的人，切勿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若要进取，必须力求变化，“务追险绝”。而求变者又要随时注意法度与美的法则，严防狂怪而“走火入魔”。这时，更需要正确理论的支持和多种养分的滋润，力求通会而达自然天成。
“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这些都是偏持独特的人，因固求一端，而背离规范所致。即使宗师学习同一家书法，也会演变成多种的体貌，莫不随着本人个性与爱好，显示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来。
古人评书，常强调“书品即人品”、“书品高人品自然高“，书品与人品具有一定的联系，人的美学修养和情操对书风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将人品审美引入书品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内涵。同时，书写者的气质、性格决定着书风，孙氏批判了那些性格怪癖之人所写之书的怪异，强调了主体的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书法创作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在创作过程中，孙氏把创作主体的心理前奏放在创作的首位，并提出了灵感说。孙氏对书法艺术的关注打上了初唐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烙印，使书法艺术从基础的形式之美到深层的意韵之美都受到了重视。孙氏追求中和之美的优美，同时也崇尚汉魏风骨之美，这些为盛唐美学追求雄浑风尚奠定了基础。在深层意韵审美追求上，孙氏强调了“法”与“意”的调和，形成了对无法之法和无意之意的审美趣尚。
总而言之，《书谱》中求实的艺术态度，艺术创新精神和艺术批判精神是无法超越的，他的理论价值远远超越于时代的桎梏，对当今的书法艺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 《书谱》；书学思想
孙过庭（646年～691年），名过庭，字虔礼。唐朝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博雅好古，擅长草书，师承二王，笔势坚劲。他出身寒微，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二十年，终自学成才。到四十岁，才做了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最终因贫病交困，暴卒于他乡洛阳。
今存《书谱》，文思缜密，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宋《宣和书谱》中记载：“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不仅对《书谱》笔法给予肯定，对其工文辞藻也是赞赏有加。宋米芾《书史》：“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体现了孙过庭“不求法脱，不为法缚”的继承创新精神。
《书谱》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唐以前的书法理论，并融汇文学和绘画中的美学思想，形成了既融合前代艺术理论又独具唐朝时代精神的审美意趣，为盛唐书法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文章先是引出书法四贤，钟张二王，进行比较，引出议论。在这一段中提出“古质而今妍”的观点。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由醇厚变为淡薄，由质朴变为华丽，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在古代书论当中，最早针对书法“质妍说”品评的标准出现在刘宋时期的《论书表》。虞龢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古质而今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常态，而“爱妍而薄质”是人之常情也。孙过庭接着又说“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就是书法最可贵的，在于既能继承历代传统，又不背离时代潮流；既能追求当今风尚，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
孙过庭接着讲了自己的学书经历和创作态度。在这一段中，提出了“五乖五合”的创作观，也就是得势不得势、顺手不顺手的区别，这与本人当时的心情思绪、气候环境颇有关系，书写时要注意主客观因素，一定要调整好心情，带着积极的态度。合与不合，书法表现优劣差别很大。流畅时无所不适，滞留时茫然无从。由此可见，创作主体是孙氏书法艺术论极为关注的，他以创作主体的心性为主导，强调了书法艺术的表情功能，阐述主体对创作的重要作用，把主体置于第一位。主体的心居主要，手是辅助的，孙过庭把心手关系的论述上追求“心手相忘”的最高境界，从而上升到“得意忘象”的“意”层面。
《书谱》中还讲了学书的方法论，并把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描述。把学书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第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打基础的阶段。“分布”主要是指字的结构安排。它还包括用笔的全部法则，即按照一定的方法正确地写出每一个笔画来。“平正”，从结字上说，是端正、平稳、均衡的意思；在笔法上，则应是严格地遵从规矩法度，绝不能随心所欲、胡涂乱抹。“但求”，即只能有此追求，莫有过高要求。第二阶段的要求，是在基本掌握了结字方法、用笔法度，即打好基本功之后，一定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不失法度的前提下，大胆追求变化，且要力争达到惊险叫绝的程度，探索自己的艺术语言。从古今名家的各体法书中，都能看到许多结体、用笔一反常态、不落俗套、极富个性的字。第三阶段是“复归平正”的阶段。同是“平正”二字，与第一阶段的意思却大不相同。这是在已能“险绝”基础上的“平正”，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艺术内涵丰富、充分个性化的返朴归真。这是一个出乎自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明代项穆有一段论述对“三段论”作了极形象的注解：“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开阖长促，斜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
这警戒着学书者切忌好高骛远，法度全无，还自称“独创一体”；一定要一丝不苟地下功夫临帖，夯实基础。基本功已经很好的人，切勿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若要进取，必须力求变化，“务追险绝”。而求变者又要随时注意法度与美的法则，严防狂怪而“走火入魔”。这时，更需要正确理论的支持和多种养分的滋润，力求通会而达自然天成。
“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这些都是偏持独特的人，因固求一端，而背离规范所致。即使宗师学习同一家书法，也会演变成多种的体貌，莫不随着本人个性与爱好，显示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来。
古人评书，常强调“书品即人品”、“书品高人品自然高“，书品与人品具有一定的联系，人的美学修养和情操对书风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将人品审美引入书品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内涵。同时，书写者的气质、性格决定着书风，孙氏批判了那些性格怪癖之人所写之书的怪异，强调了主体的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书法创作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在创作过程中，孙氏把创作主体的心理前奏放在创作的首位，并提出了灵感说。孙氏对书法艺术的关注打上了初唐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烙印，使书法艺术从基础的形式之美到深层的意韵之美都受到了重视。孙氏追求中和之美的优美，同时也崇尚汉魏风骨之美，这些为盛唐美学追求雄浑风尚奠定了基础。在深层意韵审美追求上，孙氏强调了“法”与“意”的调和，形成了对无法之法和无意之意的审美趣尚。
总而言之，《书谱》中求实的艺术态度，艺术创新精神和艺术批判精神是无法超越的，他的理论价值远远超越于时代的桎梏，对当今的书法艺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