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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到达农民之手的那些好处都消耗到中间环节，如农业补贴、粮食补贴、粮油棉保护价制度等，实际上获利的是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
5月13日，农业部有关领导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上表示，农业部门今年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关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农民直接补贴的试点问题。同时，又有一批省份开始了直接补贴的试点工作。
这是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3亿人的吃饭问题，注定了粮食安全保障是事关国家安定的悠悠大事。如是，多年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便也不足为奇。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系列谨慎的探索过程： 1985年初，我国宣布取消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一收购，实行合同定购；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9年，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2001年，对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粮改；2002年，在安徽省和吉林省进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
安徽的试点模式，就是从国家补贴给粮食部门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农民的土地数量等指标，将间接补贴变为直接补贴。此前，由于流通环节费用大，中间利益流失多，安徽省财政部门目前每年共需要支付给流通环节近40亿元，但农民只得到近4个亿的好处。用40个亿的代价，只换得农民4个亿的实惠。从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收入的角度而言，这只能谓之得不偿失。
而改革以后，安徽两个试点地区共直接发放补贴资金近4000万元，每亩平均补贴25元，每个农户平均获得补贴180元。善莫大焉。
但靠政策吃饭的粮食系统，在取消新收粮食的补贴之后，感到的却是忧虑和压力。以前由于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很多粮食企业对政策具有依赖性，多收粮，可以多贷款，粮食卖不出去，积压储存后有补贴。而现在，财政部门对粮食系统新收购的粮食将不再用风险基金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粮食部门全面进入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政策已经到来。而现实的问题却是，粮食部门多年来所累积的陈年老账：库存及挂账如何解决。
另一方面，财政部门也并不轻松。由于改革是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安徽省财政在补贴粮库库存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财政两头支出，面临双重压力。还是在安徽省，据统计，如果库存的老粮食不处理掉，财政部门每年仍然还要支付给两个试点地区老库存粮食利息费用补贴近8000万元，而试点同时还要支付给农民近4000万元，这就为财政部门造成双重压力，而国家又不能再拿一部分钱做这项事情。
这确实是个两难。然而，两难之中，我们更应该多想想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
多年来，甚或说建国五十余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建设的近十亿农民，在为我们提供着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同时，却一直生活在价格税费的政策偏向和户籍歧视之中。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事实上都决定着一个高低有别的社会等级体制。这当然依然意味着一种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1998年来的统计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
国家政策以城市和国有企业为中心；对农村，不仅限制其劳动力流动，而且在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上，农村也是少而又少；在农业生产领域，政策的制定目标本应该是针对农业生产者的。但现实的问题却是，有关涉农的政策主要表现为限制、收费、集中管理。更多时候，则主要维护涉农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单位的利益。没有到达农民之手的那些好处都消耗到中间环节，如农业补贴、粮食补贴、粮油棉保护价制度等，实际上获利的是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等中间部门与企业，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但却维护了农业管理者在社会中享有的相应社会地位。而更为不公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如李昌平所言，本应是市场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农民，连种什么不种什么或者休耕的权利都没有，遑论享受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帮助、交通通讯、信息等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社会保障！
就此而言，无论困难几重，粮食补贴必须开始落到农民手里！5月13日后的一个星期里，SARS疫情在全国呈下降趋势，国人心中一片宽慰。同样让人宽慰的，是从央视经济频道所看到的农民领到补贴款后喜洋洋的神色。
5月13日，农业部有关领导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上表示，农业部门今年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关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农民直接补贴的试点问题。同时，又有一批省份开始了直接补贴的试点工作。
这是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3亿人的吃饭问题，注定了粮食安全保障是事关国家安定的悠悠大事。如是，多年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便也不足为奇。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系列谨慎的探索过程： 1985年初，我国宣布取消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一收购，实行合同定购；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9年，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2001年，对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粮改；2002年，在安徽省和吉林省进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
安徽的试点模式，就是从国家补贴给粮食部门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农民的土地数量等指标，将间接补贴变为直接补贴。此前，由于流通环节费用大，中间利益流失多，安徽省财政部门目前每年共需要支付给流通环节近40亿元，但农民只得到近4个亿的好处。用40个亿的代价，只换得农民4个亿的实惠。从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收入的角度而言，这只能谓之得不偿失。
而改革以后，安徽两个试点地区共直接发放补贴资金近4000万元，每亩平均补贴25元，每个农户平均获得补贴180元。善莫大焉。
但靠政策吃饭的粮食系统，在取消新收粮食的补贴之后，感到的却是忧虑和压力。以前由于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很多粮食企业对政策具有依赖性，多收粮，可以多贷款，粮食卖不出去，积压储存后有补贴。而现在，财政部门对粮食系统新收购的粮食将不再用风险基金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粮食部门全面进入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政策已经到来。而现实的问题却是，粮食部门多年来所累积的陈年老账：库存及挂账如何解决。
另一方面，财政部门也并不轻松。由于改革是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安徽省财政在补贴粮库库存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财政两头支出，面临双重压力。还是在安徽省，据统计，如果库存的老粮食不处理掉，财政部门每年仍然还要支付给两个试点地区老库存粮食利息费用补贴近8000万元，而试点同时还要支付给农民近4000万元，这就为财政部门造成双重压力，而国家又不能再拿一部分钱做这项事情。
这确实是个两难。然而，两难之中，我们更应该多想想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
多年来，甚或说建国五十余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建设的近十亿农民，在为我们提供着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同时，却一直生活在价格税费的政策偏向和户籍歧视之中。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事实上都决定着一个高低有别的社会等级体制。这当然依然意味着一种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1998年来的统计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
国家政策以城市和国有企业为中心；对农村，不仅限制其劳动力流动，而且在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上，农村也是少而又少；在农业生产领域，政策的制定目标本应该是针对农业生产者的。但现实的问题却是，有关涉农的政策主要表现为限制、收费、集中管理。更多时候，则主要维护涉农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单位的利益。没有到达农民之手的那些好处都消耗到中间环节，如农业补贴、粮食补贴、粮油棉保护价制度等，实际上获利的是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等中间部门与企业，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但却维护了农业管理者在社会中享有的相应社会地位。而更为不公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如李昌平所言，本应是市场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农民，连种什么不种什么或者休耕的权利都没有，遑论享受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帮助、交通通讯、信息等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社会保障！
就此而言，无论困难几重，粮食补贴必须开始落到农民手里！5月13日后的一个星期里，SARS疫情在全国呈下降趋势，国人心中一片宽慰。同样让人宽慰的，是从央视经济频道所看到的农民领到补贴款后喜洋洋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