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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欣 陕北某村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以写作教书为乐为生。作品见于《钟山》《花城》《清明》《长江文艺》《雨花》《延河》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供词》《城客》《夜茫茫》，散文随笔集《次第生活》《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等。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转载，曾获《广西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品奖、《延安文学》小说奖等奖项。
整个世界仿佛被封在了一座房子里，时间被做成了具象的标本。我们的恐惧进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在用沉默辨别着方向。在疫情的最初，我写下这些。
一
晚饭刚开吃，母亲忽然说：“外面有拉胡胡声，也让人觉得喜悦。”顿了一会儿，又说，“世界一下子静下来也是可怕的。”我还以为住处小东门外有人拉二胡唱秦腔，走到窗前，细听，才分辨出是人家楼房里传出来的。我住的小区是学区房，正常的日子晨昏都有音乐声，很多孩子走在成为音乐家的路上……但现在属于非常时期，好多天未闻丝竹管弦之音了。母亲平素讨厌声音，过年燃爆竹是她最反对的，每年过年她总是又哭又闹，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爆竹惹得她心烦。今年她陪着我在西安，这是第一次过没有任何爆竹和什么人声的年，我们甚至没有贴对子，平日里的年，爆竹虽然可厌，但至少说明日子按着惯性走，人的心因照着旧日子轮回不会觉得有多恐怖。而现在，时间仿佛停了下来，到处发着不许出门的消息，所以母亲显得越来越沮丧。
有声音总是好的。母亲吃完饭收拾碗盏，也像是踏着音乐声，让我略微放心。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九天，翻过今晚就是二月了，每一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我住处附近走十多分钟，就是著名的大唐不夜城，西安市世俗热闹的伊甸园，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打卡，我怕母亲闲得闷，常常劝说她出去走走。后来看新闻说一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病发前就在那里游玩，真后怕，内心里好几次计算母亲最后几次去往那里的时间。
到2月3号，母亲来西安我这里就整三个月了。母亲刚来那阵，我实在太忙，星期四上班，星期五、六和星期天几乎全天候培训外语，而星期一、二、三忙着装修。
我是第一次装修房子，不懂的太多，为了省钱半包出去，但是主要材料还是自己买，从瓷砖到灯。其间喷漆、地漏、开关、飘窗等跑了建材市场无数，对于有一定社交恐慌的我来说，这些事不像我日常手头的工作，只需要发邮件写东西，而是需要打很多电话实地考察很多次，和不同的人说很多次话。这太过艰难了。
母亲来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事是因为她可以为我做饭，解我日常忧虑;不是好事是因为总得看母亲脸色，还得时时对着她愧疚。为人子女是艰难的，大约为人父母也艰难。那些日子太忙了，好几周中午只吃肉夹馍就开水，为的是赶回房子睡半个小时。但母亲来了，我开始每天可以吃口热饭，中午也可以停止肉夹馍了。
山里出来的母亲对什么都是胆怯的，带她去各个大型超市买东西，她觉得新鲜而陌生，毕竟那样大的超市她很少进去。为着让母亲熟悉周边的生活环境，我带她去华润万家、永辉、军区服务社各转悠了两次。为了让母亲开心，得给她多开辟活动的范围，于是指给母亲去会展中心和大唐不夜城的路，母亲居然真摸索着去了。
母亲去过一些小县城，我倒不会担心她走丢，毕竟她读过高中，字总是认识的。主要她的那份胆怯令我担忧。每次过红绿灯都慌慌张张，一个劲往前走，不会灵活看左右;和人说话也小心翼翼，很多时候不知道路也不敢问人，宁可绕弯路，也基本不开口。
因为忙，我无暇顾及母亲对西安生活是否适应，我只每天来来回回吃了就睡，即使有时间，也是她在隔壁的小卧室待着，我在自己的卧室看书写字。其实我停止写作已有半年了，看书也只是因工作的需要。三十多岁和二十多岁就是不同。二十多岁还觉得年轻呢，想着吃想着爱，哪里都可以落脚，两手空空，却可以心忧天下，总觉得有一个未来可期。但三十多岁不成家，似乎不建个窝太难了，每每见着母亲失望的表情，不得不想着去承担一些什么。三十多岁不成家，在村人眼里是失败的，母亲替我受着，这是她眼神传递的信号，就差说出口折磨我了。
就这样过到我培训结束，已经是12月20日。期间也鼓励过母亲，附近就是省博物馆，那边旅行社很多，可以跟团出游，独自出去玩几天。母亲应该是想着我有时间陪她她再去，对于她个人出游显得并没有什么热情。我没有想到母亲那么黏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与母亲打小并不亲近。我不是母亲疼爱的女儿，在我之前有哥哥姐姐了。我是计划生育的多余产儿，是不被她喜欢的，又从小过继给叔叔，虽然也叫她妈妈，但明显是生分的。我由祖母养大，初高中就已经住校，大学出门在外……
也就是前年和这次，与母亲单独在一起生活超过三个月。前年夏天母亲来，为着家事，很快她就陷入了时而暴躁时而失落的情绪里，因此斷断续续吃了两个多月中药，不得不在我处住下来。这次，因为疫情，又迫使她不得不与我相处。我常常见母亲坐在黑暗里，不开灯，有时甚至流泪，叹息是经常的，好像我虐待着她。有好多次我近乎幻觉一样会突然听见母亲的叹息声，偶尔我忍不住，会问母亲为什么叹气。有时我近乎吼叫地问她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点，大多时候我近乎受难一样容忍着母亲的叹息，承受着自己的无能。不能不说我也是渴望逃避的。疫情将我们圈在一个房间里，她的叹息声越重，我想逃出去的欲望越强烈。关于黑暗，我更是有过多体会，无论我多少次走过去，替她按亮房间的灯，母亲都还是在我退出后关上光亮。她也许过惯了乡间的黑暗，适应了夜里炭炉里的余焰，以及它给人的温热，她也适应了造成温热的余灰，柴火点燃的气味……我猜想越多越觉得悲哀。母亲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是没有灯光的，电在村庄来得晚，到了她生活的村庄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和人家城里大规模用上笨重的电脑差不多同时。然而，电灯时代和电脑时代不一样，母亲的90年代和别人的90年代不一样……我无法细细推算，无法想象母亲没有灯光的如花岁月，无法想象山中无甲子是神仙感受，还是凡夫感受，无法想象对比产生的荒掷岁月的叹息。生活在山的那一边，近乎与整个世界脱轨。母亲由于疫情被困在我生活的城市，她内心经历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风暴，我并不知道。我租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大多时候她靠智能手机里的视频打发时间，她用智能手机也是新近一两年的事，由于平时在山里，没有网。那么，是不是智能手机上每天推送的那些关于疫情的新闻让她哀叹？也或者是整个的生活。 疫情期间，很多人被关在了房子里，可能也是一种人性的试验。面对母亲，我的挫败感一直很深，我不是她喜欢的女儿，从来似乎没有获得过她的深爱。一个不能令母亲欢颜的女儿，应该也是失败的吧？或许，这里面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只有深深的遗憾，以及对人世的某种无能和歉疚。
说起来，大前年母亲也来过十天，但我那时候刚工作，还在适应阶段，脾气暴躁，加之还有其他亲戚，母亲带着小舅舅，堂姐带着两个侄儿，我租住着一居室，大家只好打地铺，我忙着赶专栏，并没有好好陪母亲，亦没有耐心，只觉得一切太糟糕了。
前年母亲来，我亦是缺乏耐心的，母亲脾气暴躁，亦激發我的暴躁。母亲不想吃药，我每每带着她去看医生，她哭，我发脾气，只觉得人生难熬。然而，毕竟是母女，时有争吵，亦时有和好。但有时却真是难以调和。前次过年我回家，母亲有一天爆发了积怨，大哭起来，那时候，堂哥在年前刚突发医疗事故去世，一大家子还沉在悲伤之中，我实在无法接受母亲的无理取闹，即使知道她精神太过疲惫，也控制不住跟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推搡了几下，我只为了让她安静下来……
那之后的这么长时间，我搬家两次，第一次搬的房子并不合适，许是夹着过年的积郁，与母亲的争吵，我很快生病，到正规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并未找出病因，但咳嗽绵延月余，甚至连续两月，行走坐卧都觉是负担，吃饭亦成了一种压力。所看的医生有一位与我交往良好，建议我找人照顾。但那段时间我无暇他顾，找人亦觉得是负担，便只有自己托起自己。
这样郁郁过了两三月，咳嗽随着夏季到来好了。这期间相亲一次，许是太过寂寞，也或者人至极点的脆弱，陷入困境之中，坐井观天子，皆可是良人，很快陷入一段感情旋涡之中，将可能是心因性咳嗽的关注点转移了，不再咳嗽。但奈何，我所交往的人，是上流社会的守门员，我无法理解他强烈的虚荣心，对有头衔的人的那种追逐的热情，还有对阴阳和合的各种怪癖。我实在不明白，他对那些无聊透顶的官场阶层排名为什么那么感兴趣。我知道应该尊重一些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可是这和我的价值观完全不符。我进入过他的房间，墙上贴着伟人们伉俪情深的巨幅照片来镇邪，一些看起来已经好几十年了，尘埃弥漫在空气里，本来已经好了一些时日的咳嗽突然又开始剧烈，让我知道一切太不合适，我应该回到一个人……但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对生活太缺乏判断了，将自己交给命运之河，在时间的废墟里飘，很多时候不是不期望有那么一个人来托起我，不是没有想过找母亲来。电视剧里，小说里，生活里，人在困境里不是喊天就是喊妈妈来救，可对我来说这太困难了，单只想一想就觉得尴尬。
这样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恐惧到发抖。我身上一直有一种致命的理想主义情结，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无法想象一对夫妻相互监控着度过生活里太多日夜，乏味又无趣，尤其再加上一个或两个孩子，哭闹着当审判，审视自己是不是爱的衍生物。我对合作性婚姻向来充满警惕，尽管二十七岁经历了一次惨淡的恋爱，可以直白地说，那次算不上恋爱，只是一场爱的演习，可是我明白了一切。这一次失败的爱情没有将我圈进婚姻的围剿里，我不能不说是充满感激。然而因为寂寞，我却差点重蹈覆辙。
待彻底回头已是四月有余，忽一日想到自己即使一个人，也比找一个人捆绑着过一切不太对劲的日子强，于是顿悟，立即解除了一切联系方式，鸡犬相闻，不再往来。现代爱情就像外卖，对我也不例外，浏览购买体验值不达标，连自己都会厌倦自己。我生命里有这样的循环，所以如此结果不足为奇，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此个人亦是无能为力的。那懊悔却留了下来，很多个夜晚让我揪心，彻头彻尾地厌恶自己。
在与母亲吵吵闹闹相处的疫情阶段，我们如困守在自己卧室的两头怪兽，除了吃饭在餐桌上碰面几乎不打招呼，听着她的叹息声，我常常问自己生活怎么可以这样，我在想象里体验母亲的人生，她的青春与我的青春，她曾经的爱情与我的爱情……
好几年了，我不再需要我曾经非常执念的东西，曾经的激情也让我觉得好笑。二十七岁的这段感情让我对很多东西失去了兴趣。即使后来的这段感情，或者因为寂寞而开始的游戏，其实在开始时也许我就想着如何结束。“为什么带一个男人回家？为什么看他就像长在马桶上？”这个念头如此残酷地折磨过我。仅仅因为寂寞，我曾经让自己的生活如此毫无品质。而品质又是什么？我问我自己。但至少不是这样的。一想到和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人在一起几个月，我就觉得自己要跑出自己的身体。母亲是不是也问过自己，怀疑结婚生子是个错误，至少怀疑孩子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我是在多年之后，从哥哥姐姐的抱怨里知道，明白他们也是内心叹息的，认为自己是不被母亲爱着的。
过了年我就三十五岁了，而年已经过去一周。生活在外在上变得日趋稳定，一份工作，一套刚装修的房子。结婚生子是对社会管理者的投名状，我原来也没有意愿，现在更不想。十多岁到二十大几岁的年龄，我借助于学位的升级、爱情，或想象爱情来度过在世之光阴。趁着年轻，想把一切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毕竟年轻是要表现自由的，也无非是身体或者嘴巴上的自由，太过宏大的事不是不想，但这些是奠基。一个人固然要有点崇高和优美感的，但底色还在日常的吃喝拉撒里。三十五岁，这一切变得那么无趣。一场疫情最后活下来的人仍然得回到日常，地震亦然，所谓爱情大约也是如此。看着疫区慌作一团的家庭，真是觉得拥有家庭和没有在非常时期一样糟糕，人最终要独自面对，独自走进属于自己的隔离区。
二
“过了年我就三十五岁了，也就是过了这个晚上。过了三十五岁的那个年的晚上，再过二十七个夜晚，母亲就成为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
这是过年那天写在日记本上的话，与之一起写下的是：“我的写作陷入了瓶颈期，因为一篇老干部与保姆以及两篇高校米兔题材的故事，我陷入了被人际角逐的旋涡。然后搬了两次家，生了一场三个月的病，谈了一场四个月的恋爱。一年过尽，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
我没有写下的是，母亲的药，我常年的担心，一整晚又一整晚的叹息…… 是的，过了年我就到了母亲守寡那一年的三十五岁，过年那天我在床上醒来躺着，听母亲在厨房发出的声响，翻来覆去想的就是这句话。我没有恋人，当然也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不像母亲三十五岁那一年，突然死去了丈夫，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最大的也不过十二周岁。但是对于世界的忧惧，我并不比三十五岁那年的母亲少。而一场疫情横梗在旧年和新年之间，让母亲的三十五岁与我的三十五岁近乎重叠在一起，她参观我的三十五岁，我回想她的三十五岁。
12月20日那天，我结束了绵延三个多月的英语培训，房子装修也进入尾声，只剩下买家具。虽然也有苦恼，比如还没有入住就把楼下人家的客廳给淹了，不知是水龙头问题还是防水没有做好，追究装修工人，亦觉得没多大意义，但总之心理上轻松了很多。然而单位临近期末，又开始忙碌起来。
有好几次，我深夜在往回走的时候接到母亲微信：“还不回来？”母亲很少主动给我发微信，电话亦然，对哥哥姐姐，亦像是如此。可能我培训期间，每日不超过夜里十点肯定在家。忽然改了时间，母亲担心。
回到房间赶着吃喝睡觉。有两次，母亲像是无意提到：“村子里霞霞和你年龄差不多，有两个孩子，人家也工作也养娃，也不是这么忙。”我乡下人家，说话向来婉转，常用“也”字，表达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的对比，那一种自然是不直接说出来的。因为忙得心烦，第二次母亲这样说，我没来由就动气：“人家有本事。”暗暗也多次想过，看起来总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母亲，她一路硬着头皮走过了她生命里最恐慌的三十五岁，接着三十六、三十七岁，上到现在的五十八岁，年轮上谈不上成功，但世俗而言，她走得谨小慎微，却也走过了自己的荆棘，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至少年轮上长进了青壮年，即将进入他们的中年……
母亲见过我一位同事，五十岁，离异，娃在国外留学。偶尔说起，母亲会说：“人家有一个孩子。”再往下追究则是：“人家以后有人陪。”无论我多少次表明，如果结婚生育，我自身没多大本事，亦不想三十多岁当头奶牛，夜夜等人归。母亲会说：“这世上总还有好的婚姻。”我会请她举例，举不出我就拿她为例，自然结果不欢。母亲哭，做女儿的，又觉得自己更委屈。
12月30日我去做了单位的年终体检，同时带了母亲，自费给她也做了体检。母亲对于去医院非常排斥。上次给她吃药两个多月，时常哭泣，甚至说我给她吃毒药。那时吃的是中药，有一方子要三年以上陈年麦子，药店没有，每次我从网上买回来送给医生的时候，母亲都要闹一番。但母亲爱面子，在医生面前倒是竭力配合我的。
因为有上次的吃药经验，对于带母亲体检我颇有压力。以前听说她体检过一次，姐姐带着的，结果是血压有点高，现在与我一起生活，我自然不放心，主要是为人子女亦有私心，不想她以后有什么事，再加上家族基因（外婆五十岁就糊涂了），可能过早糊涂。想到到时母亲又疼又哭，没有一个好的晚景，就觉得各种不忍。拿到单位的体检表，我就开始对母亲有意无意地劝说她跟我一块去体检，甚至是祈求。
感谢上天。12月30日早晨，母亲陪我去了医院。不能不说我是忐忑的，既为自己忐忑，亦为母亲忐忑。暮春近两月的不适，虽然有惊无险过去了，但并不是靠药物，后来完全是靠自身的一种意念，破罐子破摔，才回到了一种日常的正常。那时候除了表面为了面包维持一份工作什么也不做了，想着让一切随遇而安地过去，药也自然随着心情停了，只听着一个老医师的话喝喝他开的茶。因为我无意中听到有一种咳嗽为“心因性咳嗽”，于是明白一切心因性的东西，都是可控的。
——却也淡淡好了。似乎那场绵延一季多的咳嗽是一场梦里的飓风，只是梦里的。想起仍然心悸。所以，等着这一年一次的体检，能检查出什么问题或者能确定我是健康的，我都可以获个明白的心安。咳嗽之后开始的那场及时行乐的感情，其实也是道别和放弃，对一些执念的挂碍，生活就这样了。
我的体检结果是到1月7号知道的，那天正好约定医院继续检查脑电流，结果脑流略快但尚属健康。也顺便拿了母亲的体检报告单。母亲的检查单显示高血压、尿酸高、血脂高，四高里面新三高，不得不说让我震惊。带母亲开了降血脂降血压药，母亲倒是没有抗拒，这点颇令人欣慰。很多时候，不知道是怕花钱还是担心添麻烦，给母亲买东西，不管买什么，都得受她的各种责难，不管她喜欢不喜欢，都不会明确表态，只会闹，无止境地闹。
那天回到房间吃了药，母亲皱着眉好长时间，蜷缩着很早就躺下了，眼泪都流了出来，说是胃不舒服。她认为是药物反应。我在网上找相关病例并没有找到，但也不敢让她继续吃下去。母亲与我所住的每一个夜晚，我经常会细细查看。
隔日带她去医院看内科，因为体检报告上显示一个杆菌感染，才知显示阳性的都该注意，而我之前忽略了。我向来是个大而化之的人，没想到这个杆菌这么严重，而母亲在来西安这段时间就经常肚子不舒服，看来有问题的杆菌已经在产生副作用。
肌体性的疾病我相信医学，并不过度担心。高血压高血脂开药，妇科开药，内科各种检查，亦开药。在一堆药物面前，母亲显得越来越苦恼。似乎我们母女最大的矛盾是吃药的矛盾。我只觉得这是为她好，但经常想到《雷雨》里被逼吃药的繁漪。前年母亲来，近三个月的中药吃到哭。每每对着一碗漆黑的浓汤，像对着一个深洞……那时候我就问过我自己：这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别的为人子女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愧疚。深浓的恐惧在骨子里，尽管我可以在理论上看穿很多事，但是我仍然怕疼。来自他人的疼痛会很快袭击我，尤其这个人还是母亲。也许很多人会说，个人的行为应该放到大的背景之下，我的硕士老师和博士导师就总是这样教育我们，不过我并不认为大的社会背景能指导得了我什么，各人有各人要背的十字架。虽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席卷之下，我每天关注着疫情消息，但我更多的情绪则放在离得最近的母亲身上。我始终无法摆脱某种夹杂着的绝望情绪，有时略微憧憬一些美好，但更多则是悲观。也许母亲的叹息声早就潜入我的血液，让我和她承受着对世界同一的悲观。 三
很快就迎来了武汉封城，而买来给母亲吃的抗那种杆菌的药已经过了五天。
在开方子的时候，医生问过我：“要不要明年？”顿了一会儿，又说，“一些人忌讳过年吃药，两周的药，可以吃进明年。”我心里不是没有哀叹：“难道我要让妈妈吃着药进入新年？”但我没有问母亲，立即做了决定，告诉医生：“嗯。”对于和人群交往我一直极度排斥，我不想再一次带着母亲走进这家医院。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如同往日一样，麻木而臃肿地在人前晃着。对她来说，在人前的任何反抗似乎都是一种麻烦，很多年了，似乎自从她守寡开始，也或者早在她守寡之前就开始了，她生活在恐慌的边缘，对一切都不做努力。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恨她这种漠不关心的能力，无论对别人还是对她自己，她总是能很快就抽离自身，让一切变得无所谓，毫不作为。
她的精神受过太大的打击，让她既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别人？大多时候，她既不会很快乐，也不会很不快乐，她是她自己的局外人，充满叹息而又不做改变。我害怕她，在她身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想要和我在一起，还是想离开我，或者想让我离开。我的出生曾经对她是一种麻烦。现在呢？最主要的，我会不会到了某个年龄也成为她那样，她是未来的我自己？
她不在她自己身上。似乎我的基因里也有这一点，和母亲一样，我也无法专注地做事，学生时代就是如此，每次下课了我重复地一遍遍地问别人作业是什么，哪些课会推后？工作之后，我常常记不住会议上说的工作量的计算法则，现在也不知道职称考核的标准……不止一个人说过我注意力无法集中，和我的交谈亦如此，一些人客气地说：“你总是跳跃的。”
可是我知道我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只是无法按照人群规定的步伐思考。我在我渴望的地方。母亲也是这样吗？
母亲曾经想过离开我，回老家过年还是去往别处，她并没有说，但她收拾了东西，甚至让我指点如何在网上买车票。她最后留下来是为什么？我并没有问她。也许因为钱。守寡之后，她一直没有多少自己的钱，哪里也去不了。这两年手头松一些。尽管我知道几乎不是这样，但我还是写下这样的设问。我无能向自己真正承认，母亲也渴望与子女和谐相处，抱团取暖，她表现出来的样子一直是讨厌我们的，似乎三个孩子是她的累赘，捆绑了她的人生。太过温情的东西在我们的家庭里早就消除了，我们像石头一样坚硬地活着，对自己人也一样，我们生怕因为太过柔软而被世界剥夺掉更多。即使我学中文，写文学作品，温暖都只是一种修饰，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温暖是形容词，实际上它有名词的体积和重量，它有一个名词的担当，它应该是一个隐性名词，发着光，舒适祥和，宜于生存，是很多人渴望的。但在我们家里已经缺乏很久了，我们多年没有体会这样的物品了。温暖是一种物品吗？应该是一种物品，如厚厚的被子，跳动的火焰，亮着的灯光，恋人的眼睛看向我……
我不得不说，母亲现在有点怕我。我训斥地咆哮着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她越失望地看着我。但是即使那失望表情我也不要看到的，我让她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包括她就像说“吃吃吃”的叹息声。疫情暴发以来，我会适时地提醒一些師友不要聚会和乱窜，大多数人觉得我是杞人忧天。这些人多是六七十岁，他们觉得自己活过了一个甲子，有足够的经验应付这个世界。一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常和我们说起，他会每年备六七十袋粮食在郊区的房子里放着，以备可能之需……他说的可能是战争、饥荒。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瘟疫。在这场疫情发生了好多天之后，他还开着车子四处漫游，感叹现在太多人太过焦虑，一场疾病就让人吓到出不了门……对母亲的焦虑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去提醒那些疫情期间还不断往外跑的人，生活的箭在暗处，射中他们会让别人哀伤。
母亲睡在隔壁房间，给了我一种保障。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我会在哪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去往南方的飞机或火车上;一种是独自在我现在租住的这个房子里，每天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周边的饭店找吃食，或者买一堆零食叫一堆外卖在房间里整日躺着看闲书……哪种情况都可能导向一种现实，我可能被感染被隔离。出了小区门的翠华路已经确诊两例。一个人生活的这些年，我经常困于夜晚的失眠，进行夜游，走到疲倦打车回房间睡觉。好在身居闹市，大街相对安全。母亲没有来我还不太忙的七八月，我经常到住处附近的大雁塔或大兴善寺这些地方一走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更久，傍晚出去，深夜一两点飘回……
但也有那么一些时候，我急躁难安，会想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我会多么自由，我不必每天听她的哀叹和呻吟，不必看她的脸色也让她看我的脸色，不必愧疚于她的独自呻吟和愁眉苦脸，眼不见心不烦，毕竟这么多年，只要不接触，电话里，我们还是客气而亲近的，我不必为自己时时控制不住吼她而愧疚。何况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的太少了，从钱到爱，更何况我又是被送了人的，至少名义上送出去了，给她钱我就心安了。世俗的事，给钱就已经是一种尽责，就不会落入世人的口舌以及个人自审的愧疚。
有时候，我会像观察一场实验一样观察母亲，母亲的五十七岁、母亲的五十八岁、接下来的那些时光……也可能是我的时光。看着她我可以不断提醒自己，让自己正常运转。我得对她负责，所以我要好好的。
母亲把一切归结于自己的命，一切都是不敢怪罪的，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命，怎样的命都该去承受。是不是因此，她才对命运不做任何反抗？从来只敢责备儿女而不是社会。前前次租的房子在二楼，楼外凉亭下每天有人打麻将，道路上有小孩子们滑着婴儿车的声音，还有滚动行李箱轮子的响声……更糟的是楼上住了一家三代六口，夜里两三点小孩儿不睡觉，大人拿着个皮球逗乐，那嗵嗵作响的声音每天都会深夜一点三点四五点吵醒我。我是后来才听母亲说起，她在那里整夜被吵到睡不着。不是没有找过物业，甚至亦想打110，都不起作用。无处可躲的噪音就如此刻全球的疫情，在哪里仿佛都被不安全感追踪着。后来我慌不迭地逃离那里，只为不与楼上人挥拳相向。让我灰心的是房东，一个在本地买房做投资的外地女人，在经历退房过程里纠缠了二十多天，她扣光我的押金不说，还说：“中介费一日两百元，到合同日期如果还没有租出去扣完剩下的房租你应该还要倒补偿我。”我打过110，打过12348，最后只能任着她的心思随意让她扣。如她所愿，她扣了我大几千元，交掉的几个月物业费亦对我一无返还。我们都是一块土地上的庄稼，没有什么优劣。我个人经历的一件小事，说来微不足道，但会引导我思考，让我思忖最多的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是不是人人的纵容或恶，一物降一物，然后一些东西被遮蔽了，在无法遮挡的时候成了一场全球的灾难？我们困守在房子里，看着他们号哭，然后陷入物伤其类的愤怒和无助。 自从武汉封城我就没有让母亲出去，除了因为我所住的小区隔壁传言出现两例，还有缺少合格的口罩，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当然有不想买的因素在，觉得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在卧室里待着就是。好在有之前买下的一些医用口罩和防雾霾口罩，偶尔出去一用。从封城开始，出去买菜的人就是我了。
母亲的卧室靠着一个无遮拦的小花园，我的卧室窗外是一片银杏树，去冬的银杏叶子早就落光，枝干上嘟嘟着各种小丫儿。母亲11月3日来的时候，银杏叶子无论树上还是地下皆美，她当时喜欢我的这个大卧室远甚于她的卧室。而现在，母亲更多的时间在她的小卧室待着，看鸟，看树，看零星走着的人。她会在每天傍晚的时候和我说今天总共看见了几个人，有几只流浪猫在跑，还有没有牵绳子的狗……她习惯了数人，不超过十个的人她也要从早数到晚。此外还数鸟、数狗、数猫……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有两只狗没人牵着，一只白色肉滚滚。”我问：“难道是流浪狗？”她细细推判：“干净得很，短尾巴小狗，应该是家养的……”接着她感叹，“看不见主人，一直没出来。”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总是在楼下花园边走，附近有隔离户，我在网上知道的，但没有和母亲细说。她大约猜到了，每次和我说这两个人带的大包，比拟着说可能里面是蔬菜等食物。
由于吃着医院开的四种药，两种饭前，两种饭后，母亲的胃口看起来不是很好。在此之前我忙，她会出去给我买一些零食，其中一种我反对了好几次，但她照买不误，就是那种叫作雪饼的脆脆的饼干。封城以后，母亲吃着药，每顿都进食少，全靠零食。我买了雪饼来。母亲在冰箱上面放着一块，床头放着一块，窗玻璃前放着一块……这令我心酸。母亲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在这方面仍然是中国式的，传统的母亲，她们会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面，过委曲求全的生活。她也许习以为常了，忍受着来自生活的一切，一丁点的个人需求，也觉得会得不到满足，所以习惯于沉默地不发出任何渴望。
母亲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属于饥饿年代出生的人，也许那种时代的饥饿感一直压抑在她的身体里。而80年代出生的我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尽管家庭贫困，但我会想方设法理所当然地满足自己，觉得这才是活着，切切实实。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胃口，但每个人其实都装着一个欲望的大口袋，无论我们追求还是不追求，我们都不会对既定世界生出一份感激和满足，更多是饕餮和呼号。世界充满缺陷，而理想主义旗帜飘扬。这是不是母亲能安然于贫困只唉声叹气不做改变，而我总想着逃离各种琐碎尴尬的生活的原因？有太多的事让我们无法说清楚。
四
过年的那个晚上，我思忖着要不要和母亲说在一个卧室一起过年，老家的村庄年夜晚上一家人是要在一起的。以前我们缺乏足够的空间，一家人不得不挤在一张大炕上。现在好几年我不过那样的年了。祖母在2010年去世，那以后有七个年我都是在外面过的，城市的一间青年旅社，或者是小镇的一家客栈，有一年我还跑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还有一年我辗转在火车上，列车空空，几乎可以跑马，零星几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些年我胆子比天大，尤其是恋爱受挫的那几年，无拘无束无限自由，一个人赚着钱养活自己，想去哪里去哪里，有多洒脱就有多忧伤，却并没有什么恐惧。沿途会听到或看到关于雪灾或地震的报道，不会有瘟疫，不会有隔离，我没有经历过现在这样的恐惧。“非典”时期我还在故乡的小县城读中学，人心惶惶但网络并不普及，视频看不到，相见还可以言谈，不必戴口罩，人也没有被要求自主隔離在房子里……
母亲当然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她在山村长到成年，嫁到另一个山村，她走过一些县城，车马少，牛羊多，并不繁华，只能算是大农贸市场。到大都市生活，感受都市的繁华和恐惧，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她和我说古人也留下过故事，老家也曾经出过人传染人的可怕疾病，但她说不起年头，也记不得准确的故事，据说我村子那口山泉可以消毒，我村庄里的叔叔在听到我让他不要出门的劝告之后，对我说：“米常（方言，过去很多年的意思）时候，老古人说咱们这里也发生过传人的事，但是咱们村子里有一股好水，从来没有出过事。”他们相信水，相信古人，他们也相信年。过了年就好了，最不济，等到立春就好了。今年是耗子年，耗子嘛，它们爱打洞，总要闹一闹的。无论是电话里的叔叔还是与我面对面的母亲，他们在村庄里是镇定的，可是却对城市生活手足无措。我叔叔看电脑，听新闻，他觉得城里的生活是冻住了，他说他想都无法想。
大年夜，母亲在我的卧室说了一会儿话就过去了，将她放在洗衣机里的外套洗了搭回了我房间，因为只有我这间有晾衣竿。
这一夜我在卧室看着各种惊恐的视频和文字，偶尔睡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一次次在惊恐里醒来，借着朦胧的夜光，我看见母亲坐在窗前那张椅子上，晾衣竿下面，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在看着窗外……我不断呐喊着让自己醒来，却怎么也醒不来。
而实际上，在我挣扎许久醒来之后，我听见母亲在隔壁卧室的微微打鼾声，而那个坐在椅子上凝视窗外的人，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幽灵或其他，是她挂起来洗掉的外套，那件我买给她的蓝色呢子大衣，她很喜欢，总是出门就穿着。我这次租的房子是清水房，自己买的洗衣机太小了，她总觉得施展不开，这次来就一直没有洗这件衣服，而因为疫情，那些奔跑的病毒，她要在翻年的晚上把脏衣服洗掉……
我一直没有说出我真正的恐惧。尽管我守着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知道，和母亲一样，或者和母亲的整个家族一样，我身上流着他们的基因。虽然我看似好学，拥有一点驾驭辞藻的能力，并且乐于在工作中竭力展示，但是从来不懂得如何逢迎这个时代，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并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我总是要么太过热情要么太过疏离。在母亲来西安的路上，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可能害怕我陷入恐惧，但又害怕对我隐瞒而让事情陷入不可挽回，所以特意提醒我：“外婆那一年就五十七岁。”我对外婆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但是我懂姐姐说的。姐姐接着说，“那时候她就糊涂了。”这样的话前一年姐姐来时就和我说过：“你不要和妈妈吵，一对她大声说话她好像就陷入谵妄，似乎耳也背了。”前次三个月的药，也就如此，歇斯底里的某种躁郁，还有突然陷入虚空的某种空白，在时间流动的河上，正常行驶的母亲，会不自觉切入一种失控状态。
此刻，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高楼投射过来的大唐不夜城璀璨的灯光，听着母亲熟睡的鼾声，内心暗暗祈祷着，风暴不要波及我这里，我还没有准备。我不知道该祈祷母亲继续神志清明，还是和外婆一样，过早陷入人世的混沌，不再投身于人世的恐惧，不再为生而为人慌张。
我终于到了我的三十五岁。母亲三十五岁那年春天做了年轻的寡妇，有三个未满十二周岁的孩子，以及一个老父亲两个傻子弟弟一个八十岁的婆婆，还有村庄里的一间小小屋子。就这些了。母亲走过了她的三十五岁，走到了四十岁，又走到了五十岁，母亲在往她的六十岁上走着……我陷入年轮的计算，祈祷着。三十五岁的我开始学习母亲，日子总要过下去，怎么也要过下去。初年的风吹着，吹过北方又吹过南方，人们在一场疫情里睡去醒来，醒来睡去，一边谩骂诅咒，一边哭泣祝福……蜡梅花在凋零，梅花在开放。玉兰再过二十多天就该开了，母亲的窗外可以看到，她没有见过陕北以南的春，不知到时会有怎样的惊心，玉兰花会不会让她想起自己的青春……
责任编辑 韦 露
整个世界仿佛被封在了一座房子里，时间被做成了具象的标本。我们的恐惧进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在用沉默辨别着方向。在疫情的最初，我写下这些。
一
晚饭刚开吃，母亲忽然说：“外面有拉胡胡声，也让人觉得喜悦。”顿了一会儿，又说，“世界一下子静下来也是可怕的。”我还以为住处小东门外有人拉二胡唱秦腔，走到窗前，细听，才分辨出是人家楼房里传出来的。我住的小区是学区房，正常的日子晨昏都有音乐声，很多孩子走在成为音乐家的路上……但现在属于非常时期，好多天未闻丝竹管弦之音了。母亲平素讨厌声音，过年燃爆竹是她最反对的，每年过年她总是又哭又闹，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爆竹惹得她心烦。今年她陪着我在西安，这是第一次过没有任何爆竹和什么人声的年，我们甚至没有贴对子，平日里的年，爆竹虽然可厌，但至少说明日子按着惯性走，人的心因照着旧日子轮回不会觉得有多恐怖。而现在，时间仿佛停了下来，到处发着不许出门的消息，所以母亲显得越来越沮丧。
有声音总是好的。母亲吃完饭收拾碗盏，也像是踏着音乐声，让我略微放心。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九天，翻过今晚就是二月了，每一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我住处附近走十多分钟，就是著名的大唐不夜城，西安市世俗热闹的伊甸园，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打卡，我怕母亲闲得闷，常常劝说她出去走走。后来看新闻说一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病发前就在那里游玩，真后怕，内心里好几次计算母亲最后几次去往那里的时间。
到2月3号，母亲来西安我这里就整三个月了。母亲刚来那阵，我实在太忙，星期四上班，星期五、六和星期天几乎全天候培训外语，而星期一、二、三忙着装修。
我是第一次装修房子，不懂的太多，为了省钱半包出去，但是主要材料还是自己买，从瓷砖到灯。其间喷漆、地漏、开关、飘窗等跑了建材市场无数，对于有一定社交恐慌的我来说，这些事不像我日常手头的工作，只需要发邮件写东西，而是需要打很多电话实地考察很多次，和不同的人说很多次话。这太过艰难了。
母亲来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事是因为她可以为我做饭，解我日常忧虑;不是好事是因为总得看母亲脸色，还得时时对着她愧疚。为人子女是艰难的，大约为人父母也艰难。那些日子太忙了，好几周中午只吃肉夹馍就开水，为的是赶回房子睡半个小时。但母亲来了，我开始每天可以吃口热饭，中午也可以停止肉夹馍了。
山里出来的母亲对什么都是胆怯的，带她去各个大型超市买东西，她觉得新鲜而陌生，毕竟那样大的超市她很少进去。为着让母亲熟悉周边的生活环境，我带她去华润万家、永辉、军区服务社各转悠了两次。为了让母亲开心，得给她多开辟活动的范围，于是指给母亲去会展中心和大唐不夜城的路，母亲居然真摸索着去了。
母亲去过一些小县城，我倒不会担心她走丢，毕竟她读过高中，字总是认识的。主要她的那份胆怯令我担忧。每次过红绿灯都慌慌张张，一个劲往前走，不会灵活看左右;和人说话也小心翼翼，很多时候不知道路也不敢问人，宁可绕弯路，也基本不开口。
因为忙，我无暇顾及母亲对西安生活是否适应，我只每天来来回回吃了就睡，即使有时间，也是她在隔壁的小卧室待着，我在自己的卧室看书写字。其实我停止写作已有半年了，看书也只是因工作的需要。三十多岁和二十多岁就是不同。二十多岁还觉得年轻呢，想着吃想着爱，哪里都可以落脚，两手空空，却可以心忧天下，总觉得有一个未来可期。但三十多岁不成家，似乎不建个窝太难了，每每见着母亲失望的表情，不得不想着去承担一些什么。三十多岁不成家，在村人眼里是失败的，母亲替我受着，这是她眼神传递的信号，就差说出口折磨我了。
就这样过到我培训结束，已经是12月20日。期间也鼓励过母亲，附近就是省博物馆，那边旅行社很多，可以跟团出游，独自出去玩几天。母亲应该是想着我有时间陪她她再去，对于她个人出游显得并没有什么热情。我没有想到母亲那么黏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与母亲打小并不亲近。我不是母亲疼爱的女儿，在我之前有哥哥姐姐了。我是计划生育的多余产儿，是不被她喜欢的，又从小过继给叔叔，虽然也叫她妈妈，但明显是生分的。我由祖母养大，初高中就已经住校，大学出门在外……
也就是前年和这次，与母亲单独在一起生活超过三个月。前年夏天母亲来，为着家事，很快她就陷入了时而暴躁时而失落的情绪里，因此斷断续续吃了两个多月中药，不得不在我处住下来。这次，因为疫情，又迫使她不得不与我相处。我常常见母亲坐在黑暗里，不开灯，有时甚至流泪，叹息是经常的，好像我虐待着她。有好多次我近乎幻觉一样会突然听见母亲的叹息声，偶尔我忍不住，会问母亲为什么叹气。有时我近乎吼叫地问她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点，大多时候我近乎受难一样容忍着母亲的叹息，承受着自己的无能。不能不说我也是渴望逃避的。疫情将我们圈在一个房间里，她的叹息声越重，我想逃出去的欲望越强烈。关于黑暗，我更是有过多体会，无论我多少次走过去，替她按亮房间的灯，母亲都还是在我退出后关上光亮。她也许过惯了乡间的黑暗，适应了夜里炭炉里的余焰，以及它给人的温热，她也适应了造成温热的余灰，柴火点燃的气味……我猜想越多越觉得悲哀。母亲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是没有灯光的，电在村庄来得晚，到了她生活的村庄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和人家城里大规模用上笨重的电脑差不多同时。然而，电灯时代和电脑时代不一样，母亲的90年代和别人的90年代不一样……我无法细细推算，无法想象母亲没有灯光的如花岁月，无法想象山中无甲子是神仙感受，还是凡夫感受，无法想象对比产生的荒掷岁月的叹息。生活在山的那一边，近乎与整个世界脱轨。母亲由于疫情被困在我生活的城市，她内心经历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风暴，我并不知道。我租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大多时候她靠智能手机里的视频打发时间，她用智能手机也是新近一两年的事，由于平时在山里，没有网。那么，是不是智能手机上每天推送的那些关于疫情的新闻让她哀叹？也或者是整个的生活。 疫情期间，很多人被关在了房子里，可能也是一种人性的试验。面对母亲，我的挫败感一直很深，我不是她喜欢的女儿，从来似乎没有获得过她的深爱。一个不能令母亲欢颜的女儿，应该也是失败的吧？或许，这里面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只有深深的遗憾，以及对人世的某种无能和歉疚。
说起来，大前年母亲也来过十天，但我那时候刚工作，还在适应阶段，脾气暴躁，加之还有其他亲戚，母亲带着小舅舅，堂姐带着两个侄儿，我租住着一居室，大家只好打地铺，我忙着赶专栏，并没有好好陪母亲，亦没有耐心，只觉得一切太糟糕了。
前年母亲来，我亦是缺乏耐心的，母亲脾气暴躁，亦激發我的暴躁。母亲不想吃药，我每每带着她去看医生，她哭，我发脾气，只觉得人生难熬。然而，毕竟是母女，时有争吵，亦时有和好。但有时却真是难以调和。前次过年我回家，母亲有一天爆发了积怨，大哭起来，那时候，堂哥在年前刚突发医疗事故去世，一大家子还沉在悲伤之中，我实在无法接受母亲的无理取闹，即使知道她精神太过疲惫，也控制不住跟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推搡了几下，我只为了让她安静下来……
那之后的这么长时间，我搬家两次，第一次搬的房子并不合适，许是夹着过年的积郁，与母亲的争吵，我很快生病，到正规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并未找出病因，但咳嗽绵延月余，甚至连续两月，行走坐卧都觉是负担，吃饭亦成了一种压力。所看的医生有一位与我交往良好，建议我找人照顾。但那段时间我无暇他顾，找人亦觉得是负担，便只有自己托起自己。
这样郁郁过了两三月，咳嗽随着夏季到来好了。这期间相亲一次，许是太过寂寞，也或者人至极点的脆弱，陷入困境之中，坐井观天子，皆可是良人，很快陷入一段感情旋涡之中，将可能是心因性咳嗽的关注点转移了，不再咳嗽。但奈何，我所交往的人，是上流社会的守门员，我无法理解他强烈的虚荣心，对有头衔的人的那种追逐的热情，还有对阴阳和合的各种怪癖。我实在不明白，他对那些无聊透顶的官场阶层排名为什么那么感兴趣。我知道应该尊重一些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可是这和我的价值观完全不符。我进入过他的房间，墙上贴着伟人们伉俪情深的巨幅照片来镇邪，一些看起来已经好几十年了，尘埃弥漫在空气里，本来已经好了一些时日的咳嗽突然又开始剧烈，让我知道一切太不合适，我应该回到一个人……但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对生活太缺乏判断了，将自己交给命运之河，在时间的废墟里飘，很多时候不是不期望有那么一个人来托起我，不是没有想过找母亲来。电视剧里，小说里，生活里，人在困境里不是喊天就是喊妈妈来救，可对我来说这太困难了，单只想一想就觉得尴尬。
这样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恐惧到发抖。我身上一直有一种致命的理想主义情结，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无法想象一对夫妻相互监控着度过生活里太多日夜，乏味又无趣，尤其再加上一个或两个孩子，哭闹着当审判，审视自己是不是爱的衍生物。我对合作性婚姻向来充满警惕，尽管二十七岁经历了一次惨淡的恋爱，可以直白地说，那次算不上恋爱，只是一场爱的演习，可是我明白了一切。这一次失败的爱情没有将我圈进婚姻的围剿里，我不能不说是充满感激。然而因为寂寞，我却差点重蹈覆辙。
待彻底回头已是四月有余，忽一日想到自己即使一个人，也比找一个人捆绑着过一切不太对劲的日子强，于是顿悟，立即解除了一切联系方式，鸡犬相闻，不再往来。现代爱情就像外卖，对我也不例外，浏览购买体验值不达标，连自己都会厌倦自己。我生命里有这样的循环，所以如此结果不足为奇，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此个人亦是无能为力的。那懊悔却留了下来，很多个夜晚让我揪心，彻头彻尾地厌恶自己。
在与母亲吵吵闹闹相处的疫情阶段，我们如困守在自己卧室的两头怪兽，除了吃饭在餐桌上碰面几乎不打招呼，听着她的叹息声，我常常问自己生活怎么可以这样，我在想象里体验母亲的人生，她的青春与我的青春，她曾经的爱情与我的爱情……
好几年了，我不再需要我曾经非常执念的东西，曾经的激情也让我觉得好笑。二十七岁的这段感情让我对很多东西失去了兴趣。即使后来的这段感情，或者因为寂寞而开始的游戏，其实在开始时也许我就想着如何结束。“为什么带一个男人回家？为什么看他就像长在马桶上？”这个念头如此残酷地折磨过我。仅仅因为寂寞，我曾经让自己的生活如此毫无品质。而品质又是什么？我问我自己。但至少不是这样的。一想到和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人在一起几个月，我就觉得自己要跑出自己的身体。母亲是不是也问过自己，怀疑结婚生子是个错误，至少怀疑孩子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我是在多年之后，从哥哥姐姐的抱怨里知道，明白他们也是内心叹息的，认为自己是不被母亲爱着的。
过了年我就三十五岁了，而年已经过去一周。生活在外在上变得日趋稳定，一份工作，一套刚装修的房子。结婚生子是对社会管理者的投名状，我原来也没有意愿，现在更不想。十多岁到二十大几岁的年龄，我借助于学位的升级、爱情，或想象爱情来度过在世之光阴。趁着年轻，想把一切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毕竟年轻是要表现自由的，也无非是身体或者嘴巴上的自由，太过宏大的事不是不想，但这些是奠基。一个人固然要有点崇高和优美感的，但底色还在日常的吃喝拉撒里。三十五岁，这一切变得那么无趣。一场疫情最后活下来的人仍然得回到日常，地震亦然，所谓爱情大约也是如此。看着疫区慌作一团的家庭，真是觉得拥有家庭和没有在非常时期一样糟糕，人最终要独自面对，独自走进属于自己的隔离区。
二
“过了年我就三十五岁了，也就是过了这个晚上。过了三十五岁的那个年的晚上，再过二十七个夜晚，母亲就成为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
这是过年那天写在日记本上的话，与之一起写下的是：“我的写作陷入了瓶颈期，因为一篇老干部与保姆以及两篇高校米兔题材的故事，我陷入了被人际角逐的旋涡。然后搬了两次家，生了一场三个月的病，谈了一场四个月的恋爱。一年过尽，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
我没有写下的是，母亲的药，我常年的担心，一整晚又一整晚的叹息…… 是的，过了年我就到了母亲守寡那一年的三十五岁，过年那天我在床上醒来躺着，听母亲在厨房发出的声响，翻来覆去想的就是这句话。我没有恋人，当然也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不像母亲三十五岁那一年，突然死去了丈夫，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最大的也不过十二周岁。但是对于世界的忧惧，我并不比三十五岁那年的母亲少。而一场疫情横梗在旧年和新年之间，让母亲的三十五岁与我的三十五岁近乎重叠在一起，她参观我的三十五岁，我回想她的三十五岁。
12月20日那天，我结束了绵延三个多月的英语培训，房子装修也进入尾声，只剩下买家具。虽然也有苦恼，比如还没有入住就把楼下人家的客廳给淹了，不知是水龙头问题还是防水没有做好，追究装修工人，亦觉得没多大意义，但总之心理上轻松了很多。然而单位临近期末，又开始忙碌起来。
有好几次，我深夜在往回走的时候接到母亲微信：“还不回来？”母亲很少主动给我发微信，电话亦然，对哥哥姐姐，亦像是如此。可能我培训期间，每日不超过夜里十点肯定在家。忽然改了时间，母亲担心。
回到房间赶着吃喝睡觉。有两次，母亲像是无意提到：“村子里霞霞和你年龄差不多，有两个孩子，人家也工作也养娃，也不是这么忙。”我乡下人家，说话向来婉转，常用“也”字，表达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的对比，那一种自然是不直接说出来的。因为忙得心烦，第二次母亲这样说，我没来由就动气：“人家有本事。”暗暗也多次想过，看起来总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母亲，她一路硬着头皮走过了她生命里最恐慌的三十五岁，接着三十六、三十七岁，上到现在的五十八岁，年轮上谈不上成功，但世俗而言，她走得谨小慎微，却也走过了自己的荆棘，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至少年轮上长进了青壮年，即将进入他们的中年……
母亲见过我一位同事，五十岁，离异，娃在国外留学。偶尔说起，母亲会说：“人家有一个孩子。”再往下追究则是：“人家以后有人陪。”无论我多少次表明，如果结婚生育，我自身没多大本事，亦不想三十多岁当头奶牛，夜夜等人归。母亲会说：“这世上总还有好的婚姻。”我会请她举例，举不出我就拿她为例，自然结果不欢。母亲哭，做女儿的，又觉得自己更委屈。
12月30日我去做了单位的年终体检，同时带了母亲，自费给她也做了体检。母亲对于去医院非常排斥。上次给她吃药两个多月，时常哭泣，甚至说我给她吃毒药。那时吃的是中药，有一方子要三年以上陈年麦子，药店没有，每次我从网上买回来送给医生的时候，母亲都要闹一番。但母亲爱面子，在医生面前倒是竭力配合我的。
因为有上次的吃药经验，对于带母亲体检我颇有压力。以前听说她体检过一次，姐姐带着的，结果是血压有点高，现在与我一起生活，我自然不放心，主要是为人子女亦有私心，不想她以后有什么事，再加上家族基因（外婆五十岁就糊涂了），可能过早糊涂。想到到时母亲又疼又哭，没有一个好的晚景，就觉得各种不忍。拿到单位的体检表，我就开始对母亲有意无意地劝说她跟我一块去体检，甚至是祈求。
感谢上天。12月30日早晨，母亲陪我去了医院。不能不说我是忐忑的，既为自己忐忑，亦为母亲忐忑。暮春近两月的不适，虽然有惊无险过去了，但并不是靠药物，后来完全是靠自身的一种意念，破罐子破摔，才回到了一种日常的正常。那时候除了表面为了面包维持一份工作什么也不做了，想着让一切随遇而安地过去，药也自然随着心情停了，只听着一个老医师的话喝喝他开的茶。因为我无意中听到有一种咳嗽为“心因性咳嗽”，于是明白一切心因性的东西，都是可控的。
——却也淡淡好了。似乎那场绵延一季多的咳嗽是一场梦里的飓风，只是梦里的。想起仍然心悸。所以，等着这一年一次的体检，能检查出什么问题或者能确定我是健康的，我都可以获个明白的心安。咳嗽之后开始的那场及时行乐的感情，其实也是道别和放弃，对一些执念的挂碍，生活就这样了。
我的体检结果是到1月7号知道的，那天正好约定医院继续检查脑电流，结果脑流略快但尚属健康。也顺便拿了母亲的体检报告单。母亲的检查单显示高血压、尿酸高、血脂高，四高里面新三高，不得不说让我震惊。带母亲开了降血脂降血压药，母亲倒是没有抗拒，这点颇令人欣慰。很多时候，不知道是怕花钱还是担心添麻烦，给母亲买东西，不管买什么，都得受她的各种责难，不管她喜欢不喜欢，都不会明确表态，只会闹，无止境地闹。
那天回到房间吃了药，母亲皱着眉好长时间，蜷缩着很早就躺下了，眼泪都流了出来，说是胃不舒服。她认为是药物反应。我在网上找相关病例并没有找到，但也不敢让她继续吃下去。母亲与我所住的每一个夜晚，我经常会细细查看。
隔日带她去医院看内科，因为体检报告上显示一个杆菌感染，才知显示阳性的都该注意，而我之前忽略了。我向来是个大而化之的人，没想到这个杆菌这么严重，而母亲在来西安这段时间就经常肚子不舒服，看来有问题的杆菌已经在产生副作用。
肌体性的疾病我相信医学，并不过度担心。高血压高血脂开药，妇科开药，内科各种检查，亦开药。在一堆药物面前，母亲显得越来越苦恼。似乎我们母女最大的矛盾是吃药的矛盾。我只觉得这是为她好，但经常想到《雷雨》里被逼吃药的繁漪。前年母亲来，近三个月的中药吃到哭。每每对着一碗漆黑的浓汤，像对着一个深洞……那时候我就问过我自己：这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别的为人子女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愧疚。深浓的恐惧在骨子里，尽管我可以在理论上看穿很多事，但是我仍然怕疼。来自他人的疼痛会很快袭击我，尤其这个人还是母亲。也许很多人会说，个人的行为应该放到大的背景之下，我的硕士老师和博士导师就总是这样教育我们，不过我并不认为大的社会背景能指导得了我什么，各人有各人要背的十字架。虽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席卷之下，我每天关注着疫情消息，但我更多的情绪则放在离得最近的母亲身上。我始终无法摆脱某种夹杂着的绝望情绪，有时略微憧憬一些美好，但更多则是悲观。也许母亲的叹息声早就潜入我的血液，让我和她承受着对世界同一的悲观。 三
很快就迎来了武汉封城，而买来给母亲吃的抗那种杆菌的药已经过了五天。
在开方子的时候，医生问过我：“要不要明年？”顿了一会儿，又说，“一些人忌讳过年吃药，两周的药，可以吃进明年。”我心里不是没有哀叹：“难道我要让妈妈吃着药进入新年？”但我没有问母亲，立即做了决定，告诉医生：“嗯。”对于和人群交往我一直极度排斥，我不想再一次带着母亲走进这家医院。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如同往日一样，麻木而臃肿地在人前晃着。对她来说，在人前的任何反抗似乎都是一种麻烦，很多年了，似乎自从她守寡开始，也或者早在她守寡之前就开始了，她生活在恐慌的边缘，对一切都不做努力。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恨她这种漠不关心的能力，无论对别人还是对她自己，她总是能很快就抽离自身，让一切变得无所谓，毫不作为。
她的精神受过太大的打击，让她既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别人？大多时候，她既不会很快乐，也不会很不快乐，她是她自己的局外人，充满叹息而又不做改变。我害怕她，在她身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想要和我在一起，还是想离开我，或者想让我离开。我的出生曾经对她是一种麻烦。现在呢？最主要的，我会不会到了某个年龄也成为她那样，她是未来的我自己？
她不在她自己身上。似乎我的基因里也有这一点，和母亲一样，我也无法专注地做事，学生时代就是如此，每次下课了我重复地一遍遍地问别人作业是什么，哪些课会推后？工作之后，我常常记不住会议上说的工作量的计算法则，现在也不知道职称考核的标准……不止一个人说过我注意力无法集中，和我的交谈亦如此，一些人客气地说：“你总是跳跃的。”
可是我知道我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只是无法按照人群规定的步伐思考。我在我渴望的地方。母亲也是这样吗？
母亲曾经想过离开我，回老家过年还是去往别处，她并没有说，但她收拾了东西，甚至让我指点如何在网上买车票。她最后留下来是为什么？我并没有问她。也许因为钱。守寡之后，她一直没有多少自己的钱，哪里也去不了。这两年手头松一些。尽管我知道几乎不是这样，但我还是写下这样的设问。我无能向自己真正承认，母亲也渴望与子女和谐相处，抱团取暖，她表现出来的样子一直是讨厌我们的，似乎三个孩子是她的累赘，捆绑了她的人生。太过温情的东西在我们的家庭里早就消除了，我们像石头一样坚硬地活着，对自己人也一样，我们生怕因为太过柔软而被世界剥夺掉更多。即使我学中文，写文学作品，温暖都只是一种修饰，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温暖是形容词，实际上它有名词的体积和重量，它有一个名词的担当，它应该是一个隐性名词，发着光，舒适祥和，宜于生存，是很多人渴望的。但在我们家里已经缺乏很久了，我们多年没有体会这样的物品了。温暖是一种物品吗？应该是一种物品，如厚厚的被子，跳动的火焰，亮着的灯光，恋人的眼睛看向我……
我不得不说，母亲现在有点怕我。我训斥地咆哮着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她越失望地看着我。但是即使那失望表情我也不要看到的，我让她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包括她就像说“吃吃吃”的叹息声。疫情暴发以来，我会适时地提醒一些師友不要聚会和乱窜，大多数人觉得我是杞人忧天。这些人多是六七十岁，他们觉得自己活过了一个甲子，有足够的经验应付这个世界。一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常和我们说起，他会每年备六七十袋粮食在郊区的房子里放着，以备可能之需……他说的可能是战争、饥荒。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瘟疫。在这场疫情发生了好多天之后，他还开着车子四处漫游，感叹现在太多人太过焦虑，一场疾病就让人吓到出不了门……对母亲的焦虑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去提醒那些疫情期间还不断往外跑的人，生活的箭在暗处，射中他们会让别人哀伤。
母亲睡在隔壁房间，给了我一种保障。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我会在哪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去往南方的飞机或火车上;一种是独自在我现在租住的这个房子里，每天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周边的饭店找吃食，或者买一堆零食叫一堆外卖在房间里整日躺着看闲书……哪种情况都可能导向一种现实，我可能被感染被隔离。出了小区门的翠华路已经确诊两例。一个人生活的这些年，我经常困于夜晚的失眠，进行夜游，走到疲倦打车回房间睡觉。好在身居闹市，大街相对安全。母亲没有来我还不太忙的七八月，我经常到住处附近的大雁塔或大兴善寺这些地方一走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更久，傍晚出去，深夜一两点飘回……
但也有那么一些时候，我急躁难安，会想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我会多么自由，我不必每天听她的哀叹和呻吟，不必看她的脸色也让她看我的脸色，不必愧疚于她的独自呻吟和愁眉苦脸，眼不见心不烦，毕竟这么多年，只要不接触，电话里，我们还是客气而亲近的，我不必为自己时时控制不住吼她而愧疚。何况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的太少了，从钱到爱，更何况我又是被送了人的，至少名义上送出去了，给她钱我就心安了。世俗的事，给钱就已经是一种尽责，就不会落入世人的口舌以及个人自审的愧疚。
有时候，我会像观察一场实验一样观察母亲，母亲的五十七岁、母亲的五十八岁、接下来的那些时光……也可能是我的时光。看着她我可以不断提醒自己，让自己正常运转。我得对她负责，所以我要好好的。
母亲把一切归结于自己的命，一切都是不敢怪罪的，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命，怎样的命都该去承受。是不是因此，她才对命运不做任何反抗？从来只敢责备儿女而不是社会。前前次租的房子在二楼，楼外凉亭下每天有人打麻将，道路上有小孩子们滑着婴儿车的声音，还有滚动行李箱轮子的响声……更糟的是楼上住了一家三代六口，夜里两三点小孩儿不睡觉，大人拿着个皮球逗乐，那嗵嗵作响的声音每天都会深夜一点三点四五点吵醒我。我是后来才听母亲说起，她在那里整夜被吵到睡不着。不是没有找过物业，甚至亦想打110，都不起作用。无处可躲的噪音就如此刻全球的疫情，在哪里仿佛都被不安全感追踪着。后来我慌不迭地逃离那里，只为不与楼上人挥拳相向。让我灰心的是房东，一个在本地买房做投资的外地女人，在经历退房过程里纠缠了二十多天，她扣光我的押金不说，还说：“中介费一日两百元，到合同日期如果还没有租出去扣完剩下的房租你应该还要倒补偿我。”我打过110，打过12348，最后只能任着她的心思随意让她扣。如她所愿，她扣了我大几千元，交掉的几个月物业费亦对我一无返还。我们都是一块土地上的庄稼，没有什么优劣。我个人经历的一件小事，说来微不足道，但会引导我思考，让我思忖最多的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是不是人人的纵容或恶，一物降一物，然后一些东西被遮蔽了，在无法遮挡的时候成了一场全球的灾难？我们困守在房子里，看着他们号哭，然后陷入物伤其类的愤怒和无助。 自从武汉封城我就没有让母亲出去，除了因为我所住的小区隔壁传言出现两例，还有缺少合格的口罩，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当然有不想买的因素在，觉得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在卧室里待着就是。好在有之前买下的一些医用口罩和防雾霾口罩，偶尔出去一用。从封城开始，出去买菜的人就是我了。
母亲的卧室靠着一个无遮拦的小花园，我的卧室窗外是一片银杏树，去冬的银杏叶子早就落光，枝干上嘟嘟着各种小丫儿。母亲11月3日来的时候，银杏叶子无论树上还是地下皆美，她当时喜欢我的这个大卧室远甚于她的卧室。而现在，母亲更多的时间在她的小卧室待着，看鸟，看树，看零星走着的人。她会在每天傍晚的时候和我说今天总共看见了几个人，有几只流浪猫在跑，还有没有牵绳子的狗……她习惯了数人，不超过十个的人她也要从早数到晚。此外还数鸟、数狗、数猫……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有两只狗没人牵着，一只白色肉滚滚。”我问：“难道是流浪狗？”她细细推判：“干净得很，短尾巴小狗，应该是家养的……”接着她感叹，“看不见主人，一直没出来。”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总是在楼下花园边走，附近有隔离户，我在网上知道的，但没有和母亲细说。她大约猜到了，每次和我说这两个人带的大包，比拟着说可能里面是蔬菜等食物。
由于吃着医院开的四种药，两种饭前，两种饭后，母亲的胃口看起来不是很好。在此之前我忙，她会出去给我买一些零食，其中一种我反对了好几次，但她照买不误，就是那种叫作雪饼的脆脆的饼干。封城以后，母亲吃着药，每顿都进食少，全靠零食。我买了雪饼来。母亲在冰箱上面放着一块，床头放着一块，窗玻璃前放着一块……这令我心酸。母亲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在这方面仍然是中国式的，传统的母亲，她们会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面，过委曲求全的生活。她也许习以为常了，忍受着来自生活的一切，一丁点的个人需求，也觉得会得不到满足，所以习惯于沉默地不发出任何渴望。
母亲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属于饥饿年代出生的人，也许那种时代的饥饿感一直压抑在她的身体里。而80年代出生的我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尽管家庭贫困，但我会想方设法理所当然地满足自己，觉得这才是活着，切切实实。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胃口，但每个人其实都装着一个欲望的大口袋，无论我们追求还是不追求，我们都不会对既定世界生出一份感激和满足，更多是饕餮和呼号。世界充满缺陷，而理想主义旗帜飘扬。这是不是母亲能安然于贫困只唉声叹气不做改变，而我总想着逃离各种琐碎尴尬的生活的原因？有太多的事让我们无法说清楚。
四
过年的那个晚上，我思忖着要不要和母亲说在一个卧室一起过年，老家的村庄年夜晚上一家人是要在一起的。以前我们缺乏足够的空间，一家人不得不挤在一张大炕上。现在好几年我不过那样的年了。祖母在2010年去世，那以后有七个年我都是在外面过的，城市的一间青年旅社，或者是小镇的一家客栈，有一年我还跑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还有一年我辗转在火车上，列车空空，几乎可以跑马，零星几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些年我胆子比天大，尤其是恋爱受挫的那几年，无拘无束无限自由，一个人赚着钱养活自己，想去哪里去哪里，有多洒脱就有多忧伤，却并没有什么恐惧。沿途会听到或看到关于雪灾或地震的报道，不会有瘟疫，不会有隔离，我没有经历过现在这样的恐惧。“非典”时期我还在故乡的小县城读中学，人心惶惶但网络并不普及，视频看不到，相见还可以言谈，不必戴口罩，人也没有被要求自主隔離在房子里……
母亲当然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她在山村长到成年，嫁到另一个山村，她走过一些县城，车马少，牛羊多，并不繁华，只能算是大农贸市场。到大都市生活，感受都市的繁华和恐惧，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她和我说古人也留下过故事，老家也曾经出过人传染人的可怕疾病，但她说不起年头，也记不得准确的故事，据说我村子那口山泉可以消毒，我村庄里的叔叔在听到我让他不要出门的劝告之后，对我说：“米常（方言，过去很多年的意思）时候，老古人说咱们这里也发生过传人的事，但是咱们村子里有一股好水，从来没有出过事。”他们相信水，相信古人，他们也相信年。过了年就好了，最不济，等到立春就好了。今年是耗子年，耗子嘛，它们爱打洞，总要闹一闹的。无论是电话里的叔叔还是与我面对面的母亲，他们在村庄里是镇定的，可是却对城市生活手足无措。我叔叔看电脑，听新闻，他觉得城里的生活是冻住了，他说他想都无法想。
大年夜，母亲在我的卧室说了一会儿话就过去了，将她放在洗衣机里的外套洗了搭回了我房间，因为只有我这间有晾衣竿。
这一夜我在卧室看着各种惊恐的视频和文字，偶尔睡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一次次在惊恐里醒来，借着朦胧的夜光，我看见母亲坐在窗前那张椅子上，晾衣竿下面，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在看着窗外……我不断呐喊着让自己醒来，却怎么也醒不来。
而实际上，在我挣扎许久醒来之后，我听见母亲在隔壁卧室的微微打鼾声，而那个坐在椅子上凝视窗外的人，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幽灵或其他，是她挂起来洗掉的外套，那件我买给她的蓝色呢子大衣，她很喜欢，总是出门就穿着。我这次租的房子是清水房，自己买的洗衣机太小了，她总觉得施展不开，这次来就一直没有洗这件衣服，而因为疫情，那些奔跑的病毒，她要在翻年的晚上把脏衣服洗掉……
我一直没有说出我真正的恐惧。尽管我守着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知道，和母亲一样，或者和母亲的整个家族一样，我身上流着他们的基因。虽然我看似好学，拥有一点驾驭辞藻的能力，并且乐于在工作中竭力展示，但是从来不懂得如何逢迎这个时代，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并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我总是要么太过热情要么太过疏离。在母亲来西安的路上，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可能害怕我陷入恐惧，但又害怕对我隐瞒而让事情陷入不可挽回，所以特意提醒我：“外婆那一年就五十七岁。”我对外婆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但是我懂姐姐说的。姐姐接着说，“那时候她就糊涂了。”这样的话前一年姐姐来时就和我说过：“你不要和妈妈吵，一对她大声说话她好像就陷入谵妄，似乎耳也背了。”前次三个月的药，也就如此，歇斯底里的某种躁郁，还有突然陷入虚空的某种空白，在时间流动的河上，正常行驶的母亲，会不自觉切入一种失控状态。
此刻，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高楼投射过来的大唐不夜城璀璨的灯光，听着母亲熟睡的鼾声，内心暗暗祈祷着，风暴不要波及我这里，我还没有准备。我不知道该祈祷母亲继续神志清明，还是和外婆一样，过早陷入人世的混沌，不再投身于人世的恐惧，不再为生而为人慌张。
我终于到了我的三十五岁。母亲三十五岁那年春天做了年轻的寡妇，有三个未满十二周岁的孩子，以及一个老父亲两个傻子弟弟一个八十岁的婆婆，还有村庄里的一间小小屋子。就这些了。母亲走过了她的三十五岁，走到了四十岁，又走到了五十岁，母亲在往她的六十岁上走着……我陷入年轮的计算，祈祷着。三十五岁的我开始学习母亲，日子总要过下去，怎么也要过下去。初年的风吹着，吹过北方又吹过南方，人们在一场疫情里睡去醒来，醒来睡去，一边谩骂诅咒，一边哭泣祝福……蜡梅花在凋零，梅花在开放。玉兰再过二十多天就该开了，母亲的窗外可以看到，她没有见过陕北以南的春，不知到时会有怎样的惊心，玉兰花会不会让她想起自己的青春……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