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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世渝，上海瑞思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刊特约研究员
这个话题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样内在气质的企业称得上脊梁企业；其二，中国诞生脊梁企业的地域和领域有哪些；其三，探寻脊梁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何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通过对脊梁企业的探寻，来唤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对脊梁企业的关注、支持和宽容，营造出更适于脊梁企业崛起的综合环境。
区域分布图
中国最有机会出产脊梁企业的地域集中在三个地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集中了中国经济前几名的省市：江苏、上海、浙江。无疑，这里将是脊梁企业适宜的诞生地。
江苏的综合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如果从脊梁企业诞生地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来看，江苏的综合评分可能是最高的。不论是产业的基础、结构、综合配套能力、一、二、三产业比重的协调性，还是劳动力素质、外资比重、外向型经济基础、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比重、城市化速度、城乡差距等方面，江苏都有着先天的优势。虽然从目前中国100强企业的名单中，我们仅能见到熊猫电子、沙钢、南钢、春兰等企业，但是100强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处于垄断行业中的国有独资或国有垄断企业。在竞争性行业里，在年销售收入10亿元到100亿元的这个区间，江苏的企业数量则排名第一。
浙江省是中国民营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省，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建设最快的一个省。浙江省和江苏省有共同的优势，但又各具特点。江苏省的产业结构比浙江省合理，大型企业较多；而浙江省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投入受到海防前线的影响，没有形成国家大型投资的存量。因而，浙江的原创企业多，改制、重组的企业少。原创企业又以单一家族、单一资本、单一产品、单一企业为特征。许多企业的单一产品无论产量还是市场占有率已经到了世界第一名，如飞跃的缝纫机、苏泊尔的高压锅。但是成规模的，符合脊梁企业要求的还不算多。虽然浙江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探讨财团模式来扩大规模，但还仅限于探索阶段。浙商群体要称为中国脊梁企业，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自身局限。当然，少量如正泰集团这样的企业正在逐渐走出浙商制造的弊端，如阿里巴巴这类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更像是全球企业摆擂的战场，而不是脊梁企业诞生的摇篮。世界500强来到中国几乎没有不入驻上海的，中国的大型企业几乎没有不入驻上海的。上海是一个政府太强势的地方，上海又是一个城市资源最为优越的地方。全世界、全中国的企业到上海打擂所支付的吃、喝、拉、撒开支流到上海的财政里，足以支付把这个擂台打扮得金碧辉煌的全部费用。所以，上海既不需要担忧过多的国企改制难题，化解下岗职工压力，也不需要非公有制企业如何成长。不管是把所有国有零售业并表成为百联也好，还是把全部旅游资源并为一个旅游集团也好，由于其市场化运作能力的局限和国有体制的约束，都难以称之为脊梁企业。当然，一个闪闪发光的典型也不能从上海的版图上抹去，那就是非常具有现代企业投资管理和运营能力的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如果此轮宏观调控过去，复星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涅■之后，相信它会走得更加精彩。
珠三角是一片非常有企业家底蕴的沃土。这个地带从来都是中国最开放、最时尚、最有活力和最具有创造性的区域：如果说长三角还更受一些书生气约束的话，珠三角则是最具有商业精神的地区。
这一地区在中国开放最早，与国际接轨最早，外向型特征最充分。只可惜仅广东一省独立支撑，福建、广西都难担大任。因而，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抗衡，实际上是广东与江、浙、沪的抗衡。难怪，探寻脊梁企业，在珠三角几乎都集中于广东省。可以说，以省为单位，当今中国最具脊梁企业相的，广东堪称全国第一。如TCL、华为科技、平安保险、招商集团、格力电器等。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珠海、东莞、顺德，广东的经济群雄并起。既有一大群类似浙商模式的家族企业，也有来自于股权多元化、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运行、类似江苏模式的企业，还有功能类似上海大擂台的广州市。一个广东，兼具江、浙、沪的特征。珠三角和长三角未来到底谁能产出更多的脊梁企业，堪称相对优势各自具备，谁胜谁负取决于人才的争夺。
相对于长、珠两条江的三角地带，环渤海地区汇聚了中国北方最强大的经济区，即北京、天津、辽宁、山东。
和环渤海地区比较，珠三角、长三角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南方，都是二、三产业发达，都是大量进出口企业，都是外向型经济，都是布满资源型产业，民营经济都十分活跃……而环渤海地区更具有产业的纵深度，产业的可挖掘层次更加丰富。
首先来看汇聚了最多“中国”字头大型国企的北京。这类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一旦它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释放出来的潜力将推动其成为中国脊梁企业的脊梁。
在这一地区，天津有制造业的优势，又是北方最大的港口，津京之间如果再有快速的交通连接，津京将十分强大；辽宁作为东北的代表，既有沈阳、大连两个重量级城市，又有抚顺、锦州、鞍山这样的中等城市，这一地区的重工业企业基础雄厚，重型化的背后有强大的资源支撑；山东地跨南北、东临大海，又诞生出海尔、海信这样的一批脊梁企业，如果以更多的时间跨度来评判，环渤海地区可能比珠、长三角地带更有产业潜力。只不过近十年内，这片沃土还需要整体提升企业的素质，在北方企业的粗犷线条里，注入更多南方企业的精细与精明。
除了以上地区，四川、湖北、重庆、湖南则更有可能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些地方时常有令人震惊的企业或企业家出现，像四川的新希望、湖南的三一重工等。
对地域的认识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认识，仅仅是中国现阶段一个过渡性的、短暂的认识。市场化进程会让企业与地域分离，产业整合、资源整合也会导致企业的地域属性减弱，未来的上海、北京、广州将更可能是中国脊梁企业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而他们的业务也将完全随市场和资源进行配置，遍布全国或全球。
行业分布图
在三大产业划分中，第一产业是最难以出现脊梁企业的。即使出现，也还需要较长的周期。主要取决于中国土地能不能私有化，土地承包制终究是一个短期行为。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产业来看，土地承包制不能解决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同时，中国的农耕文化中以户为单位的单干历史太久远，集约化经营又为劳动力素质还远远跟不上集约化的要求所困。三农问题的困惑将长期在中国存在。当然，从愿望上来讲，我们更盼望着在第一产业里诞生出一些让我们尊敬的脊梁企业来，因为中国太需要。例如，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放开和供销社的实质性瓦解，农村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服务就存在竞争十分不激烈的商机。
第二、第三产业里将会是中国脊梁企业诞生的主要领域，而且很多企业甚至已经横跨这两大产业。
在第二产业里，石油、矿山、能源、交通、基建、原材料、化工、通信这些基础工业里将大量诞生中国的脊梁企业。这些领域目前正处于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绝对垄断的地位，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民间资本的成长，许多大型民营企业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这一领域。对民营企业来讲，进入这些领域的两大门槛降低后，民营资本会蜂拥而至。因为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度低，所以民营企业进入后，比较容易出现脊梁企业。
从第二产业的制造、装备行业来讲，虽然也能产生大量脊梁企业，但时间会相对滞后，最大的障碍就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障碍。在这一领域，大量被外资企业占有，例如数控机床、成套设备、化工设备、医疗器械和设备、光学仪器和设备、发动机等等。这些领域资金量要求高、配套要求高，技术、知识含量要求高。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国企早已丧失竞争力，大多处于破产边缘，仅存的也难与日本、德国、美国等世界级同类企业匹敌。但是，这一领域又因其高附加值而潜力无限，如果在此诞生出一大批由民族资本控制的脊梁企业，将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著名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曾在这一领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并且成效显著，只可惜德隆系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企业危机而功亏一篑。相信德隆系在重型汽车产业链、机床工业、电动工具等行业的大量探索和实践，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宝贵财富。
第二产业里大量产生的具有脊梁气质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领域，如海尔、联想、TCL、汇源果汁等。这个行业诞生一大批重量级企业比较容易，因为直接面对消费市场，而中国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是这些企业成功的天然条件。只要市场营销做得好，企业的扩张会很快，而且占有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市场，如果不诞生一大群重量级企业至少对不起10多亿消费人群。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企业素质真正优良的并不多，擅于运用现代扩张手段的企业太少。所以，这个领域的知名企业很多，品牌响亮的也很多，规模在年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的企业也不少，但真正用脊梁企业内在标准去衡量，能够合格的企业则为数不多。
第三产业也应当是诞生脊梁企业的地方。这个产业的特点主要是靠人，准确地说，是靠一群高智商的天才把大规模的人群组织在一个依附服务的产业链里，形成庞大的服务网络，然后把这个服务网络布满全中国。
这个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创造了不少的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就是沃尔玛。这家近几年在全球企业排行榜中连续处于领袖地位的零售商，把那些百年老店、重型化、重资产结构、高新技术企业全都抛在了身后。在这个产业范围内，国内某些行业，特别是百货零售业，国有资本在总量中的比例中所剩无几而且全无竞争力，随之而声名鹊起的是国美、苏宁、金六福、铜锣湾、用友。当然，在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三个领域依然还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如金融、电信、传媒。市场经济几百年历史中，这三个行业一直都不乏脊梁企业，世界500强中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保险、证券加起来将近100个，占20%。但中国有些例外，从计划到市场，这三个行业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即使许多民营企业对此跃跃欲试，但坚硬的壁垒还需延续一个时期。
根据以上三个产业的特点，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企业将首先诞生于消费品制造业、消费品零售业以及集消费品制造与零售于一体的企业。
其次，会诞生在第二产业的前端，即能源、交通、基建、矿山、石化、原材料；然后会诞生在第三产业的金融、通信、IT、传媒、娱乐；最后，才会可能诞生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制造、装备制造、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内。当然，一些从事多元化投资经营的企业，在逐渐解决了公司治理水平、风险控制水平和直接融资渠道后，诞生一大批脊梁企业也是我们十分期待的，未来在中国发现GE这样的企业不是不可能。
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房地产业，为什么没有提到叱咤风云的万科、顺驰、合生创展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我并不想用世界500强里没有一家房地产商或独立房地产商作证明。中国在房地产行业的年投资额都已超万亿元，如果有一家只有10％市场份额的企业就可以排进世界500强。但我的观点是，房地产因其产业形态很难出现脊梁企业，包括万科。
首先，房地产业是一个突发性行业，起伏较大，且有日渐饱和的趋势。中国人均住宅面积达到一定标准后，市场需求就会全面下降；其次，房地产业不适宜通过产业整合来提高产业集中度；第三，房地产业的长期资本需求与房产商的短期融资渠道不对接，会导致房地产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结合加剧。房地产商的产业链条缩短后，就不会有暴利，也不会产生单一的大型企业。因此，万科、顺驰等房地产商都得逐渐面临商业模式转型的考验。
脊梁企业内在气质解剖
从企业自身状态来探寻中国的脊梁企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认为，这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在评判企业的价值观上，已经有过无数次声势浩大的争议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没有一个哲学上的共识，理论上的共识，实践中的共识，我们的所谓科学发展观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中国又的确到了建立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企业评判体系的时候了；依此评判体系，建立国家战略，打造中国脊梁企业，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史诗般的命题。否则，我们还会继续上演牟其中、仰融、唐万新似的企业家悲剧，我们还将会有一批一批的企业在莫名的环境中倒下，整个国家还会大规模地为这种价值观模糊的发展方式支付巨大的成本，同时，还将一代又一代地扼杀我们那些具有创业精神，富有聪明才智，怀揣民族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理想的企业家的激情和智慧，迫使他们放弃追求、贪图享乐，或者在大好年华就退休归隐，愤世嫉俗而仰天长叹。
我们认为，探寻脊梁企业的标准，首先是规模，因为没有规模称不上是脊梁。规模也是一个综合标准，我们的企业热衷于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总额，而忽略一定规模下的综合财务指标，如销售总额、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比例、净资产利润率、经营成本分析、本益比、物耗指标、提供的就业岗位、年纳税总额、市场份额等。
其次是能力，也即核心竞争能力，包括市场开发能力、产品开发能力、技术研究能力、企业赢利能力、投融资能力、企业控制能力、企业扩张能力、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危机公关能力、企业的综合执行能力、国际化扩张能力等。
第三是结构，包括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投资结构、融资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管理结构、人才结构等。
第四是品质，包括企业品质、产品品质、团队品质、企业家品质、技术、工艺品质、服务品质等。
第五是精神，包括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目标。除此之外，还包括企业的存续时间，存续过程中的稳定性，相同管理层的存续时间等。
根据以上内容，建立了评判体系，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一批按区域、按行业、按所有制来排列的中国脊梁企业群体，从而推动它们在行业协会的组织下，通过市场、舆论、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提升整体水平，真正担当起中国脊梁企业的作用。
脊梁企业外部环境需求
我们认为，推动脊梁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迫在眉睫的是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应当明晰地定位好政府、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系。
其次，彻底改革企业协会、行业协会、商会的性质与职能，让这些机构真正成为由其成员企业组成的，代表和维护成员企业利益的，由成员企业代表决策的自律组织，改变当前的官民不分状态。
第三，政府应加大力度构建和谐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区封闭、行业壁垒；放宽准入，取消不合理摊派、收费。
第四，建设科学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创造宽松的投资融资机会。从改革金融、资本市场监管方式、监管体制入手，加大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为中国脊梁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资本市场环境。
第五，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构建由国际资本、民营资本、国家资本、管理层资本共同持有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把巨大的国有资本存量改造为符合标准的中国脊梁企业。
如果拥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相信中国脊梁企业会迅速脱颖而出，走向脊梁企业的道路也不再会遍布荆棘。类似于华晨这样的企业不再会充满不确定性；德隆不至于犯致命错误而顷刻崩塌；复星也不会看到同伴的倒下而心存犹豫；新希望也不会瞻前顾后而刻意躲避公众的视线；海尔将会撑满风帆，加快在世界500强排名中不断攀升的速度；更多的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有效配置下，迅速完成战略性并购，行业性整合，提高中国的产业集中度；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也才有机会摆脱体制的桎梏，从公司治理结构开始，把行政命令下的资源独占性垄断，改造成以核心竞争力为前提的规模化相对垄断。
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推进和转型，一定是以企业产权制度的彻底改革为推动力的，推动越快越有力，我们的转型才会加速，才会降低成本，才会真正地实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话题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样内在气质的企业称得上脊梁企业；其二，中国诞生脊梁企业的地域和领域有哪些；其三，探寻脊梁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何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通过对脊梁企业的探寻，来唤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对脊梁企业的关注、支持和宽容，营造出更适于脊梁企业崛起的综合环境。
区域分布图
中国最有机会出产脊梁企业的地域集中在三个地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集中了中国经济前几名的省市：江苏、上海、浙江。无疑，这里将是脊梁企业适宜的诞生地。
江苏的综合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如果从脊梁企业诞生地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来看，江苏的综合评分可能是最高的。不论是产业的基础、结构、综合配套能力、一、二、三产业比重的协调性，还是劳动力素质、外资比重、外向型经济基础、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比重、城市化速度、城乡差距等方面，江苏都有着先天的优势。虽然从目前中国100强企业的名单中，我们仅能见到熊猫电子、沙钢、南钢、春兰等企业，但是100强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处于垄断行业中的国有独资或国有垄断企业。在竞争性行业里，在年销售收入10亿元到100亿元的这个区间，江苏的企业数量则排名第一。
浙江省是中国民营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省，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建设最快的一个省。浙江省和江苏省有共同的优势，但又各具特点。江苏省的产业结构比浙江省合理，大型企业较多；而浙江省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投入受到海防前线的影响，没有形成国家大型投资的存量。因而，浙江的原创企业多，改制、重组的企业少。原创企业又以单一家族、单一资本、单一产品、单一企业为特征。许多企业的单一产品无论产量还是市场占有率已经到了世界第一名，如飞跃的缝纫机、苏泊尔的高压锅。但是成规模的，符合脊梁企业要求的还不算多。虽然浙江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探讨财团模式来扩大规模，但还仅限于探索阶段。浙商群体要称为中国脊梁企业，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自身局限。当然，少量如正泰集团这样的企业正在逐渐走出浙商制造的弊端，如阿里巴巴这类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更像是全球企业摆擂的战场，而不是脊梁企业诞生的摇篮。世界500强来到中国几乎没有不入驻上海的，中国的大型企业几乎没有不入驻上海的。上海是一个政府太强势的地方，上海又是一个城市资源最为优越的地方。全世界、全中国的企业到上海打擂所支付的吃、喝、拉、撒开支流到上海的财政里，足以支付把这个擂台打扮得金碧辉煌的全部费用。所以，上海既不需要担忧过多的国企改制难题，化解下岗职工压力，也不需要非公有制企业如何成长。不管是把所有国有零售业并表成为百联也好，还是把全部旅游资源并为一个旅游集团也好，由于其市场化运作能力的局限和国有体制的约束，都难以称之为脊梁企业。当然，一个闪闪发光的典型也不能从上海的版图上抹去，那就是非常具有现代企业投资管理和运营能力的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如果此轮宏观调控过去，复星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涅■之后，相信它会走得更加精彩。
珠三角是一片非常有企业家底蕴的沃土。这个地带从来都是中国最开放、最时尚、最有活力和最具有创造性的区域：如果说长三角还更受一些书生气约束的话，珠三角则是最具有商业精神的地区。
这一地区在中国开放最早，与国际接轨最早，外向型特征最充分。只可惜仅广东一省独立支撑，福建、广西都难担大任。因而，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抗衡，实际上是广东与江、浙、沪的抗衡。难怪，探寻脊梁企业，在珠三角几乎都集中于广东省。可以说，以省为单位，当今中国最具脊梁企业相的，广东堪称全国第一。如TCL、华为科技、平安保险、招商集团、格力电器等。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珠海、东莞、顺德，广东的经济群雄并起。既有一大群类似浙商模式的家族企业，也有来自于股权多元化、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运行、类似江苏模式的企业，还有功能类似上海大擂台的广州市。一个广东，兼具江、浙、沪的特征。珠三角和长三角未来到底谁能产出更多的脊梁企业，堪称相对优势各自具备，谁胜谁负取决于人才的争夺。
相对于长、珠两条江的三角地带，环渤海地区汇聚了中国北方最强大的经济区，即北京、天津、辽宁、山东。
和环渤海地区比较，珠三角、长三角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南方，都是二、三产业发达，都是大量进出口企业，都是外向型经济，都是布满资源型产业，民营经济都十分活跃……而环渤海地区更具有产业的纵深度，产业的可挖掘层次更加丰富。
首先来看汇聚了最多“中国”字头大型国企的北京。这类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一旦它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释放出来的潜力将推动其成为中国脊梁企业的脊梁。
在这一地区，天津有制造业的优势，又是北方最大的港口，津京之间如果再有快速的交通连接，津京将十分强大；辽宁作为东北的代表，既有沈阳、大连两个重量级城市，又有抚顺、锦州、鞍山这样的中等城市，这一地区的重工业企业基础雄厚，重型化的背后有强大的资源支撑；山东地跨南北、东临大海，又诞生出海尔、海信这样的一批脊梁企业，如果以更多的时间跨度来评判，环渤海地区可能比珠、长三角地带更有产业潜力。只不过近十年内，这片沃土还需要整体提升企业的素质，在北方企业的粗犷线条里，注入更多南方企业的精细与精明。
除了以上地区，四川、湖北、重庆、湖南则更有可能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些地方时常有令人震惊的企业或企业家出现，像四川的新希望、湖南的三一重工等。
对地域的认识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认识，仅仅是中国现阶段一个过渡性的、短暂的认识。市场化进程会让企业与地域分离，产业整合、资源整合也会导致企业的地域属性减弱，未来的上海、北京、广州将更可能是中国脊梁企业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而他们的业务也将完全随市场和资源进行配置，遍布全国或全球。
行业分布图
在三大产业划分中，第一产业是最难以出现脊梁企业的。即使出现，也还需要较长的周期。主要取决于中国土地能不能私有化，土地承包制终究是一个短期行为。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产业来看，土地承包制不能解决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同时，中国的农耕文化中以户为单位的单干历史太久远，集约化经营又为劳动力素质还远远跟不上集约化的要求所困。三农问题的困惑将长期在中国存在。当然，从愿望上来讲，我们更盼望着在第一产业里诞生出一些让我们尊敬的脊梁企业来，因为中国太需要。例如，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放开和供销社的实质性瓦解，农村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服务就存在竞争十分不激烈的商机。
第二、第三产业里将会是中国脊梁企业诞生的主要领域，而且很多企业甚至已经横跨这两大产业。
在第二产业里，石油、矿山、能源、交通、基建、原材料、化工、通信这些基础工业里将大量诞生中国的脊梁企业。这些领域目前正处于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绝对垄断的地位，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民间资本的成长，许多大型民营企业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这一领域。对民营企业来讲，进入这些领域的两大门槛降低后，民营资本会蜂拥而至。因为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度低，所以民营企业进入后，比较容易出现脊梁企业。
从第二产业的制造、装备行业来讲，虽然也能产生大量脊梁企业，但时间会相对滞后，最大的障碍就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障碍。在这一领域，大量被外资企业占有，例如数控机床、成套设备、化工设备、医疗器械和设备、光学仪器和设备、发动机等等。这些领域资金量要求高、配套要求高，技术、知识含量要求高。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国企早已丧失竞争力，大多处于破产边缘，仅存的也难与日本、德国、美国等世界级同类企业匹敌。但是，这一领域又因其高附加值而潜力无限，如果在此诞生出一大批由民族资本控制的脊梁企业，将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著名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曾在这一领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并且成效显著，只可惜德隆系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企业危机而功亏一篑。相信德隆系在重型汽车产业链、机床工业、电动工具等行业的大量探索和实践，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宝贵财富。
第二产业里大量产生的具有脊梁气质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领域，如海尔、联想、TCL、汇源果汁等。这个行业诞生一大批重量级企业比较容易，因为直接面对消费市场，而中国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是这些企业成功的天然条件。只要市场营销做得好，企业的扩张会很快，而且占有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市场，如果不诞生一大群重量级企业至少对不起10多亿消费人群。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企业素质真正优良的并不多，擅于运用现代扩张手段的企业太少。所以，这个领域的知名企业很多，品牌响亮的也很多，规模在年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的企业也不少，但真正用脊梁企业内在标准去衡量，能够合格的企业则为数不多。
第三产业也应当是诞生脊梁企业的地方。这个产业的特点主要是靠人，准确地说，是靠一群高智商的天才把大规模的人群组织在一个依附服务的产业链里，形成庞大的服务网络，然后把这个服务网络布满全中国。
这个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创造了不少的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就是沃尔玛。这家近几年在全球企业排行榜中连续处于领袖地位的零售商，把那些百年老店、重型化、重资产结构、高新技术企业全都抛在了身后。在这个产业范围内，国内某些行业，特别是百货零售业，国有资本在总量中的比例中所剩无几而且全无竞争力，随之而声名鹊起的是国美、苏宁、金六福、铜锣湾、用友。当然，在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三个领域依然还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如金融、电信、传媒。市场经济几百年历史中，这三个行业一直都不乏脊梁企业，世界500强中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保险、证券加起来将近100个，占20%。但中国有些例外，从计划到市场，这三个行业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即使许多民营企业对此跃跃欲试，但坚硬的壁垒还需延续一个时期。
根据以上三个产业的特点，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企业将首先诞生于消费品制造业、消费品零售业以及集消费品制造与零售于一体的企业。
其次，会诞生在第二产业的前端，即能源、交通、基建、矿山、石化、原材料；然后会诞生在第三产业的金融、通信、IT、传媒、娱乐；最后，才会可能诞生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制造、装备制造、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内。当然，一些从事多元化投资经营的企业，在逐渐解决了公司治理水平、风险控制水平和直接融资渠道后，诞生一大批脊梁企业也是我们十分期待的，未来在中国发现GE这样的企业不是不可能。
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房地产业，为什么没有提到叱咤风云的万科、顺驰、合生创展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我并不想用世界500强里没有一家房地产商或独立房地产商作证明。中国在房地产行业的年投资额都已超万亿元，如果有一家只有10％市场份额的企业就可以排进世界500强。但我的观点是，房地产因其产业形态很难出现脊梁企业，包括万科。
首先，房地产业是一个突发性行业，起伏较大，且有日渐饱和的趋势。中国人均住宅面积达到一定标准后，市场需求就会全面下降；其次，房地产业不适宜通过产业整合来提高产业集中度；第三，房地产业的长期资本需求与房产商的短期融资渠道不对接，会导致房地产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结合加剧。房地产商的产业链条缩短后，就不会有暴利，也不会产生单一的大型企业。因此，万科、顺驰等房地产商都得逐渐面临商业模式转型的考验。
脊梁企业内在气质解剖
从企业自身状态来探寻中国的脊梁企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认为，这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在评判企业的价值观上，已经有过无数次声势浩大的争议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没有一个哲学上的共识，理论上的共识，实践中的共识，我们的所谓科学发展观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中国又的确到了建立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企业评判体系的时候了；依此评判体系，建立国家战略，打造中国脊梁企业，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史诗般的命题。否则，我们还会继续上演牟其中、仰融、唐万新似的企业家悲剧，我们还将会有一批一批的企业在莫名的环境中倒下，整个国家还会大规模地为这种价值观模糊的发展方式支付巨大的成本，同时，还将一代又一代地扼杀我们那些具有创业精神，富有聪明才智，怀揣民族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理想的企业家的激情和智慧，迫使他们放弃追求、贪图享乐，或者在大好年华就退休归隐，愤世嫉俗而仰天长叹。
我们认为，探寻脊梁企业的标准，首先是规模，因为没有规模称不上是脊梁。规模也是一个综合标准，我们的企业热衷于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总额，而忽略一定规模下的综合财务指标，如销售总额、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比例、净资产利润率、经营成本分析、本益比、物耗指标、提供的就业岗位、年纳税总额、市场份额等。
其次是能力，也即核心竞争能力，包括市场开发能力、产品开发能力、技术研究能力、企业赢利能力、投融资能力、企业控制能力、企业扩张能力、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危机公关能力、企业的综合执行能力、国际化扩张能力等。
第三是结构，包括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投资结构、融资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管理结构、人才结构等。
第四是品质，包括企业品质、产品品质、团队品质、企业家品质、技术、工艺品质、服务品质等。
第五是精神，包括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目标。除此之外，还包括企业的存续时间，存续过程中的稳定性，相同管理层的存续时间等。
根据以上内容，建立了评判体系，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一批按区域、按行业、按所有制来排列的中国脊梁企业群体，从而推动它们在行业协会的组织下，通过市场、舆论、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提升整体水平，真正担当起中国脊梁企业的作用。
脊梁企业外部环境需求
我们认为，推动脊梁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迫在眉睫的是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应当明晰地定位好政府、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系。
其次，彻底改革企业协会、行业协会、商会的性质与职能，让这些机构真正成为由其成员企业组成的，代表和维护成员企业利益的，由成员企业代表决策的自律组织，改变当前的官民不分状态。
第三，政府应加大力度构建和谐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区封闭、行业壁垒；放宽准入，取消不合理摊派、收费。
第四，建设科学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创造宽松的投资融资机会。从改革金融、资本市场监管方式、监管体制入手，加大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为中国脊梁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资本市场环境。
第五，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构建由国际资本、民营资本、国家资本、管理层资本共同持有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把巨大的国有资本存量改造为符合标准的中国脊梁企业。
如果拥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相信中国脊梁企业会迅速脱颖而出，走向脊梁企业的道路也不再会遍布荆棘。类似于华晨这样的企业不再会充满不确定性；德隆不至于犯致命错误而顷刻崩塌；复星也不会看到同伴的倒下而心存犹豫；新希望也不会瞻前顾后而刻意躲避公众的视线；海尔将会撑满风帆，加快在世界500强排名中不断攀升的速度；更多的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有效配置下，迅速完成战略性并购，行业性整合，提高中国的产业集中度；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也才有机会摆脱体制的桎梏，从公司治理结构开始，把行政命令下的资源独占性垄断，改造成以核心竞争力为前提的规模化相对垄断。
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推进和转型，一定是以企业产权制度的彻底改革为推动力的，推动越快越有力，我们的转型才会加速，才会降低成本，才会真正地实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