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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安全问题也开始显性或隐形地出现于大家的视野之中。本文通过追溯我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化安全领域的研究历程，梳理和整理了对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影响比较大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此为视角，探索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领域研究的相关因素。
关键词：外语教育 文化安全
一、引言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深层内涵。就其内涵而言，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主要体现于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和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语言这种特殊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各种体制的“英语至上”的文化定位似乎开始挤压汉语言的生存空间，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在此境遇下，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自我定位？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身份问题。
二、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文化安全的思想在中国古而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就是要坚持民族独立，保持自力更生的立场，发展自我，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厚德载物就是要胸怀宽广，对于异己的事物观点持宽容的态度，这是最早表现出来坚持国家文化安全和独立的思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无不认为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及和平。孟子曾认为人只要能尽性就能知天，就能达至“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墨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国家出力的雄心。其深层含义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文化主权的安全。“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众贤而已。”国家如果有贤良的“士”，既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国家的治理也有望实现，如果这样的贤良之士少，则国家的治理很难实现，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落在细微处，就是集合众多贤才，共谋大事。“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墨子》卷一，亲士第一）这些言论深刻地说明了墨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热爱和平、自强不息、诚信互助、友爱宽容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反映出墨家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由此可以推论，儒家所秉承的文化安全的主要旨趣在于通过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界内部要素之间，自然界和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和谐，从而达到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
明代大儒王艮曾在其文《明哲保身论》中提到“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这里直接用类比的方法，指出“保身”，“治国”“平天下”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同理推演，只有不破坏别国的安全，我们国家才能安全，只有以治理吾国之心态揣度以普及天下，才能“安天下”。这种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正是我国大多数古代学者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典型代表。
20世纪初期，外来文化不断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有些良知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文化交往中的种种问题，并苦苦求索文化振兴之路，寻求文化重生之途。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开展了洋务运动；第二阶段国人开始意识到器物不足为末，我们在制度上不足才是根源，所以开始了“变法维新”；第三阶段发现体制的革命无法进行下去，便掉头从文化上找问题，所以便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反省，作为典型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多维的探索。但是在剔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有些矫枉过正，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威胁。钱穆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中国的文化传统被抛弃，新的中国就会产生一大批（西方式的）技术人才，同时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
有学者将当前我国文化安全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4年是文化安全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研究目标是对文化安全进行本体解说和阐释。伴随“冷战”结束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观已有所变化，更多是从世界文化共存的角度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主张多元文化并存，倡议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004年至2008年是文化安全的研究扩展阶段，大部分研究者意识到文化以及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特别对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一直延伸到现在，研究兴趣主要定位在文化安全本体研究上，出现了文化安全研究专业化的倾向，开始与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进行嫁接，丰富和开拓了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空间。同时，也开始从文化产业、国家软实力、民族和疆土问题等方面内容进行延伸性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当代的文化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文化安全的宏观整体描述。大多从文化安全的学理内涵，体系建构和战略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这和目前的文化安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还力图为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一些地标性的指导的研究导向密不可分；第二，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来研究文化安全。大家都意识到全球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都对中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个宏观的外因，大家都予以认可，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分别从体系建构，价值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对策等众多方面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第三，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由于传播和传媒和意识形态输出密不可分，学者们也意识到，在国外文化产品进口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价值输入和价值入侵的威胁；第四，教育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从幼儿园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级别层次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各级教育的实施过程，各级教育手段和媒介，都有学者进行探讨。 三、文化安全研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外语教育是一个特殊领域，是文化安全教育的最前沿。因此，对外语教育全方位思考和谋划对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不无益处。首先，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文化主权角度决策我国外语教育的政策，特别要对外语语种规划进行合理的布局和科学探讨，束定芳教授指出：“我们的外语语种规划和布局与理想的情况差距很大。美国哈佛大学开设90多个语种，英国伦敦大学开设80多个语种，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90多个语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开设120多个语种，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大阪大学开设60多个语种，而我国目前开设最多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语种为54种”。这样的语种布局和我国的大国身份不相符，语言中心过重地放在某一个语言身上，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安全。其次，要实施以跨文化理解能力为宗旨的开放式的外语教学，培养学生拥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较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较强的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同时，也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对他国文化的了解加深对自我文化的认知。蔡永良教授提出“外语教育包含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无法逾越语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教学一门外语一定意义上就是引进一种语言，引进的外语也就必然与其他语言发生关系，因此外语教育势必面临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处理语言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的理念。”黄旭东也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母语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的存亡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语言的衰落意味着民族的衰落”，“一个民族的语言受到威胁，这个民族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取消一种语言，意味着消灭一个民族，而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获得了“进入”这个民族文化内核的通行证，”他进一步说，“在当今中国，英语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不用说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甚至学前班都开设有英语课程。这种“重外语抑母语”现象理应得以改善。因为外语教育就是以培养具有多文化共存、人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村民所必备的资质为目标，以实现“共生”和“公正”为目的的“全球化”教育。最后，要注重外语教育的教材建设。我们发现，大部分外语教材，为了保持所谓的语言的纯正性，在教材的文化内容选材上英美文化占绝大部分，东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比例严重失调。对全国范围内使用比较普遍的大学英语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进行了定量分析后，发现“该套教材在文章选材上，存在研究美国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美国文章占有很大比例。”，很多教材存在严重美国文化价值取向，因此，季伟提出“教材的编写者应调整教材中语言承载的文化内容的比例，增加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元素。”使用这种教材进行英语教学，极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形：教师是美国文化的虔诚布道者，学生是美国文化的忠实信徒；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不知不觉中为美国文化摇旗呐喊。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并妥善处理，未来“英语在中国的强势可能会把我们的母语淹没在茫茫的英文信息里”。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都可能受到威胁，国家文化主权也受到外来势力的左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目前外语教育中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很多外语从业人员提出了质疑和忠告。对于个人而言，理想的文化安全状态是指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内在的和外在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和危机，处在一种发展与进步的良好秩序和状态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现实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自身现实处境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有这种文化安全的客观省思与判断。对于国家而言，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得到认同、尊重和保护，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能保存文化的个性特性，防范文化断层和文化危机等等，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性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文化安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融合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性。只有重视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问题，才能为我国未来政治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行和良性发展提供合法性的保障。
参考文献：
潘一禾. 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
刘可红，吴华. 外语教育的文化取向研究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5（04）.
申小龙. 语言的文化阐释 [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蔡永良. 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J]. 外语界，2011（01）.
黄旭东. 论文化全球化下的中国母语安全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4）.
束定芳.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郝德永. 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美]邓尔麟.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季伟. CDA视域下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霸权的研究 [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郭 学
关键词：外语教育 文化安全
一、引言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深层内涵。就其内涵而言，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主要体现于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和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语言这种特殊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各种体制的“英语至上”的文化定位似乎开始挤压汉语言的生存空间，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在此境遇下，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自我定位？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身份问题。
二、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文化安全的思想在中国古而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就是要坚持民族独立，保持自力更生的立场，发展自我，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厚德载物就是要胸怀宽广，对于异己的事物观点持宽容的态度，这是最早表现出来坚持国家文化安全和独立的思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无不认为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及和平。孟子曾认为人只要能尽性就能知天，就能达至“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墨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国家出力的雄心。其深层含义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文化主权的安全。“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众贤而已。”国家如果有贤良的“士”，既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国家的治理也有望实现，如果这样的贤良之士少，则国家的治理很难实现，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落在细微处，就是集合众多贤才，共谋大事。“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墨子》卷一，亲士第一）这些言论深刻地说明了墨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热爱和平、自强不息、诚信互助、友爱宽容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反映出墨家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由此可以推论，儒家所秉承的文化安全的主要旨趣在于通过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界内部要素之间，自然界和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和谐，从而达到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
明代大儒王艮曾在其文《明哲保身论》中提到“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这里直接用类比的方法，指出“保身”，“治国”“平天下”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同理推演，只有不破坏别国的安全，我们国家才能安全，只有以治理吾国之心态揣度以普及天下，才能“安天下”。这种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正是我国大多数古代学者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典型代表。
20世纪初期，外来文化不断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有些良知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文化交往中的种种问题，并苦苦求索文化振兴之路，寻求文化重生之途。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开展了洋务运动；第二阶段国人开始意识到器物不足为末，我们在制度上不足才是根源，所以开始了“变法维新”；第三阶段发现体制的革命无法进行下去，便掉头从文化上找问题，所以便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反省，作为典型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多维的探索。但是在剔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有些矫枉过正，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威胁。钱穆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中国的文化传统被抛弃，新的中国就会产生一大批（西方式的）技术人才，同时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
有学者将当前我国文化安全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4年是文化安全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研究目标是对文化安全进行本体解说和阐释。伴随“冷战”结束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观已有所变化，更多是从世界文化共存的角度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主张多元文化并存，倡议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004年至2008年是文化安全的研究扩展阶段，大部分研究者意识到文化以及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特别对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一直延伸到现在，研究兴趣主要定位在文化安全本体研究上，出现了文化安全研究专业化的倾向，开始与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进行嫁接，丰富和开拓了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空间。同时，也开始从文化产业、国家软实力、民族和疆土问题等方面内容进行延伸性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当代的文化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文化安全的宏观整体描述。大多从文化安全的学理内涵，体系建构和战略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这和目前的文化安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还力图为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一些地标性的指导的研究导向密不可分；第二，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来研究文化安全。大家都意识到全球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都对中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个宏观的外因，大家都予以认可，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分别从体系建构，价值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对策等众多方面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第三，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由于传播和传媒和意识形态输出密不可分，学者们也意识到，在国外文化产品进口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价值输入和价值入侵的威胁；第四，教育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从幼儿园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级别层次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各级教育的实施过程，各级教育手段和媒介，都有学者进行探讨。 三、文化安全研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外语教育是一个特殊领域，是文化安全教育的最前沿。因此，对外语教育全方位思考和谋划对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不无益处。首先，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文化主权角度决策我国外语教育的政策，特别要对外语语种规划进行合理的布局和科学探讨，束定芳教授指出：“我们的外语语种规划和布局与理想的情况差距很大。美国哈佛大学开设90多个语种，英国伦敦大学开设80多个语种，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90多个语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开设120多个语种，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大阪大学开设60多个语种，而我国目前开设最多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语种为54种”。这样的语种布局和我国的大国身份不相符，语言中心过重地放在某一个语言身上，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安全。其次，要实施以跨文化理解能力为宗旨的开放式的外语教学，培养学生拥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较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较强的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同时，也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对他国文化的了解加深对自我文化的认知。蔡永良教授提出“外语教育包含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无法逾越语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教学一门外语一定意义上就是引进一种语言，引进的外语也就必然与其他语言发生关系，因此外语教育势必面临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处理语言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的理念。”黄旭东也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母语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的存亡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语言的衰落意味着民族的衰落”，“一个民族的语言受到威胁，这个民族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取消一种语言，意味着消灭一个民族，而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获得了“进入”这个民族文化内核的通行证，”他进一步说，“在当今中国，英语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不用说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甚至学前班都开设有英语课程。这种“重外语抑母语”现象理应得以改善。因为外语教育就是以培养具有多文化共存、人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村民所必备的资质为目标，以实现“共生”和“公正”为目的的“全球化”教育。最后，要注重外语教育的教材建设。我们发现，大部分外语教材，为了保持所谓的语言的纯正性，在教材的文化内容选材上英美文化占绝大部分，东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比例严重失调。对全国范围内使用比较普遍的大学英语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进行了定量分析后，发现“该套教材在文章选材上，存在研究美国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美国文章占有很大比例。”，很多教材存在严重美国文化价值取向，因此，季伟提出“教材的编写者应调整教材中语言承载的文化内容的比例，增加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元素。”使用这种教材进行英语教学，极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形：教师是美国文化的虔诚布道者，学生是美国文化的忠实信徒；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不知不觉中为美国文化摇旗呐喊。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并妥善处理，未来“英语在中国的强势可能会把我们的母语淹没在茫茫的英文信息里”。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都可能受到威胁，国家文化主权也受到外来势力的左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目前外语教育中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很多外语从业人员提出了质疑和忠告。对于个人而言，理想的文化安全状态是指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内在的和外在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和危机，处在一种发展与进步的良好秩序和状态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现实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自身现实处境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有这种文化安全的客观省思与判断。对于国家而言，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得到认同、尊重和保护，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能保存文化的个性特性，防范文化断层和文化危机等等，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性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文化安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融合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性。只有重视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问题，才能为我国未来政治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行和良性发展提供合法性的保障。
参考文献：
潘一禾. 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
刘可红，吴华. 外语教育的文化取向研究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5（04）.
申小龙. 语言的文化阐释 [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蔡永良. 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J]. 外语界，2011（01）.
黄旭东. 论文化全球化下的中国母语安全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4）.
束定芳.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郝德永. 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美]邓尔麟.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季伟. CDA视域下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霸权的研究 [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郭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