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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需要多少次毕业？
小学毕业的记忆，是摘掉了胸前的红领巾；初中毕业的记忆，是暗自惜别了小小萌动的异性相吸；高中毕业的记忆，是疯狂撕碎了厚厚的高考习题；大学毕业的记忆，是在火车站一次又一次泪别了来自四面八方又回到四面八方的同学。
对很多人来说，还会有很多毕业：研究生、博士生、EMBA、培训班、进修班……有些人还经常将一些特别经历的完结当做一次毕业：艰苦的奋斗、曲折的创业、火热的从军、刺骨的恋爱……或者，深陷一次身不由己的社会运动。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人生的成长。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命运的流转。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会留下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是一年的夏日，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正在毕业的，赶快呼唤同窗好友，写下离别的赠言。那也许是你能够听到的最纯净的真话。
已经毕业的，翻开发黄的留言簿，追忆曾经的如水韶华。那肯定是你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代。
我们都曾经年轻，我们都曾经毕业，我们都曾经在青葱岁月里，写下过青春无悔。
至今，青春或不再，无悔却依然。
“祖国需要矿，我们就上山去找。”
——上海同济大学天文大地测量系1960届毕业生松老先生毕业赠照后面的留言
松老先生这一代人，是唱着《毕业歌》告别校园的。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高亢之歌，创作于1934年，却一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莘莘学子。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松老先生至今耳熟能详。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的这段《青春万岁》，是松老先生这一代人的内心写照。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乎是他们分手时异口同声的勉励和祝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就是如此高亢、激昂。那时候，整个中国就像烧着一团火，而他们的心里也烧着一把火。
而今，他已年届八旬。谈及当年，依然火热：“我们这代人，当时都是这个样子。”
“祖国需要”这四个字，主导着他们毕业的脚步，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命运。被“需要”到好地方、好单位的人，可能成为了科学家、领导干部，而今功成名就；而被“需要”到艰苦地方的那些同学，有些则最终在艰苦中光荣退休。
但是，松老先生可以肯定，所有人都会是无悔的。因为，当年的选择是真诚的，未来的岁月是身不由己的。虽然，如果把这样的毕业留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他不知道得到的会是尊敬还是嘲笑；虽然，他知道在今天的学生毕业留言中，可能不太容易再找到这样的誓言。但是，岁月已经把他们这一代人装订成了一本书，而书的开头，就应该这样，也必须这样，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
“青春，是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启程点。自己未来的道路，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
——摘自河北南皮中学1964届毕业生王俊慧的毕业留言本。留言者当时忘记写下自己的姓名。
一个小小的本子，一直珍藏了整整50年，不仅保存完整，而且随手就可以找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翻开毕业照和毕业留言本，对每一位同学都能不加思考地叫上名字，并且讲出他们在学校时的音容笑貌、出身和趣事，对这位古稀老人来说，已经接近奇迹了。
在对每一个同学的讲述中，老人都不忘要说上一句：“这个人考上大学了”、“这个人没考上”。
她就是“没考上”中的一个。但在“考上”的同学中，有一个男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后来的日子里，“考上”的人成为了一个群体，“没考上”的成为了另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几乎不相往来。
更准确地说，这是两个阶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阶层。
“当时要想从农村走出去，只有两条路：上大学和当兵。实际上，所有现在有头有脸的人，除了当兵当出了一位将军之外，其他清一色全是当年考上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只能回家务农种地，没有别的选择。”
近些年，他们老两口几次应邀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发现每一次聚会都是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多找一些人来呢？明知道很多人就在老家，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都这么大岁数了，四五十年没见了，确实非常想念。”
组织者告诉记者，不是没邀请，而是每一次都千方百计地邀请，但人家就是不愿来。原因就在于，已经分隔成了两个阶层，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老人念叨着这句未署名的留言，怅然若失地点着头。
就在留言的那一刻，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已经泾渭分明。
或许直到50年后他们才明白，就在那一刻，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得到了，是一切；他们注定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是永远。
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得到和失去。
“我们没有毕业留言。顾不上，也没心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1978届北京大学地质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对《中国周刊》记者采访要求的回应
找到他们很难，得到的回应也大都如此令人失望。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说他们是一代人似乎不太准确。他们的身前和身后，是两个世界。而他们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中间的门框里，窄窄的存身处，尴尬的继往开来。
那时的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用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工农兵资格，名额实行分配制。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曾抱怨，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有人评论说，“工农兵学员”是世界教育史的一大笑柄。 这位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工农兵学员，是1974年入学，曾经根正苗红，风光一时。但随着拨乱反正，1977年全面恢复了高考。在1977级那些凭借真才实学中榜的大学生面前，他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到1978年毕业时，他们个个灰头土脸，哪还顾得上什么毕业留言。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整十年的高考空档中，是他们的大学年华。而他们的毕业，意味着迷失。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境遇，《中国周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北大中文系1982和1983级的大学生，他们当年在校期间，都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工农兵学员”身份的授课老师。对这样的“资历”，开始时学生们确实有些不屑，但慢慢的，这些“工农兵学员”老师们的学识、人品和敬业折服了大家。这些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无一不是经过“回炉”和不断深造才得以胜任教书育人大任的，如今已多是拥有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等头衔的学科带头人。然而，提及“工农兵学员”这段学历，他们的态度是：不堪回首。
时代不该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毕业周期，比任何一届学生都要长。别人毕业的，是学历；他们毕业的，是人生。
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人叫习近平。
“前面的路还长着哪。红帆船会来的，启明星会升起来的。”
——摘自四川医学院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希宁给同学张晓蓉的毕业留言
1977年，17岁的张晓蓉高中毕业，正打算好好放松一下。爱听收音机的父亲从广播里获悉一条重大新闻——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于是，他马上通知女儿：抓紧时间复习备考。
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10月21日见报，离开考日期只有一个多月，因此也是史上最为仓促的一次备考。据记载，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录取人数为27.297万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被称作幸运的“77级”。
张晓蓉一边翻着她的毕业留言薄，一边对记者如数家珍地指点着她的同学和她的校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张晓蓉是幸运者中最幸运的人，高中刚刚毕业，所有的功课都还没落下。她是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那一年，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的多是历经磨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年龄最大的比张晓蓉年长十五六岁，“入学时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们是饱经沧桑的一代。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青春时代被“十年浩劫”蹉跎了岁月，在广阔农村艰苦地熬着。而恢复高考如同他们的救命稻草。
94版《三国演义》的编剧李一波也是这一代人。1978年的夏天，他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走进干净整洁的宿舍，他禁不住纵情呐喊：“哥们受苦受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69年8月，年仅16岁的李一波，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过拖拉机，当过机枪手，伐过木，修过战备公路。后来又转战到河南插队，之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出身不好的他，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里备受歧视。
1978年是全国艺术院校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北京考区有3000多人报考，只录取20来人，真正的百里挑一。“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以我们都酷爱读书，不能忍受精神世界的贫瘠。”
“我出身不如你们，但学问一定要比你们大。”他笑着说。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必将人才辈出。”
1977级的27万大学学生中，有一位叫李克强。
1982年，张晓蓉毕业时，班上最瘦弱、最老实的一位女同学，因不满把她分配到四川最偏远、最贫困的山区工作，竟然天天到系办公室静坐。一个半月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有了一个满意的分配。
他们这一代人，真的苦怕了。
“医海茫茫无边际，我与老弟共学医。如今弟要进京城，兄却不知去哪里？愿弟早日拿博士，愿弟不忘兄情义。但愿这天能到来，你我能够重相聚。”
——山东昌潍医学院1987届毕业生刘建军给冯新恒的毕业留言
留京，入沪，类似这样的关键词几乎可以代表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主旋律。
1962至1972年这十年出生的人，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避开了计划生育，错开了上山下乡。他们上大学时是公费的，大学毕业时是包分配的，在精神境界上“尚有理想”。
当然，对他们来说，最实际的“理想”还是留在大城市。尤其对于那些来自偏僻小山村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上大学的根本目的。“打死也要留北京，要饭也不回县城。”那时候的很多人都咬着牙发出过类似的誓言。
留在大城市的渠道，那时候大致这么几条：学校分配指标、自己托关系找到指标单位、自己上指标单位硬磕死啃、留校。对于女生来说，还要加上一条：嫁个“好人”。
于是有了勾心斗角，有了明争暗斗，有了反目成仇，有了单位领导到校园里“选拔”儿媳妇，有了名牌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到工厂里当焊工。
转眼间，毕业已逾20载，这些人大都人到中年。翻开毕业留言册，他们充满了感情，至今说起在火车站泪别的情景，眼圈依然泛红。他们的同学聚会相对较多，大家尽管在财富和地位上都已出现了差异，有的还很大，但因此而产生的隔阂已没有前辈们那么显性。聚会时大多只叙同窗谊，不理现实景。
他们聚会时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是如今的老花眼和白头发。
在《中国周刊》记者对各个年代毕业生的采访中，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总体而言，同学感情最深，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最紧密。 “从没想象过的路，走过去是另一番风景。祝明天的你海阔天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96届毕业生张景春给同学赵凤的毕业留言
有两首名为《海阔天空》的歌曲，都很著名，一首是BEYOND的，一首是信的。这两首歌在199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大学毕业联欢会上，几乎都会被唱起，几乎都会把现场情绪烘托到一个高潮。
“走从未走过的路，尝试想象中的生活。”这是他们毕业时兴奋的心迹。
前辈们毕业时的困扰和需求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但他们的眼光毕竟已经超越了城市，甚至超越了国门。
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中教师刘江波已经带过几届高三毕业班了，至今珍藏着学生们的毕业留言册。“学生们大学毕业后还会集体组织返校，回来看望一下老师。”他说。
他是教政治的。这门课对现在学生们来说，可能是最不好教的。当然，如今的教材变动也很大，要适应现在的形势。“学生们高中毕业就有出国深造的，大学毕业后出国的就更多了。”
郭澄澄是2013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院本科生，刚入学就已经详细了解了将来考取台湾大学研究生的规程，并且按照这些规程制定了大学四年的计划。她从小就喜爱中文，手机、电脑以及日常练习写作都是繁体字。高考时她坚决抵制了家长让她出国就学的企图。她的个人计划是：本科在北京，研究生去台湾，然后到欧美游学。
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世界就是世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80后、90后的毕业生们，小学和初中还有毕业留言册，而到了高中和大学，几乎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有人人网，有QQ，有微信朋友圈，到处可以很方便地说话聊天、贴图看图。
“现在沟通太方便了，大家随时都能联系得到，所以都不怎么时兴写留言册了。”北京印刷学院2005届毕业生吴丽娟说，“这年月，很少会彻底失联。”
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高校，我们都看到了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毕业纪念视频和微电影，有的水平相当高，甚至有专业大牌剪辑师的协助。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这位学生回答说：“我们很忙。忙着找工作，忙着和即将各奔东西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忙着组织各种毕业旅行。还有些更务实的，忙着做生意，在校园里挣最后一笔钱。”
怀念是要等到岁月积累之后。处在当下的年轻，是不会毕业的青春。
小学毕业的记忆，是摘掉了胸前的红领巾；初中毕业的记忆，是暗自惜别了小小萌动的异性相吸；高中毕业的记忆，是疯狂撕碎了厚厚的高考习题；大学毕业的记忆，是在火车站一次又一次泪别了来自四面八方又回到四面八方的同学。
对很多人来说，还会有很多毕业：研究生、博士生、EMBA、培训班、进修班……有些人还经常将一些特别经历的完结当做一次毕业：艰苦的奋斗、曲折的创业、火热的从军、刺骨的恋爱……或者，深陷一次身不由己的社会运动。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人生的成长。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命运的流转。
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会留下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是一年的夏日，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正在毕业的，赶快呼唤同窗好友，写下离别的赠言。那也许是你能够听到的最纯净的真话。
已经毕业的，翻开发黄的留言簿，追忆曾经的如水韶华。那肯定是你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代。
我们都曾经年轻，我们都曾经毕业，我们都曾经在青葱岁月里，写下过青春无悔。
至今，青春或不再，无悔却依然。
“祖国需要矿，我们就上山去找。”
——上海同济大学天文大地测量系1960届毕业生松老先生毕业赠照后面的留言
松老先生这一代人，是唱着《毕业歌》告别校园的。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高亢之歌，创作于1934年，却一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莘莘学子。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松老先生至今耳熟能详。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的这段《青春万岁》，是松老先生这一代人的内心写照。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乎是他们分手时异口同声的勉励和祝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就是如此高亢、激昂。那时候，整个中国就像烧着一团火，而他们的心里也烧着一把火。
而今，他已年届八旬。谈及当年，依然火热：“我们这代人，当时都是这个样子。”
“祖国需要”这四个字，主导着他们毕业的脚步，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命运。被“需要”到好地方、好单位的人，可能成为了科学家、领导干部，而今功成名就；而被“需要”到艰苦地方的那些同学，有些则最终在艰苦中光荣退休。
但是，松老先生可以肯定，所有人都会是无悔的。因为，当年的选择是真诚的，未来的岁月是身不由己的。虽然，如果把这样的毕业留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他不知道得到的会是尊敬还是嘲笑；虽然，他知道在今天的学生毕业留言中，可能不太容易再找到这样的誓言。但是，岁月已经把他们这一代人装订成了一本书，而书的开头，就应该这样，也必须这样，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
“青春，是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启程点。自己未来的道路，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
——摘自河北南皮中学1964届毕业生王俊慧的毕业留言本。留言者当时忘记写下自己的姓名。
一个小小的本子，一直珍藏了整整50年，不仅保存完整，而且随手就可以找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翻开毕业照和毕业留言本，对每一位同学都能不加思考地叫上名字，并且讲出他们在学校时的音容笑貌、出身和趣事，对这位古稀老人来说，已经接近奇迹了。
在对每一个同学的讲述中，老人都不忘要说上一句：“这个人考上大学了”、“这个人没考上”。
她就是“没考上”中的一个。但在“考上”的同学中，有一个男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后来的日子里，“考上”的人成为了一个群体，“没考上”的成为了另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几乎不相往来。
更准确地说，这是两个阶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阶层。
“当时要想从农村走出去，只有两条路：上大学和当兵。实际上，所有现在有头有脸的人，除了当兵当出了一位将军之外，其他清一色全是当年考上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只能回家务农种地，没有别的选择。”
近些年，他们老两口几次应邀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发现每一次聚会都是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多找一些人来呢？明知道很多人就在老家，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都这么大岁数了，四五十年没见了，确实非常想念。”
组织者告诉记者，不是没邀请，而是每一次都千方百计地邀请，但人家就是不愿来。原因就在于，已经分隔成了两个阶层，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老人念叨着这句未署名的留言，怅然若失地点着头。
就在留言的那一刻，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已经泾渭分明。
或许直到50年后他们才明白，就在那一刻，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得到了，是一切；他们注定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是永远。
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得到和失去。
“我们没有毕业留言。顾不上，也没心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1978届北京大学地质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对《中国周刊》记者采访要求的回应
找到他们很难，得到的回应也大都如此令人失望。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说他们是一代人似乎不太准确。他们的身前和身后，是两个世界。而他们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中间的门框里，窄窄的存身处，尴尬的继往开来。
那时的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用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工农兵资格，名额实行分配制。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曾抱怨，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有人评论说，“工农兵学员”是世界教育史的一大笑柄。 这位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工农兵学员，是1974年入学，曾经根正苗红，风光一时。但随着拨乱反正，1977年全面恢复了高考。在1977级那些凭借真才实学中榜的大学生面前，他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到1978年毕业时，他们个个灰头土脸，哪还顾得上什么毕业留言。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整十年的高考空档中，是他们的大学年华。而他们的毕业，意味着迷失。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境遇，《中国周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北大中文系1982和1983级的大学生，他们当年在校期间，都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工农兵学员”身份的授课老师。对这样的“资历”，开始时学生们确实有些不屑，但慢慢的，这些“工农兵学员”老师们的学识、人品和敬业折服了大家。这些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无一不是经过“回炉”和不断深造才得以胜任教书育人大任的，如今已多是拥有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等头衔的学科带头人。然而，提及“工农兵学员”这段学历，他们的态度是：不堪回首。
时代不该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毕业周期，比任何一届学生都要长。别人毕业的，是学历；他们毕业的，是人生。
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人叫习近平。
“前面的路还长着哪。红帆船会来的，启明星会升起来的。”
——摘自四川医学院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希宁给同学张晓蓉的毕业留言
1977年，17岁的张晓蓉高中毕业，正打算好好放松一下。爱听收音机的父亲从广播里获悉一条重大新闻——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于是，他马上通知女儿：抓紧时间复习备考。
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10月21日见报，离开考日期只有一个多月，因此也是史上最为仓促的一次备考。据记载，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录取人数为27.297万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被称作幸运的“77级”。
张晓蓉一边翻着她的毕业留言薄，一边对记者如数家珍地指点着她的同学和她的校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张晓蓉是幸运者中最幸运的人，高中刚刚毕业，所有的功课都还没落下。她是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那一年，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的多是历经磨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年龄最大的比张晓蓉年长十五六岁，“入学时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们是饱经沧桑的一代。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青春时代被“十年浩劫”蹉跎了岁月，在广阔农村艰苦地熬着。而恢复高考如同他们的救命稻草。
94版《三国演义》的编剧李一波也是这一代人。1978年的夏天，他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走进干净整洁的宿舍，他禁不住纵情呐喊：“哥们受苦受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69年8月，年仅16岁的李一波，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过拖拉机，当过机枪手，伐过木，修过战备公路。后来又转战到河南插队，之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出身不好的他，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里备受歧视。
1978年是全国艺术院校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北京考区有3000多人报考，只录取20来人，真正的百里挑一。“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以我们都酷爱读书，不能忍受精神世界的贫瘠。”
“我出身不如你们，但学问一定要比你们大。”他笑着说。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必将人才辈出。”
1977级的27万大学学生中，有一位叫李克强。
1982年，张晓蓉毕业时，班上最瘦弱、最老实的一位女同学，因不满把她分配到四川最偏远、最贫困的山区工作，竟然天天到系办公室静坐。一个半月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有了一个满意的分配。
他们这一代人，真的苦怕了。
“医海茫茫无边际，我与老弟共学医。如今弟要进京城，兄却不知去哪里？愿弟早日拿博士，愿弟不忘兄情义。但愿这天能到来，你我能够重相聚。”
——山东昌潍医学院1987届毕业生刘建军给冯新恒的毕业留言
留京，入沪，类似这样的关键词几乎可以代表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主旋律。
1962至1972年这十年出生的人，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避开了计划生育，错开了上山下乡。他们上大学时是公费的，大学毕业时是包分配的，在精神境界上“尚有理想”。
当然，对他们来说，最实际的“理想”还是留在大城市。尤其对于那些来自偏僻小山村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上大学的根本目的。“打死也要留北京，要饭也不回县城。”那时候的很多人都咬着牙发出过类似的誓言。
留在大城市的渠道，那时候大致这么几条：学校分配指标、自己托关系找到指标单位、自己上指标单位硬磕死啃、留校。对于女生来说，还要加上一条：嫁个“好人”。
于是有了勾心斗角，有了明争暗斗，有了反目成仇，有了单位领导到校园里“选拔”儿媳妇，有了名牌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到工厂里当焊工。
转眼间，毕业已逾20载，这些人大都人到中年。翻开毕业留言册，他们充满了感情，至今说起在火车站泪别的情景，眼圈依然泛红。他们的同学聚会相对较多，大家尽管在财富和地位上都已出现了差异，有的还很大，但因此而产生的隔阂已没有前辈们那么显性。聚会时大多只叙同窗谊，不理现实景。
他们聚会时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是如今的老花眼和白头发。
在《中国周刊》记者对各个年代毕业生的采访中，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总体而言，同学感情最深，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最紧密。 “从没想象过的路，走过去是另一番风景。祝明天的你海阔天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96届毕业生张景春给同学赵凤的毕业留言
有两首名为《海阔天空》的歌曲，都很著名，一首是BEYOND的，一首是信的。这两首歌在199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大学毕业联欢会上，几乎都会被唱起，几乎都会把现场情绪烘托到一个高潮。
“走从未走过的路，尝试想象中的生活。”这是他们毕业时兴奋的心迹。
前辈们毕业时的困扰和需求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但他们的眼光毕竟已经超越了城市，甚至超越了国门。
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中教师刘江波已经带过几届高三毕业班了，至今珍藏着学生们的毕业留言册。“学生们大学毕业后还会集体组织返校，回来看望一下老师。”他说。
他是教政治的。这门课对现在学生们来说，可能是最不好教的。当然，如今的教材变动也很大，要适应现在的形势。“学生们高中毕业就有出国深造的，大学毕业后出国的就更多了。”
郭澄澄是2013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院本科生，刚入学就已经详细了解了将来考取台湾大学研究生的规程，并且按照这些规程制定了大学四年的计划。她从小就喜爱中文，手机、电脑以及日常练习写作都是繁体字。高考时她坚决抵制了家长让她出国就学的企图。她的个人计划是：本科在北京，研究生去台湾，然后到欧美游学。
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世界就是世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80后、90后的毕业生们，小学和初中还有毕业留言册，而到了高中和大学，几乎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有人人网，有QQ，有微信朋友圈，到处可以很方便地说话聊天、贴图看图。
“现在沟通太方便了，大家随时都能联系得到，所以都不怎么时兴写留言册了。”北京印刷学院2005届毕业生吴丽娟说，“这年月，很少会彻底失联。”
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高校，我们都看到了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毕业纪念视频和微电影，有的水平相当高，甚至有专业大牌剪辑师的协助。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这位学生回答说：“我们很忙。忙着找工作，忙着和即将各奔东西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忙着组织各种毕业旅行。还有些更务实的，忙着做生意，在校园里挣最后一笔钱。”
怀念是要等到岁月积累之后。处在当下的年轻，是不会毕业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