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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文学精神的特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不同创作主体所承载的文学精神既有彼此相通或延续传承的成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化与流变。在特殊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辽宁地域文化呈现了多元性的本质特征。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和精神之源。辽宁文学是在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涵养下得以不断重构、置换和提升的。被地域文化所浸润的文学精神，同样有着一以贯之，历沧桑巨变而不灭的核心价值诉求。
关键词：地域文化 时代风貌 辽宁文学 精神特质
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对文化精神的诠释和传承，在具体作家、作品身上和创作潮流中，这种文化精神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学精神。所谓文学精神，是指创作主体在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历史维度、时代精神和文化向度等的合力作用下所形成的对文学功用的深层次开掘与提升。“是作家站在一定的话语立场上，以终极关怀为指向，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驱动力，以文学话语为组织材料，对特定社会进行评判性的描述；它充分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体现着作家创建个体艺术世界的意识、姿态和信心。”{1}
基于文学精神的特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不同创作主体所承载的文学精神既有彼此相通或延续传承的成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化与流变。这种演变与作家本人的偏好及其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内容、气质、习俗、思维方式、心理状态、情感状态，以及生存原则、精神追求有着密切关系，上述种种，恰恰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综上，地域文学所承载的文学精神，与其所处地域的文化精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辽宁的文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同时，辽宁作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化载体，其所承载的主体就是辽宁文化，如风俗人情、地方风物、社会景观、生活状况等，也会被文学作品所收摄、所反映，从而进一步发掘和提升地域文化的特质。
一、地域文化所决定的精神特质
在特殊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辽宁地域文化呈现了多元性的本质特征。这种复杂性和多重元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和精神之源。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辽宁土著民族以鸟为图腾。东北的古民族东夷——东北夷是以太阳为神，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东北夷后裔的东北土著民族，如古肃慎族及其后的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都保留着以雁、鹰为偶像的习俗。这些在空中自由翱翔和自由迁徙的鸟，使辽宁先民产生了崇拜，也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他们对超越自身局限的企盼和不受拘束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的境界的向往。随着时代变迁，虽然人们对鸟图腾崇拜的程度在消减，但是“鸟图腾崇拜所蕴含和蒸发出的崇尚自由漂泊的文化精神却超越生存条件的变化和时空变迁，幻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生生不息，迭代相传，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情结”{2}。
辽宁的土著民族，产生于相同的渔猎文化圈、牧猎文化圈或半渔猎半农耕文化圈， 强悍尚武、坚韧顽强是民族文化性格的底色。在远古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下，众多辽宁的土著民族就在战争和掠夺中开始了漫长的兼并融合之旅。在以战争为主要模式的交融中，强悍尚武、坚韧顽强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断地得到承传和强化。尽管后期几经岁月洗礼及与其他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辽宁地域文化精神的要素得到不断整合，但这种尚武、坚韧的特质始终未被弱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和土著民族频繁的碰撞和融合，使土著民族本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开放性和兼容性在辽宁地域文化精神中，就呈现了粗犷、豪爽、大气的文化气质。
由于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居民迁移的频繁性等原因，辽宁的经济类型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历史上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相对独立，不断渗透，互相影响。农耕经济、渔猎经济、游牧经济三大类型无一缺失，且非常典型。农耕经济条件下，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过多地奔波、动脑筋和交流。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呈现的文化性格是厚道、迟滞、独立。游牧民族常年“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草原上不断地迁徙，与大自然做着无休无止的角力，养成了游牧民族骁勇强悍、粗犷豪放、坦诚率真的性格特质。自古以来，辽宁地区就有着丰富的渔猎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渔猎经济也成为辽宁地区最原始、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渔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更具感性而缺乏理性，更易冲动而缺乏节制。在各经济类型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会发生转换，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渗透到深层文化心理的文化性格却很难改变。时至今日，厚道、粗犷、率真、感性、达观等性格特质，仍然是辽宁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索。
辽宁的移民文化萌芽于明末清初，在清代中叶， 辽宁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原住民，移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也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形态。随后， 这种文化形态的内涵在绵延不断、此起彼伏的移民潮中不断得到丰富和修正，终致沉淀在辽宁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中。移民文化在辽宁地域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决定着地域文化性格中粗犷、豪放特质的凸显，以及由此而不断得到强化的尚武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张扬。
在多元性的地域文化背景下，辽宁形成了包含着崇尚自由、开放兼容、厚重大气、任侠仗义、敢爱敢恨、仁厚坚韧、自强不息、乐观通达等主要元素的地域文化精神。
二、辽宁文学的基本精神及其与地域文化的互动
由于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发散力，与所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态一样，辽宁文学有着两种延续的生存形态。“一方面，是它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的传承，它的创作，直接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特征，这是辽宁文学自古以来的精神血脉所在。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特别是对于辽宁地域文化传统的精神的延续，从而体现了一种文学上的地域特征。”{3}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文学精神，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与辽宁原生态文化不断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形态，它所呈现的是更加鲜明的自然性、乡土性和民族性特征。就如徐光荣先生所说：“辽宁文学的地域特色源自黑土地的孕育滋养，各民族共生共融的不断创造。苍茫古朴的北国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关东人独特的文化语境，使辽宁文学能以鲜明的个性抒写着这里各族人民的生命颤动，凸显出作品中傲然的北国精神气质。”{4} 沦陷区文学：沦陷区文学被研究者称为隔绝母体后东北文学独特的存在。这一时期，辽宁处于极其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文学的行程也被彻底改变，“使它整体地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道，走上了艰难而曲折求生的独特之路”{7}。难能可贵的是，虽处在军事侵略、政治迫害、文化压制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辽宁沦陷区文学在脱离母体的同时，仍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区域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苦难与抗争毫无争议地成为文学叙事的主题。以山丁、王秋萤、袁犀为代表的文选文丛派和以古丁、小松、疑迟等为代表的艺文志派，都在敌伪的“官制文化”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策略地抗争。他们所创作的多数作品，关注着黑土地上人们的命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隐晦的艺术表现形式记录了辽宁地区风云突变的历史进程，勾勒了一幅幅殖民统治下亡国奴生活的悲惨社会图景。刻画了豪爽粗犷的地域文化性格，展示了关东乡民不屈向上的精神力量。辽宁文学在黑暗中所呈现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是这片古老的黑土地所蕴含的生命强力的生发以及生命意志的升华。
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东北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之一。东北沦陷后，流亡到关内的一批东北籍作家崛起于文坛。地域文化的涵养，故土沦丧的剧痛，对黑土地的情思和眷恋，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痛恨，是这一文学群体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情感体验，他们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和主题呈现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这些作家流亡时，已是成年人，他们的意识中早已被打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记。“这种形成了的意识，不仅不能随着肉体的迁移而改变，恰恰相反，它会因为远离其发源地而愈加牢固和凸显。”{8}“‘九·一八’事变摧毁了他们的时空构架，清废帝的粉墨登场似乎在时间上把他们抛进了一场古老的带血的噩梦，侵略者在实行专制、奴化的同时，大量移民，使他们在空间上也感到沉重的挤压。历史和现实，本土和异族的杂错，使这个作家群的艺术思维，具有开阔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参照系。”{9}辽宁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白朗、马加创作于流亡期的重要作品《八月的乡村》《鹭湖的忧郁》《第七个坑》《伊瓦鲁湖畔》《登基前后》等，“都取材于‘九·一八’前后的东北社会生活，表现着抗日救国的共同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以严肃、悲愤为主的基调，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10}。同时，由于生活背景和个性的不同，艺术修养的差异，这些作家在艺术表现上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如萧军的疏朗和大气，端木蕻良的沉郁和厚重，马加的质朴与生活化。罗烽的作品则显示出深邃与激昂，白朗的作品更显细腻、淡雅。这些在辽宁地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倔强不屈的英雄主义、爱憎分明的反抗精神、执着于自在、野性与强力的生命意志，成为他们文学乐章中的最强音。
解放区文学：辽宁现代文学的精神，是在20世纪30年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产生的文学，把辽宁民众粗犷、豪放、刚烈的天然性格和发自灵魂深处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精神挖掘到了极致。在1945年后的解放区文学中，现代文学的精神凸显了更为激越、通脱、豪迈的特质。作家创作以反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作品基调转向激昂向上、勇敢奋进，笔调和手法呈现了明快、轻盈的特色，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翻身后的劳动人民形象。马加创作的《江山村十日》和《开不败的花朵》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江山村十日》集中地描写了“江山村”在土地改革的十日中所发生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健康、新鲜和向上的新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溢着北国韵味。被评论家评介为“渗透着更为深层的东北冻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显示着更为浓厚老辣的‘关东味’”{11}。《开不败的花朵》则以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往东北行军过程中的战斗经历为表现内容，塑造了英雄战士王耀东等感人的形象，赞美为了创造新生活而献身的英雄，呼唤着英雄气概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克异（袁犀）的小说《网和地和鱼》真实地反映了土地改革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另一篇小说《狱中记》记载了作家因从事地下活动而被日伪投入狱中的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体，叙述了在日伪监狱中所遭受的种种酷刑，揭露了侵略者的兽行。作家在小说的《前言》中表明了写作目的：“让我们不忘昨天的痛、侮辱和伤害，时时刻刻纪念它，它才能成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转化为建设我们今日和明日的幸福生活的无穷的‘力’。”
新时期文学：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开启的。这场迄今仍在进行的社会大转型，“决定了这个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的文化心理必然经历巨大的分化和嬗变，同时也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总体状貌是激烈变化与不断发展的。”{12}这一时期，辽宁文学的发展主线与全国一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传记文学。这些创作潮流的作品题材不同，艺术追求各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处理地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关系时，作家们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反思，通过对地域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开掘，不但进一步发掘了地域文化中积极的因子，也对辽宁地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和反省。尽管社会发展进入了多元化、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辽宁作家却在“寻根”意识的驱动下，更加深入地探寻着源自远古时代的精神品性，即强力意志和英雄情结。在邓刚的《鱼眼》《迷人的海》《瘦龙岛》等作品中，通过对“东北硬汉”形象的塑造，展示着辽宁人富于力感的人生境况以及强者本位的价值追求。马原、洪峰的“先锋小说”在极力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仍然在寻觅着文化之根。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喜马拉雅古歌》等作品中，蕴含着源自辽宁地域文化的浓厚的征服精神、冒险精神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尊崇。孙春平、孙惠芬、马秋芬、谢友鄞、张涛、于德才等作家的作品，不但始终贯穿着辽宁人特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果敢，以及向往光明而敢于付出一切的决绝”，同时，他们也在深入挖掘着源自地域文化的负面因子，“生命力因此而显示出酣畅林漓的痛快，丑恶基因也因此而释放出最大的能量”{13}。深层文化心理中的粗俗、粗放与鄙陋，“东北侠义观”所蕴含的莽撞与任性，源于荒寒自然环境和落后生产方式的保守心理，都成为作家们着力表现的内容，实现了对辽宁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观照。
精神向度是文学应有的本性与品质，也是文学具有人文价值意向的一种显著标志。千百年来，辽宁作家通过对独特地域文化的观察、感受、反思与整合，发掘出了地域民众共通的文化心理传统，并使其成为作家精神取向内视投射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此张扬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精神。因此，以原始强力和生命意志为内核的文学精神，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
{1} 赵学勇、王贵禄：《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5}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108页。
{3} 白长青、程义伟：《从地域文化的维度看辽宁文学的发展》，《清明》2006年第7期。
{4} 徐光荣：《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6}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页。
{7}{12} 李春燕主编：《19—20世纪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第250页。
{8} 谢淑玲：《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追求》，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9}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10} 白长青：《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艺术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11}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3} 毛浩、李师东：《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在远处看东北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10期。
编 辑：赵红玉
关键词：地域文化 时代风貌 辽宁文学 精神特质
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对文化精神的诠释和传承，在具体作家、作品身上和创作潮流中，这种文化精神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学精神。所谓文学精神，是指创作主体在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历史维度、时代精神和文化向度等的合力作用下所形成的对文学功用的深层次开掘与提升。“是作家站在一定的话语立场上，以终极关怀为指向，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驱动力，以文学话语为组织材料，对特定社会进行评判性的描述；它充分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体现着作家创建个体艺术世界的意识、姿态和信心。”{1}
基于文学精神的特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不同创作主体所承载的文学精神既有彼此相通或延续传承的成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化与流变。这种演变与作家本人的偏好及其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内容、气质、习俗、思维方式、心理状态、情感状态，以及生存原则、精神追求有着密切关系，上述种种，恰恰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综上，地域文学所承载的文学精神，与其所处地域的文化精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辽宁的文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同时，辽宁作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化载体，其所承载的主体就是辽宁文化，如风俗人情、地方风物、社会景观、生活状况等，也会被文学作品所收摄、所反映，从而进一步发掘和提升地域文化的特质。
一、地域文化所决定的精神特质
在特殊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辽宁地域文化呈现了多元性的本质特征。这种复杂性和多重元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和精神之源。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辽宁土著民族以鸟为图腾。东北的古民族东夷——东北夷是以太阳为神，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东北夷后裔的东北土著民族，如古肃慎族及其后的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都保留着以雁、鹰为偶像的习俗。这些在空中自由翱翔和自由迁徙的鸟，使辽宁先民产生了崇拜，也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他们对超越自身局限的企盼和不受拘束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的境界的向往。随着时代变迁，虽然人们对鸟图腾崇拜的程度在消减，但是“鸟图腾崇拜所蕴含和蒸发出的崇尚自由漂泊的文化精神却超越生存条件的变化和时空变迁，幻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生生不息，迭代相传，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情结”{2}。
辽宁的土著民族，产生于相同的渔猎文化圈、牧猎文化圈或半渔猎半农耕文化圈， 强悍尚武、坚韧顽强是民族文化性格的底色。在远古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下，众多辽宁的土著民族就在战争和掠夺中开始了漫长的兼并融合之旅。在以战争为主要模式的交融中，强悍尚武、坚韧顽强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断地得到承传和强化。尽管后期几经岁月洗礼及与其他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辽宁地域文化精神的要素得到不断整合，但这种尚武、坚韧的特质始终未被弱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和土著民族频繁的碰撞和融合，使土著民族本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开放性和兼容性在辽宁地域文化精神中，就呈现了粗犷、豪爽、大气的文化气质。
由于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居民迁移的频繁性等原因，辽宁的经济类型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历史上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相对独立，不断渗透，互相影响。农耕经济、渔猎经济、游牧经济三大类型无一缺失，且非常典型。农耕经济条件下，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过多地奔波、动脑筋和交流。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呈现的文化性格是厚道、迟滞、独立。游牧民族常年“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草原上不断地迁徙，与大自然做着无休无止的角力，养成了游牧民族骁勇强悍、粗犷豪放、坦诚率真的性格特质。自古以来，辽宁地区就有着丰富的渔猎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渔猎经济也成为辽宁地区最原始、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渔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更具感性而缺乏理性，更易冲动而缺乏节制。在各经济类型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会发生转换，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渗透到深层文化心理的文化性格却很难改变。时至今日，厚道、粗犷、率真、感性、达观等性格特质，仍然是辽宁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索。
辽宁的移民文化萌芽于明末清初，在清代中叶， 辽宁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原住民，移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也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形态。随后， 这种文化形态的内涵在绵延不断、此起彼伏的移民潮中不断得到丰富和修正，终致沉淀在辽宁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中。移民文化在辽宁地域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决定着地域文化性格中粗犷、豪放特质的凸显，以及由此而不断得到强化的尚武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张扬。
在多元性的地域文化背景下，辽宁形成了包含着崇尚自由、开放兼容、厚重大气、任侠仗义、敢爱敢恨、仁厚坚韧、自强不息、乐观通达等主要元素的地域文化精神。
二、辽宁文学的基本精神及其与地域文化的互动
由于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发散力，与所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态一样，辽宁文学有着两种延续的生存形态。“一方面，是它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的传承，它的创作，直接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特征，这是辽宁文学自古以来的精神血脉所在。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特别是对于辽宁地域文化传统的精神的延续，从而体现了一种文学上的地域特征。”{3}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文学精神，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与辽宁原生态文化不断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形态，它所呈现的是更加鲜明的自然性、乡土性和民族性特征。就如徐光荣先生所说：“辽宁文学的地域特色源自黑土地的孕育滋养，各民族共生共融的不断创造。苍茫古朴的北国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关东人独特的文化语境，使辽宁文学能以鲜明的个性抒写着这里各族人民的生命颤动，凸显出作品中傲然的北国精神气质。”{4} 沦陷区文学：沦陷区文学被研究者称为隔绝母体后东北文学独特的存在。这一时期，辽宁处于极其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文学的行程也被彻底改变，“使它整体地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道，走上了艰难而曲折求生的独特之路”{7}。难能可贵的是，虽处在军事侵略、政治迫害、文化压制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辽宁沦陷区文学在脱离母体的同时，仍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区域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苦难与抗争毫无争议地成为文学叙事的主题。以山丁、王秋萤、袁犀为代表的文选文丛派和以古丁、小松、疑迟等为代表的艺文志派，都在敌伪的“官制文化”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策略地抗争。他们所创作的多数作品，关注着黑土地上人们的命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隐晦的艺术表现形式记录了辽宁地区风云突变的历史进程，勾勒了一幅幅殖民统治下亡国奴生活的悲惨社会图景。刻画了豪爽粗犷的地域文化性格，展示了关东乡民不屈向上的精神力量。辽宁文学在黑暗中所呈现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是这片古老的黑土地所蕴含的生命强力的生发以及生命意志的升华。
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东北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之一。东北沦陷后，流亡到关内的一批东北籍作家崛起于文坛。地域文化的涵养，故土沦丧的剧痛，对黑土地的情思和眷恋，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痛恨，是这一文学群体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情感体验，他们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和主题呈现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这些作家流亡时，已是成年人，他们的意识中早已被打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记。“这种形成了的意识，不仅不能随着肉体的迁移而改变，恰恰相反，它会因为远离其发源地而愈加牢固和凸显。”{8}“‘九·一八’事变摧毁了他们的时空构架，清废帝的粉墨登场似乎在时间上把他们抛进了一场古老的带血的噩梦，侵略者在实行专制、奴化的同时，大量移民，使他们在空间上也感到沉重的挤压。历史和现实，本土和异族的杂错，使这个作家群的艺术思维，具有开阔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参照系。”{9}辽宁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白朗、马加创作于流亡期的重要作品《八月的乡村》《鹭湖的忧郁》《第七个坑》《伊瓦鲁湖畔》《登基前后》等，“都取材于‘九·一八’前后的东北社会生活，表现着抗日救国的共同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以严肃、悲愤为主的基调，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10}。同时，由于生活背景和个性的不同，艺术修养的差异，这些作家在艺术表现上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如萧军的疏朗和大气，端木蕻良的沉郁和厚重，马加的质朴与生活化。罗烽的作品则显示出深邃与激昂，白朗的作品更显细腻、淡雅。这些在辽宁地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倔强不屈的英雄主义、爱憎分明的反抗精神、执着于自在、野性与强力的生命意志，成为他们文学乐章中的最强音。
解放区文学：辽宁现代文学的精神，是在20世纪30年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产生的文学，把辽宁民众粗犷、豪放、刚烈的天然性格和发自灵魂深处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精神挖掘到了极致。在1945年后的解放区文学中，现代文学的精神凸显了更为激越、通脱、豪迈的特质。作家创作以反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作品基调转向激昂向上、勇敢奋进，笔调和手法呈现了明快、轻盈的特色，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翻身后的劳动人民形象。马加创作的《江山村十日》和《开不败的花朵》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江山村十日》集中地描写了“江山村”在土地改革的十日中所发生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健康、新鲜和向上的新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溢着北国韵味。被评论家评介为“渗透着更为深层的东北冻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显示着更为浓厚老辣的‘关东味’”{11}。《开不败的花朵》则以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往东北行军过程中的战斗经历为表现内容，塑造了英雄战士王耀东等感人的形象，赞美为了创造新生活而献身的英雄，呼唤着英雄气概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克异（袁犀）的小说《网和地和鱼》真实地反映了土地改革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另一篇小说《狱中记》记载了作家因从事地下活动而被日伪投入狱中的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体，叙述了在日伪监狱中所遭受的种种酷刑，揭露了侵略者的兽行。作家在小说的《前言》中表明了写作目的：“让我们不忘昨天的痛、侮辱和伤害，时时刻刻纪念它，它才能成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转化为建设我们今日和明日的幸福生活的无穷的‘力’。”
新时期文学：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开启的。这场迄今仍在进行的社会大转型，“决定了这个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的文化心理必然经历巨大的分化和嬗变，同时也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总体状貌是激烈变化与不断发展的。”{12}这一时期，辽宁文学的发展主线与全国一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传记文学。这些创作潮流的作品题材不同，艺术追求各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处理地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关系时，作家们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反思，通过对地域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开掘，不但进一步发掘了地域文化中积极的因子，也对辽宁地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和反省。尽管社会发展进入了多元化、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辽宁作家却在“寻根”意识的驱动下，更加深入地探寻着源自远古时代的精神品性，即强力意志和英雄情结。在邓刚的《鱼眼》《迷人的海》《瘦龙岛》等作品中，通过对“东北硬汉”形象的塑造，展示着辽宁人富于力感的人生境况以及强者本位的价值追求。马原、洪峰的“先锋小说”在极力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仍然在寻觅着文化之根。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喜马拉雅古歌》等作品中，蕴含着源自辽宁地域文化的浓厚的征服精神、冒险精神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尊崇。孙春平、孙惠芬、马秋芬、谢友鄞、张涛、于德才等作家的作品，不但始终贯穿着辽宁人特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果敢，以及向往光明而敢于付出一切的决绝”，同时，他们也在深入挖掘着源自地域文化的负面因子，“生命力因此而显示出酣畅林漓的痛快，丑恶基因也因此而释放出最大的能量”{13}。深层文化心理中的粗俗、粗放与鄙陋，“东北侠义观”所蕴含的莽撞与任性，源于荒寒自然环境和落后生产方式的保守心理，都成为作家们着力表现的内容，实现了对辽宁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观照。
精神向度是文学应有的本性与品质，也是文学具有人文价值意向的一种显著标志。千百年来，辽宁作家通过对独特地域文化的观察、感受、反思与整合，发掘出了地域民众共通的文化心理传统，并使其成为作家精神取向内视投射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此张扬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精神。因此，以原始强力和生命意志为内核的文学精神，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
{1} 赵学勇、王贵禄：《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5}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108页。
{3} 白长青、程义伟：《从地域文化的维度看辽宁文学的发展》，《清明》2006年第7期。
{4} 徐光荣：《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6}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页。
{7}{12} 李春燕主编：《19—20世纪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第250页。
{8} 谢淑玲：《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追求》，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9}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10} 白长青：《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艺术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11}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3} 毛浩、李师东：《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在远处看东北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10期。
编 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