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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专栏中，我谈到，“奥伏赫变”是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是同一个东西通过自我否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亘古之问：自我革命是可能的吗？
自反性
俗语说，再好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但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原因很简单：人类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也叫自反性，指的是因果的循环关系，也即相互决定性。在社会学中，反身性意味着一种自我指涉的行为，即审视或行动反作用于发起审视或行动的实体，常被用来指行动者承认社会化力量，并据此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能力。低反身性会导致一个人主要被其环境（或称“社会”）所塑造。高反身性则指个体塑造自己的规范、品位、政治、欲望等。
在经济学中，鼓吹反身性最有力的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见《金融炼金术》，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索氏认为他提倡的反身性哲学理念是他投资制胜的思想基础。他甚至说：“我的哲学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它应该被视为对人类如何理解現实的一种贡献，值得大家认真对待。”
索罗斯的贡献在哪里呢？人与外部世界遭遇，可以被描述为参与者的思维和其所参与的现实情境之间的联系，索罗斯认为，这一联系可以分解为两个函数关系，一个是认识函数，一个是参与函数。在认识函数中，参与者的认识依赖于现实情境；在参与函数中，现实情境受到参与者认知的影响。这两个函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是反身性。
索罗斯的想法围绕着两个现实展开，一个是客观现实，一个是主观现实。一方面，无论参与者如何看，客观现实都在那里实际地摆着。例如，如果我说外面下雪了并且事实上外面也是在下雪，那么这即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不管我怎么说或者怎么想，外面都会下雪——我可以非要说外面是晴天，但是这并不会让天气变得晴朗，它仍然会下雪。
另一方面，与客观现实不同，主观现实受到参与者对其看法的影响。比如，市场就属于这一类。由于不存在完美的信息（也即，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并且不可能知道在任何给定时间内驱动市场的所有变量），我们只好对哪些资产（股票、期货、期权等）会产生价值，力图作出最好的判断。我们的集体思维是推动市场发展并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会影响现实本身，而现实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思维。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市场是自反的：我们对它的信念直接影响潜在的基本面，反之亦然。有时，反身机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导致价格和期望与现实大相径庭。所以，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远不能够准确反映所有可用知识，相反，总是提供扭曲现实的观点，这就是易犯错性（fallibility）。失真程度可能会不时变化。有时它非常微不足道，有时则极为明显。
由于这种双向反馈机制的存在，在价值和机会之间，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都存在一种反身性内在联系。而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反身性的概念都表明，个人和社会集体能够自我探究和适应的事实，是现实世界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
这种自我探究和适应的表现是，人总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身，在自我异化中去实现自身本质，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有本性。人的反身性构成了结构性质（也即个体的社会背景）与行为（也即个人的终极关注）之间的中介机制。以前我们使用的很多常规形式在处理现代生活轨迹的复杂性方面变得无效，所以，反身活动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惯常行为。
自以为非
张瑞敏说：“海尔人不变的基因就是自以为非，永远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这种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的价值观，“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以自己的昨天为非，以自己的成功为非”，不断超越自我（张瑞敏：《自以为非：海尔人不变的文化基因》，青岛：海尔集团，《海尔人》报，2011年7月6日）。
“自以为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甚至带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今天的自己不会是昨天的自己，河水昼夜流淌，只是我们看到的并非同一条河流。
在海尔董事局大楼的入口处，迎面可以看到一件长9.5米的花梨木雕刻。它寓意的是河流，天然木质纹理象征河流的走势，其上有一颗鹅卵石，看似端居不动，其实欲静不能。雕刻名为“静水流石”，所谓“静水”乃是假象，因为雕刻还告诉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来自古希腊先哲的名言说得非常清楚，我将其称为“赫拉克利特定律”：河流在变，踏入河流的人也在变。
任何个人和组织在时代潮流中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成为安居一隅的“静石”，因为时代“静水”会让你成为“流石”。之所以你误把“流水”当“静水”，是因为你缺乏“自以为非”的意识。“赫拉克利特定律”是张瑞敏“自以为非”主张的最贴切的解释。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做是“时代的企业”的哲学源头。
这里我指的是张瑞敏的一个著名陈述：“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不做成功的企业，也就是不做静态的企业。做时代的企业，也就是永远处在“正在进行时”。这就必然要求企业和企业人的反身性：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身。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而是对过往成功的经验保持警惕。自以为非就是克服认为自己成功了的观念，不断战胜自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
张瑞敏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他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成功了，只不过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你的能力而已。你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自以为非，以此追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自以为非”并不温情脉脉，而是异常残酷。张瑞敏到台湾去，对台湾企业家跟他讲的一句话印象极深：“做企业就是要么生要么死，要么是人要么是鬼。” 天使与魔鬼的转换，就是企业的生死存亡。 张瑞敏自己的企业生死观非常独特，他把企业的下场分为自杀与他杀两种结局：“每个企业都面临着这个抉择，是自杀重生，还是被杀出局？百年老店其实就是在自杀重生和被杀出局中作一个抉择。要么提前把自己自杀了，涅槃重生；自杀了若干次之后终成百年老店。要么被杀而不自觉，然后被淘汰出局。想要定一个百年战略，然后就这么走下去是不可能的。就像熵定律这个规律一样，万事万物没有不灭的，但问题是你怎么延续它，你怎么来自我颠覆？”
正反合
在一次演讲中，张瑞敏谈到黑格尔的自我否定时说：“黑格尔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一棵树开出了花蕾，花蕾后面是花朵，花朵否定了花蕾，果实又否定了花朵。”自我否定就是不断自我反思，但在實践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在花朵盛开的时候会自我欣赏：这么漂亮的一朵花有多么好！然而在你欣赏的一刹那，一切都过去了。
黑格尔认为，规定性就是质，而一切规定性的基础都是“否定”，有如斯宾诺莎所说“一切规定都是否定”。不过，在斯宾诺莎眼里的“消极”的否定，在黑格尔看来却是“积极”的，因为否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而应进一步理解为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否定而达到真实的肯定的过程。
所以，花朵否定了花蕾，但同时也肯定了它；果实否定了花朵，但同时也成就了它。否定性的原则，即是自我运动和自身发展的原则。而所有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无他，乃是使自己最终成为现实。事物成为真正的现实，就意味着其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
黑格尔把质的发展分为三阶段：纯有、限有、自有。纯有就是纯无，正是老子说的“有无同出而异名”（《老子》第一章）。纯有和纯无的不确定性矛盾，产生出一个新的范畴——“定在”，也叫“限有”。也就是being和nothing斗争，becoming于焉诞生；它是变易，也是形成。黑格尔称“定在”是第一个确定的思想，而纯有和纯无不过是空无的抽象而已。将其放到哲学史上来说，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一切存在着的真理，无不皆在变化之中”。
“限有”即有规定性的有，有了规定性就可以和他物区别开来。然而黑格尔认为，不仅要看到对立还要看到统一，有了反，必须要有合，所以“限有”还要进一步发展为“自有”，也即自为之有。这就是说，某物和否定某物之后出现的他物，是相互渗透与统一的（花蕾、花朵和果实乃是统一物），因而“自有”用自身的亦此亦彼，打破了“限有”的非此即彼。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自我革命何以可能？或者说，为什么“自杀重生”不是悖论？
黑格尔“精神生活”之成立，有赖于抛弃对否定的片面理解，而达到对自己的重新肯定，达到否定之否定，达到扬弃，达到“合”。这意味着，精神向他物过渡的同时，也就是精神返回到自身。
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好坏无限性”。所谓“坏的无限”就是有限的一物之外还有另一物，以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也就是把精神仅仅看做向他物过渡的运动。而“真无限”或者“好的无限”则是把另一物看成是内在于此物的，事物存在普遍联系，则任一物就自然地包含着一切。“真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看，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黑格尔：《小逻辑》，第207页）
因而，自我革命并非对自我的全盘否定，自以为非也不是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自我革命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展开自己，在这种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身，又不断地扬弃这种否定而返回自身。这才是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真谛。如此辩证法所揭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不是别的，就是精神的实现了的自由。
谢青总结得好：黑格尔“深刻地认识到精神毋宁就是运动本身。这个作为运动的精神或精神的运动，就它是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在动力来说，它是否定；就它是自己完成自己的整个过程来说，它又是否定的否定；作为最终完成的否定的否定，即绝对的自身肯定，就是自由”。（《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探微》，《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所以张瑞敏才会说：海尔“自以为非”的概念，体现的正是黑格尔不断自我否定的哲学体系，以正反合三段式将否定一直进行下去，直至绝对精神。
这就引出了一个亘古之问：自我革命是可能的吗？
自反性
俗语说，再好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但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原因很简单：人类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也叫自反性，指的是因果的循环关系，也即相互决定性。在社会学中，反身性意味着一种自我指涉的行为，即审视或行动反作用于发起审视或行动的实体，常被用来指行动者承认社会化力量，并据此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能力。低反身性会导致一个人主要被其环境（或称“社会”）所塑造。高反身性则指个体塑造自己的规范、品位、政治、欲望等。
在经济学中，鼓吹反身性最有力的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见《金融炼金术》，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索氏认为他提倡的反身性哲学理念是他投资制胜的思想基础。他甚至说：“我的哲学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它应该被视为对人类如何理解現实的一种贡献，值得大家认真对待。”
索罗斯的贡献在哪里呢？人与外部世界遭遇，可以被描述为参与者的思维和其所参与的现实情境之间的联系，索罗斯认为，这一联系可以分解为两个函数关系，一个是认识函数，一个是参与函数。在认识函数中，参与者的认识依赖于现实情境；在参与函数中，现实情境受到参与者认知的影响。这两个函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是反身性。
索罗斯的想法围绕着两个现实展开，一个是客观现实，一个是主观现实。一方面，无论参与者如何看，客观现实都在那里实际地摆着。例如，如果我说外面下雪了并且事实上外面也是在下雪，那么这即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不管我怎么说或者怎么想，外面都会下雪——我可以非要说外面是晴天，但是这并不会让天气变得晴朗，它仍然会下雪。
另一方面，与客观现实不同，主观现实受到参与者对其看法的影响。比如，市场就属于这一类。由于不存在完美的信息（也即，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并且不可能知道在任何给定时间内驱动市场的所有变量），我们只好对哪些资产（股票、期货、期权等）会产生价值，力图作出最好的判断。我们的集体思维是推动市场发展并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会影响现实本身，而现实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思维。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市场是自反的：我们对它的信念直接影响潜在的基本面，反之亦然。有时，反身机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导致价格和期望与现实大相径庭。所以，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远不能够准确反映所有可用知识，相反，总是提供扭曲现实的观点，这就是易犯错性（fallibility）。失真程度可能会不时变化。有时它非常微不足道，有时则极为明显。
由于这种双向反馈机制的存在，在价值和机会之间，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都存在一种反身性内在联系。而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反身性的概念都表明，个人和社会集体能够自我探究和适应的事实，是现实世界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
这种自我探究和适应的表现是，人总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身，在自我异化中去实现自身本质，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有本性。人的反身性构成了结构性质（也即个体的社会背景）与行为（也即个人的终极关注）之间的中介机制。以前我们使用的很多常规形式在处理现代生活轨迹的复杂性方面变得无效，所以，反身活动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惯常行为。
自以为非
张瑞敏说：“海尔人不变的基因就是自以为非，永远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这种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的价值观，“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以自己的昨天为非，以自己的成功为非”，不断超越自我（张瑞敏：《自以为非：海尔人不变的文化基因》，青岛：海尔集团，《海尔人》报，2011年7月6日）。
“自以为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甚至带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今天的自己不会是昨天的自己，河水昼夜流淌，只是我们看到的并非同一条河流。
在海尔董事局大楼的入口处，迎面可以看到一件长9.5米的花梨木雕刻。它寓意的是河流，天然木质纹理象征河流的走势，其上有一颗鹅卵石，看似端居不动，其实欲静不能。雕刻名为“静水流石”，所谓“静水”乃是假象，因为雕刻还告诉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来自古希腊先哲的名言说得非常清楚，我将其称为“赫拉克利特定律”：河流在变，踏入河流的人也在变。
任何个人和组织在时代潮流中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成为安居一隅的“静石”，因为时代“静水”会让你成为“流石”。之所以你误把“流水”当“静水”，是因为你缺乏“自以为非”的意识。“赫拉克利特定律”是张瑞敏“自以为非”主张的最贴切的解释。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做是“时代的企业”的哲学源头。
这里我指的是张瑞敏的一个著名陈述：“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不做成功的企业，也就是不做静态的企业。做时代的企业，也就是永远处在“正在进行时”。这就必然要求企业和企业人的反身性：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身。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而是对过往成功的经验保持警惕。自以为非就是克服认为自己成功了的观念，不断战胜自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
张瑞敏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他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成功了，只不过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你的能力而已。你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自以为非，以此追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自以为非”并不温情脉脉，而是异常残酷。张瑞敏到台湾去，对台湾企业家跟他讲的一句话印象极深：“做企业就是要么生要么死，要么是人要么是鬼。” 天使与魔鬼的转换，就是企业的生死存亡。 张瑞敏自己的企业生死观非常独特，他把企业的下场分为自杀与他杀两种结局：“每个企业都面临着这个抉择，是自杀重生，还是被杀出局？百年老店其实就是在自杀重生和被杀出局中作一个抉择。要么提前把自己自杀了，涅槃重生；自杀了若干次之后终成百年老店。要么被杀而不自觉，然后被淘汰出局。想要定一个百年战略，然后就这么走下去是不可能的。就像熵定律这个规律一样，万事万物没有不灭的，但问题是你怎么延续它，你怎么来自我颠覆？”
正反合
在一次演讲中，张瑞敏谈到黑格尔的自我否定时说：“黑格尔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一棵树开出了花蕾，花蕾后面是花朵，花朵否定了花蕾，果实又否定了花朵。”自我否定就是不断自我反思，但在實践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在花朵盛开的时候会自我欣赏：这么漂亮的一朵花有多么好！然而在你欣赏的一刹那，一切都过去了。
黑格尔认为，规定性就是质，而一切规定性的基础都是“否定”，有如斯宾诺莎所说“一切规定都是否定”。不过，在斯宾诺莎眼里的“消极”的否定，在黑格尔看来却是“积极”的，因为否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而应进一步理解为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否定而达到真实的肯定的过程。
所以，花朵否定了花蕾，但同时也肯定了它；果实否定了花朵，但同时也成就了它。否定性的原则，即是自我运动和自身发展的原则。而所有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无他，乃是使自己最终成为现实。事物成为真正的现实，就意味着其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
黑格尔把质的发展分为三阶段：纯有、限有、自有。纯有就是纯无，正是老子说的“有无同出而异名”（《老子》第一章）。纯有和纯无的不确定性矛盾，产生出一个新的范畴——“定在”，也叫“限有”。也就是being和nothing斗争，becoming于焉诞生；它是变易，也是形成。黑格尔称“定在”是第一个确定的思想，而纯有和纯无不过是空无的抽象而已。将其放到哲学史上来说，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一切存在着的真理，无不皆在变化之中”。
“限有”即有规定性的有，有了规定性就可以和他物区别开来。然而黑格尔认为，不仅要看到对立还要看到统一，有了反，必须要有合，所以“限有”还要进一步发展为“自有”，也即自为之有。这就是说，某物和否定某物之后出现的他物，是相互渗透与统一的（花蕾、花朵和果实乃是统一物），因而“自有”用自身的亦此亦彼，打破了“限有”的非此即彼。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自我革命何以可能？或者说，为什么“自杀重生”不是悖论？
黑格尔“精神生活”之成立，有赖于抛弃对否定的片面理解，而达到对自己的重新肯定，达到否定之否定，达到扬弃，达到“合”。这意味着，精神向他物过渡的同时，也就是精神返回到自身。
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好坏无限性”。所谓“坏的无限”就是有限的一物之外还有另一物，以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也就是把精神仅仅看做向他物过渡的运动。而“真无限”或者“好的无限”则是把另一物看成是内在于此物的，事物存在普遍联系，则任一物就自然地包含着一切。“真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看，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黑格尔：《小逻辑》，第207页）
因而，自我革命并非对自我的全盘否定，自以为非也不是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自我革命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展开自己，在这种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身，又不断地扬弃这种否定而返回自身。这才是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真谛。如此辩证法所揭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不是别的，就是精神的实现了的自由。
谢青总结得好：黑格尔“深刻地认识到精神毋宁就是运动本身。这个作为运动的精神或精神的运动，就它是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在动力来说，它是否定；就它是自己完成自己的整个过程来说，它又是否定的否定；作为最终完成的否定的否定，即绝对的自身肯定，就是自由”。（《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探微》，《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所以张瑞敏才会说：海尔“自以为非”的概念，体现的正是黑格尔不断自我否定的哲学体系，以正反合三段式将否定一直进行下去，直至绝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