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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扶贫干部在坭美乡见到彝族群众还与牲畜同住一间屋子时，颇为震惊。“老人一言不发，呆滞的眼神，让我深刻感受到，扶贫、扶志，任重道远”。
自1978年至2014年，中国7亿多人成功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40%……
“贫中之贫”面对“难中之难”
43岁的邓迎香因带领村民15年凿通一条出山隧道，被赞为“当代愚公”。她居住的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翁晶组被大山包围，行路难，成了全村脱贫的“卡脖子”难题。
1999年，村民们决心自己修路。修好之后，这条路没有路灯，每隔几米有个声控灯泡，喊一嗓子就亮，过会儿就灭。过隧道，得一路喊着走。隧道只有216米长，却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就是这条简陋隧道，成了麻怀村的致富路。如今村民收入翻了两倍，住上了水泥房，买了摩托、小汽车。孩子上学，走15分钟就到了。
这条路的故事，恰如中国扶贫攻坚之路——现在到了向“卡脖子”难关发起总攻的阶段。
梳理近年来的扶贫数据，呈现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
一条，扶贫资金越来越多：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433亿元，4年几乎翻了一番。
另一条，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4329万人，2012年减少2339万人，2013年1650万人，2014年1232万人。
两条曲线，折射的是扶贫难度的增加。打开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图，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赫然在目。它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深度贫困群体，又都是位置偏僻、山大沟深的地方，一般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带动其发展，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
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对他们的帮扶难度更大。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疾病”在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42.1%，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扶贫干部的“困惑”
作为扶贫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如今已有43万干部被选派到贫困地区进行驻村帮扶。这些扶贫干部多是70后和80后，他们面临的贫困现状和问题，可能是山外的你无法想像的。
翟敬军原在宁夏财政厅农业处工作，2014年底，他作为扶贫干部，被派到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大店村进行驻点帮扶。驻村第一天，他家访十多户人家，发现几乎家家贫困。不但家徒四壁，很多还是病、债叠加。对于他来说，村里的一切无不突出一个字：“穷”。
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被扶贫办列为消号村的大店村，贫困程度还如此之深。一旦消号，这个村的群众怎么办？”
翟敬军的所看所想，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四川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专员王朝在汉源县挂职扶贫期间，在坭美乡见到彝族群众还与牲畜同住一间屋子时，颇为震惊。“老人一言不发，呆滞的眼神，让我深刻感受到，扶贫、扶志，任重道远”。
而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乡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由于风景秀丽，这里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当地扶贫干部发现，小溪乡成立保护区之前，村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砍树烧炭、捕猎采药，成立保護区后禁止砍伐树木，生活没了来源，有能力的村民离开这里，走不了的只能留在山里“守着金饭碗讨饭”。
在西南的某县，一名扶贫干部抱怨说，按季度进行脱贫任务考核，年初报一个计划，但细化到了月，只能在贫困户中找出种植面积大的估算收益，从高到低排序“脱贫”。“压力很大，第一季度没有收成和收入怎么办？数字游戏，对扶贫有多大帮助？”
多地基层扶贫干部还表示，一是驻村没有脱岗，原工作单位任务繁重，每个月只能去村里一次;二是驻村帮扶更多的是协调社会救助和相关局办。但究竟能协调成多少，心里没底。
四川省扶贫与移民工作局副局长刘维嘉说，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但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的问题，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驻村帮扶就是要求驻村干部脱离原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地下到村里，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下一步，要对此项工作进行督察，严禁“走过场”。
结穷亲、动真情，对下派扶贫干部而言，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之一。但也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反映，由于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下派干部在扶贫攻坚中大有可为，而且要起到关键性作用。当前，贫困农户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技术，如果下派工作队和扶贫干部的作用能发挥好，就能起到很好作用。
中国式扶贫任重道远
当前，贫困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首先，精细化扶贫是啃下硬骨头的关键。调查发现，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搬迁等方面存在“补富不补穷”的现象，一些极贫群体成了扶贫“死角”。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要真正瞄准生产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贫困群体，改变‘大水漫灌’的套路，实行精准化、针对化、差异化扶贫，做到一户一策。”
超常精准用钱的另一面，是超常严格地管钱。2013年，审计6省19县发现违规使用扶贫资金2.34亿元，涉及相关责任人143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原主任吴宇雄说，扶贫资金违规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挪用;二是侵占;三是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存在漏洞，导致流失浪费。他建议，要引入全新的现代方法改变粗放管理模式，建立专职人员队伍，对扶贫资金实现全程监管，覆盖财务、会计核算、提款报账等所有环节。同时，应建立更严格的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
扶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突破性思路。“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这是对不同特点群体采取不同扶贫策略的“大精准”思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对于一些特别的群体，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此外，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见效更快，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让7000多万贫困人口追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没有先例可循。国际上成功的扶贫经验可以吸取，但完成任务最终还要靠“中国式扶贫”。
（新华网2015.6.23、《瞭望》新闻周刊）
自1978年至2014年，中国7亿多人成功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40%……
“贫中之贫”面对“难中之难”
43岁的邓迎香因带领村民15年凿通一条出山隧道，被赞为“当代愚公”。她居住的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翁晶组被大山包围，行路难，成了全村脱贫的“卡脖子”难题。
1999年，村民们决心自己修路。修好之后，这条路没有路灯，每隔几米有个声控灯泡，喊一嗓子就亮，过会儿就灭。过隧道，得一路喊着走。隧道只有216米长，却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就是这条简陋隧道，成了麻怀村的致富路。如今村民收入翻了两倍，住上了水泥房，买了摩托、小汽车。孩子上学，走15分钟就到了。
这条路的故事，恰如中国扶贫攻坚之路——现在到了向“卡脖子”难关发起总攻的阶段。
梳理近年来的扶贫数据，呈现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
一条，扶贫资金越来越多：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433亿元，4年几乎翻了一番。
另一条，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4329万人，2012年减少2339万人，2013年1650万人，2014年1232万人。
两条曲线，折射的是扶贫难度的增加。打开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图，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赫然在目。它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深度贫困群体，又都是位置偏僻、山大沟深的地方，一般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带动其发展，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
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对他们的帮扶难度更大。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疾病”在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42.1%，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扶贫干部的“困惑”
作为扶贫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如今已有43万干部被选派到贫困地区进行驻村帮扶。这些扶贫干部多是70后和80后，他们面临的贫困现状和问题，可能是山外的你无法想像的。
翟敬军原在宁夏财政厅农业处工作，2014年底，他作为扶贫干部，被派到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大店村进行驻点帮扶。驻村第一天，他家访十多户人家，发现几乎家家贫困。不但家徒四壁，很多还是病、债叠加。对于他来说，村里的一切无不突出一个字：“穷”。
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被扶贫办列为消号村的大店村，贫困程度还如此之深。一旦消号，这个村的群众怎么办？”
翟敬军的所看所想，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四川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专员王朝在汉源县挂职扶贫期间，在坭美乡见到彝族群众还与牲畜同住一间屋子时，颇为震惊。“老人一言不发，呆滞的眼神，让我深刻感受到，扶贫、扶志，任重道远”。
而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乡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由于风景秀丽，这里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当地扶贫干部发现，小溪乡成立保护区之前，村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砍树烧炭、捕猎采药，成立保護区后禁止砍伐树木，生活没了来源，有能力的村民离开这里，走不了的只能留在山里“守着金饭碗讨饭”。
在西南的某县，一名扶贫干部抱怨说，按季度进行脱贫任务考核，年初报一个计划，但细化到了月，只能在贫困户中找出种植面积大的估算收益，从高到低排序“脱贫”。“压力很大，第一季度没有收成和收入怎么办？数字游戏，对扶贫有多大帮助？”
多地基层扶贫干部还表示，一是驻村没有脱岗，原工作单位任务繁重，每个月只能去村里一次;二是驻村帮扶更多的是协调社会救助和相关局办。但究竟能协调成多少，心里没底。
四川省扶贫与移民工作局副局长刘维嘉说，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但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的问题，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驻村帮扶就是要求驻村干部脱离原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地下到村里，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下一步，要对此项工作进行督察，严禁“走过场”。
结穷亲、动真情，对下派扶贫干部而言，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之一。但也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反映，由于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下派干部在扶贫攻坚中大有可为，而且要起到关键性作用。当前，贫困农户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技术，如果下派工作队和扶贫干部的作用能发挥好，就能起到很好作用。
中国式扶贫任重道远
当前，贫困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首先，精细化扶贫是啃下硬骨头的关键。调查发现，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搬迁等方面存在“补富不补穷”的现象，一些极贫群体成了扶贫“死角”。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要真正瞄准生产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贫困群体，改变‘大水漫灌’的套路，实行精准化、针对化、差异化扶贫，做到一户一策。”
超常精准用钱的另一面，是超常严格地管钱。2013年，审计6省19县发现违规使用扶贫资金2.34亿元，涉及相关责任人143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原主任吴宇雄说，扶贫资金违规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挪用;二是侵占;三是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存在漏洞，导致流失浪费。他建议，要引入全新的现代方法改变粗放管理模式，建立专职人员队伍，对扶贫资金实现全程监管，覆盖财务、会计核算、提款报账等所有环节。同时，应建立更严格的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
扶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突破性思路。“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这是对不同特点群体采取不同扶贫策略的“大精准”思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对于一些特别的群体，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此外，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见效更快，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让7000多万贫困人口追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没有先例可循。国际上成功的扶贫经验可以吸取，但完成任务最终还要靠“中国式扶贫”。
（新华网2015.6.23、《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