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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摘 要？演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研究经历了从强化到反拨的过程。这既为开展相关教学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撑，又由于一些具体学术争议在网络背景下的泛社会化而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三元里抗英”教学应在顺向追踪与逆向观照的双重维度展开。有关此事件的教学技术探讨，提示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应注重对近代国难频仍的背景下，民众生存生活状态和行为选择的考察，确保相关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与导向，从而诱发学生积极思考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眼关键词？演“三元里抗英”，研究，教学，史料利用，导向
？眼中图分类号？演G64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65-05
1.强化与反拨：有关“三元里抗英”的研究状况
“三元里抗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较早发生的一次民众反侵略事件。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有关此事件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一些学者提出，这是由于旧时国家政权和西方侵略势力“企图从根本上抹煞”中国底层民众“反击侵略者的斗争意志”，对此事件加以否定或进行“歪曲和污蔑”，以致很多人对此事件的性质、过程和“重要意义”均“不甚了解”。①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先进行了有关该事件的史料搜集工作。鉴于旧有历史文献的“立场”问题，史料搜集侧重于“实地调查”，部分依据当地民众的口述，再加上对既有记述文献的整理利用，得出抗英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地一位妇女受到英军侮辱，这位妇女的丈夫韦绍光等是此次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斗争的主体力量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以及部分爱国士绅亦成为斗争的参加者等结论。②在此基础上，广东省文史馆于1955年编写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极得时人赞许”，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将其中重要内容移载至《中国近代史资料》。③上述研究结论因而成为197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路径依托。④
但在1956年前后，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李龙潜等认为，此次事件自始至终带有强烈自发性，很难说有确定的领导和组织者。⑤陈锡祺也认为此事件并非民众“有领导的自觉的斗争”，而是“工农劳动人民与地方士绅的一种自发的联合行动”。①刘■炀指出，陈锡祺的研究表明，说“那（哪）一个阶级领导了这次斗争，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②这些观点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初期，民众性的反侵略斗争尚是由于比较朴素地反抗外来力量侵扰。但这些观点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如陈锡祺在1961年一篇论文中，转而强调“三元里抗英”事件是人民群众“抛弃对清朝官吏的一切幻想，挺身而出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是在“青年农民韦绍光的领导下”，“拯救祖国解广州之围的斗争”，表明人民群众是“斗争的真正领导者”，是“历史的主人”。③这不仅与当之前的研究结论相抵牾，而且对当时三元里民众抗侵动机的判定也明显脱离了实际情况。
进入1980年代，伴随国内学术研究多元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的一些基本研究结论被反拨。这一反拨是以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领导者问题的争论为切入点，而后逐渐加以深化。如1979年卞哲即提出，“三元里抗英”事件确以农民群众为主力，“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④1980年林增平也提出，长期以来国内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研究，“隐讳真实史料，牵强附会地引用不完全可靠的传闻和访问记录”，将此事件判定为“由农民领导”，斗争参加者全然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有组织的武装”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此次抗英主力“确实是农民”，“但倡首的确为爱国的地主士绅”。⑤1990年，广州史学界召开的相关学术研讨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研究存在“片面夸大劳动人民作用的现象”，对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学界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是“值得肯定的”。韦绍光等青年农民“作为发难者”对于抗英斗争的开启“功不可没”，但其无法成为此场“大规模斗争的领导者是显而易见的”，而“爱国士绅何玉成等人的领导作用不可否认”。⑥
上述观点虽仍待商榷，但打破了固有“禁区”，有利于推动有关研究活动的持续深入。如针对斗争领导者问题，刘宝军等认为何玉成在斗争中“一直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但起到此种作用的远不止其一人。⑦而姚敬恒则提出，“三元里抗英”实际上就是“广州北郊农民反抗英军侵略暴行的武装自卫斗争”，具有完全的“自发性”，而不存在任一社会阶层组织或个人领导该场斗争的可能性。⑧茅海建则认为，此次事件总体而言是有组织进行的，但组织形式“多样”，官府、乡绅和下层民众均参与其中，三类组织界线很难明确划分。且现时对于争论此次斗争是否完全有组织行为或是否有具体领导者已不是最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弄清参加这一事件的主体”。⑨这也反映出学界的一项共识，即淡化对此事件的政治性质判定，转而以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考察与实证研究方法，着重对事件发生过程作细致还原，并于此基础上对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各阶层社会关系以及诸如社学等社会组织机理等问题作开放式研究。⑩
2.对事件本身及其意义认知的混乱与偏向：“三元里抗英”教学挑战
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的述论，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必选动作”，是培养大学生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必要素材。{11}然而，现时社会舆论中有关此事件的认知混乱与偏向，对教学工作构成了很多挑战。总体而言，这些混乱与偏向认知源自有关学术争论的泛社会化。{12}一方面是非专业人员对有关争论进行了片面和狭隘化的信息加工，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内部个别人员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偏离事实的论定。这些不实信息一旦脱离学界内，实际上就具备了社会谣言的构成要素，特别鉴于其是对有关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反拨，因而极易加剧受众的接受与再传播冲动，加速此类谣言流行和次生。①而现时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微博等移动信息发布平台的普及，也为此类谣言提供了高速传播的基本依托。②在此情况下，如若教学中没有系统而缜密的对策，则反而会使基于史实的教学述论成为“伪事实”，加剧不实信息对学生意识的固化控制。 这些不实信息主要有：一是对个别学者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确有性的不当质疑加以泛社会化传播。例如历史上曾有学者针对此事件宣称：“不相信十九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挺以挞坚甲利兵。”③有网络观点就以此为依据，鼓吹所谓类似民众抗侵事件是新中国政权出于宣传工农群众历史主体地位需要，而对此类历史上出现的“杜撰”现象“刻意作实”。二是将学界有关“三元里抗英”领导者的争论断章取义，而后进行泛社会化传播。特别是有些网络言论发布者，对学界有关“片面夸大劳动人民作用的现象”④的自我反思加以偏激理解，不实夸大地主士绅在抗侵中的作用，甚至将有学者考证的一些民众为英军作战提供服务的情况⑤盲目放大，根本否定社会下层民众在抗英斗争中的作用。三是个别学者认为民众抗英是盲目排外思想的表现，这种观点本来就值得值商榷，⑥但也被加工为所谓学术界反思成果而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四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历史意义进行反拨，认为这只是当地民众保卫家园的自然反抗行为，将其上升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高度脱离了历史事实。这本属于学术探讨范围，却也被大量网络言论发布者截取散播，假以“学术”之名而行谣言之实，极富迷惑性，观点散播迅速广泛。
1.顺向追踪：基于实证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再现
鉴于学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社会舆论中认知偏向的大量存在，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教学应避免将教材相关结论直接向学生灌输，而必须从对此事件的顺向追踪来切入，以防止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不严谨和政治说教的错误印象。
对历史事件的顺向追踪，即回到事件发生之前，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本来顺序，动态再现事件的整体演变过程。应当说，任何历史事件一经发生，即无法做出精确还原。特别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研究表明群体行为的作出往往是基于“所有成员都已经知道的信息”，而“遗漏非共享的信息”，⑦这就使对事件的记述不可能全然覆盖所有参与者的所有相关信息储备和一切细微心理活动。因而在现时科学条件下，最趋严谨的考证态度也仅限于尝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⑧依靠多种研究方法，“得到与历史真相接近的认知”。⑨这提示我们在相关教学活动中，不可自设“陷阱”：即应避免对学界尚有争论且教材并未述及的事件节点或人物活动作“盖棺定论”，以防止对某特定细节的断定失误影响到学生对事件整体教学信息的质疑。
因此，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顺向追踪应以史料介评为基本方式。而已有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不同史料，尽管史料记述者的身份、态度和在事件中有无参与及参与度各不相同，但经考证的史料对重要事件节点的记载有交叉成分。如根据梁廷■的《夷氛闻记》所载，在1841年5月29日前，英军已开始在三元里一带侵扰当地民众。⑩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亦反映类似情况。①而根据麦华生（英国军医）的《在华两年记》所载，英军侵扰行为则始于1841年5月29日。②上述史料对英军侵扰行为发生时间的记述有出入。至于三元里民众开始抗英的时间，根据《广东军务记》记载，1841年5月29日已发生“杀死逆夷六、七人”事。③但梁廷■《夷氛闻记》有类似“村民大哗”记述，但无确切时间。④其他文献史料则无述及。但上述史料均明确记述1841年5月30日民众开始大规模抗英斗争。另如宾汉（英国军官）的《英军在华作战记》，虽未提及英军侵扰行为，但也明确记载1841年5月30日，当地民众与英军爆发大规模冲突。⑤这就证明了“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的确定性。因此，按照各种史料对相关事件节点发生时间的不同认定，依据其所认定时间的早晚顺序，再对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次加以介评，尽管不能由此断定英军侵扰行为及三元里民众抗英的确切开始时间，但足以证明这些事件的确定发生——而此种确定性才是相关教学（而非研究）工作的主要目标。
对于此次抗英斗争参与者组成情况的研究，不同学者所依据史料来源也各不相同。如根据夏燮《中西纪事》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十四日粮章钜的奏折⑦等文献材料，此次抗英事件似完全是底层民众（乡社和联社）的自发行为。而如何玉成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⑧、黄俊宰的《金壶七墨》⑨等则表明，民众的大规模集结抗英有士绅居间联络的作用，带有一定组织性，也有部分地主团练组织的参与。尽管上述两类史料对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否有组织行为有不同看法，但即便是后种史料，也明确了底层民众而非地主武装是此次斗争的主力。
综上所述，在有关“三元里抗英”的教学叙事中，不能采取“以论代史”的教学方式，也不能罔顾学界数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反思与深化，仍然纠结或固守于事件有关具体“确凿”信息，而应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着重介评其中经过考证、可资参考的信息，引导学生对各类史料记述的出入处及交叉点进行比较分析，在看似不确定的叙事交代中，恰恰有力证明“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的确定性，以及底层民众是斗争的主体，从而为对事件意义的升华评述储备必要信度。
2.逆向观照：对“三元里抗英”意义的升华式评述
针对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培育而言，基于实证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再现，根本目的在于将此事件提炼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靠素材，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就决定了在“三元里抗英”教学中，不仅要评述事件意义，而且要将这种评述提升到应有高度。
但这种评述仍要避免既有结论的简单灌输甚至是政治说教，而应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具体而言，即应引导学生对民众抗英的动机与意义进行辨析。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其时民众抗英动机是比较朴素的，如果说他们抗英是基于自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似缺乏足够的信度支撑。但若联系其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实际情况反观此次抗英事件，即便其“不过是以保卫家乡为行动宗旨，也仍然不自觉地承担了反侵略的历史责任”。⑩换言之，所谓“三元里抗英”事件无关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提法，实则对民众抗英动机与意义进行了偷换。针对“三元里抗英”事件，若止于英军1841年6月1日从广州撤军来观照此事件——姑且不论英军撤军的真正原因，则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意义当然是地方民众保卫家园的胜利。而若止于1842年《江宁条约》的签订来观照此事件——亦即英军入侵导致国家主权完整遭到破坏，则此次抗英斗争就客观具备了中国民众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意义。而若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时间跨度来观照此次事件，则“三元里抗英”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斗争历程中的首要组成部分。也正是从最后一层意义上讲，如若仅因三元里民众抗英动机朴素就否定其有关国家与民族大义，则“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① 此外，也只有将顺向追踪与逆向考察方法相结合，才能有助于批驳所谓西方对华殖民侵略“有功”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的不懈奋斗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而“三元里抗英”恰恰是中国民众固守僵化思想的体现。②我们要深刻驳斥此种论调的荒谬性，就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如实再现西方殖民侵略者在华犯下的种种罪行。针对“三元里抗英”教学述论而言，就应坚持首先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顺向追踪，明确英军劫掠当地民众事实，以此引导学生对民众抗英斗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形成强烈共鸣，继而立足整个一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对此次抗英事件进行逆向观照，引导学生认识到此次抗英事件在近代中华民族抗侵历史中的不朽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历史即是一部国家持续遭受外来侵略的灾难历史。不论此种外来侵略是由哪个国家实施的，是在哪个中国政权治统下发生的，也不论其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消长产生哪种客观影响，单从社会层面上看，归根结底都造成对中国民众生存和发展权的残酷践踏。长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更毋论民众的自由发展。依此视角，则中国近代历史即可跨越中国与外国关系史、中国合法政权更迭史、中国社会阶层（阶级）构成演变史等政治问题，重建为一部持续国难之下民众生存生活状态与行为选择发展史。
这种历史叙事方式，应当贯穿于大学中国近代历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对近代中国持续国难之下民众生活状态的考察，首先应隐去对深层次政治历史问题的讨论，择取某一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民众、特定群体乃至个人，以顺向追踪的历史事件再现方式，叙述其生存、生活状态的变化，使学生在不自觉的自我命运比较中，缓减对久远历史事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从而引起大学生的代入式心理体验冲动。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大学生对历史人物生存生活状态变化原因进行分析，逐步拉升至宏观历史背景层面，引导学生思考国家与个人命运关系，正确评价国难背景下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行为选择后果，继而形成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
上述教学步骤根本上是通过相关史料的挖掘、梳理和利用来实现的。而在“纲要”课程教学中，史料利用关键是把握确度、信度与导向问题。所谓确度，即有关史料的择取应在种类和数量上尽量延展，特别是应密切跟踪学界对相关事件的研究动态，及时梳理新鲜史料和积极拓展研究视角，从而全面和深刻地反映事件过程。所谓信度，即对事件过程再现的可信程度。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再现，根本基于相关史料的综合利用。而至少在现时科学条件下，历史研究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毫无遗漏地揭示事件真相本身。特别是在对细节问题上尚有大量学术争论的事件，教学活动中对其过程的再现，恰恰应是通过对细节问题的不确定描述（即比较相关史料记述的异同点），确保学生对事件基本过程特别是关键节点确定存在的认可。所谓导向，即教学活动中史料的编排利用，应确保学生能在接受这些史料信息的基础上，自觉生发出对事件性质、意义等问题的正确认识。这就决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坚持史料利用的目的性。如果说在纯粹学术研究中，为讲求研究主题鲜明而剔除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料引证的做法，尽管普遍但实则有待商榷，③那么在“纲要”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则恰恰是要保证事件述论的主题鲜明，为此就应防止对与事件弱相关史料的大量罗列，并在顺向追踪基础上，结合使用逆向观照方法，使学生明确此种史料编排的思路与目的所在。也就是说，为确保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与导向，就必须确保“纲要”课程教学活动在顺向追踪与逆向观照双重维度上的展开。
【作者简介】赵亮，男，1983年生，河南鹤壁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眼关键词？演“三元里抗英”，研究，教学，史料利用，导向
？眼中图分类号？演G64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65-05
1.强化与反拨：有关“三元里抗英”的研究状况
“三元里抗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较早发生的一次民众反侵略事件。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有关此事件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一些学者提出，这是由于旧时国家政权和西方侵略势力“企图从根本上抹煞”中国底层民众“反击侵略者的斗争意志”，对此事件加以否定或进行“歪曲和污蔑”，以致很多人对此事件的性质、过程和“重要意义”均“不甚了解”。①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先进行了有关该事件的史料搜集工作。鉴于旧有历史文献的“立场”问题，史料搜集侧重于“实地调查”，部分依据当地民众的口述，再加上对既有记述文献的整理利用，得出抗英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地一位妇女受到英军侮辱，这位妇女的丈夫韦绍光等是此次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斗争的主体力量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以及部分爱国士绅亦成为斗争的参加者等结论。②在此基础上，广东省文史馆于1955年编写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极得时人赞许”，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将其中重要内容移载至《中国近代史资料》。③上述研究结论因而成为197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路径依托。④
但在1956年前后，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李龙潜等认为，此次事件自始至终带有强烈自发性，很难说有确定的领导和组织者。⑤陈锡祺也认为此事件并非民众“有领导的自觉的斗争”，而是“工农劳动人民与地方士绅的一种自发的联合行动”。①刘■炀指出，陈锡祺的研究表明，说“那（哪）一个阶级领导了这次斗争，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②这些观点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初期，民众性的反侵略斗争尚是由于比较朴素地反抗外来力量侵扰。但这些观点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如陈锡祺在1961年一篇论文中，转而强调“三元里抗英”事件是人民群众“抛弃对清朝官吏的一切幻想，挺身而出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是在“青年农民韦绍光的领导下”，“拯救祖国解广州之围的斗争”，表明人民群众是“斗争的真正领导者”，是“历史的主人”。③这不仅与当之前的研究结论相抵牾，而且对当时三元里民众抗侵动机的判定也明显脱离了实际情况。
进入1980年代，伴随国内学术研究多元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的一些基本研究结论被反拨。这一反拨是以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领导者问题的争论为切入点，而后逐渐加以深化。如1979年卞哲即提出，“三元里抗英”事件确以农民群众为主力，“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④1980年林增平也提出，长期以来国内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研究，“隐讳真实史料，牵强附会地引用不完全可靠的传闻和访问记录”，将此事件判定为“由农民领导”，斗争参加者全然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有组织的武装”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此次抗英主力“确实是农民”，“但倡首的确为爱国的地主士绅”。⑤1990年，广州史学界召开的相关学术研讨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研究存在“片面夸大劳动人民作用的现象”，对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学界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是“值得肯定的”。韦绍光等青年农民“作为发难者”对于抗英斗争的开启“功不可没”，但其无法成为此场“大规模斗争的领导者是显而易见的”，而“爱国士绅何玉成等人的领导作用不可否认”。⑥
上述观点虽仍待商榷，但打破了固有“禁区”，有利于推动有关研究活动的持续深入。如针对斗争领导者问题，刘宝军等认为何玉成在斗争中“一直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但起到此种作用的远不止其一人。⑦而姚敬恒则提出，“三元里抗英”实际上就是“广州北郊农民反抗英军侵略暴行的武装自卫斗争”，具有完全的“自发性”，而不存在任一社会阶层组织或个人领导该场斗争的可能性。⑧茅海建则认为，此次事件总体而言是有组织进行的，但组织形式“多样”，官府、乡绅和下层民众均参与其中，三类组织界线很难明确划分。且现时对于争论此次斗争是否完全有组织行为或是否有具体领导者已不是最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弄清参加这一事件的主体”。⑨这也反映出学界的一项共识，即淡化对此事件的政治性质判定，转而以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考察与实证研究方法，着重对事件发生过程作细致还原，并于此基础上对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各阶层社会关系以及诸如社学等社会组织机理等问题作开放式研究。⑩
2.对事件本身及其意义认知的混乱与偏向：“三元里抗英”教学挑战
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的述论，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必选动作”，是培养大学生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必要素材。{11}然而，现时社会舆论中有关此事件的认知混乱与偏向，对教学工作构成了很多挑战。总体而言，这些混乱与偏向认知源自有关学术争论的泛社会化。{12}一方面是非专业人员对有关争论进行了片面和狭隘化的信息加工，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内部个别人员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偏离事实的论定。这些不实信息一旦脱离学界内，实际上就具备了社会谣言的构成要素，特别鉴于其是对有关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反拨，因而极易加剧受众的接受与再传播冲动，加速此类谣言流行和次生。①而现时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微博等移动信息发布平台的普及，也为此类谣言提供了高速传播的基本依托。②在此情况下，如若教学中没有系统而缜密的对策，则反而会使基于史实的教学述论成为“伪事实”，加剧不实信息对学生意识的固化控制。 这些不实信息主要有：一是对个别学者有关“三元里抗英”事件确有性的不当质疑加以泛社会化传播。例如历史上曾有学者针对此事件宣称：“不相信十九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挺以挞坚甲利兵。”③有网络观点就以此为依据，鼓吹所谓类似民众抗侵事件是新中国政权出于宣传工农群众历史主体地位需要，而对此类历史上出现的“杜撰”现象“刻意作实”。二是将学界有关“三元里抗英”领导者的争论断章取义，而后进行泛社会化传播。特别是有些网络言论发布者，对学界有关“片面夸大劳动人民作用的现象”④的自我反思加以偏激理解，不实夸大地主士绅在抗侵中的作用，甚至将有学者考证的一些民众为英军作战提供服务的情况⑤盲目放大，根本否定社会下层民众在抗英斗争中的作用。三是个别学者认为民众抗英是盲目排外思想的表现，这种观点本来就值得值商榷，⑥但也被加工为所谓学术界反思成果而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四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历史意义进行反拨，认为这只是当地民众保卫家园的自然反抗行为，将其上升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高度脱离了历史事实。这本属于学术探讨范围，却也被大量网络言论发布者截取散播，假以“学术”之名而行谣言之实，极富迷惑性，观点散播迅速广泛。
1.顺向追踪：基于实证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再现
鉴于学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社会舆论中认知偏向的大量存在，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教学应避免将教材相关结论直接向学生灌输，而必须从对此事件的顺向追踪来切入，以防止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不严谨和政治说教的错误印象。
对历史事件的顺向追踪，即回到事件发生之前，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本来顺序，动态再现事件的整体演变过程。应当说，任何历史事件一经发生，即无法做出精确还原。特别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研究表明群体行为的作出往往是基于“所有成员都已经知道的信息”，而“遗漏非共享的信息”，⑦这就使对事件的记述不可能全然覆盖所有参与者的所有相关信息储备和一切细微心理活动。因而在现时科学条件下，最趋严谨的考证态度也仅限于尝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⑧依靠多种研究方法，“得到与历史真相接近的认知”。⑨这提示我们在相关教学活动中，不可自设“陷阱”：即应避免对学界尚有争论且教材并未述及的事件节点或人物活动作“盖棺定论”，以防止对某特定细节的断定失误影响到学生对事件整体教学信息的质疑。
因此，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顺向追踪应以史料介评为基本方式。而已有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不同史料，尽管史料记述者的身份、态度和在事件中有无参与及参与度各不相同，但经考证的史料对重要事件节点的记载有交叉成分。如根据梁廷■的《夷氛闻记》所载，在1841年5月29日前，英军已开始在三元里一带侵扰当地民众。⑩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亦反映类似情况。①而根据麦华生（英国军医）的《在华两年记》所载，英军侵扰行为则始于1841年5月29日。②上述史料对英军侵扰行为发生时间的记述有出入。至于三元里民众开始抗英的时间，根据《广东军务记》记载，1841年5月29日已发生“杀死逆夷六、七人”事。③但梁廷■《夷氛闻记》有类似“村民大哗”记述，但无确切时间。④其他文献史料则无述及。但上述史料均明确记述1841年5月30日民众开始大规模抗英斗争。另如宾汉（英国军官）的《英军在华作战记》，虽未提及英军侵扰行为，但也明确记载1841年5月30日，当地民众与英军爆发大规模冲突。⑤这就证明了“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的确定性。因此，按照各种史料对相关事件节点发生时间的不同认定，依据其所认定时间的早晚顺序，再对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次加以介评，尽管不能由此断定英军侵扰行为及三元里民众抗英的确切开始时间，但足以证明这些事件的确定发生——而此种确定性才是相关教学（而非研究）工作的主要目标。
对于此次抗英斗争参与者组成情况的研究，不同学者所依据史料来源也各不相同。如根据夏燮《中西纪事》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十四日粮章钜的奏折⑦等文献材料，此次抗英事件似完全是底层民众（乡社和联社）的自发行为。而如何玉成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⑧、黄俊宰的《金壶七墨》⑨等则表明，民众的大规模集结抗英有士绅居间联络的作用，带有一定组织性，也有部分地主团练组织的参与。尽管上述两类史料对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否有组织行为有不同看法，但即便是后种史料，也明确了底层民众而非地主武装是此次斗争的主力。
综上所述，在有关“三元里抗英”的教学叙事中，不能采取“以论代史”的教学方式，也不能罔顾学界数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反思与深化，仍然纠结或固守于事件有关具体“确凿”信息，而应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着重介评其中经过考证、可资参考的信息，引导学生对各类史料记述的出入处及交叉点进行比较分析，在看似不确定的叙事交代中，恰恰有力证明“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的确定性，以及底层民众是斗争的主体，从而为对事件意义的升华评述储备必要信度。
2.逆向观照：对“三元里抗英”意义的升华式评述
针对大学生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培育而言，基于实证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再现，根本目的在于将此事件提炼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靠素材，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就决定了在“三元里抗英”教学中，不仅要评述事件意义，而且要将这种评述提升到应有高度。
但这种评述仍要避免既有结论的简单灌输甚至是政治说教，而应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具体而言，即应引导学生对民众抗英的动机与意义进行辨析。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其时民众抗英动机是比较朴素的，如果说他们抗英是基于自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似缺乏足够的信度支撑。但若联系其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实际情况反观此次抗英事件，即便其“不过是以保卫家乡为行动宗旨，也仍然不自觉地承担了反侵略的历史责任”。⑩换言之，所谓“三元里抗英”事件无关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提法，实则对民众抗英动机与意义进行了偷换。针对“三元里抗英”事件，若止于英军1841年6月1日从广州撤军来观照此事件——姑且不论英军撤军的真正原因，则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意义当然是地方民众保卫家园的胜利。而若止于1842年《江宁条约》的签订来观照此事件——亦即英军入侵导致国家主权完整遭到破坏，则此次抗英斗争就客观具备了中国民众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意义。而若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时间跨度来观照此次事件，则“三元里抗英”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斗争历程中的首要组成部分。也正是从最后一层意义上讲，如若仅因三元里民众抗英动机朴素就否定其有关国家与民族大义，则“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① 此外，也只有将顺向追踪与逆向考察方法相结合，才能有助于批驳所谓西方对华殖民侵略“有功”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的不懈奋斗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而“三元里抗英”恰恰是中国民众固守僵化思想的体现。②我们要深刻驳斥此种论调的荒谬性，就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如实再现西方殖民侵略者在华犯下的种种罪行。针对“三元里抗英”教学述论而言，就应坚持首先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顺向追踪，明确英军劫掠当地民众事实，以此引导学生对民众抗英斗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形成强烈共鸣，继而立足整个一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对此次抗英事件进行逆向观照，引导学生认识到此次抗英事件在近代中华民族抗侵历史中的不朽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历史即是一部国家持续遭受外来侵略的灾难历史。不论此种外来侵略是由哪个国家实施的，是在哪个中国政权治统下发生的，也不论其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消长产生哪种客观影响，单从社会层面上看，归根结底都造成对中国民众生存和发展权的残酷践踏。长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更毋论民众的自由发展。依此视角，则中国近代历史即可跨越中国与外国关系史、中国合法政权更迭史、中国社会阶层（阶级）构成演变史等政治问题，重建为一部持续国难之下民众生存生活状态与行为选择发展史。
这种历史叙事方式，应当贯穿于大学中国近代历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对近代中国持续国难之下民众生活状态的考察，首先应隐去对深层次政治历史问题的讨论，择取某一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民众、特定群体乃至个人，以顺向追踪的历史事件再现方式，叙述其生存、生活状态的变化，使学生在不自觉的自我命运比较中，缓减对久远历史事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从而引起大学生的代入式心理体验冲动。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大学生对历史人物生存生活状态变化原因进行分析，逐步拉升至宏观历史背景层面，引导学生思考国家与个人命运关系，正确评价国难背景下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行为选择后果，继而形成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
上述教学步骤根本上是通过相关史料的挖掘、梳理和利用来实现的。而在“纲要”课程教学中，史料利用关键是把握确度、信度与导向问题。所谓确度，即有关史料的择取应在种类和数量上尽量延展，特别是应密切跟踪学界对相关事件的研究动态，及时梳理新鲜史料和积极拓展研究视角，从而全面和深刻地反映事件过程。所谓信度，即对事件过程再现的可信程度。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再现，根本基于相关史料的综合利用。而至少在现时科学条件下，历史研究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毫无遗漏地揭示事件真相本身。特别是在对细节问题上尚有大量学术争论的事件，教学活动中对其过程的再现，恰恰应是通过对细节问题的不确定描述（即比较相关史料记述的异同点），确保学生对事件基本过程特别是关键节点确定存在的认可。所谓导向，即教学活动中史料的编排利用，应确保学生能在接受这些史料信息的基础上，自觉生发出对事件性质、意义等问题的正确认识。这就决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坚持史料利用的目的性。如果说在纯粹学术研究中，为讲求研究主题鲜明而剔除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料引证的做法，尽管普遍但实则有待商榷，③那么在“纲要”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则恰恰是要保证事件述论的主题鲜明，为此就应防止对与事件弱相关史料的大量罗列，并在顺向追踪基础上，结合使用逆向观照方法，使学生明确此种史料编排的思路与目的所在。也就是说，为确保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与导向，就必须确保“纲要”课程教学活动在顺向追踪与逆向观照双重维度上的展开。
【作者简介】赵亮，男，1983年生，河南鹤壁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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