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香居:流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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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书给需要它的人
  除了客人,做旧书店最重要的是货源。
  作为旧书店,收书也比较容易。店里库存书约30万册,我们(吴雅慧与弟弟吴梓杰)是第二代经营者,很多东西都是以前积累的,加上父亲本身喜欢古旧的东西,长期在收藏,所以我们就有了两个仓库,用来存储收进来的物件。早期的物件其实比现在的还多,因为几十年前老一辈的人迁到台湾来,当中很多先生、学者们带着大批的书过来,就收进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做这个储存的动作是有其必要性的。
  而且,父亲67岁了,还会偶尔在外面跑动,跟大陆也一直有联系。我们的收货范围很广,除了台湾,还有大陆、香港、日本,只要有好东西,我们就会收。这些年我们积累了很高的配合度,不论是货物的来源还是客人之间的互动。以前打下的基础,使我们在收货的机会比其他书店更有优势,像父亲那辈的客人,年纪大了要散书,就往往会想到我们,一来我们本来就认识,二来我们双方对书的认知和价钱方面都有比较清楚的共识。
  而对于拍卖也是这样。一般收上来的对象是用来拍卖还是店内销售,事先有个稍微的筛选。筛选没有具体的标准,一般是从版本和年代上去考虑,像清代以前的书籍以及数量少的珍贵版本大部分会考虑拍卖。不过这些都不一定的,如果有自己熟悉的藏家客人来买,我们便会优先考虑他们,因为我们希望把书给需要它的人,懂它的人。我们当然会想知道它最后到了谁的身边,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若东西很珍贵但又不能知道最后会在谁的手里,这种情况才会拍卖了。我们跟像中国书店这样的拍卖公司长期往来,东西拍卖前他们会先审核,上拍之后离你真正拿到款项的周期大约是三个月时间。拍卖的过程完全委托给拍卖公司,有人得拍,拍卖公司通知其来旧香居取书付款,买卖双方再按照事先的契约付给拍卖公司佣金。这就是基本的流程。
  旧香居的前身是创办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圣书店。创办人吴辉康先生,即是现在的旧香居店主吴雅慧的父亲。而她的祖父,当年因经营纸类生意,搜罗了不少旧书。吴辉康自正式经营古籍、旧平装书和书画买卖,最初是在环河南路摆摊开始,继而到信义路国际学社附近开设日圣书店,之后又迁徙到永康街、金华街。而吴雅慧,1994年负笈巴黎学习美术,主修艺术市场,1998年学成返台,继承父业,并有所开拓,于今年又开了台大分店。这样算来,到如今吴雅慧、吴梓杰姐弟接手家业,三代经营,逐渐奠定了旧香居今日的名声。
  今日的旧香居自然今非昔比,不仅拥有三家分店,两座仓库,所藏颇丰。25~30万册的图书库存,5~6万件的字画,如此规模怕是两岸私营旧书店难以望其项背的。目前旧香居以名人书画、手稿信札、文献历史、线状古书为主,亦提供委托古籍、书画买卖和拍卖服务,以及代客寻书等。而且,除了买卖旧书字画之外,也常在自家地下室开展展览,比如“日治时代与光复初期国小课本展”、“张大千画册暨文献图录展”等。
  修书与裱画的微妙关系
  珍贵书籍收上来,在鬻出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保存。台湾与其他沿海地区一样,最大的问题是潮湿,所以我们收到的台湾本地的书往往不能像内陆地区保存得那么完整,加上中国以前常年战乱,书籍损害程度可想而知。现在来看,保存最重要的是湿度控制,仓库的除湿是必要的。对于书虫部分,只能是定期做整理,但是书多了就无法万无一失,只能是尽力维持环境的干燥和干净。
  一些收上来的珍贵古书破损得很厉害,我们会进行修复。一些简单的、基础的重缝线装,或者基础的拓裱,通常是由父亲、弟弟和我自己操作,只有个别损坏非常严重的,例如整本都是散开的,才会请专业人士来修复。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字画的生意,这方面需要裱褙的机会其实比书籍多很多,几乎所有的古画都需要裱褙,所以我们跟裱褙师傅是很熟识的。书籍需要修复时,我们找的人也就是这些裱画的师傅。
  在台湾,修书和裱画的人多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两者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只是在后期的缝线和装订上有比较大的差别。这几年慢慢出现专业的修书人,因为旧书古籍市场蓬勃之后,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个技艺没有后传之人,慢慢就有年轻人从裱褙画转向从事裱书。但目前的台湾,应该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修书师傅。有个别从事修书的,实际上他也会做裱画,更多是从裱画延伸出去做书的修复。这两者关系很密切也很微妙。台湾的市场没那么大,真的独立修书人不会超过五个。而且,任何功夫都是需要重复练习的,这样技艺才会有精进的可能,但台湾本身没那么多古籍,市场小众,所以作为从业人员,他们如果完全只做修书,我想是很难生存的,因此大部分都是修书和裱画一起做。
  对于裱书师傅,有一点我感受很深。以前我在巴黎读书,看到很多修复学校,不论是家具还是古籍,甚至有做布面修复的,每年都有至少几十名专业的高级人员学成毕业,他们在博物馆里被当作艺术的修复大师。但在台湾,这几年才开始有研究所开设类似裱画、修书的课程,而此前修书人都只是被看作工匠。我想,大陆的情况应该也大抵相似,所以树立一种正向的观念是很关键的,我们想要去推,让人知道做这件事是有使命感的,是有文化意义的,所有的博物馆、藏书楼,如果没有这些“工匠”,那些珍贵的物件就不可能流传到现在。那些都是他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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