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1891年1月14日出生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今年适逢他诞辰120周年。
　　前些天与友人谈及有关外国人名的译法，忽然联想到爱伦堡。因为父亲曾写过一篇短文《译海细浪》，谈的就是有关爱伦堡姓氏的译法。他最早接触与翻译爱伦堡的作品，是在1925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他受李大钊派遣，到开封国民第二军担任苏军顾问团翻译，在那里结识了苏联人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懂俄文，一个会汉语，又都喜好文学，很快便熟识起来，工作之余常在一起畅谈人生、理想。王希礼希望通过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社会，父亲送他鲁迅先生的《呐喊》，建议他先读读《阿Q正传》，王希礼回赠一本苏联短篇小说集《十三只烟斗》。
　　王希礼看完《阿Q正传》，对鲁迅先生推崇备至，决心将它译成俄文。然而文中诸如绍兴民间赌博用的“天门”、“角回”等术语如何译，父亲也无能为力，他们只好写信向鲁迅先生求教。鲁迅先生不仅一一做了解答，并应王希礼恳求为俄译本写了序与自传，还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作者像。父亲与王希礼这两个异国青年自己也未曾想到，他们在中国大革命前夕战马倥偬中的这次相遇，竟使鲁迅先生和他的《阿Q正传》冲破了中国沉沉暗夜和封建军阀的严密封锁，迅即传播到苏联与欧洲。父亲与鲁迅先生密切联系，也是自那时开始并延续下去的。
　　就在协助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同时，父亲也读完了王希礼送他的小说集，集中共有13个短篇，每篇都与烟斗有关。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爱伦堡的《康穆纳尔的烟斗》，父亲便抽空将它译成中文。这是爱伦堡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一篇，也是父亲翻译生涯中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在这之前他译的都是剧作，如契诃夫的《蠢货》《三姊妹》等。但当时瞬息万变的局势却使他无暇它顾：国民第二军军长病故，继任者相互倾轧，给军阀吴佩孚可乘之机，1926年春吴佩孚相继攻占开封、郑州后，顾问团被迫辙离，父亲也于兵荒马乱中返回北平。此时北伐在即，李大钊指派父亲赶往广州，担任北伐军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北伐开始后，他随北伐军一路征战：长沙、岳阳、武汉……就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也加紧与右翼势力勾结，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把北伐与大好形势葬送。父亲在党的安排下，冲开反革命的刀光剑影，再赴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并通过“未名社”同仁与鲁迅先生保持着联系。他授课之余，也继续从事苏俄文学翻译工作，最初寄回国内的一批译稿中，就包括了在开封译的爱伦堡的那篇文稿。
　　当鲁迅先生看过“未名社”转去的《康穆纳尔的烟斗》的译稿后，回信说：“我以为很好，应立即出版，中国正缺少这一类书。”同时又指出：“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鲁迅先生说的“几个名词”，主要指“康穆纳尔”，意即“公社社员”。爱伦堡中学时受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参加学生运动，遭沙皇政府逮捕，那时年仅17岁。他说他是“从监狱里领到了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出狱后只身流亡巴黎，参加法共组织的集会与活动，熟识巴黎公社。这篇小说即是描写巴黎公社社员的。在中国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文网如织，“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类似“马克思”、“苏联”、“公社社员”这类词都是“犯忌”的。尽管“倘改去，又失了精神”，也总比被查禁不能与读者见面要好。为避免“麻烦”，“未名社”同仁反复斟酌，最后选定了一个不带“危险色彩”的很土的字眼“烟袋”，于1928年12月出版。然而后来，“未名社”遭特务机关查封时，恰由于有部分《烟袋》存书，被当作“罪证”而惹过“麻烦”。这是父亲和“未名社”同仁始料未及的……1936年鲁迅先生为父亲编《苏联作家七人集》时，曾将《烟袋》收入，送审时却被“抽出”。直到1945年父亲将它收进短篇小说集《死敌》，并恢复了原名《康穆纳尔的烟斗》，却侥幸躲过了检查，得以在各地流传。在太行山游击区，还专门将它与《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第四十一》等用钢版刻印成小册子，供干部、战士传阅，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对于外国人名译法，父亲在《关于翻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说过：“外国人名往往较长，中国读者、尤其是工农读者很感不便。因此，外语人名中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音，可适当紧缩，只译出清楚而响亮的音节。万不可无中生有，将原来没有那么长的音，强把它拉长……总之，译者心目中应时刻有读者。至于具体办法不外乎意译、音译、半意译半音译，可以灵活运用，根据不同场合妥善处理。”他在那篇文章中没有举例说明，而爱伦堡这个姓氏的译法，却是“半音译半意译”，灵活运用的实例。在父亲选用“爱伦堡”这个译法之前，也曾有过“爱伦布尔格”之类的译法。父亲在《译海细浪》中说：这“比起京沪铁路来，没有那么长，毕竟有点繁琐，能缩短时还是尽可能缩短吧。”他想爱伦堡这个姓氏的字尾，来自德语的“布尔格”，意为“城堡”。它与人名联在一起，多用于地名，如德国的汉堡、纽伦堡、俄罗斯的彼得堡等。而爱伦堡却是人名，也能这样用吗?父亲回答说：“倘热衷于繁琐哲学，凡事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那只好让他到黄泉去问作者(爱伦堡)吧。”
　　看来，“热衷于繁琐哲学”的人并不多，迄今为止，爱伦堡所有著作的中译本，译名都是爱伦堡。
　　爱伦堡全名伊里亚·爱伦堡，伊里亚是他的名字。但他署名时，却往往在名与姓中间加上“洛赫马蒂”一词，意为“头发蓬乱的”。据说那还是他早年流亡巴黎期间，应邀去列宁住处作客时，由于他不修边幅，常常是手握烟斗，一头乱发，满面沧桑，列宁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他觉得很切合自己，署名时也常将它加进去。而这“一头乱发，满面沧桑”，似乎从那时起便是大家与爱伦堡一致认可的他的“招牌形象”，就连他的墓碑上镌刻的肖像，也是当年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为他画的这样一幅速写，凸显出他亦狂亦狷，刚直耿介的性格。
　　爱伦堡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国际社会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战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记者，日夜奔波在德、法及欧洲前线，写下大量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残酷与破坏的通讯报道。西班牙内战时，他又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接连出版了《我的巴黎》《西班牙》等通讯与特写，为动员世界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事业起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为各报刊与广播电台写出的通讯报道，后来汇集成厚厚的三大卷的《战争》。二次大战前后，他先后创作了《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九级浪》 等长篇，前两部荣膺斯大林文学奖，也奠定了他在苏联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于他曾长期旅居国外，并以记者与作家身份，和众多国际和平友好人士一起，参与重大国际事务，曾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并荣膺列宁国际和平奖章。他文笔犀利，刚正不阿。“二战”中，他毫不容情地抨击德国法西斯，令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曾扬言：攻下莫斯科，先绞死爱伦堡。对权势，他敢于直面，绝不阿谀奉迎。“二战”前夕，在法、德所见所闻，使他深感希特勒正磨刀霍霍，而苏联当局却还沉浸在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的虚假太平中。他忧心忡忡，上书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让秘书见他，秘书对他的陈述心不在焉。他问：“难道您对我讲的不感兴趣?”秘书苦笑道：“我个人很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他认为苏联战争初期的失利主要由于斯大林的轻信与固执，而不是当局强调的德国“背信弃义”，他认为同法西斯根本就没有信义可言。“二战”结束前，当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后，他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为胜利欢欣若狂。他在《胜利》一诗中说：“我曾像等待情人那样等候她/我曾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她/我曾在鲜血、泥泞、悲伤中呼唤她/到时候了——战争结束了/我向家中走去，她迎面而来/然而，我们却互不相识了……”只有与苏联人民、战士们一起，在“鲜血、泥泞、悲伤”中等候过，期盼过，呼唤过，“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她”的人，才会用如此沉重的笔触来书写胜利吧?
　　尽管他对斯大林“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但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喜欢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极其不满。他晚年的著述《重读契诃夫》《法兰西札记》中，批评苏联文艺领导部门不尊重艺术规律，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预作家们的创作。用语直自、犀利，是同期作家中少有的。1954至195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解冻》，更较早地集中揭示了行政部门的弊端，被认为是“解冻时期”的开始。而他晚年用5年时间撰写的6卷本长达200多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更是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实、客观的写照。用他自己的话说：“它与其说是一部编年史，倒不如说是一部自白书更为恰当。”它除了记述他一生所经历的欧洲与苏联重大事件，所接触的各国与苏联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及政要，还真实、直率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曾引起巨大反响。
　　爱伦堡曾经说过：“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他于1965年完成了《人、岁月、生活》这部分量最重的回忆录，两年之后——1967年8月31日，病逝于莫斯科。
　　爱伦堡走了，他把带不走的那份沉重，留给后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