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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组织GIIN的年度重头戏——《年度影响力投资人调查报告—2018年》，已于月前出炉。自2011年起，GIIN针对全球影响力投资之市场现况及行业趋势进行调查分析，迄今已连续八年，也发布了八本年度报告。影响力投资是近年崛起的新领域，拟透过资本市场的力量，驱动民生需求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弱势入口所需者，如平价住房、小微金融等。GIIN的报告与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时点重迭，因而在相关场界中备受瞩目。
2018年调查以229间组织为样本，包括风险资本公司、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针对行业趋势（如成长率）、投资金额（存量及流量）、投资动机（如使命驱动）、投资地区（欧美、亚非等）、被投行业（能源、医疗等）展开问卷调查。此外，影响力衡量标准（自定义或采用国际公定）、回报率（财务及社会）、行业挑战（如见利忘义）等议题，也在调查之列。报告的特点之一，是勾勒出当年的市场发展，包括新平台的建立、新商品的开发、新议题的浮现等，而足以反映影响力投资之与时俱进。
报告篇幅不多，但言简而意深，底蕴丰富，倘无行家解读，则难窥其奥。以下就新报告书反映的四个现象，包括市场规模、投资方式、财务回报率、庶民商品等，与读者分享观点。
影响力投资之市场规模是个重要指针，可反映此类投资之主流化程度。在国内，影响力投资常被倡议者以高调方式，说成具有“无限市场潜能”，以期发挥推动功能，为急需资助的社企募款。但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非但没有国内影响力投资之市场规模的统计数字，就连有统计数字的全球市场，也反映这类投资规模有限，更未及主流化。
为统计某类资产的市场规模，我们常对有代表性的基金经理人取样，以其“所管理的资产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来反映市场大小，而GIIN亦采用了这方法。以229间影响力投资的实践组织为样本，GIIN得出的2018年市场规模有存量與流量两个数字，前者是这些组织所管理的影响力投资资产规模，后者是当年新增的投资额。在存量方面，2018年实践组织共管理2280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资产，其中包含尚未出场的历年投资。在流量方面，实践组织今年预计进行11700笔投资，投资总额380亿美元，每笔均额325万美元。
影响力投资拥有2280亿的aum，这样的市场规模算大吗？由时间轴看，市场规模的确与时渐增，过去五年每年有13%的平均复合成长率。但从影响力投资aum的绝对金额看，2280亿实在称不上多，特别是当它与各类基金之aum对照时，更凸显了影响力投资规模的微小。譬如，与去年全球各类基金aum的90兆相比，影响力投资的2280亿就不及其0.25%。
影响力投资在国际上历经十多年发展，甚至有G20峰会、世界经济论坛做推手，竟只能达到这样的市场规模，不禁令人思索背后的理由，其一应与投资方式有关。
影响力投资及其在慈善领域的伙伴——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 VP），都与风险资本有关：以耐心资本方式，对被投组织进行多年期、客制化、高度参与式的投资，以推动其组织能力建设、规模化运营，因而产生社会影响力。“高度参与”侧重非财务面的投资，涉及对被投组织给予管理指导、持有董监席次、决定重大人事案、提供专家知识、协助战略规划及对接多方资源等，而各个环节都耗力费时，须亲力亲为而堪称人力密集行业。
因此，倘风险资本是影响力投资（或风险慈善）的主要策略，则该方式本身的人力密集性，就造成了一种“内在矛盾”：实践者为推动被投组织（如社企）的成长而以“高度参与”方式涉入，但这种参与同时限制了实践者所能推动的项目数。实际上，2018年报告书的数字，已透露出这两难的端倪：实践者预期今年只做11700笔投资。但是，要靠一万多笔交易来推动社企行业的发展、扩大影响力投资的效应，这真如蚍蜉撼树，螳螂挡车！
众所周知，影响力投资有财务及社会两方面回报，2018年报告书虽都有统计，但我们此处的讨论重点为财务回报。依GIIN的统计，近八成影响力投资的实践组织认为其财务回报符合预期，而实际回报率的多寡则视投资人类别（影响力优先或财务回报优先）、投资市场（已开发或新兴）及投资工具（股权、债权、担保等）而定。
财务回报优先的影响力投资人会以市场竞争回报率为目标，他们去年的实际回报率，可以有多少？依GIIN的统计，在股权投资方面，新兴市场的回报率为18.9%，已开发市场为13.4%，而在债权投资方面，新兴市场的回报率为9.8%，已开发市场为4.8%。
看到这里，熟悉全球资本市场的读者肯定同意，无论从股权或债权看，上述的影响力投资回报率都高于公开市场的回报率，因而也反映了影响力投资之私募导向性质。不过，当进一步探究实践者会对哪个阶段的企业做定向投资时，GIIN却发现业者的风险胃口有限。更具体地，处于成长及成熟期的企业，容易受到金主关爱，它们占了实践组织aum的74%。反之，处于初创及种子期的企业，则因风险过高而不易受到金主青睐，仅占aum的11%。此外，影响力投资实践组织也投资公开上市公司，占了其aum的15%。
上市公司成为影响力投资标的，推动了影响力投资市场的庶民化，能以零售及众筹方式，将小额资金引入市场。依据报告书，去年影响力投资市场出现了“零售商品”，其中有由投资人透过众筹平台认购者，有投资门槛仅50美元者，有投资标的为上市公司者。发行机构有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美国的社区银行，而资金用途以强化金融渠道、性别平等、环境保育为主。
从包容性角度，影响力投资的庶民化值得赞许。但针对散户推出的零售商品，须符合其投资特质，包括投资金额小、投资期限短、风险容忍度低等，但它们偏偏有违于风险资本的特质！
换言之，零售商品的出现，与前文所言的“内在矛盾”相辉映。当影响力投资着重风险资本的方式时，它必定只能高大上，而难以接地气。只是，当影响力投资庶民化时，则推动初始企业持续创新及规模化的动力，又由哪种金融中介、透过哪类金融资产来主导？
本文以新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为题，就四个现象窥奥。在影响力投资场界里，无论从实践组织类别、目标回报率、投资重点、资产类别或投资地区看，市场都相当多元化。正因如此，透过复杂现象而梳理出背后的问题，亦更显重要。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公司治理、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
2018年调查以229间组织为样本，包括风险资本公司、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针对行业趋势（如成长率）、投资金额（存量及流量）、投资动机（如使命驱动）、投资地区（欧美、亚非等）、被投行业（能源、医疗等）展开问卷调查。此外，影响力衡量标准（自定义或采用国际公定）、回报率（财务及社会）、行业挑战（如见利忘义）等议题，也在调查之列。报告的特点之一，是勾勒出当年的市场发展，包括新平台的建立、新商品的开发、新议题的浮现等，而足以反映影响力投资之与时俱进。
报告篇幅不多，但言简而意深，底蕴丰富，倘无行家解读，则难窥其奥。以下就新报告书反映的四个现象，包括市场规模、投资方式、财务回报率、庶民商品等，与读者分享观点。
影响力投资之市场规模是个重要指针，可反映此类投资之主流化程度。在国内，影响力投资常被倡议者以高调方式，说成具有“无限市场潜能”，以期发挥推动功能，为急需资助的社企募款。但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非但没有国内影响力投资之市场规模的统计数字，就连有统计数字的全球市场，也反映这类投资规模有限，更未及主流化。
为统计某类资产的市场规模，我们常对有代表性的基金经理人取样，以其“所管理的资产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来反映市场大小，而GIIN亦采用了这方法。以229间影响力投资的实践组织为样本，GIIN得出的2018年市场规模有存量與流量两个数字，前者是这些组织所管理的影响力投资资产规模，后者是当年新增的投资额。在存量方面，2018年实践组织共管理2280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资产，其中包含尚未出场的历年投资。在流量方面，实践组织今年预计进行11700笔投资，投资总额380亿美元，每笔均额325万美元。
影响力投资拥有2280亿的aum，这样的市场规模算大吗？由时间轴看，市场规模的确与时渐增，过去五年每年有13%的平均复合成长率。但从影响力投资aum的绝对金额看，2280亿实在称不上多，特别是当它与各类基金之aum对照时，更凸显了影响力投资规模的微小。譬如，与去年全球各类基金aum的90兆相比，影响力投资的2280亿就不及其0.25%。
影响力投资在国际上历经十多年发展，甚至有G20峰会、世界经济论坛做推手，竟只能达到这样的市场规模，不禁令人思索背后的理由，其一应与投资方式有关。
影响力投资及其在慈善领域的伙伴——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 VP），都与风险资本有关：以耐心资本方式，对被投组织进行多年期、客制化、高度参与式的投资，以推动其组织能力建设、规模化运营，因而产生社会影响力。“高度参与”侧重非财务面的投资，涉及对被投组织给予管理指导、持有董监席次、决定重大人事案、提供专家知识、协助战略规划及对接多方资源等，而各个环节都耗力费时，须亲力亲为而堪称人力密集行业。
因此，倘风险资本是影响力投资（或风险慈善）的主要策略，则该方式本身的人力密集性，就造成了一种“内在矛盾”：实践者为推动被投组织（如社企）的成长而以“高度参与”方式涉入，但这种参与同时限制了实践者所能推动的项目数。实际上，2018年报告书的数字，已透露出这两难的端倪：实践者预期今年只做11700笔投资。但是，要靠一万多笔交易来推动社企行业的发展、扩大影响力投资的效应，这真如蚍蜉撼树，螳螂挡车！
众所周知，影响力投资有财务及社会两方面回报，2018年报告书虽都有统计，但我们此处的讨论重点为财务回报。依GIIN的统计，近八成影响力投资的实践组织认为其财务回报符合预期，而实际回报率的多寡则视投资人类别（影响力优先或财务回报优先）、投资市场（已开发或新兴）及投资工具（股权、债权、担保等）而定。
财务回报优先的影响力投资人会以市场竞争回报率为目标，他们去年的实际回报率，可以有多少？依GIIN的统计，在股权投资方面，新兴市场的回报率为18.9%，已开发市场为13.4%，而在债权投资方面，新兴市场的回报率为9.8%，已开发市场为4.8%。
看到这里，熟悉全球资本市场的读者肯定同意，无论从股权或债权看，上述的影响力投资回报率都高于公开市场的回报率，因而也反映了影响力投资之私募导向性质。不过，当进一步探究实践者会对哪个阶段的企业做定向投资时，GIIN却发现业者的风险胃口有限。更具体地，处于成长及成熟期的企业，容易受到金主关爱，它们占了实践组织aum的74%。反之，处于初创及种子期的企业，则因风险过高而不易受到金主青睐，仅占aum的11%。此外，影响力投资实践组织也投资公开上市公司，占了其aum的15%。
上市公司成为影响力投资标的，推动了影响力投资市场的庶民化，能以零售及众筹方式，将小额资金引入市场。依据报告书，去年影响力投资市场出现了“零售商品”，其中有由投资人透过众筹平台认购者，有投资门槛仅50美元者，有投资标的为上市公司者。发行机构有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美国的社区银行，而资金用途以强化金融渠道、性别平等、环境保育为主。
从包容性角度，影响力投资的庶民化值得赞许。但针对散户推出的零售商品，须符合其投资特质，包括投资金额小、投资期限短、风险容忍度低等，但它们偏偏有违于风险资本的特质！
换言之，零售商品的出现，与前文所言的“内在矛盾”相辉映。当影响力投资着重风险资本的方式时，它必定只能高大上，而难以接地气。只是，当影响力投资庶民化时，则推动初始企业持续创新及规模化的动力，又由哪种金融中介、透过哪类金融资产来主导？
本文以新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为题，就四个现象窥奥。在影响力投资场界里，无论从实践组织类别、目标回报率、投资重点、资产类别或投资地区看，市场都相当多元化。正因如此，透过复杂现象而梳理出背后的问题，亦更显重要。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公司治理、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