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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是尊贵、坚贞、美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石之美者，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以至比德于人，称君子如玉。自古就有“金银有价玉无价”之说，玉器目前成为仅次于中国书画和瓷器的拍品门类。5月13日在英国宝龙举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白玉拍品引发了中国藏家的争相举牌。而隐藏在这股狂热背后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强劲势头。英国的《经济学人》官方网站近期刊登了一组稿件，对中国买家在世界艺术市场上“抢购”中国艺术品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如今的国外拍卖行，不管大小，几乎都不敢忽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在拍品征集日趋困难的今天，如何说服藏家出手藏品并和藏家保持良好关系，也是一件非常需要技巧的事情。
宝龙中国玉器拍卖引发热潮半数竞拍者为中国买家
如果说从一场拍卖会就能窥见世界对中国瑰宝的疯狂和竞争，5月13日在伦敦宝龙拍卖行举行的中国艺术品专场就是一个绝佳范例。宝龙拍卖行(Bonhams)创立于1793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英国拍卖行，专营拍卖艺术精品及古董。它于2007年在首次在香港举行拍卖会，其目的是要“拓展亚洲市场”。
此次上拍的61件艺术品均来自英国藏家杰克·罗斯(Jack Rose)的继承者，此藏家的遗孀于去年逝世。其中一半的藏品是玉石雕刻，大部分是16世纪前的作品。一些藏品是罗斯先生通过特殊的途径从英国战后最大的艺术品经销商之一西德尼·H·莫斯(Sydney H.Moss)那里买来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业余收藏家，罗斯先生喜欢去伦敦西区拜访莫斯和他的同事约翰·斯巴克(John Sparks)，探讨一下他们最新的发现，偶尔带一两件不错的艺术品回家。19世纪对中国古墓和宝藏的掠夺，以及20世纪初中国精美瓷器和玉器的出口，促使英国、欧洲和美国收藏家之间形成了各种样式的东方情调和时尚。欧美的中产阶级家庭多多少少都有几个这样的物件。但是现在在西方，人们对中国艺术精品的兴趣正在逐渐减退。年轻人很少会继承他们父母的品味，而且中国艺术精品的价格上涨也使得他们很难再购置新的艺术品以充实他们原有的收藏。结果导致许多家庭出售他们的藏品，变现之后分给子孙。罗斯先生的藏品亦是如此，他之前从莫斯或斯巴克手中买回的艺术品又重新回到艺术市场上。中国藏家竞相争夺这些珍品，希望能把它们带回家。
任何一个中国藏家都希望能收藏几件乾隆时期的笔砚和玉器(最好是带有朝代款识)。因此，罗斯先生收藏的大宗玉器格外引人注目。200多人把位于伦敦新邦德街的拍卖场塞得水泄不通，其中超过一半是中国人。坐在宝龙拍卖师对面的，是香港著名经销商翟健民(william Chak)的太太刘惠芳(Priscilla Chak)。翟健民是大华人圈最活跃的古董商之一。16岁出道，从学徒做起，一步一脚印建立起“永宝斋”这块金字招牌。翟健民古董生涯有二位重要人士，一位是师傅黄应豪，另一位是夫人刘惠芳。刘惠芳出生于香港古董世家，不仅是翟健民的贤内助，也是他的事业伙伴。曾留学法国的刘惠芳对“永宝斋”开拓欧美生意有很大帮助。该场拍卖的第一件拍品——两只明代赤褐色玉雕鸭摆件(估价为2000英镑)，最终被翟夫人以1.92万英镑(包含佣金和税金)拍得。
除了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藏家，少数西方人，包括伦敦著名的中国瓷器和书画经销商罗杰·凯维纳(Roger Keverne)、詹姆斯·轩尼诗(James Hennessy)和理查德·利特尔顿(Richard Littleton)等也都参加了专场拍卖。
第四件拍品是一件16.6厘米高的玉鸭笔洗，工匠巧妙地运用玉器天然的层次感，使这只鸭子白色的脚和褐色的头、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从4000英镑起拍，在价格攀升到5.5万英镑后，一位新的买家加入了竞拍，并且频频出价，连拍卖师都几乎跟不上价格上涨的速度。最终，这个估价为6000英镑的玉鸭拍出了15.6万英镑的好成绩。另外一件稀有的黄褐相间的乾隆时期玉雕，估价为1.8万—2.2万英镑，最后以22.8万英镑售出。
但是真正引发这次拍卖高潮的是白玉拍品。特别是第21号拍品，一个精致的扁平花瓶，高21厘米，估价为3万—4万英镑。竞拍以5000英镑为竞价阶梯，不久，站在拍卖会场最后一排的一位佳士得竞拍代理人突然一下子加价5万英镑，喊至“10万英镑”，就连拍卖师科林·希夫(Colin Sheaf)本人也被这一大胆的喊价惊呆了。在拍品价格飙升至30万英镑时，仍然有三个竞拍者互不相让。最后，这件花瓶以58万英镑落槌于一个来自于中国内地宁波慈溪的买家，落槌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的确是宝龙拍卖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私藏玉器拍卖”，希夫先生说到，他是本场的拍卖师、宝龙亚洲艺术的国际主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会如此激烈，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市场总是被成功的企业家和来自世界上经济竞争力最强地区的新兴买家所主导。”
国外小拍行瞄准中国市场为争货源使出浑身解数
近几年来，中国艺术品逆市而升，全球的中国艺术品需求急速扩大。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尚未见顶，艺术精品供给日益紧俏的今天，从纽约到香港，所有主要艺术品市场中心的古董商和拍卖行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拍品征集越来越难。
说服收藏家拿出他们的宝贝进行出售需要很多技巧。在确定了哪位收藏家收藏什么之后，古董商或拍卖行就必须跟进，告诉收藏家这正是出售收藏品的好时机，但很多藏家并没有被这样的理由说服。如果艺术市场的表现依然强劲，卖家保持观望态度、坐等市场上升又有什么错呢?因为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手里宝贝的价格只会上升，很少会贬值。
收藏家一旦动了拍卖自己收藏品的念头，古董商和拍卖行就得为争抢这份合约而争个头破血流。赢得委托合约需要耐心、辛勤努力还有运气，但早起的鸟儿往往有虫吃。
比如，英国索尔兹伯里镇南部的一家小拍卖行伍雷和瓦利斯(Woolley & Wallis)拍卖行曾在一年前成功拍出一尊来自戴安娜·米勒女勋爵(Lady Diana Miller)收藏的乾隆年碧玉水牛，因此赢得了包括戴安娜·米勒女勋爵在内的一些英国藏家的信任。在今年5月伍雷和瓦利斯拍卖行举行的亚洲艺术拍卖专场中，该拍卖行的亚洲部主管埃克斯福特先生也到处拜访和说服英国的一些藏家拿出放在柜子里的中国古董进行拍卖。戴安娜女勋爵家族基于对埃克斯福特先生过往成绩的信任，又委托给他43件藏品，埃克斯福特先生还设法说服了另两个藏家，其中就包括玛丽·安·马汀(Mary Anna Marten)夫人。马汀夫人是英国多塞特(Dorset)克里切尔城堡(Crichel House)的女主人，拥有很多重要的中国珍宝藏品，其中许多都是由她父亲在二战前购得，而米勒家族从18世纪中叶起就成了这座城堡的主人。这几位藏家拿出的藏品大部分为玉器，其中不少是御制的精美玉器。
近5年来，渴望回购本国艺术品的中国大陆买家日益主导着中国艺术珍品的行情。每周都可见到来自欧美的旧藏重新回流到中国。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的藏家，埃克斯福特先生还把这些藏品带到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内地参加艺术展会，并参加了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EFAF)。除此之外，埃克斯福特先生还在专业的艺术杂志，如香港的《亚洲艺术》(Arts of Asia)、《导向》(0rientations)以及台湾的《艺术新闻》(CANs)上为这些藏品登广告。种种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的买家，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些拍品拍出高价，好给那些信任他的藏家以交代，并维系这些藏家对他的信任。
毫无疑问，如今，没有谁可以忽略中国艺术市场以及中国收藏家的巨大能量。
宝龙中国玉器拍卖引发热潮半数竞拍者为中国买家
如果说从一场拍卖会就能窥见世界对中国瑰宝的疯狂和竞争，5月13日在伦敦宝龙拍卖行举行的中国艺术品专场就是一个绝佳范例。宝龙拍卖行(Bonhams)创立于1793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英国拍卖行，专营拍卖艺术精品及古董。它于2007年在首次在香港举行拍卖会，其目的是要“拓展亚洲市场”。
此次上拍的61件艺术品均来自英国藏家杰克·罗斯(Jack Rose)的继承者，此藏家的遗孀于去年逝世。其中一半的藏品是玉石雕刻，大部分是16世纪前的作品。一些藏品是罗斯先生通过特殊的途径从英国战后最大的艺术品经销商之一西德尼·H·莫斯(Sydney H.Moss)那里买来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业余收藏家，罗斯先生喜欢去伦敦西区拜访莫斯和他的同事约翰·斯巴克(John Sparks)，探讨一下他们最新的发现，偶尔带一两件不错的艺术品回家。19世纪对中国古墓和宝藏的掠夺，以及20世纪初中国精美瓷器和玉器的出口，促使英国、欧洲和美国收藏家之间形成了各种样式的东方情调和时尚。欧美的中产阶级家庭多多少少都有几个这样的物件。但是现在在西方，人们对中国艺术精品的兴趣正在逐渐减退。年轻人很少会继承他们父母的品味，而且中国艺术精品的价格上涨也使得他们很难再购置新的艺术品以充实他们原有的收藏。结果导致许多家庭出售他们的藏品，变现之后分给子孙。罗斯先生的藏品亦是如此，他之前从莫斯或斯巴克手中买回的艺术品又重新回到艺术市场上。中国藏家竞相争夺这些珍品，希望能把它们带回家。
任何一个中国藏家都希望能收藏几件乾隆时期的笔砚和玉器(最好是带有朝代款识)。因此，罗斯先生收藏的大宗玉器格外引人注目。200多人把位于伦敦新邦德街的拍卖场塞得水泄不通，其中超过一半是中国人。坐在宝龙拍卖师对面的，是香港著名经销商翟健民(william Chak)的太太刘惠芳(Priscilla Chak)。翟健民是大华人圈最活跃的古董商之一。16岁出道，从学徒做起，一步一脚印建立起“永宝斋”这块金字招牌。翟健民古董生涯有二位重要人士，一位是师傅黄应豪，另一位是夫人刘惠芳。刘惠芳出生于香港古董世家，不仅是翟健民的贤内助，也是他的事业伙伴。曾留学法国的刘惠芳对“永宝斋”开拓欧美生意有很大帮助。该场拍卖的第一件拍品——两只明代赤褐色玉雕鸭摆件(估价为2000英镑)，最终被翟夫人以1.92万英镑(包含佣金和税金)拍得。
除了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藏家，少数西方人，包括伦敦著名的中国瓷器和书画经销商罗杰·凯维纳(Roger Keverne)、詹姆斯·轩尼诗(James Hennessy)和理查德·利特尔顿(Richard Littleton)等也都参加了专场拍卖。
第四件拍品是一件16.6厘米高的玉鸭笔洗，工匠巧妙地运用玉器天然的层次感，使这只鸭子白色的脚和褐色的头、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从4000英镑起拍，在价格攀升到5.5万英镑后，一位新的买家加入了竞拍，并且频频出价，连拍卖师都几乎跟不上价格上涨的速度。最终，这个估价为6000英镑的玉鸭拍出了15.6万英镑的好成绩。另外一件稀有的黄褐相间的乾隆时期玉雕，估价为1.8万—2.2万英镑，最后以22.8万英镑售出。
但是真正引发这次拍卖高潮的是白玉拍品。特别是第21号拍品，一个精致的扁平花瓶，高21厘米，估价为3万—4万英镑。竞拍以5000英镑为竞价阶梯，不久，站在拍卖会场最后一排的一位佳士得竞拍代理人突然一下子加价5万英镑，喊至“10万英镑”，就连拍卖师科林·希夫(Colin Sheaf)本人也被这一大胆的喊价惊呆了。在拍品价格飙升至30万英镑时，仍然有三个竞拍者互不相让。最后，这件花瓶以58万英镑落槌于一个来自于中国内地宁波慈溪的买家，落槌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的确是宝龙拍卖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私藏玉器拍卖”，希夫先生说到，他是本场的拍卖师、宝龙亚洲艺术的国际主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会如此激烈，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市场总是被成功的企业家和来自世界上经济竞争力最强地区的新兴买家所主导。”
国外小拍行瞄准中国市场为争货源使出浑身解数
近几年来，中国艺术品逆市而升，全球的中国艺术品需求急速扩大。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尚未见顶，艺术精品供给日益紧俏的今天，从纽约到香港，所有主要艺术品市场中心的古董商和拍卖行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拍品征集越来越难。
说服收藏家拿出他们的宝贝进行出售需要很多技巧。在确定了哪位收藏家收藏什么之后，古董商或拍卖行就必须跟进，告诉收藏家这正是出售收藏品的好时机，但很多藏家并没有被这样的理由说服。如果艺术市场的表现依然强劲，卖家保持观望态度、坐等市场上升又有什么错呢?因为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手里宝贝的价格只会上升，很少会贬值。
收藏家一旦动了拍卖自己收藏品的念头，古董商和拍卖行就得为争抢这份合约而争个头破血流。赢得委托合约需要耐心、辛勤努力还有运气，但早起的鸟儿往往有虫吃。
比如，英国索尔兹伯里镇南部的一家小拍卖行伍雷和瓦利斯(Woolley & Wallis)拍卖行曾在一年前成功拍出一尊来自戴安娜·米勒女勋爵(Lady Diana Miller)收藏的乾隆年碧玉水牛，因此赢得了包括戴安娜·米勒女勋爵在内的一些英国藏家的信任。在今年5月伍雷和瓦利斯拍卖行举行的亚洲艺术拍卖专场中，该拍卖行的亚洲部主管埃克斯福特先生也到处拜访和说服英国的一些藏家拿出放在柜子里的中国古董进行拍卖。戴安娜女勋爵家族基于对埃克斯福特先生过往成绩的信任，又委托给他43件藏品，埃克斯福特先生还设法说服了另两个藏家，其中就包括玛丽·安·马汀(Mary Anna Marten)夫人。马汀夫人是英国多塞特(Dorset)克里切尔城堡(Crichel House)的女主人，拥有很多重要的中国珍宝藏品，其中许多都是由她父亲在二战前购得，而米勒家族从18世纪中叶起就成了这座城堡的主人。这几位藏家拿出的藏品大部分为玉器，其中不少是御制的精美玉器。
近5年来，渴望回购本国艺术品的中国大陆买家日益主导着中国艺术珍品的行情。每周都可见到来自欧美的旧藏重新回流到中国。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的藏家，埃克斯福特先生还把这些藏品带到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内地参加艺术展会，并参加了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EFAF)。除此之外，埃克斯福特先生还在专业的艺术杂志，如香港的《亚洲艺术》(Arts of Asia)、《导向》(0rientations)以及台湾的《艺术新闻》(CANs)上为这些藏品登广告。种种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的买家，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些拍品拍出高价，好给那些信任他的藏家以交代，并维系这些藏家对他的信任。
毫无疑问，如今，没有谁可以忽略中国艺术市场以及中国收藏家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