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即使当体制下的腐败带给这个国家太多的不堪，风暴下的中纪委辽宁巡视组来到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鼓集团）参观后，夸赞沈鼓集团是可以“为这个社会提供正能量的企业”。
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对于沈鼓集团来说，似乎习以为常。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辽宁，总要到沈鼓集团一看。这份荣耀，无疑源自它特殊的角色地位——1952年，国家为企业投入170万元资金进行装备，使沈鼓集团的前身沈阳鼓风机厂，成为我国唯一的风机专业制造厂。
在沈阳这座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城市，沈鼓集团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及发展，发挥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它们用自己的生产和制造，捍卫了这个国家的存在。这份贡献又是责无旁贷，因为它们的身体烙刻着国家的印记，蕴含着“正统”的基因。
国家的支撑
“当时国内生产力落后，布局极不平衡，一半以上的重工业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重点建设当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份额与全国各大区相比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尤其是民用工业的比重达到1/2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的主要工业基地。”据采访到的东北工业史专家李牧然讲述，“‘一五’时期，国家在辽宁省安排了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械等24个重点项目，此外还有3项国防军事工业项目。为了与国家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改建扩建了一批工厂，沈阳鼓风机厂即是其中之一。”
互为因果的是，这些国企也建立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建国之初，工业基础薄弱。194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4.7万吨，煤6000多万吨，发电量30万千瓦。最大的一家工厂是长春的汽车大修厂，不过几百人。1972年，根据周总理“要解决10亿人口穿衣吃饭的大问题”的指示，国家决定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冶金等工业。
“离心压缩是发展石油化工等工业的关键设备。国家投入巨资对企业进行第一次重大技术改造。”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介绍道，从1976年开始，沈鼓集团先后引进外国12项离心压缩机、风机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和14项单元技术。“80年代初开始为石油、化工装置提供中小型压缩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起着通风和冷却的重要作用，在电力、钢铁、水泥、造纸等行业中需要大量使用风机设备，可以说，风机是很多工业企业生产的命门。本身就是一部中国风机工业的创业史的沈鼓集团，从国家发展工业的筹划之始，就承担了极为关键的所在。
举国之力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彼时的国企所承载的政治任务，使得它们与其它企业注定有着命理性的差异。
198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上海大众等著名企业；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乡镇企业。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1978年，那么中国企业，准确地说中国非公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
当中国非公企业啼叫着出世，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国企们，已经用自己巨大的物质、财政，来供给着这个国家可以正常地发展。据资料显示，1953--1988年间，辽宁省的工业企业为国家提供的利润和税金，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仅据1953--1994年统计，辽宁省就累计上缴中央财政3234亿元。
接轨世界
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的计划经济，可以短时间帮助国家摆脱贫弱；但是，当经济形态转变为更高阶段，国企需要怎样一种模式，来继续使命的担当？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决定》只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现途径和操作方式却无规可循。国企开始摸索着转制，这个阶段，也是国企普遍陷入困境的时期。
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回忆，沈鼓在1998年面临了企业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当时沈鼓遇到中国装备制造业有史以来最大衰退时期，市场萎缩带来销售的迅速下滑，有一段时间竟然拿不出维持正常生产的资金。那年，沈鼓的高层管理人员齐聚大连，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讨论为已经过时的计算机系统更换新设备，计划采购的IBM设备价值近1000万元。对当年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沈鼓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苏永强讲到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主要的质疑就是：沈鼓现在连开支都困难，为何还要拿出这么多的资金采购计算机？
这种争执，其实正是随着国企改革接近尾声，沈鼓要想成为一个可以与世界接轨的现代企业，所要做出的选择。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实际上为产权改革明确了思路。不仅从政策上定调，而且国家通过负资产剥离使国企轻装上阵，注入国家资金增强竞争力，国企开始同国际接轨。
2003年，沈阳鼓风机厂整体转制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5月，根据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按照省市区政府的统一部署，沈鼓集团凭借品牌和管理优势对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重组和重大技术改造，组建新的沈鼓集团。
应该的角色
岁月悠悠，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洗礼变迁，曾经的国家英雄命运沉浮。普遍存在的管理机制不活、经营状况不佳、市场竞争力弱、金融债务沉重等原因，使一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了举步维艰；但一部分企业却也凤凰涅[般][木]，通过一系列战略重组和重大技术改造后，依然是支撑国家的重器。 比如国企中的装备制造业，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阵痛，逐渐在全球具备了竞争力。2008和2009年，沈鼓集团先后为天津石化和镇海石化研制出100万吨/年乙烯裂解气压缩机和丙烯压缩机，2012年又为抚顺乙烯装置配套了10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这标志着沈鼓集团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特征的乙烯装置压缩机组的研制水平跃上世界先进行列，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百万吨级乙烯机组的高端压缩机制造厂商之一。”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谈道，沈阳鼓风机厂1998年年产值为3.9亿元，合并改制后的沈鼓集团，2012年的年产值已经飚升为120亿元。
中石化前任总经理曾经这样评价沈鼓：“有沈鼓在，我们就敢对外资企业说不，但是没有沈鼓的话，我们就只能伸着脖子挨宰。”
这样的依赖，从某个角度佐证了国家对于改革主要依靠国家所有制才能成功的潜设计。因为从中国30年的社会变迁来看，两条线并行其中。一方面，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发布的每一个政策文件都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以不可遏制的力量野蛮生长，用现实催生着政府的改革意愿，某种角度，改革又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逼结果。
很难说，这种“增量改革”来自中国政府战略的本来意图。现实的情况确是如此，随着国企改革逐步完结，那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国营企业所不能供应的商品和服务，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吸纳了国营企业无法雇佣的城市中的无业居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依然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银行、电信、保险）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受政策保护，并没有开放全球竞争。
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改革的初衷。安慰的是，沈鼓集团这样的国家装备制造业企业，它扮演的是诸多其他性质的企业所不愿、不能、不应承担的角色，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竞争的阵仗中，当现实中的政府垄断使众多国有企业成为肆无忌惮的征税者，获取了巨大的利润的诟病时，再一次证明了国有企业理应存在的价值。
同时，沈鼓集团用自己的答卷提供了一种路径，国家需要烙印有国字号标签的企业，继续支撑这个国家的工业命脉，而这样的企业所要具备的是在完备现代企业要素下，参与全球经济的自由竞争。
国企应该是怎样的国企，关于它们的改革并未终结。W
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对于沈鼓集团来说，似乎习以为常。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辽宁，总要到沈鼓集团一看。这份荣耀，无疑源自它特殊的角色地位——1952年，国家为企业投入170万元资金进行装备，使沈鼓集团的前身沈阳鼓风机厂，成为我国唯一的风机专业制造厂。
在沈阳这座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城市，沈鼓集团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及发展，发挥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它们用自己的生产和制造，捍卫了这个国家的存在。这份贡献又是责无旁贷，因为它们的身体烙刻着国家的印记，蕴含着“正统”的基因。
国家的支撑
“当时国内生产力落后，布局极不平衡，一半以上的重工业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重点建设当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份额与全国各大区相比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尤其是民用工业的比重达到1/2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的主要工业基地。”据采访到的东北工业史专家李牧然讲述，“‘一五’时期，国家在辽宁省安排了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械等24个重点项目，此外还有3项国防军事工业项目。为了与国家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改建扩建了一批工厂，沈阳鼓风机厂即是其中之一。”
互为因果的是，这些国企也建立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建国之初，工业基础薄弱。194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4.7万吨，煤6000多万吨，发电量30万千瓦。最大的一家工厂是长春的汽车大修厂，不过几百人。1972年，根据周总理“要解决10亿人口穿衣吃饭的大问题”的指示，国家决定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冶金等工业。
“离心压缩是发展石油化工等工业的关键设备。国家投入巨资对企业进行第一次重大技术改造。”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介绍道，从1976年开始，沈鼓集团先后引进外国12项离心压缩机、风机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和14项单元技术。“80年代初开始为石油、化工装置提供中小型压缩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起着通风和冷却的重要作用，在电力、钢铁、水泥、造纸等行业中需要大量使用风机设备，可以说，风机是很多工业企业生产的命门。本身就是一部中国风机工业的创业史的沈鼓集团，从国家发展工业的筹划之始，就承担了极为关键的所在。
举国之力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彼时的国企所承载的政治任务，使得它们与其它企业注定有着命理性的差异。
198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上海大众等著名企业；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乡镇企业。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1978年，那么中国企业，准确地说中国非公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
当中国非公企业啼叫着出世，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国企们，已经用自己巨大的物质、财政，来供给着这个国家可以正常地发展。据资料显示，1953--1988年间，辽宁省的工业企业为国家提供的利润和税金，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仅据1953--1994年统计，辽宁省就累计上缴中央财政3234亿元。
接轨世界
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的计划经济，可以短时间帮助国家摆脱贫弱；但是，当经济形态转变为更高阶段，国企需要怎样一种模式，来继续使命的担当？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决定》只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现途径和操作方式却无规可循。国企开始摸索着转制，这个阶段，也是国企普遍陷入困境的时期。
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回忆，沈鼓在1998年面临了企业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当时沈鼓遇到中国装备制造业有史以来最大衰退时期，市场萎缩带来销售的迅速下滑，有一段时间竟然拿不出维持正常生产的资金。那年，沈鼓的高层管理人员齐聚大连，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讨论为已经过时的计算机系统更换新设备，计划采购的IBM设备价值近1000万元。对当年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沈鼓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苏永强讲到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主要的质疑就是：沈鼓现在连开支都困难，为何还要拿出这么多的资金采购计算机？
这种争执，其实正是随着国企改革接近尾声，沈鼓要想成为一个可以与世界接轨的现代企业，所要做出的选择。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实际上为产权改革明确了思路。不仅从政策上定调，而且国家通过负资产剥离使国企轻装上阵，注入国家资金增强竞争力，国企开始同国际接轨。
2003年，沈阳鼓风机厂整体转制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5月，根据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按照省市区政府的统一部署，沈鼓集团凭借品牌和管理优势对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重组和重大技术改造，组建新的沈鼓集团。
应该的角色
岁月悠悠，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洗礼变迁，曾经的国家英雄命运沉浮。普遍存在的管理机制不活、经营状况不佳、市场竞争力弱、金融债务沉重等原因，使一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了举步维艰；但一部分企业却也凤凰涅[般][木]，通过一系列战略重组和重大技术改造后，依然是支撑国家的重器。 比如国企中的装备制造业，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阵痛，逐渐在全球具备了竞争力。2008和2009年，沈鼓集团先后为天津石化和镇海石化研制出100万吨/年乙烯裂解气压缩机和丙烯压缩机，2012年又为抚顺乙烯装置配套了10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这标志着沈鼓集团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特征的乙烯装置压缩机组的研制水平跃上世界先进行列，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百万吨级乙烯机组的高端压缩机制造厂商之一。”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谈道，沈阳鼓风机厂1998年年产值为3.9亿元，合并改制后的沈鼓集团，2012年的年产值已经飚升为120亿元。
中石化前任总经理曾经这样评价沈鼓：“有沈鼓在，我们就敢对外资企业说不，但是没有沈鼓的话，我们就只能伸着脖子挨宰。”
这样的依赖，从某个角度佐证了国家对于改革主要依靠国家所有制才能成功的潜设计。因为从中国30年的社会变迁来看，两条线并行其中。一方面，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发布的每一个政策文件都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以不可遏制的力量野蛮生长，用现实催生着政府的改革意愿，某种角度，改革又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逼结果。
很难说，这种“增量改革”来自中国政府战略的本来意图。现实的情况确是如此，随着国企改革逐步完结，那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国营企业所不能供应的商品和服务，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吸纳了国营企业无法雇佣的城市中的无业居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依然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银行、电信、保险）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受政策保护，并没有开放全球竞争。
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改革的初衷。安慰的是，沈鼓集团这样的国家装备制造业企业，它扮演的是诸多其他性质的企业所不愿、不能、不应承担的角色，在与国际行业巨头竞争的阵仗中，当现实中的政府垄断使众多国有企业成为肆无忌惮的征税者，获取了巨大的利润的诟病时，再一次证明了国有企业理应存在的价值。
同时，沈鼓集团用自己的答卷提供了一种路径，国家需要烙印有国字号标签的企业，继续支撑这个国家的工业命脉，而这样的企业所要具备的是在完备现代企业要素下，参与全球经济的自由竞争。
国企应该是怎样的国企，关于它们的改革并未终结。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