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石印《红楼梦》。那是7岁夏天发生的事情。
　　当我认了些字，朦朦胧胧能读书的时候，除了《三国演义》那些连环画外，大约看过下面几本书：《毛泽东选集》、《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艳阳天》、《朝阳花》、《红旗飘飘》、《洪波曲》。毛泽东的文字貌似大白话，却令人难以捉摸。至于小说，大多为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急于想知道故事结局。革命主题加爱情佐料，其实颇能征服那颗少年心。
　　初一时，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在同学之间流传，听同桌讲过，也曾悄悄瞥了一眼，但没有耐心读完那些蝌蚪般的烂字。“地下党”的神奇，东北雪原的剿匪传奇，进步学生卢嘉川、林道静的激情，这一切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外面有绚烂的人生，渭北台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劳作。也可以说，这些缺乏艺术品位的读物，在我心里种下了想象的幼苗。
　　等到了高中，于信之外，渐渐有疑生焉。遗憾的是，却没有书籍为我释惑。绛帐高中图书馆藏书甚少，大都是一些《家》、《春》、《秋》之类的玩意儿，连一本外国作品也没有。馋人的新书常被教师霸占，他们一摞一摞地掠书，经常逾期不还。干瘪的管理员老头，阴郁、暴躁，对学生没好声气，借书似在割他的里脊肉，动辄摔门关窗户。记得就借过巴金和老舍的几本快翻烂了的小说，也没看完，就到了还期。这样，镇上的新华书店便成了我的精神圣地。
　　新华书店其实也没什么好书。偶尔会来一本新作家的，却囊中羞涩。我买过三五本鲁迅的小册子，一角、二毛的，算是过了一把买书瘾。上大学时，全都宝贝一般带在行李箱里。
　　上大学后，同学之间暗暗开始了购书比赛。上铺的上海同学几乎每周去书店买书，长长的两排书压在床头，令人艳羡。在政府发的23.5元的助学金外，我仅有10元零花钱，牙膏、信封、邮票之外，还得添置内衣外套，手头拮据。
　　复旦校园最壮观的买书场景，应该是那册薄薄的《舒婷顾城诗选》。诗社告示甫出，排队者人头攒动，上千册被抢购一空。“给我！”“给我！”……手持“朦胧诗”童男玉女合集，男女生眉宇间放出幸福的光来。
　　我等穷学生最愿意去的，是校园里的新华书店。课间休息往那儿跑，无聊时也窜访该处。几乎每天都有新书，世界文学名著啊，当代学者新著呀，本本勾人魂魄。好在开架售书，过去翻翻，随意读几行，也很满足。在那儿，往往能碰到姣好的女子，无意间就往伊人身边蹭，拿起一本深奥的书，想让人高看自己一眼。脸是红的，心跳得也很热闹。最后，只闻到一丝香气作罢。来这儿的伊人们，更加高傲矜持，让人不敢亲近。
　　那时候，周末结伴去南京路买书，是相当隆重的事情，有请神般的庄严。55路车一口气坐到南京路，步行到福州路，逛完新华书店再进旧书店。一本本扫过去，有千山万水踏过的感觉。买回来的书，其实很少读完。回想起来，大多只翻过目录，挑着读过几页，用心读过的不多。黑格尔的《小逻辑》，一字一字啃过几十页，完整读过一遍的，仅有郁达夫的日记、卢梭的《忏悔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10余本。青春，没准儿就是用来虚耗的，游弋，犹疑，忧虑，放浪，做梦，唯独没有读进去书。
　　置身图书馆，手里翻着书，心里其实在发愁：何时才能读完该读的书啊！
　　荒唐的还有，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让看的。彼时，港台出版物阅览室只对政治可靠的教师和研究生开放。复印是当时最赚钱的生意之一，有关系的将禁书带出来，雇人复印若干，装订成册，便能大赚其钱。我从同学手里借到的弗洛伊德的《释梦》，便是如此这般的复制本。
　　大三夏天的毕业季，一幕人与书的甜蜜情景刺激了我。一位收拾行囊的研究生师兄，将数百本收藏，一一拿起来，端详一番，用手拂过，再轻柔地放入纸箱。那些干净的汉译学术名著和外国文学名著，好像是他众多的情人。自此，我也开始自己的藏书生涯。刻了私章，起斋号曰：敝帚斋。又从印刷厂找了一串铅字，分类登记，一一盖戳，打上猩红的阿拉伯数字，经此一役，才感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笔财富。毕业时，我终于有了好几箱书籍，是用补助金、勤工俭学报酬、稿费和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装箱的那天，1985年6月某日，女友在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感：书有了，心仪的对象也有了，此生什么也不缺了，只剩下奋斗了。
　　当年买书，书店收款后会盖红戳在版权页，有纪念的意思。购买一本书，好像是一件大事。好多书已经用不着看了，但我仍然舍不得丢弃，它们在那儿，我逝去的时光也就在那儿。W 责编 /杨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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