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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其重大作用有目共睹;但是，译者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对译者地位还缺少深入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木文试图在梳理中西方翻译发展历史中，討论译者的地位问题，寻找译者地位变迁的轨迹。
【关键词】：翻译;译者地位;历史变迁
一、中国翻译史中译者地位变迁历程
（一）古代翻译时期
中国的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的身份和作用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在此期问，学者们讨论了翻译的方法、特点和标准，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支谦主张译经须“弃之存质”，己开始重视文本层而的“传实”且“贵其实”。支谦并且提出了翻译标准，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道安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一般聚焦于“案本”、“求信”上，其翻译方法是“直译”、“意译”或两者的结合。
（二）明清科技翻译时期
由于译者多不精通西文，要想完成翻译，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必须追寻原作和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利用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站在译者、读者的立场实施合作翻译。就翻译主体看，翻译体现了译者中心论。从翻译的目的来看，翻译是为了交流，是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学习交流，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
（三）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时期
这一时期，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救国图强和文化革新，翻译文学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翻译活动日渐频繁，翻译理论也更加丰富，翻译实践却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译现象。虽然严复主张译者的第一任务是忠实，但他没有提到译者的主体性。至此，译者仍然是循章办事的被动的个体。
（四）现代翻译时期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是现代翻译时期。五四以来，很多学者都从事翻译活动，创作和翻译并举。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是纠正清末的翻译实践和讨论翻译的性质，重点是讨论创作和翻译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翻译没有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是对翻译的性质作了较多的界定，但是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初步认同了译者的主体性。
（五）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
中国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带来了中国翻译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总结传统翻译理论，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目前，翻译主体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性探究已经提上了国内译学的研究日程。许多学者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杨武能是较早注意翻译主体问题的学者代表。他认为译者首先是阐释者，同时是接受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即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原作和译本都是他们创作的客体;在此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钧则从整体上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位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西方翻译史中译者地位变迁历程
（一）圣经翻译时期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圣经》翻译。圣经翻译最初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被称作《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当时的翻译理论家斐洛把译者看作“听写工具”，完全受到上帝的操控，没有丝毫的自主权，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弈，在词序和措辞等方面也必须采取死译。[8]第二个译本是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在助手协助下完成的，把希伯来语翻译成拉丁语。他声称翻译应以直译为主，译者在用词方面有一点自由，但还是躲在原文的背后。第三次是马丁路德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德语。他认为译者不应该成为“奴隶”，真正的翻译是把外族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译者从原文中解放出来，不再是工具，可以适当地增减。
（二）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翻译界把更多目光投向了文学翻译，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英国的德莱顿认为译者“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必须受到原作思想的制约，没有权力作任何的改变。他对译者要求很严格，声称译者不仅要反映原文的风格和艺术特点，还要考虑译文的读者，使译者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三）十九世纪时期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阐释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斯坦纳承袭了他的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一套全面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一一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斯坦纳对传统翻译理论经常提到的直译与意译的概念提出质疑，并且要重新评估译者和读者的角色。他认为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信任、渗透、吸收、补偿四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不必探求作者的本意，而应把注意力放在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的文本上;同时译者也将不可避免地把个人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原文，使翻译变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由此产生的译文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原文。[1]在阐释学理论中，译者不再躲在原作的背后，而是走出来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四）二战以后时期
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赋于翻译新意。其代表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即：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做出的反应要基本一致。要达到功能对等，译文必须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和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力量。[5]语言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原文的方方面面，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文化和社会因素方面。至此，译者不再是被动的，已经觉醒了，准备从原文里走出来。但是，结构主义研究者们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使译者得到完全解放。
（五）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时期
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德里达、韦努蒂等人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对译者重新评价。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者才是创作的主体，译作创造了新生语言。译文不仅享受着和原文相同的地位，而且原文必须依靠译文才能够生存卜去。译者不再比原文作者低一等，而是与原文作者一样都是创作的主体。译者不仅走到了幕前，而且还成了主体。
三、结语
翻译活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翻译理论实现了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从隐形人到主体，从幕后到台前的变化。译者的主体性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对中西方翻译史上译者身份地位变化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促使小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因此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研究越发重要，也必将迎来更为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313 – 319.
[2]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 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24（1）：19-24.
[3]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 25（2）：3-7.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v.
【关键词】：翻译;译者地位;历史变迁
一、中国翻译史中译者地位变迁历程
（一）古代翻译时期
中国的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的身份和作用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在此期问，学者们讨论了翻译的方法、特点和标准，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支谦主张译经须“弃之存质”，己开始重视文本层而的“传实”且“贵其实”。支谦并且提出了翻译标准，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道安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一般聚焦于“案本”、“求信”上，其翻译方法是“直译”、“意译”或两者的结合。
（二）明清科技翻译时期
由于译者多不精通西文，要想完成翻译，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必须追寻原作和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利用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站在译者、读者的立场实施合作翻译。就翻译主体看，翻译体现了译者中心论。从翻译的目的来看，翻译是为了交流，是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学习交流，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
（三）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时期
这一时期，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救国图强和文化革新，翻译文学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翻译活动日渐频繁，翻译理论也更加丰富，翻译实践却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译现象。虽然严复主张译者的第一任务是忠实，但他没有提到译者的主体性。至此，译者仍然是循章办事的被动的个体。
（四）现代翻译时期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是现代翻译时期。五四以来，很多学者都从事翻译活动，创作和翻译并举。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是纠正清末的翻译实践和讨论翻译的性质，重点是讨论创作和翻译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翻译没有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是对翻译的性质作了较多的界定，但是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初步认同了译者的主体性。
（五）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
中国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带来了中国翻译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总结传统翻译理论，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目前，翻译主体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性探究已经提上了国内译学的研究日程。许多学者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杨武能是较早注意翻译主体问题的学者代表。他认为译者首先是阐释者，同时是接受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即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原作和译本都是他们创作的客体;在此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钧则从整体上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位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西方翻译史中译者地位变迁历程
（一）圣经翻译时期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圣经》翻译。圣经翻译最初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被称作《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当时的翻译理论家斐洛把译者看作“听写工具”，完全受到上帝的操控，没有丝毫的自主权，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弈，在词序和措辞等方面也必须采取死译。[8]第二个译本是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在助手协助下完成的，把希伯来语翻译成拉丁语。他声称翻译应以直译为主，译者在用词方面有一点自由，但还是躲在原文的背后。第三次是马丁路德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德语。他认为译者不应该成为“奴隶”，真正的翻译是把外族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译者从原文中解放出来，不再是工具，可以适当地增减。
（二）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翻译界把更多目光投向了文学翻译，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英国的德莱顿认为译者“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必须受到原作思想的制约，没有权力作任何的改变。他对译者要求很严格，声称译者不仅要反映原文的风格和艺术特点，还要考虑译文的读者，使译者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三）十九世纪时期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阐释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斯坦纳承袭了他的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一套全面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一一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斯坦纳对传统翻译理论经常提到的直译与意译的概念提出质疑，并且要重新评估译者和读者的角色。他认为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信任、渗透、吸收、补偿四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不必探求作者的本意，而应把注意力放在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的文本上;同时译者也将不可避免地把个人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原文，使翻译变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由此产生的译文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原文。[1]在阐释学理论中，译者不再躲在原作的背后，而是走出来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四）二战以后时期
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赋于翻译新意。其代表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即：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做出的反应要基本一致。要达到功能对等，译文必须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和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力量。[5]语言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原文的方方面面，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文化和社会因素方面。至此，译者不再是被动的，已经觉醒了，准备从原文里走出来。但是，结构主义研究者们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使译者得到完全解放。
（五）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时期
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德里达、韦努蒂等人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对译者重新评价。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者才是创作的主体，译作创造了新生语言。译文不仅享受着和原文相同的地位，而且原文必须依靠译文才能够生存卜去。译者不再比原文作者低一等，而是与原文作者一样都是创作的主体。译者不仅走到了幕前，而且还成了主体。
三、结语
翻译活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翻译理论实现了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从隐形人到主体，从幕后到台前的变化。译者的主体性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对中西方翻译史上译者身份地位变化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促使小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因此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研究越发重要，也必将迎来更为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313 – 319.
[2]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 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24（1）：19-24.
[3]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 25（2）：3-7.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