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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墓，藏尸之所;葬，掩埋死者也。“人死乃终、入土为安”是千百年来先民流传至今的丧葬传统。一旦人死后，葬仪即开始。其实在中国古代，人死后从沐浴、入殓、设奠，到出殡、祭祀，有着一套复杂的程序和仪式。本文主要围绕下葬这一环节，探讨文献和实物中的棺椁形式、下葬方式及葬俗。
关键词：汉墓;棺椁形制;下葬方式
一、棺椁缘起
棺，盛尸之具，奉尸于棺为敛，藏尸之棺谓柩。余以为，棺之外室为椁室，椁室嵌构的空间称椁，即《孝经》“周棺为椁”1。椁有护棺柩、纳明器、别尊卑之功用。《汉书·楚元王传第六》记载：“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故有学者认为制作棺椁从黄帝时始2。
考古所见棺椁的出现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棺的出现时间应更早。在部分遗址墓葬的棺痕推测，当时是有棺藏尸的，如西安半坡3，陶寺遗址M3015用木棺做葬具4，但几乎不见椁。袁胜文先生认为“棺早于椁出现，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出现的棺为陶棺和石棺。”5栾丰实先生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石棺或石椁也已产生，但明确提到木质棺椁的出现是在良渚文化偏早阶段6。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龙山时代伴出人骨的土坑木椁或木棺墓的数量增多。呈子遗址7与良渚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也有学者认为考古所见最早的木椁出现在龙山时代。棺椁并出大约始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如殷墟郭家庄M160，时代是殷墟文化第三期8。
上述棺椁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理应属于其兴起阶段。商周时期，商代王陵和贵族墓葬中多见木椁形制。见于安阳西北岗M12179。但是在竖穴土坑墓，尤其是商代前期的小型墓中，几乎很少发现;到了商周后期，小型墓中的棺增多，“有的还有木椁”10，显然小型平民墓中的木椁只占少数。牺牲常见于灰坑、建筑基址中。木椁墓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大量发现，身份級别从诸侯国君、王室贵族到平民。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是我国墓葬制度革新的时期。土坑竖穴木椁墓逐步被新兴的砖室墓、画像墓代替，木椁葬制亦发生变化。中大型墓葬兴起黄肠题凑、梓宫、便房、外藏椁、珠襦玉柙等代替了过去以区分边箱、头箱、足箱放置随葬品的椁室的新制。外藏椁、回廊、侧室或耳室成为新的“椁室”。
魏晋南北朝及以后，棺椁制度几乎绝迹。庑殿顶、歇山顶式石椁成为高等级官吏贵族墓的新形制，但数量少，分布地域有限，与中原传统木椁制度迥异，可视作棺椁制度的余温。
总而言之，棺椁葬制肇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勃兴于商周时期，鼎盛于秦汉，魏晋及以后走向消亡。
二、棺椁形式与组合
1、棺椁制备
一般而言，古代社会除了帝王有“预作寿陵”的先例外，大多数社会阶层制备棺椁应是人之将死临时制作的。棺椁制备由匠人负责、主人视验，“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11。官府有专门机构负责，《汉旧仪》载“东园秘器作梓宫”12，民间有棺邸。椁室所需木材量大体重，考虑到工作量和工期问题，待主人验视后，将木材运至墓地，由匠人在墓圹中嵌构。垫木为先，铺设底板、围合椁档板、侧板构筑椁室，再悬棺下葬，最后封闭椁盖板。有汉一代，整木斫凿的棺木少见，多以木板叠垒，采用榫卯结构套合。
2、棺椁形制
（1）棺椁规格
西汉帝陵未经发掘，棺椁规格无从知晓。全国各地发现许多诸侯、列侯墓，可作简单比较。
广州南越王墓为竖穴石室墓，棺椁尺寸为5.07*6.95-7*2.2-2.3;长沙马王堆M2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尺寸为7.3*5.5-5.6*0.54;长沙象鼻嘴M1为11.1*10.3*3.05;北京大葆台汉墓M1为5.08*3.44×*2.7;南昌海昏侯墓M13.71*1.44*0.46-0.96米。 透过数据分析，西汉诸侯列侯级墓葬的棺椁规格很高，椁室基本大于5米以上，棺木尺寸在5米之内。按照当时人的平均身高推算，棺室的纳尸空间绰绰有余。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呢？“视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念支配者当时人们的丧葬活动，尽毕生财富之奢华，营造一座豪华富丽的冥界空间，继续过着生前无比荣耀的生活。通过庞大的墓室和随葬物品彰显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是另一种不可避免的炫耀。同一地区不同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在棺椁规格上也表现出差异性。
（2）棺椁材质
《汉代婚丧礼俗考》详细记载了棺木材质，有樟木、楠木、梓木、杉木、桐木、松木、柏木、杂木之属，又说俭朴者用瓦棺、贫薄者埋葬无椁，国家赏赐大臣诸侯棺椁，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木棺，通过木材种属鉴定结果来看，上述种类木材均有发现。但受地理气候和生长环境限制，同一座墓葬中棺椁木材不一定只应用一种，也有同一墓葬只使用一种木材的情况。江苏高邮神居山汉墓是1979至1982年发掘的，发掘资料推测墓主为广陵王刘胥及其夫人墓，形制为三椁两棺。木材鉴定结果有梓树、圆柏、桢楠、榧树和泡桐13，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仅一座墓室的构筑采用多种木材，而文献记载中的材质类别只是部分列举，因地制宜选择棺椁木材是普遍情形，至于皇室甲胄、诸侯王爵从各地征调珍贵木材修建墓室亦是常有之事，实际情况就不一定文献记载相符。
（3）棺饰
文献记载，从出殡开始，棺柩上覆盖布帛，“商祝拂柩用功布，用夷衾。”功布、夷衾即棺上覆盖之物。柩车上另有褚、柳、荒帷、纽、披、齐等，见于《仪礼·既夕礼》“商祝饰柩，一池，纽前后缁，齐三采，无贝。设披，属引。”14整个出殡时个棺柩被装饰得形同车载的花轿一般。在西汉的上层社会中彩棺、画棺是一种非常盛行的葬具，仅马王堆一号墓，除了第一层黑地素棺外，其他三重均有彩绘或锦饰。花纹丰富精致，品类绚烂。在安徽六安曾发现木椁、石椁汉墓。六安双墩M1为重椁墓，外椁为木，内椁为石质、上面装饰花纹15。
（4）棺椁组合
棺椁套合方式是反映丧葬地域特点和棺椁制度的重要方面。迄今为止，西汉中大型墓葬中尚未发现大量棺钉，故套合方式仍采用榫卯结构。等级越高、结构复杂的棺椁结构最能体现当时的手工业水平。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棺椁均采用扣接、套榫、栓钉将棺椁室侧壁、底盖板端口各自嵌合拼接起来。北京大葆台汉墓为汉初黄肠题凑墓，套合方式还有层层垒砌，椁室四壁的套合方式和长沙马王堆近似。 棺椁组合已为大多数考古发现所证实，组合形式有单棺单椁、双棺单椁、重棺单椁、重棺重椁等，单椁、重椁所反映墓主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逐次增加，是十分显著的特征，“薄则葬无椁”16。
单椁墓是四种类型中较常见的一种，尤其是商周时期，单棺单椁、双棺单椁墓广见于我国境内的广大地区。二者实属一种类型，前者葬一人，或男或女;后者葬二人，多见男女夫妇合葬，未见同穴同性合葬者。商周以来实行分封和井田制，诸侯封国实力悬殊，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兴起、社会财富急剧被封君、贵族、官吏、富商占有，男女合葬墓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出现后以小型家庭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社会状况。墓主身份多为中下级官吏和富裕的平民阶层。
重椁墓的墓圹规格尺寸更大，椁室大小和随葬品方面亦有明显差异。墓主身份多为诸侯、列侯和贵族等。
三、关于埋葬仪式和程序
1.选择墓地
古时由专人占卜择墓地。《仪礼·士丧礼》载：“筮冢。冢人营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17先挖四角确定范围，再象征性地挖掘墓地中央位置。“筮者东面抽上，兼执之，南面受命”18，命筮者手执盛蓍草的，准备接受命筮辞。“筮者…指中封而筮…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19，筮者指着中央掘土处筮卦，占卜完毕拿给命筮者验视，再和众筮者根据所占卜的卦以占问凶吉，向命筮者和主人报告结果。“若不从，筮择如初仪”20，结果不吉，则另择地占筮。
2、下葬方式
（1）木桩和绳索
高崇文先生提及“为了便于下棺，要先除掉束著于棺的棺饰，然后利用棺束悬棺下葬。”21《礼记·丧大记》载：“凡封，用去碑负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22孔颖达疏云“君封以衡者，诸侯礼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时，别以大木为衡，贯穿棺束之缄，平持而下，备倾顿也。大夫士以缄者，大夫士无衡，使人以直系棺束之缄。”23国君棺重以衡木或木桩支撑系绳落葬，诸侯及以下者，直接系绳于棺束，平衡众力、悬棺下葬。这种下葬方式在峡江地区的农村中依稀可见。众人抬棺至墓地，两组人员手执木杠的两端，站在墓圹两侧系绳悬棺落葬。
郑玄注《礼记·檀弓下》，记载更明确详细，“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见为轱辘，下棺以绕。”24这种“悬封”下葬的方式在绵阳双包山汉墓中有反映。原报告在介绍M2时，“发现六排四组排列整齐、南北向分布的圆木桩，每排木桩之间结以绳索。绳之一段系于墓道内的立木桩上…绳索从南端顺墓道向下延伸，下端亦结于木桩上”26，材质有蓑草、麻绳和竹篾编织的绳索。墓道北侧也有木桩和麻绳残迹。运用杠杆原理，木构架作支点，以绳索控制棺柩的重心和姿势。由此推测，许多墓圹向内斜下留出二层台，不仅是代表身份等级，可能是悬棺下葬踩踏时受力所为。襄阳地区鏖战岗墓地有圹璧留有踏道（脚窝）的现象。
（2）苓床
《仪礼·士丧礼》提到在搬运内棺下葬时使用“轴”，高崇文先生认为沅陵侯吴阳墓和阜阳汝阴侯墓出土此种木构架即为轴、苓床27。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置于木棺内底。棺床和圆木的发现可为车载下葬方式提供实证。这些棺床在沿着墓道窆棺下葬时，由于受到重力影响，不可能一次性恰到好处地精准落位，在墓道和墓圹内定会留下多次痕迹，更能证实利用墓道将棺柩用棺床或横木平推下葬。献县M36在墓道底部可见断续延伸的凹槽痕迹，应与棺床之类的车辙有关28。
3.埋葬仪式
葬日同样采用占卜的方式进行，大致过程和选择墓地一致。出殡之后，商祝指挥着以乘车、道车、槀车承载的棺柩来到墓地，分别排成一行。先解下棺饰。“陈器于道东西…茵先入。属引。”29把明器放置在墓道东西两边。再向墓圹中放入布做的棺底垫衬。纺织材质衬垫不清楚，但棺底铺设苇席略有发现，“棺椁间还残存有竹席痕迹”30。解下缚在棺车上的束帛，系上悬棺下葬的绳索，将棺落葬。下葬同时，主人行哭踊礼、拜礼，文献记载“主人哭，踊无筭”“拜稽颡，踊如初”31。然后放入明器、棺饰、席等物，“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32最后主人拜谢送葬的乡人，“主人拜乡人”33。《仪礼·既夕礼》载“车至道左北面立，东上。柩至于圹，敛服载之”34。杨天宇先生认为“放到墓穴前”，是较为合理的推测。《周礼·春官·丧祝》云：“及圹，脱载除饰。”贾公彦疏：“至圹脱载，谓下棺于地;除饰，谓除去荒帷，下棺于坎。”35三礼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后期和汉代，当时学者在注疏经书方面学识深厚，下葬方式和丧礼制度应和汉制近同。
汉代棺椁是汉墓的重要组成，棺椁制度更是汉代丧葬制度的载体之一，反映着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死观念、精神诉求。棺椁制度的变迁反映“汉制”的兴衰沉浮。
作者简介：李发金（1991-），男，汉，渝奉，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汉唐时期墓葬研究.
注释：
[1]胡平生注：《孝经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6月。
[2]王长華：《释“棺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5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5]袁胜文：《棺椁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6]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文物》2006年第6期。
[7]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0]张之恒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2]杨树达撰：《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吴达期、徐永吉：《江苏武进县出土汉代木船的木材鉴定》，《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3期。
[14]同15
[15]胡援：《对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
[16]同16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26年第4期。
[22]同16
[23]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4]同上
[25]李学勤主编：《礼记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同25
[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献县第36 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28]同15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30]同15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汉墓;棺椁形制;下葬方式
一、棺椁缘起
棺，盛尸之具，奉尸于棺为敛，藏尸之棺谓柩。余以为，棺之外室为椁室，椁室嵌构的空间称椁，即《孝经》“周棺为椁”1。椁有护棺柩、纳明器、别尊卑之功用。《汉书·楚元王传第六》记载：“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故有学者认为制作棺椁从黄帝时始2。
考古所见棺椁的出现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棺的出现时间应更早。在部分遗址墓葬的棺痕推测，当时是有棺藏尸的，如西安半坡3，陶寺遗址M3015用木棺做葬具4，但几乎不见椁。袁胜文先生认为“棺早于椁出现，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出现的棺为陶棺和石棺。”5栾丰实先生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石棺或石椁也已产生，但明确提到木质棺椁的出现是在良渚文化偏早阶段6。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龙山时代伴出人骨的土坑木椁或木棺墓的数量增多。呈子遗址7与良渚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也有学者认为考古所见最早的木椁出现在龙山时代。棺椁并出大约始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如殷墟郭家庄M160，时代是殷墟文化第三期8。
上述棺椁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理应属于其兴起阶段。商周时期，商代王陵和贵族墓葬中多见木椁形制。见于安阳西北岗M12179。但是在竖穴土坑墓，尤其是商代前期的小型墓中，几乎很少发现;到了商周后期，小型墓中的棺增多，“有的还有木椁”10，显然小型平民墓中的木椁只占少数。牺牲常见于灰坑、建筑基址中。木椁墓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大量发现，身份級别从诸侯国君、王室贵族到平民。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是我国墓葬制度革新的时期。土坑竖穴木椁墓逐步被新兴的砖室墓、画像墓代替，木椁葬制亦发生变化。中大型墓葬兴起黄肠题凑、梓宫、便房、外藏椁、珠襦玉柙等代替了过去以区分边箱、头箱、足箱放置随葬品的椁室的新制。外藏椁、回廊、侧室或耳室成为新的“椁室”。
魏晋南北朝及以后，棺椁制度几乎绝迹。庑殿顶、歇山顶式石椁成为高等级官吏贵族墓的新形制，但数量少，分布地域有限，与中原传统木椁制度迥异，可视作棺椁制度的余温。
总而言之，棺椁葬制肇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勃兴于商周时期，鼎盛于秦汉，魏晋及以后走向消亡。
二、棺椁形式与组合
1、棺椁制备
一般而言，古代社会除了帝王有“预作寿陵”的先例外，大多数社会阶层制备棺椁应是人之将死临时制作的。棺椁制备由匠人负责、主人视验，“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11。官府有专门机构负责，《汉旧仪》载“东园秘器作梓宫”12，民间有棺邸。椁室所需木材量大体重，考虑到工作量和工期问题，待主人验视后，将木材运至墓地，由匠人在墓圹中嵌构。垫木为先，铺设底板、围合椁档板、侧板构筑椁室，再悬棺下葬，最后封闭椁盖板。有汉一代，整木斫凿的棺木少见，多以木板叠垒，采用榫卯结构套合。
2、棺椁形制
（1）棺椁规格
西汉帝陵未经发掘，棺椁规格无从知晓。全国各地发现许多诸侯、列侯墓，可作简单比较。
广州南越王墓为竖穴石室墓，棺椁尺寸为5.07*6.95-7*2.2-2.3;长沙马王堆M2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尺寸为7.3*5.5-5.6*0.54;长沙象鼻嘴M1为11.1*10.3*3.05;北京大葆台汉墓M1为5.08*3.44×*2.7;南昌海昏侯墓M13.71*1.44*0.46-0.96米。 透过数据分析，西汉诸侯列侯级墓葬的棺椁规格很高，椁室基本大于5米以上，棺木尺寸在5米之内。按照当时人的平均身高推算，棺室的纳尸空间绰绰有余。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呢？“视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念支配者当时人们的丧葬活动，尽毕生财富之奢华，营造一座豪华富丽的冥界空间，继续过着生前无比荣耀的生活。通过庞大的墓室和随葬物品彰显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是另一种不可避免的炫耀。同一地区不同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在棺椁规格上也表现出差异性。
（2）棺椁材质
《汉代婚丧礼俗考》详细记载了棺木材质，有樟木、楠木、梓木、杉木、桐木、松木、柏木、杂木之属，又说俭朴者用瓦棺、贫薄者埋葬无椁，国家赏赐大臣诸侯棺椁，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木棺，通过木材种属鉴定结果来看，上述种类木材均有发现。但受地理气候和生长环境限制，同一座墓葬中棺椁木材不一定只应用一种，也有同一墓葬只使用一种木材的情况。江苏高邮神居山汉墓是1979至1982年发掘的，发掘资料推测墓主为广陵王刘胥及其夫人墓，形制为三椁两棺。木材鉴定结果有梓树、圆柏、桢楠、榧树和泡桐13，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仅一座墓室的构筑采用多种木材，而文献记载中的材质类别只是部分列举，因地制宜选择棺椁木材是普遍情形，至于皇室甲胄、诸侯王爵从各地征调珍贵木材修建墓室亦是常有之事，实际情况就不一定文献记载相符。
（3）棺饰
文献记载，从出殡开始，棺柩上覆盖布帛，“商祝拂柩用功布，用夷衾。”功布、夷衾即棺上覆盖之物。柩车上另有褚、柳、荒帷、纽、披、齐等，见于《仪礼·既夕礼》“商祝饰柩，一池，纽前后缁，齐三采，无贝。设披，属引。”14整个出殡时个棺柩被装饰得形同车载的花轿一般。在西汉的上层社会中彩棺、画棺是一种非常盛行的葬具，仅马王堆一号墓，除了第一层黑地素棺外，其他三重均有彩绘或锦饰。花纹丰富精致，品类绚烂。在安徽六安曾发现木椁、石椁汉墓。六安双墩M1为重椁墓，外椁为木，内椁为石质、上面装饰花纹15。
（4）棺椁组合
棺椁套合方式是反映丧葬地域特点和棺椁制度的重要方面。迄今为止，西汉中大型墓葬中尚未发现大量棺钉，故套合方式仍采用榫卯结构。等级越高、结构复杂的棺椁结构最能体现当时的手工业水平。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棺椁均采用扣接、套榫、栓钉将棺椁室侧壁、底盖板端口各自嵌合拼接起来。北京大葆台汉墓为汉初黄肠题凑墓，套合方式还有层层垒砌，椁室四壁的套合方式和长沙马王堆近似。 棺椁组合已为大多数考古发现所证实，组合形式有单棺单椁、双棺单椁、重棺单椁、重棺重椁等，单椁、重椁所反映墓主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逐次增加，是十分显著的特征，“薄则葬无椁”16。
单椁墓是四种类型中较常见的一种，尤其是商周时期，单棺单椁、双棺单椁墓广见于我国境内的广大地区。二者实属一种类型，前者葬一人，或男或女;后者葬二人，多见男女夫妇合葬，未见同穴同性合葬者。商周以来实行分封和井田制，诸侯封国实力悬殊，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兴起、社会财富急剧被封君、贵族、官吏、富商占有，男女合葬墓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出现后以小型家庭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社会状况。墓主身份多为中下级官吏和富裕的平民阶层。
重椁墓的墓圹规格尺寸更大，椁室大小和随葬品方面亦有明显差异。墓主身份多为诸侯、列侯和贵族等。
三、关于埋葬仪式和程序
1.选择墓地
古时由专人占卜择墓地。《仪礼·士丧礼》载：“筮冢。冢人营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17先挖四角确定范围，再象征性地挖掘墓地中央位置。“筮者东面抽上，兼执之，南面受命”18，命筮者手执盛蓍草的，准备接受命筮辞。“筮者…指中封而筮…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19，筮者指着中央掘土处筮卦，占卜完毕拿给命筮者验视，再和众筮者根据所占卜的卦以占问凶吉，向命筮者和主人报告结果。“若不从，筮择如初仪”20，结果不吉，则另择地占筮。
2、下葬方式
（1）木桩和绳索
高崇文先生提及“为了便于下棺，要先除掉束著于棺的棺饰，然后利用棺束悬棺下葬。”21《礼记·丧大记》载：“凡封，用去碑负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22孔颖达疏云“君封以衡者，诸侯礼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时，别以大木为衡，贯穿棺束之缄，平持而下，备倾顿也。大夫士以缄者，大夫士无衡，使人以直系棺束之缄。”23国君棺重以衡木或木桩支撑系绳落葬，诸侯及以下者，直接系绳于棺束，平衡众力、悬棺下葬。这种下葬方式在峡江地区的农村中依稀可见。众人抬棺至墓地，两组人员手执木杠的两端，站在墓圹两侧系绳悬棺落葬。
郑玄注《礼记·檀弓下》，记载更明确详细，“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见为轱辘，下棺以绕。”24这种“悬封”下葬的方式在绵阳双包山汉墓中有反映。原报告在介绍M2时，“发现六排四组排列整齐、南北向分布的圆木桩，每排木桩之间结以绳索。绳之一段系于墓道内的立木桩上…绳索从南端顺墓道向下延伸，下端亦结于木桩上”26，材质有蓑草、麻绳和竹篾编织的绳索。墓道北侧也有木桩和麻绳残迹。运用杠杆原理，木构架作支点，以绳索控制棺柩的重心和姿势。由此推测，许多墓圹向内斜下留出二层台，不仅是代表身份等级，可能是悬棺下葬踩踏时受力所为。襄阳地区鏖战岗墓地有圹璧留有踏道（脚窝）的现象。
（2）苓床
《仪礼·士丧礼》提到在搬运内棺下葬时使用“轴”，高崇文先生认为沅陵侯吴阳墓和阜阳汝阴侯墓出土此种木构架即为轴、苓床27。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置于木棺内底。棺床和圆木的发现可为车载下葬方式提供实证。这些棺床在沿着墓道窆棺下葬时，由于受到重力影响，不可能一次性恰到好处地精准落位，在墓道和墓圹内定会留下多次痕迹，更能证实利用墓道将棺柩用棺床或横木平推下葬。献县M36在墓道底部可见断续延伸的凹槽痕迹，应与棺床之类的车辙有关28。
3.埋葬仪式
葬日同样采用占卜的方式进行，大致过程和选择墓地一致。出殡之后，商祝指挥着以乘车、道车、槀车承载的棺柩来到墓地，分别排成一行。先解下棺饰。“陈器于道东西…茵先入。属引。”29把明器放置在墓道东西两边。再向墓圹中放入布做的棺底垫衬。纺织材质衬垫不清楚，但棺底铺设苇席略有发现，“棺椁间还残存有竹席痕迹”30。解下缚在棺车上的束帛，系上悬棺下葬的绳索，将棺落葬。下葬同时，主人行哭踊礼、拜礼，文献记载“主人哭，踊无筭”“拜稽颡，踊如初”31。然后放入明器、棺饰、席等物，“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32最后主人拜谢送葬的乡人，“主人拜乡人”33。《仪礼·既夕礼》载“车至道左北面立，东上。柩至于圹，敛服载之”34。杨天宇先生认为“放到墓穴前”，是较为合理的推测。《周礼·春官·丧祝》云：“及圹，脱载除饰。”贾公彦疏：“至圹脱载，谓下棺于地;除饰，谓除去荒帷，下棺于坎。”35三礼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后期和汉代，当时学者在注疏经书方面学识深厚，下葬方式和丧礼制度应和汉制近同。
汉代棺椁是汉墓的重要组成，棺椁制度更是汉代丧葬制度的载体之一，反映着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死观念、精神诉求。棺椁制度的变迁反映“汉制”的兴衰沉浮。
作者简介：李发金（1991-），男，汉，渝奉，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汉唐时期墓葬研究.
注释：
[1]胡平生注：《孝经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6月。
[2]王长華：《释“棺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5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5]袁胜文：《棺椁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6]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文物》2006年第6期。
[7]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0]张之恒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2]杨树达撰：《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吴达期、徐永吉：《江苏武进县出土汉代木船的木材鉴定》，《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3期。
[14]同15
[15]胡援：《对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
[16]同16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26年第4期。
[22]同16
[23]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4]同上
[25]李学勤主编：《礼记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同25
[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献县第36 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28]同15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30]同15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