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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厅内陈列着一堂清代紫檀家具。这批紫檀家具用料奢华，工艺精湛，雕琢细腻，纹饰华丽，向观众炫耀着它那清官“血统”和曾经的辉煌。展览说明这样描述：“二室中陈列的家具乃清代恭亲王府第设置之物，质材多为紫檀木，紫檀为木中上品，产于缅甸、泰国、云南等地。云南气候冷寒，林木生长较缓，故质地尤为坚实细密，纹理中隐约可见的‘鸡爪痕’木纹为其特色。王榻、王座、平头案等皆为云南紫檀所雕制，花纹属深雕，以云龙纹为主。繁密瑰丽却不失生动灵秀，诚属家具中的精品。古董柜一对，除柜面有雕工精致的纹饰之外，柜子内壁、背、侧三面以及屉匣内壁皆彩绘漆画耕织图，精致可观，为清代宫廷家具的特色。彩染象牙浮雕嵌板屏风一组，亦以紫檀镶座，画题为十八学士登瀛洲图。王座两端的灯具是标准的清官立灯格局，灯座造型为象托宝瓶，寓意‘太平有象’。为求展示生动，本院珍藏瓷器珐琅器等配合家具陈设，作一整体性的展出。”这段展览说明着重强调了这批家具的出处：“陈列家具乃清代恭亲王府第设置之物……”那么这批出自清官皇家造办处制作的紫檀家具，在那规制森严、等级分明的历史时期，恭王可用否？恭王府可藏否？这批家具是怎样进入恭王府的，又是怎样流失至台湾的？让我们从历史资料中一探究竟。
恭府与恭王
据史料记载，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乾隆帝的宠臣和坤修建并居住。嘉庆四年（1799年），和坤被处死，嘉庆皇帝随后将和坤宅第赐予胞弟——庆王永磷。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皇帝又将此府赐给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新，始称恭王府。
宫廷家具与王府家具及其使用
家具原本是供人们生活之用的物品，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却给这些物品强加上了某些等级的烙印。清代造办处是为宫廷制作艺术品、日用品的专门机构，供皇帝使用的家具便是出自这里。由于造办处制作的家具具有“料不厌精，工不厌细”的特点，加上代表皇权的纹饰（龙纹）、特制的尺寸（如宝座、朝服柜）等诸多特性，使之区别于京作、苏作、广作以及晋作等带有明显地域风格的民间家具，而成为独具霸气的宫廷家具。鉴于宫廷家具在工艺、用材、纹饰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这类家具在艺术方面可谓达到了巅峰。
王府及其府主是清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使其在规制上高于文武百官。对亲王使用的座椅，《清会典》中是这样规定的：“凡府第各领其制。亲王府制……正殿中设座，高六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座基高尺有五寸，朱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亲王府及亲王按规制可使用代表皇权的五爪龙纹，这是郡王府、贝勒府所不敢奢望的，更是文武百官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么这些带有皇室专用符号、纹饰的家具亲王府可以自制吗？据史料记载，亲王府有木器匠人多名，除对府内损坏的大、小木作保养修缮外，也会制作家具。但可查史料中未见恭王府自制家具的记载。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其一，清代时贵重的木料如黄花黎、紫檀、金丝楠等，只有宫廷造办处有可供大件家具之用的备料，王府若想使用，也必须恳请皇帝恩赐。根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咸丰二年三月初九（1852年4月27日），咸丰帝曾传旨赐给恭王府一批楠木板材用于修府之用；其二，皇帝会在适当时机向王府及府主御赐一些皇室用具，其中包括家具。清官档案记载，咸丰二年三月咸丰帝分两次赏赐恭亲王各种家具76件，且多以紫檀木材质为主。由此可见王府中府主使用的家具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宫廷的；其三，恭亲王奕新是晚清重臣，曾掌管大清的重权。据《近代名人小传》记载，恭王“勤学能文，书法率更，诗学晚唐，尤精鉴别书画。古董以屋十五楹盛之，咸真品”。晚清朝野上下皆知恭王“好物”，为求仕途，不乏投其所好者。有关资料记载，晚清重臣李鸿章为求“上进”，曾送贵重的白玉大山子给恭亲王奕新。因此，恭王府内贵重木质的家具或具有地域特色的家具应也不在少数。
有记载的恭王府旧藏家具流失
恭王府有确切记载的旧藏家具大规模流失有三次。
1.北京戒台寺保存的恭王府家具
戒台寺坐落于北京西部的马鞍山麓，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1987年，清代皇室后裔爱新觉罗·毓山旦先生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北京戒台寺保存有一批原恭王府的家具。”同时提供了一本影集，内有部分家具的照片。依据这条线索，恭王府的文物研究人员走访了戒台寺，调研了这批家具的保存、传承情况，并根据调研所得到的信息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基本摸清了这批家具的流传经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驾崩。慈禧借机与恭亲王奕新联合策划并实施了“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使慈禧成功地实现了“垂帘听政”。奕新因政变有功被授以议政大臣、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等重任，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等大权于一身。最终，权力日益集中的奕新逐渐成为慈禧的心腹大患。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借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之名，撤消了奕新一切职务，下旨“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被慈禧从清王朝统治核心边缘化的奕新在经过几番大荣大辱之后，意志消沉，决意隐退仕途，从此隐居西山戒台寺不问政事长达十年之久。
戒台寺所存的这批家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恭亲王奕言斤从恭王府带至戒台寺。也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和历史背景，这批家具的装饰等级、工艺等级、材质等级都明显趋于平民化。
戒台寺存恭王府旧藏家具共计66件（套），按使用功能分为五类：床榻类、椅凳类、桌案类、屏挂类、台架类；材质以红木为主，兼有少数紫檀、黄花黎，如紫檀龙纹百宝格大柜、黄花黎脸盆架等；制作工艺手法基本以清中、晚期为主。
2.1912年从恭王府流出的家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恭王奕新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完了一生。两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清帝国步入倒计时，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走到了最后的时刻。 溥伟（1880-1936年），号锡晋斋主人，老恭王奕新之嫡孙，袭恭亲王爵位。辛亥革命时期与肃亲王善耆、宗室成员良弼等人组织“宗社党”，妄图阻止清帝退位，并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名，主张整兵一战，是清宗室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1912年1月17日溥伟在养心殿的御前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议和的提议，但未得到大多数宗室成员的支持，以至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群臣中无一人再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在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后，溥伟决定“毁家以纾国难”。他在日记中写道：“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遂尽出古画古玩，抬商变价。”于是溥伟“毁家纾国难”出让文玩的计划开始实施。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人走进了森严的恭亲王府。
山中定次郎（1866-1937年）生于日本大阪，是当地古董商人安达信五郎的长子，原名安达定次郎。1878年13岁时受父命前往大阪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店学徒，因老实、勤奋，被老板收为养子，改名为山中定次郎。几年后老板将长女许配给他。1894年29岁的山中定次郎学成出师，随即向养父提出渡洋去美国经商的请求，得到支持。同年在美国纽约市西二十七街开设一家美术品店。此后又分别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设立分店。1901年，山中定次郎在北京崇文门内东单附近的麻线胡同建立了办事机构——山中商会北平办事处，从而为他向西方源源不断地销售中国文物及艺术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复辟清王朝筹集活动经费，决定出售恭王府旧藏文物及艺术品的消息被山中定次郎获知，他意识到“无论哪位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日本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于是专程从日本赶到北平，在友人冈田友次、山中六三郎的陪同下进入森严的恭亲王府。有关史料这样记载：“恭亲王在北平的府邸规模宏大，位于皇宫西北方向，被坚固的高墙环绕，院内大树参天，气派非凡……，院落后部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的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这座建筑可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山中定次郎在回忆中记录：“恭王的管家用双手捧起一堆翡翠饰品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收？’我心中惊喜，暗想：这次买卖做大了！”
这次山中商会从恭王府买走的文物、艺术品，依据山中商会留存的销售记录，及引证近几年国际拍卖市场中出现的标明来源于山中商会的恭王府文物，应不低于2000余件（套），其中家具约在20件（套）左右：1913年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拍卖恭亲王珍宝专场的拍卖图录中有13件（套）；近年来从日本回流国内并在拍卖中出现的约有10件（套）。这些家具均具备用材考究、雕琢细腻、工艺精湛、疏密协调、纹饰华贵等明显的清官造办处制作的时代特征。
3.台北故宫收藏的恭王府家具
台北故宫展陈大楼的一层有两间用玻璃封闭起来的宽敞展厅，在优雅灯光和古朴地毯的衬托下，一堂清式家具按中国传统起居摆放规制陈设于其中。《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任莉莉撰文介绍“本院由行政院拨专款，向东吴大学价购前清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任莉莉对这批家具描述为“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弘，不愧为王府用具”。
从目前已掌握的相关资料看，这批家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生活用具，如榻、案、桌、椅、凳、柜、几、踏等；第二类为装饰用具，如彩漆牙雕插屏、龙首象座挑杆宫灯（兼具实用性）等；第三类为礼佛用具，如佛龛等。
这批家具的材质全部为名贵紫檀木，且选料用材奢华，工艺手法繁复多样，有浮雕、透雕、镶嵌、描金、漆地等技艺；还使用了和田白玉、碧玉、染色象牙、掐丝珐琅、鎏金铜饰等多种名贵的装饰材料。尤其书案、宝座、脚踏、文具箱（一对）、顶箱柜（一对）等器物上雕有代表皇权的装饰纹饰“海水江崖纹”及“云龙纹”，而且龙纹的规格是皇帝及亲王专用的五爪云龙。这些特征充分证实了这批家具出自清官造办处的依据是可靠的。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制规定，这种材质、工艺、纹饰、尺寸家具的使用权仅限于皇帝和亲王，因此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紫檀家具曾被恭邸所藏、被恭王使用的结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台北故宫藏恭王府
旧藏家具流传初探
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清代古典家具系出自清代恭亲王府之说首见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一则短讯《前清恭亲王府第家具三十三件由本院购藏》。文中写道：“本院由行政院拨专款，向东吴大学购进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此批陈列的家具原系清代恭亲王府第所设，质材多为紫檀木。”而后在次月的《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中刊载了任莉莉撰写的《清代王室家具》一文，对这批家具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论述，其中关于来源也确定系恭王府旧藏。那么提出这一来源的依据是什么呢？2006年笔者在撰写《试论恭王府家具的规格》一文时曾向台北故宫器物处咨询过，不巧一直未能与任莉莉女士取得联系，所幸当时该处处长嵇若昕女士作为这批家具征集工作的参与者之一，向笔者做了较为详细的口头介绍。
1983年，台北故宫器物处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声称自己家里收藏着一批前清恭亲王府的紫檀家具，现准备以台湾东吴大学的名义，以价购的形式转让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各类藏品数量、质量举世闻名，但厚重名贵材质的古典家具却是一个弱项。这批紫檀古典家具的征集，对台北故宫藏品种类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在经过严格鉴定、评估、审核程序后，台北故宫成功将这批精美的紫檀家具价购入院。据参与了整个征集过程的嵇女士介绍，此批家具的出让者在被询问到传承沿革时，一直肯定地说是前辈从前清恭亲王府得到，从北平运至上海，1949年前后从上海转运香港，后辗转运抵台湾。据说，出让者将此批家具转让台北故宫后，在其要求下，全部征集款项转入东吴大学账户后便杳无音讯，从此不知下落。故这批家具的出处、传承、沿革情况是以出让人的口述为依据的。 据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时所查阅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城至民国时期清宫、王府的衰落及出于各种不同因素变卖旧藏文物的大量历史资料分析，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明确记载台北故宫征集的紫檀家具系从前清恭王府流出，但很多历史信息能够从侧面将二者联系起来。
小恭王溥伟自1912年2月为躲避袁世凯追杀，逃出恭邸，远赴青岛后，在他的指令下，留守府内的管家不断变卖或单件、或成批的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乃至房产。这种情况在清帝退位后的各个王府、贝勒府是比较普遍的，甚至大内宫廷在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很多监守自盗，甚至用珍贵文物向银行抵押贷款的事件，但流失的基本是文玩珠宝、名人字画这类易于携带之物。至于日用家具，虽为上好木料所制，却也因体形硕大、过于招摇而难以搬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事发突然，仓惶撤离的溥仪根本来不及清点私产，更无可能将宫中家具携带出去，因此可以说，从官中流出大批量家具的可能性并不大。从1937年营造学社对恭王府实地测绘时的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出，卖给天主教会后的府邸各殿、堂内除古建内檐木作外（隔扇、月洞门、大书架、多宝阁等）已空无一物。而恭王府府邸的这些殿、堂原本是府主和福晋接待宾客、起居的重要场所，按规制其使用家具的等级不会低配，更何况已有史料证实恭王府的部分家具来源于皇帝钦赐，那么数量如此众多且出自宫廷造办处的珍贵家具都去往何处了呢？将这些珍贵家具或批量或单件出售是唯一能够成立的推断。而像如此贵重的家具要批量购买，必定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撑和宽敞的豪宅置放，这些并非平常人物所能办到的条件，恰好是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让家具的神秘人士所全部具备的，否则不可能这样成批量地购置众多庞大的贵重家具，并在北平、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存放或使用，同时也很难承担因包装及远途运输而产生的巨额费用。
另外，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征集的这批家具的种类分析，除大部分为实用器、陈设器外，有少部分为礼佛专用的佛龛。这批佛龛的材质全部为紫檀料制作，工艺细腻，上部为毗卢帽，中部为开门式龛体，下部为须弥座的装饰手法相互连接组合。而开门式龛体部分，各佛龛则有所不同，分别为两门六柱式、四门四柱式、单门六柱式。龛门及毗卢帽前沿均用掐丝珐琅（即掐丝景泰蓝）做华丽装饰，再用名贵的和田玉、精雕透雕花卉纹玉片嵌入围板及立柱，增加了佛龛整体的庄重感。上述用料、工艺、装饰等方面的特征，完全符合清代乾隆时期宫廷佛堂专用礼佛用具的制作工艺特征。而能得到并使用这种专供皇室使用的佛龛的人，必须是皇家宗室成员、手握重权、备受宠信且虔诚信奉佛教等条件集于一身之人，而在清晚期，只有恭亲王奕新具备上述条件，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所征家具的出让者口述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与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据推论是相符的，在没有其他确凿史料推翻论证的情况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贵重的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亲王府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近年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
恭亲王府家具与台北故宫
恭亲王府家具之对比
2003年，恭王府博物馆筹建后开始进行大规模修缮，其后全面对社会开放，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随着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研究的深入，无形中为炽热的中国内地文物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手的作用。自2004年始，北京拍卖界不断爆出“惊现清代恭王府旧藏流失文物”的消息，但大多数并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炒作之举。但近几年随着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新闻媒体，为寻找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人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和正确的信息渠道，因此有几件确为恭王府旧藏的流失文物被探宝人发掘出来，如2006年佳士得秋拍出现一对1912年从恭王府流失的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玉瓶；2011年在英国某拍卖公司出现一只郎窑红荸荠瓶，被一华人拍得，带回国内，拟售予恭王府。经过专家鉴定，并核实历史资料，确定该瓶为恭王府流失文物后被征集，现典藏于恭王府。最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出现的两套（四件）恭王府紫檀家具，引起业内轰动。
2009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中，有一件来自海外的紫檀宝座（含脚踏）。据拍品委托人介绍，这件宝座出自前清恭亲王府。同年8月中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邀请北京故宫木器专家胡德生及笔者对实物进行目鉴、考证。这件宝座宽大厚重，用料精细，纹饰流畅，雕刻完美，具备清官家具的显著特点。尤其该宝座靠背素板正中阴刻隶书铭文一篇，共计94字。全文日：“民国四年仲秋，余自江夏入京，与友人凤溪先生晤于东兴楼饭庄。先生素知余之所好，无非尺木寸简，而为引见此器，悉其为恭亲王府旧物也，余嘱凤溪先生以重金求之，未复。辗转十数日，终得之矣！欣慰有余，铭此文记之。江夏陆羽平。”“江夏”即武昌，19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改江夏为武昌县，寓“因武而昌”之意。铭文记述了1915年陆羽平从武汉到北平购得此宝座的过程和心情。从铭文阴刻的氧化程度鉴别，色浆自然，无人为做旧痕迹，可排除近期后刻之嫌。最终专家集体鉴定结果为：“此宝座为清代宫廷造办处制作，后转入恭王府使用。按铭文所提，民国时期流人民间，被私人藏家所珍藏。”该宝座最终以1500万元成交。
2010年8月，一位台湾的朋友找到笔者，说台湾某机构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购得一对紫檀嵌玉圆座屏，相传系前清恭王府旧物，据所提供的文字资料介绍：“清代同治年间恭亲王向国外银行质押借款而流出海外。西元一九一八年于美国纽约拍卖，经美、日收藏家收藏，历经七十余年后，辗转购入。”该机构有意出让此对圆座屏，为确实论证是否原属恭王府旧物，请笔者予以考证。
通过照片资料、影像资料的目鉴，该对大座屏选用紫檀木精制而成，用材考究，雕刻完美，整器尺寸硕大，结构完整，屏芯呈圆光型，边框满雕“祥云瑞福（蝠）”吉祥纹饰，髹黄漆地屏芯镶嵌各式玉雕，并配镶精雕紫檀托座，与清代宫廷同类器物比对，形神兼备，功法一致，具有明显时代特征。 在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众多历史资料中，笔者惊喜地发现了有关这对紫檀座屏的资料，其流传脉络逐渐清晰。1912年，小恭王溥伟为挽回大清帝国的覆灭，与皇亲国戚及前清遗老组织了复清政党“宗社党”，为筹集活动经费而出售府上的旧藏文物，而购买这批文物的人正是上文提及的山中定次郎。山中购得这批文物后，将其中档次较高的运回日本，一年后的1913年，他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同时拍卖恭亲王的珍宝。美国的拍卖共有536件拍品，其中家具及木器13件（套）。
在这次拍卖的图录中我们找到了这对紫檀圆座屏。拍卖图录第199号拍品配有黑白照片两张，拍品说明这样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83.82厘米），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该对紫檀座屏在这次恭亲王珍宝拍卖会的成交记录为700美元。20世纪80年代台湾收藏家得到此对大座屏时，屏下方原配带托泥六腿托几已缺失，仅剩下圆芯屏及配镶托座。此后听说该对圆座屏以3200万港币成交。
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的“紫檀大宝座”及“紫檀嵌玉圆座屏”，经专家从工艺、材质、纹饰等方面鉴定，确认为清代宫廷制作的家具。各种历史资料证实了这两件家具自恭王府流出的可靠性。
台北故宫典藏的前清恭王府家具中有一件体型硕大的紫檀宝座和一对彩染牙雕的紫檀大插屏，将其与拍卖中出现的恭王府流失紫檀宝座、紫檀嵌玉圆座屏比对，有以下共同特征：其一，采用贵重稀少的紫檀材质制成；其二，工艺精细考究，色浆莹润自然；其三，整器硕大厚重，符合宫廷、王府殿堂专属使用规制；其四，宝座雕刻的“五爪云龙”及“海水江崖”纹饰图案，插屏屏心的“彩染牙雕”及座屏屏心的“髹黄漆地”工艺手法均属清代皇室之专用工艺。上述共同特征进一步佐证了台北故宫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的可能性。
结论
综合上述论点、论据以及佐证，台北故宫典藏的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紫檀家具年代特征明显、体硕厚重、用材考究、工艺精湛、纹饰崇祥、辅材珍贵、流传有绪、依据可靠，应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从恭王府流出的旧藏家具。这批家具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并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保护和展示，殊为难得。
（责任编辑：李珍萍）
恭府与恭王
据史料记载，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乾隆帝的宠臣和坤修建并居住。嘉庆四年（1799年），和坤被处死，嘉庆皇帝随后将和坤宅第赐予胞弟——庆王永磷。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皇帝又将此府赐给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新，始称恭王府。
宫廷家具与王府家具及其使用
家具原本是供人们生活之用的物品，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却给这些物品强加上了某些等级的烙印。清代造办处是为宫廷制作艺术品、日用品的专门机构，供皇帝使用的家具便是出自这里。由于造办处制作的家具具有“料不厌精，工不厌细”的特点，加上代表皇权的纹饰（龙纹）、特制的尺寸（如宝座、朝服柜）等诸多特性，使之区别于京作、苏作、广作以及晋作等带有明显地域风格的民间家具，而成为独具霸气的宫廷家具。鉴于宫廷家具在工艺、用材、纹饰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这类家具在艺术方面可谓达到了巅峰。
王府及其府主是清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使其在规制上高于文武百官。对亲王使用的座椅，《清会典》中是这样规定的：“凡府第各领其制。亲王府制……正殿中设座，高六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座基高尺有五寸，朱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亲王府及亲王按规制可使用代表皇权的五爪龙纹，这是郡王府、贝勒府所不敢奢望的，更是文武百官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么这些带有皇室专用符号、纹饰的家具亲王府可以自制吗？据史料记载，亲王府有木器匠人多名，除对府内损坏的大、小木作保养修缮外，也会制作家具。但可查史料中未见恭王府自制家具的记载。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其一，清代时贵重的木料如黄花黎、紫檀、金丝楠等，只有宫廷造办处有可供大件家具之用的备料，王府若想使用，也必须恳请皇帝恩赐。根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咸丰二年三月初九（1852年4月27日），咸丰帝曾传旨赐给恭王府一批楠木板材用于修府之用；其二，皇帝会在适当时机向王府及府主御赐一些皇室用具，其中包括家具。清官档案记载，咸丰二年三月咸丰帝分两次赏赐恭亲王各种家具76件，且多以紫檀木材质为主。由此可见王府中府主使用的家具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宫廷的；其三，恭亲王奕新是晚清重臣，曾掌管大清的重权。据《近代名人小传》记载，恭王“勤学能文，书法率更，诗学晚唐，尤精鉴别书画。古董以屋十五楹盛之，咸真品”。晚清朝野上下皆知恭王“好物”，为求仕途，不乏投其所好者。有关资料记载，晚清重臣李鸿章为求“上进”，曾送贵重的白玉大山子给恭亲王奕新。因此，恭王府内贵重木质的家具或具有地域特色的家具应也不在少数。
有记载的恭王府旧藏家具流失
恭王府有确切记载的旧藏家具大规模流失有三次。
1.北京戒台寺保存的恭王府家具
戒台寺坐落于北京西部的马鞍山麓，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1987年，清代皇室后裔爱新觉罗·毓山旦先生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北京戒台寺保存有一批原恭王府的家具。”同时提供了一本影集，内有部分家具的照片。依据这条线索，恭王府的文物研究人员走访了戒台寺，调研了这批家具的保存、传承情况，并根据调研所得到的信息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基本摸清了这批家具的流传经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驾崩。慈禧借机与恭亲王奕新联合策划并实施了“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使慈禧成功地实现了“垂帘听政”。奕新因政变有功被授以议政大臣、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等重任，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等大权于一身。最终，权力日益集中的奕新逐渐成为慈禧的心腹大患。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借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之名，撤消了奕新一切职务，下旨“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被慈禧从清王朝统治核心边缘化的奕新在经过几番大荣大辱之后，意志消沉，决意隐退仕途，从此隐居西山戒台寺不问政事长达十年之久。
戒台寺所存的这批家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恭亲王奕言斤从恭王府带至戒台寺。也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和历史背景，这批家具的装饰等级、工艺等级、材质等级都明显趋于平民化。
戒台寺存恭王府旧藏家具共计66件（套），按使用功能分为五类：床榻类、椅凳类、桌案类、屏挂类、台架类；材质以红木为主，兼有少数紫檀、黄花黎，如紫檀龙纹百宝格大柜、黄花黎脸盆架等；制作工艺手法基本以清中、晚期为主。
2.1912年从恭王府流出的家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恭王奕新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完了一生。两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清帝国步入倒计时，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走到了最后的时刻。 溥伟（1880-1936年），号锡晋斋主人，老恭王奕新之嫡孙，袭恭亲王爵位。辛亥革命时期与肃亲王善耆、宗室成员良弼等人组织“宗社党”，妄图阻止清帝退位，并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名，主张整兵一战，是清宗室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1912年1月17日溥伟在养心殿的御前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议和的提议，但未得到大多数宗室成员的支持，以至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群臣中无一人再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在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后，溥伟决定“毁家以纾国难”。他在日记中写道：“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遂尽出古画古玩，抬商变价。”于是溥伟“毁家纾国难”出让文玩的计划开始实施。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人走进了森严的恭亲王府。
山中定次郎（1866-1937年）生于日本大阪，是当地古董商人安达信五郎的长子，原名安达定次郎。1878年13岁时受父命前往大阪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店学徒，因老实、勤奋，被老板收为养子，改名为山中定次郎。几年后老板将长女许配给他。1894年29岁的山中定次郎学成出师，随即向养父提出渡洋去美国经商的请求，得到支持。同年在美国纽约市西二十七街开设一家美术品店。此后又分别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设立分店。1901年，山中定次郎在北京崇文门内东单附近的麻线胡同建立了办事机构——山中商会北平办事处，从而为他向西方源源不断地销售中国文物及艺术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复辟清王朝筹集活动经费，决定出售恭王府旧藏文物及艺术品的消息被山中定次郎获知，他意识到“无论哪位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日本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于是专程从日本赶到北平，在友人冈田友次、山中六三郎的陪同下进入森严的恭亲王府。有关史料这样记载：“恭亲王在北平的府邸规模宏大，位于皇宫西北方向，被坚固的高墙环绕，院内大树参天，气派非凡……，院落后部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的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这座建筑可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山中定次郎在回忆中记录：“恭王的管家用双手捧起一堆翡翠饰品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收？’我心中惊喜，暗想：这次买卖做大了！”
这次山中商会从恭王府买走的文物、艺术品，依据山中商会留存的销售记录，及引证近几年国际拍卖市场中出现的标明来源于山中商会的恭王府文物，应不低于2000余件（套），其中家具约在20件（套）左右：1913年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拍卖恭亲王珍宝专场的拍卖图录中有13件（套）；近年来从日本回流国内并在拍卖中出现的约有10件（套）。这些家具均具备用材考究、雕琢细腻、工艺精湛、疏密协调、纹饰华贵等明显的清官造办处制作的时代特征。
3.台北故宫收藏的恭王府家具
台北故宫展陈大楼的一层有两间用玻璃封闭起来的宽敞展厅，在优雅灯光和古朴地毯的衬托下，一堂清式家具按中国传统起居摆放规制陈设于其中。《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任莉莉撰文介绍“本院由行政院拨专款，向东吴大学价购前清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任莉莉对这批家具描述为“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弘，不愧为王府用具”。
从目前已掌握的相关资料看，这批家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生活用具，如榻、案、桌、椅、凳、柜、几、踏等；第二类为装饰用具，如彩漆牙雕插屏、龙首象座挑杆宫灯（兼具实用性）等；第三类为礼佛用具，如佛龛等。
这批家具的材质全部为名贵紫檀木，且选料用材奢华，工艺手法繁复多样，有浮雕、透雕、镶嵌、描金、漆地等技艺；还使用了和田白玉、碧玉、染色象牙、掐丝珐琅、鎏金铜饰等多种名贵的装饰材料。尤其书案、宝座、脚踏、文具箱（一对）、顶箱柜（一对）等器物上雕有代表皇权的装饰纹饰“海水江崖纹”及“云龙纹”，而且龙纹的规格是皇帝及亲王专用的五爪云龙。这些特征充分证实了这批家具出自清官造办处的依据是可靠的。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制规定，这种材质、工艺、纹饰、尺寸家具的使用权仅限于皇帝和亲王，因此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紫檀家具曾被恭邸所藏、被恭王使用的结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台北故宫藏恭王府
旧藏家具流传初探
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清代古典家具系出自清代恭亲王府之说首见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一则短讯《前清恭亲王府第家具三十三件由本院购藏》。文中写道：“本院由行政院拨专款，向东吴大学购进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此批陈列的家具原系清代恭亲王府第所设，质材多为紫檀木。”而后在次月的《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中刊载了任莉莉撰写的《清代王室家具》一文，对这批家具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论述，其中关于来源也确定系恭王府旧藏。那么提出这一来源的依据是什么呢？2006年笔者在撰写《试论恭王府家具的规格》一文时曾向台北故宫器物处咨询过，不巧一直未能与任莉莉女士取得联系，所幸当时该处处长嵇若昕女士作为这批家具征集工作的参与者之一，向笔者做了较为详细的口头介绍。
1983年，台北故宫器物处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声称自己家里收藏着一批前清恭亲王府的紫檀家具，现准备以台湾东吴大学的名义，以价购的形式转让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各类藏品数量、质量举世闻名，但厚重名贵材质的古典家具却是一个弱项。这批紫檀古典家具的征集，对台北故宫藏品种类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在经过严格鉴定、评估、审核程序后，台北故宫成功将这批精美的紫檀家具价购入院。据参与了整个征集过程的嵇女士介绍，此批家具的出让者在被询问到传承沿革时，一直肯定地说是前辈从前清恭亲王府得到，从北平运至上海，1949年前后从上海转运香港，后辗转运抵台湾。据说，出让者将此批家具转让台北故宫后，在其要求下，全部征集款项转入东吴大学账户后便杳无音讯，从此不知下落。故这批家具的出处、传承、沿革情况是以出让人的口述为依据的。 据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时所查阅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城至民国时期清宫、王府的衰落及出于各种不同因素变卖旧藏文物的大量历史资料分析，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明确记载台北故宫征集的紫檀家具系从前清恭王府流出，但很多历史信息能够从侧面将二者联系起来。
小恭王溥伟自1912年2月为躲避袁世凯追杀，逃出恭邸，远赴青岛后，在他的指令下，留守府内的管家不断变卖或单件、或成批的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乃至房产。这种情况在清帝退位后的各个王府、贝勒府是比较普遍的，甚至大内宫廷在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很多监守自盗，甚至用珍贵文物向银行抵押贷款的事件，但流失的基本是文玩珠宝、名人字画这类易于携带之物。至于日用家具，虽为上好木料所制，却也因体形硕大、过于招摇而难以搬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事发突然，仓惶撤离的溥仪根本来不及清点私产，更无可能将宫中家具携带出去，因此可以说，从官中流出大批量家具的可能性并不大。从1937年营造学社对恭王府实地测绘时的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出，卖给天主教会后的府邸各殿、堂内除古建内檐木作外（隔扇、月洞门、大书架、多宝阁等）已空无一物。而恭王府府邸的这些殿、堂原本是府主和福晋接待宾客、起居的重要场所，按规制其使用家具的等级不会低配，更何况已有史料证实恭王府的部分家具来源于皇帝钦赐，那么数量如此众多且出自宫廷造办处的珍贵家具都去往何处了呢？将这些珍贵家具或批量或单件出售是唯一能够成立的推断。而像如此贵重的家具要批量购买，必定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撑和宽敞的豪宅置放，这些并非平常人物所能办到的条件，恰好是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让家具的神秘人士所全部具备的，否则不可能这样成批量地购置众多庞大的贵重家具，并在北平、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存放或使用，同时也很难承担因包装及远途运输而产生的巨额费用。
另外，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征集的这批家具的种类分析，除大部分为实用器、陈设器外，有少部分为礼佛专用的佛龛。这批佛龛的材质全部为紫檀料制作，工艺细腻，上部为毗卢帽，中部为开门式龛体，下部为须弥座的装饰手法相互连接组合。而开门式龛体部分，各佛龛则有所不同，分别为两门六柱式、四门四柱式、单门六柱式。龛门及毗卢帽前沿均用掐丝珐琅（即掐丝景泰蓝）做华丽装饰，再用名贵的和田玉、精雕透雕花卉纹玉片嵌入围板及立柱，增加了佛龛整体的庄重感。上述用料、工艺、装饰等方面的特征，完全符合清代乾隆时期宫廷佛堂专用礼佛用具的制作工艺特征。而能得到并使用这种专供皇室使用的佛龛的人，必须是皇家宗室成员、手握重权、备受宠信且虔诚信奉佛教等条件集于一身之人，而在清晚期，只有恭亲王奕新具备上述条件，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所征家具的出让者口述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与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据推论是相符的，在没有其他确凿史料推翻论证的情况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贵重的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亲王府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近年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
恭亲王府家具与台北故宫
恭亲王府家具之对比
2003年，恭王府博物馆筹建后开始进行大规模修缮，其后全面对社会开放，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随着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研究的深入，无形中为炽热的中国内地文物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手的作用。自2004年始，北京拍卖界不断爆出“惊现清代恭王府旧藏流失文物”的消息，但大多数并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炒作之举。但近几年随着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新闻媒体，为寻找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人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和正确的信息渠道，因此有几件确为恭王府旧藏的流失文物被探宝人发掘出来，如2006年佳士得秋拍出现一对1912年从恭王府流失的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玉瓶；2011年在英国某拍卖公司出现一只郎窑红荸荠瓶，被一华人拍得，带回国内，拟售予恭王府。经过专家鉴定，并核实历史资料，确定该瓶为恭王府流失文物后被征集，现典藏于恭王府。最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出现的两套（四件）恭王府紫檀家具，引起业内轰动。
2009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中，有一件来自海外的紫檀宝座（含脚踏）。据拍品委托人介绍，这件宝座出自前清恭亲王府。同年8月中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邀请北京故宫木器专家胡德生及笔者对实物进行目鉴、考证。这件宝座宽大厚重，用料精细，纹饰流畅，雕刻完美，具备清官家具的显著特点。尤其该宝座靠背素板正中阴刻隶书铭文一篇，共计94字。全文日：“民国四年仲秋，余自江夏入京，与友人凤溪先生晤于东兴楼饭庄。先生素知余之所好，无非尺木寸简，而为引见此器，悉其为恭亲王府旧物也，余嘱凤溪先生以重金求之，未复。辗转十数日，终得之矣！欣慰有余，铭此文记之。江夏陆羽平。”“江夏”即武昌，19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改江夏为武昌县，寓“因武而昌”之意。铭文记述了1915年陆羽平从武汉到北平购得此宝座的过程和心情。从铭文阴刻的氧化程度鉴别，色浆自然，无人为做旧痕迹，可排除近期后刻之嫌。最终专家集体鉴定结果为：“此宝座为清代宫廷造办处制作，后转入恭王府使用。按铭文所提，民国时期流人民间，被私人藏家所珍藏。”该宝座最终以1500万元成交。
2010年8月，一位台湾的朋友找到笔者，说台湾某机构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购得一对紫檀嵌玉圆座屏，相传系前清恭王府旧物，据所提供的文字资料介绍：“清代同治年间恭亲王向国外银行质押借款而流出海外。西元一九一八年于美国纽约拍卖，经美、日收藏家收藏，历经七十余年后，辗转购入。”该机构有意出让此对圆座屏，为确实论证是否原属恭王府旧物，请笔者予以考证。
通过照片资料、影像资料的目鉴，该对大座屏选用紫檀木精制而成，用材考究，雕刻完美，整器尺寸硕大，结构完整，屏芯呈圆光型，边框满雕“祥云瑞福（蝠）”吉祥纹饰，髹黄漆地屏芯镶嵌各式玉雕，并配镶精雕紫檀托座，与清代宫廷同类器物比对，形神兼备，功法一致，具有明显时代特征。 在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众多历史资料中，笔者惊喜地发现了有关这对紫檀座屏的资料，其流传脉络逐渐清晰。1912年，小恭王溥伟为挽回大清帝国的覆灭，与皇亲国戚及前清遗老组织了复清政党“宗社党”，为筹集活动经费而出售府上的旧藏文物，而购买这批文物的人正是上文提及的山中定次郎。山中购得这批文物后，将其中档次较高的运回日本，一年后的1913年，他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同时拍卖恭亲王的珍宝。美国的拍卖共有536件拍品，其中家具及木器13件（套）。
在这次拍卖的图录中我们找到了这对紫檀圆座屏。拍卖图录第199号拍品配有黑白照片两张，拍品说明这样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83.82厘米），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该对紫檀座屏在这次恭亲王珍宝拍卖会的成交记录为700美元。20世纪80年代台湾收藏家得到此对大座屏时，屏下方原配带托泥六腿托几已缺失，仅剩下圆芯屏及配镶托座。此后听说该对圆座屏以3200万港币成交。
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的“紫檀大宝座”及“紫檀嵌玉圆座屏”，经专家从工艺、材质、纹饰等方面鉴定，确认为清代宫廷制作的家具。各种历史资料证实了这两件家具自恭王府流出的可靠性。
台北故宫典藏的前清恭王府家具中有一件体型硕大的紫檀宝座和一对彩染牙雕的紫檀大插屏，将其与拍卖中出现的恭王府流失紫檀宝座、紫檀嵌玉圆座屏比对，有以下共同特征：其一，采用贵重稀少的紫檀材质制成；其二，工艺精细考究，色浆莹润自然；其三，整器硕大厚重，符合宫廷、王府殿堂专属使用规制；其四，宝座雕刻的“五爪云龙”及“海水江崖”纹饰图案，插屏屏心的“彩染牙雕”及座屏屏心的“髹黄漆地”工艺手法均属清代皇室之专用工艺。上述共同特征进一步佐证了台北故宫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的可能性。
结论
综合上述论点、论据以及佐证，台北故宫典藏的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紫檀家具年代特征明显、体硕厚重、用材考究、工艺精湛、纹饰崇祥、辅材珍贵、流传有绪、依据可靠，应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从恭王府流出的旧藏家具。这批家具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并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保护和展示，殊为难得。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