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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刚是我关注了很久的水彩画艺术家。前不久和周刚的会面,我和周刚就中国现代绘画,有过一番交谈。我的大致意思如下:当中国发生了至今难以完全确定功过的“五四运动”,一场深刻的物质形态的与精神形态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就不可逆转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几乎注定了一切文化意义上的努力都染着上现代性的色彩。从粗陋而蛮横的工业化运动,到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狂热般地吸收、挪用甚至错用,内在的逻辑动力不外乎适应现代化的世界生存方式,即,西方文明所创立的生存法则。中国现代绘画的出现,正是中国现代化整体运动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件。周刚则更多地从画家自身艺术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源的汲取,兴奋地谈出自己新近的思考。他从中年这个时不我待的关键年龄段看问题,以为文化充电是“艺术家文化发展的安全性”课题。我体会他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地来谈问题的。周刚任职于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院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并广泛参与中国水彩艺术委员会的各种学术活动,对中国水彩画群体所显示出的整体的文化素质偏弱、知识结构的不健全和文化意识的不自觉等现象不可能没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当他与其他画种的画家面对面发生学术针锋时,危机感可能陡然而生。在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地方,学术的压力弥漫在各个角落。我从周刚身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学院精神,也就是那种无形的自我催逼,以持续的努力去跟进甚或超越最新的学术脉动。从众多的同行,周刚看到了可怕的中年结壳:创造力枯竭和艺术生命早早地停止生长。周刚认为知识结构的不“安全”是这种不幸的根本原因。我记得王肇民曾经表达过大致这样的观点:所谓江郎才尽,是知识积累耗尽(见《画语拾零》)。看来,对于保持艺术创造力的持续性,杰出者必有特殊的警觉和应对的方法。
从杭州回来以后,与周刚的交谈一直盘桓于脑海。我觉得,周刚似乎可以被看作一个类型的代表。像周刚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已经是本时期中国美术的真正中坚。而且,其中的特优者有能力承前而启后,甚至留名艺术史。半个世纪左右的人生历练,在自觉而有深度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双重作用下,才华卓越的艺术家才具备了一种对于时代真正的穿透性能量。就绘画而言,藉生命与文化的双向度共振,有望整合出图式性的建构能力和美学力量,使作品具备真理敞开的素质。
基于以上的思路,我对周刚绘画的认识与分析所需的参照系就很明显了。身为60代画家,周刚通过水彩艺术这一不太起眼的形式,其实已经取得了这个时代美术中一个门类的某种意义上的制高点。中国的水彩画,作为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百多年的努力中,以其不俗的成绩,有资格与英国三百年的水彩画发展史构成某种连续体。筚路蓝缕的先辈们如李铁夫、林风眠、颜文樑、潘思同、张充仁、倪贻德、古元尤其是王肇民等,所留下的杰作,足以说明中国艺术家通过水性媒材在消化西方造型文化上具有非凡的慧性。本来,如果不是历史的误会,这批先辈人物完全可以在他们手中就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中国现代绘画完整建立的使命。不幸的是,历史同时又以吊诡的谐谑,动用战争、政治运动无情地剥夺了这种建构的机缘。现在,周刚他们只有接过先辈未竟的事业,义无返顾地投身其中。事实上,他们做得相当不差了。翻开新时期的各种重要美术典籍,走进中国主要的美术机构,步入各个重点美术学院的教育平台,参观最重要的国家级美术展事,如此等等,多能见到他们的踪影。
大约九年前,我在书店邂逅了周刚的专著《水彩画研究》。吸引我的不是他的理论文字,而是穿插于书中的许多周刚自己的水彩作品,特别是人物题材的画作。我感受到它们所传达出的一股浓烈的生命意识。经历过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想洗礼的我们,对人的问题,往往有自己的敏感、判断和认同方式。周刚的人物画多是青年女性,或者说以女体居多,烂漫、丰满、娇好而略带野性。在这些作品里,周刚大量地使用暖色,甚至多是红色,营造出青春张扬恣肆的热力,画面构成多有现代设计原则的灵活运用,使视觉充满新颖的现代感;用笔则以大小块状叠加为主,辅以色块并置,显示出他对西方现当代绘画的色彩造型方式的直接吸收,但已显示出倔强的周刚式的豪迈自信、厚重浑然的形式感,如《青海凉风》、《正午的阳光》、《少女与鱼》、《白盘子》、《海风吹过》、《黑马河畔》、《98仲夏》等等。而《都市红茶》与《逝水流年》本质上可看作前列作品的着装变体。我由此常常发问:为什么女体是周刚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于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剥离了许许多多附丽物后,我们发现生命就是性,或者性关系是人的最本质的关系。从男性的角度,一切的生命现象必定要焦点为作为对方的她或她们。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大多体验过灰色的性禁忌、性压抑年代。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对她者的冲动甚至异化为偷窥和无根据的幻想。而稍稍幸运的美术青年,在阅读内部供应的美国人伯尔曼《人体结构》时,很难说是单纯的人体结构学习。书中简单的女性人体的结构素描也很难说没有成为青春期中的他们对她们的肉体想望,将它们幻像成理想的异性身体的范本,并在一遍又一遍的视觉触摸中,得到难以言说的慰抚和更大的期待。那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异化的时代。生命的压抑找不到通畅的抒发渠道。那么,当你从生命压抑中被解放出来时,最勇敢、最真实和直接的反应便是对压抑的反动,敏感的艺术家总是直接将对禁忌打破作为作品的题材,使表现这个题材成为解放本身。这种表达的自由、欢欣和价值是开放后的人们难以充分想象和理解的。正因为能够把时代的生活内容提炼为最本质的母题,审美的生发才具有了思想的深刻。说来奇怪,我还时常因周刚的女体之作,想到杜玛斯的性题材绘画。她居然以最直截了当的、甚至就是色情的方式呈现身体。在杜玛斯笔下,“他”和“她”互相挑逗、征服、欢娱、痛苦、生殖、死亡;或者“她”或“他”自慰、自虐、孤独、迷狂……结果,存在的无理据、生命的放纵与荒芜从笔端流淌得淋漓尽致。这样甚至引起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自己的思绪会从周刚对生命压抑的艺术式的反抗和对她者青春的颂扬的这一端跳跃到杜玛斯对性色的敲逼以期揭示生命的阴暗和荒诞呢?现代主义绘画的东方的“他”同西方后现代绘画的“她”有什么可牵强联系的?仅仅因为二者都擅长水性媒材并以之逼近人的难以究竟又缠绕不去的问题?或者由于杜玛斯南非出身的背景和周刚文革中的成长经历?我无法说清楚。但我敢说他们两人都是强悍型的。一个胆敢画D-RECTION女人,一个曾经是打遍西安的拳击冠军。他们二者都是思索型的,并能诉诸文字。也许,人类的自我压抑和放纵仅有一墙之隔。于是,直面身体的艺术能够翻新不穷。
唯当周刚从对她者的想往、歌唱转向对“我”/男性──山东矿工的形象写造时,我觉得周刚的生命意识终于捕捉到更加确切的出口。回到“我”,意味着作为一个精神成熟的男性的生命,已经获得更加宽阔的关照域,不再是单向度的她者表达,或者说,他与她在这个生命看来,不在是相互分隔的,泯灭了分隔,意味着自由。用“开采光明能量的人们”做称谓,对于题材的价值提升毫无意义。关键的是通过对那些“煤黑子”的塑造,周刚趋近了自己的艺术理想:有人文情怀关照下的意图形式,蕴涵了崇高性的美学追求。我注意到近年的周刚在感觉和表达方式上力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中国西画画家的最终文化依托在哪里。2008年3月的一天,当我走入《独行者的脚步──周刚水彩画作品展》时,我被那些“煤黑子”系列深深打动了。十几张大小略同的矿工坐姿像,鱼贯成一个黑压压的队列。矿工形态变化不大,皆如刚从井下出来,黑衣乌脸,只有眼睛和嘴巴,精彩地显现出生命的坚韧、丰厚和质朴。周刚不再用以往的块块来塑造这些人物,而是采取了类似黄宾虹式的“积墨”手段,并且运用了大量的线形笔触,使物像能够浑囵,但争取到了“墨团团里天地宽”的效果。因为“墨团团”是能呼吸的活物,是涵孕着“内美”的纯粹“笔墨”,是能放出光明的形式。在西画领域,能够领悟这一层的委实不多。我记得,在某篇访谈录里,周刚曾如是说:“现在我读的比较多的是佛洛伊德、贾科梅蒂、博纳尔和黄宾虹。”这大约是三年前的事,与“煤黑子”系列的创作时间,大致吻合。我特别高兴他提到黄宾虹(我当然还知道他一向崇拜石涛和八大),我猜他那时一定把宾翁活吃了,以他拳击手的胃口。我还注意到在一张我最喜爱的《矿工》图里,周刚用绿颜色签下“周刚写于山东淄博,2007年”。这一“写”在国画家那里,多是某种惯性,而周刚这首次的“写”,应是意味深长的。
周刚在《矿工》系列实现了重要的突破时,决非意味着他要固守“他/男性”的关切向度。事实上,几乎在同时,周刚创作了一批表现“他”/“她”不和谐关系的作品。画面上的“他”已入衰年,而“她”却处于生命最丰满的状态。这样一种阴阳失调,为何成为一种题材呢?在我们这个刚从压抑解放出来不太久的时代,性霸权纠合着个体价值、个人自由和及时享乐的狂澜,使的两性关系在相当广泛的层面失衡。当年衰的“他”不论以何种手段、方式去获得年轻的“她”时,不平等是绝对的。在周刚的画面上,“她”的生理学上的强势,逼出“他”的尴尬和无奈。但是,这恰恰暗示出男性霸权的本质,“他”掌控权势和金钱,是“他”扑获了“她”。周刚从对“她”的颂歌发展到对“他”的塑造,总归是两性分离式单向度的表现,只是到了“不和谐”系列,两性的内容才得以整合。这一转变,是值得玩味的。
在致力人物题材时,周刚画了大量的风景。以我的了解,这一两年他的风景画进步神速。同《矿工》一同展出的风景《等待渡河》,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不想几个月后在广西三江,周刚又画出《侗寨系列》,色彩和用笔更加地“内转”,含蕴更加丰富。我是看着他画的,跪在地上,目光是拼命三郎式地。他的画笔更加地能写,线性的笔触大幅度增加,画面浑拙之味颇为浓厚,周刚说,风景也得团得起来。那种意味在德表的绘画里似曾相识,但更多的还是中国水墨山水的气质。在三江的日子,周刚读的主要是八大,此外他多次跟我提《黄帝内经》。我则更多地与他讨论西方造型艺术的精微处,特别是当下很受冷落的素描与造型的精准度问题。我们常陷入对峙。
周刚很有使命感,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志向:“依我当前的感受,我觉得能找到艺术的天门,只要给我时间,给我生命。”以他不怕西湖“剔骨尖刀”的顽强艺术意志,“天门”敢不开吗?
从杭州回来以后,与周刚的交谈一直盘桓于脑海。我觉得,周刚似乎可以被看作一个类型的代表。像周刚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已经是本时期中国美术的真正中坚。而且,其中的特优者有能力承前而启后,甚至留名艺术史。半个世纪左右的人生历练,在自觉而有深度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双重作用下,才华卓越的艺术家才具备了一种对于时代真正的穿透性能量。就绘画而言,藉生命与文化的双向度共振,有望整合出图式性的建构能力和美学力量,使作品具备真理敞开的素质。
基于以上的思路,我对周刚绘画的认识与分析所需的参照系就很明显了。身为60代画家,周刚通过水彩艺术这一不太起眼的形式,其实已经取得了这个时代美术中一个门类的某种意义上的制高点。中国的水彩画,作为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百多年的努力中,以其不俗的成绩,有资格与英国三百年的水彩画发展史构成某种连续体。筚路蓝缕的先辈们如李铁夫、林风眠、颜文樑、潘思同、张充仁、倪贻德、古元尤其是王肇民等,所留下的杰作,足以说明中国艺术家通过水性媒材在消化西方造型文化上具有非凡的慧性。本来,如果不是历史的误会,这批先辈人物完全可以在他们手中就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中国现代绘画完整建立的使命。不幸的是,历史同时又以吊诡的谐谑,动用战争、政治运动无情地剥夺了这种建构的机缘。现在,周刚他们只有接过先辈未竟的事业,义无返顾地投身其中。事实上,他们做得相当不差了。翻开新时期的各种重要美术典籍,走进中国主要的美术机构,步入各个重点美术学院的教育平台,参观最重要的国家级美术展事,如此等等,多能见到他们的踪影。
大约九年前,我在书店邂逅了周刚的专著《水彩画研究》。吸引我的不是他的理论文字,而是穿插于书中的许多周刚自己的水彩作品,特别是人物题材的画作。我感受到它们所传达出的一股浓烈的生命意识。经历过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想洗礼的我们,对人的问题,往往有自己的敏感、判断和认同方式。周刚的人物画多是青年女性,或者说以女体居多,烂漫、丰满、娇好而略带野性。在这些作品里,周刚大量地使用暖色,甚至多是红色,营造出青春张扬恣肆的热力,画面构成多有现代设计原则的灵活运用,使视觉充满新颖的现代感;用笔则以大小块状叠加为主,辅以色块并置,显示出他对西方现当代绘画的色彩造型方式的直接吸收,但已显示出倔强的周刚式的豪迈自信、厚重浑然的形式感,如《青海凉风》、《正午的阳光》、《少女与鱼》、《白盘子》、《海风吹过》、《黑马河畔》、《98仲夏》等等。而《都市红茶》与《逝水流年》本质上可看作前列作品的着装变体。我由此常常发问:为什么女体是周刚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于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剥离了许许多多附丽物后,我们发现生命就是性,或者性关系是人的最本质的关系。从男性的角度,一切的生命现象必定要焦点为作为对方的她或她们。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大多体验过灰色的性禁忌、性压抑年代。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对她者的冲动甚至异化为偷窥和无根据的幻想。而稍稍幸运的美术青年,在阅读内部供应的美国人伯尔曼《人体结构》时,很难说是单纯的人体结构学习。书中简单的女性人体的结构素描也很难说没有成为青春期中的他们对她们的肉体想望,将它们幻像成理想的异性身体的范本,并在一遍又一遍的视觉触摸中,得到难以言说的慰抚和更大的期待。那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异化的时代。生命的压抑找不到通畅的抒发渠道。那么,当你从生命压抑中被解放出来时,最勇敢、最真实和直接的反应便是对压抑的反动,敏感的艺术家总是直接将对禁忌打破作为作品的题材,使表现这个题材成为解放本身。这种表达的自由、欢欣和价值是开放后的人们难以充分想象和理解的。正因为能够把时代的生活内容提炼为最本质的母题,审美的生发才具有了思想的深刻。说来奇怪,我还时常因周刚的女体之作,想到杜玛斯的性题材绘画。她居然以最直截了当的、甚至就是色情的方式呈现身体。在杜玛斯笔下,“他”和“她”互相挑逗、征服、欢娱、痛苦、生殖、死亡;或者“她”或“他”自慰、自虐、孤独、迷狂……结果,存在的无理据、生命的放纵与荒芜从笔端流淌得淋漓尽致。这样甚至引起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自己的思绪会从周刚对生命压抑的艺术式的反抗和对她者青春的颂扬的这一端跳跃到杜玛斯对性色的敲逼以期揭示生命的阴暗和荒诞呢?现代主义绘画的东方的“他”同西方后现代绘画的“她”有什么可牵强联系的?仅仅因为二者都擅长水性媒材并以之逼近人的难以究竟又缠绕不去的问题?或者由于杜玛斯南非出身的背景和周刚文革中的成长经历?我无法说清楚。但我敢说他们两人都是强悍型的。一个胆敢画D-RECTION女人,一个曾经是打遍西安的拳击冠军。他们二者都是思索型的,并能诉诸文字。也许,人类的自我压抑和放纵仅有一墙之隔。于是,直面身体的艺术能够翻新不穷。
唯当周刚从对她者的想往、歌唱转向对“我”/男性──山东矿工的形象写造时,我觉得周刚的生命意识终于捕捉到更加确切的出口。回到“我”,意味着作为一个精神成熟的男性的生命,已经获得更加宽阔的关照域,不再是单向度的她者表达,或者说,他与她在这个生命看来,不在是相互分隔的,泯灭了分隔,意味着自由。用“开采光明能量的人们”做称谓,对于题材的价值提升毫无意义。关键的是通过对那些“煤黑子”的塑造,周刚趋近了自己的艺术理想:有人文情怀关照下的意图形式,蕴涵了崇高性的美学追求。我注意到近年的周刚在感觉和表达方式上力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中国西画画家的最终文化依托在哪里。2008年3月的一天,当我走入《独行者的脚步──周刚水彩画作品展》时,我被那些“煤黑子”系列深深打动了。十几张大小略同的矿工坐姿像,鱼贯成一个黑压压的队列。矿工形态变化不大,皆如刚从井下出来,黑衣乌脸,只有眼睛和嘴巴,精彩地显现出生命的坚韧、丰厚和质朴。周刚不再用以往的块块来塑造这些人物,而是采取了类似黄宾虹式的“积墨”手段,并且运用了大量的线形笔触,使物像能够浑囵,但争取到了“墨团团里天地宽”的效果。因为“墨团团”是能呼吸的活物,是涵孕着“内美”的纯粹“笔墨”,是能放出光明的形式。在西画领域,能够领悟这一层的委实不多。我记得,在某篇访谈录里,周刚曾如是说:“现在我读的比较多的是佛洛伊德、贾科梅蒂、博纳尔和黄宾虹。”这大约是三年前的事,与“煤黑子”系列的创作时间,大致吻合。我特别高兴他提到黄宾虹(我当然还知道他一向崇拜石涛和八大),我猜他那时一定把宾翁活吃了,以他拳击手的胃口。我还注意到在一张我最喜爱的《矿工》图里,周刚用绿颜色签下“周刚写于山东淄博,2007年”。这一“写”在国画家那里,多是某种惯性,而周刚这首次的“写”,应是意味深长的。
周刚在《矿工》系列实现了重要的突破时,决非意味着他要固守“他/男性”的关切向度。事实上,几乎在同时,周刚创作了一批表现“他”/“她”不和谐关系的作品。画面上的“他”已入衰年,而“她”却处于生命最丰满的状态。这样一种阴阳失调,为何成为一种题材呢?在我们这个刚从压抑解放出来不太久的时代,性霸权纠合着个体价值、个人自由和及时享乐的狂澜,使的两性关系在相当广泛的层面失衡。当年衰的“他”不论以何种手段、方式去获得年轻的“她”时,不平等是绝对的。在周刚的画面上,“她”的生理学上的强势,逼出“他”的尴尬和无奈。但是,这恰恰暗示出男性霸权的本质,“他”掌控权势和金钱,是“他”扑获了“她”。周刚从对“她”的颂歌发展到对“他”的塑造,总归是两性分离式单向度的表现,只是到了“不和谐”系列,两性的内容才得以整合。这一转变,是值得玩味的。
在致力人物题材时,周刚画了大量的风景。以我的了解,这一两年他的风景画进步神速。同《矿工》一同展出的风景《等待渡河》,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不想几个月后在广西三江,周刚又画出《侗寨系列》,色彩和用笔更加地“内转”,含蕴更加丰富。我是看着他画的,跪在地上,目光是拼命三郎式地。他的画笔更加地能写,线性的笔触大幅度增加,画面浑拙之味颇为浓厚,周刚说,风景也得团得起来。那种意味在德表的绘画里似曾相识,但更多的还是中国水墨山水的气质。在三江的日子,周刚读的主要是八大,此外他多次跟我提《黄帝内经》。我则更多地与他讨论西方造型艺术的精微处,特别是当下很受冷落的素描与造型的精准度问题。我们常陷入对峙。
周刚很有使命感,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志向:“依我当前的感受,我觉得能找到艺术的天门,只要给我时间,给我生命。”以他不怕西湖“剔骨尖刀”的顽强艺术意志,“天门”敢不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