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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教育的病态，已经是有目共睹之事实。人人皆知其病，但未必人人深入思考过其病因。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心灵的彼此接纳与影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携手同走一段美丽的人生旅途。教育当然应该是“人的教育”，而不能被功利化地定义为“培养人才”。王开东对教育病因的理性分析，或许会让我们改变教育观念，明确“学生”“孩子”首先应该是“人”。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教育回归本质！
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惊世之问，号称“钱学森之问”。因为钱学森的重大影响，“钱学森之问”成为世纪之问，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
后来，钱老又痛心疾首地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不是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吗？教育，如何才能摆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实质上，“钱学森之问”依然未能摆脱一种学院式的思维模式。真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人才培养。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石出了问题。当我们把目标锁定为人才培养的时候，已经与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当然也就与杰出人才渐行渐远了。
教育的使命是育人
教育，为什么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人的教育，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狭义的教育主体都是针对人的，要完成“人的教育”使命，必须完成对人的现代认识。
一、人是什么
从认识论上来说，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人本身。人，不是抽象理念上存在的人，而是具体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人首先是动物，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冲动都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人还不成其为人。人的可贵在于他的社会性和可塑性。人是一种虽然不完美但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不断趋向完美的动物。
人，不仅能够适应环境，而且能够改造环境。人既是本能的个体，又是精神的个体，是个体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产物，这种个体选择和自我创造就是人的可教育性，也正是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既是教育的目的，又是教育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课程，经历了课程之后，走过来的才叫做人，人就是教育本身。
二、教育要“立人”
从理论上来说，教育的要旨在于“立人”。
第一个系统探讨教育“立人”的是鲁迅先生。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乃至“立国”的目的。
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什么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这种缺乏只有通过“立人”教育来解决。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去自主性，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使之找回靈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为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立人”工程包括两大层面：一是指向精神的，它意味着观念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精神生命的提升；二是指向生存环境的，它意味着生活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生存环境的改良。前者是对内的，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问题；后者是对外的，要解决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体系的问题。
教育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教育对人的提升，要通过内部工程和外部工程来实现。内部工程主要是摆脱“奴隶”的精神状态，通过启蒙和自我觉醒直接解决。外部工程就是要摆脱“奴隶”的生存状态。如何摆脱？有时候需要漫长的斗争，“掀翻宴席的桌子和捣毁厨房”。
三、建立儿童本位主张
从实践上来说，“立人”首先要遵循儿童本位原则。
遵循儿童本位原则，必须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理解孩子，别把孩子当成大人。
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有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世界”。儿童富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喜欢活动和游戏，富有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是思想最活跃、个性最鲜明、精神最健旺的一个群体。教育如果不理解儿童，一味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腹，难免就会揠苗助长、削足适履。
二是要指导孩子，平等相待。
从本质上说，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人格与人格的彼此影响，精神和精神的互相照亮。指导孩子最忌讳两种“方法”：放任自流，主张“要成人自成人”；以父道尊严、师道尊严为借口，训斥打骂孩子。
长辈对孩子、教师对学生，首先应该是引路人，扮演好指导者和协商者的角色；其次是同路人，和学生重新经历原初发现的喜悦，与学生一道进步，一起发展；最后还要大胆做好陌路人，敢于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去拼、去斗。跌跌撞撞也好，头破血流也罢，成长必须付出代价。没有真的代价，就没有真的成长。
三是解放孩子，使之自立。
孩子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单纯的认知体，是“独立的人”，儿童的头脑不是成人的跑马场。儿童与成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
儿童本位的要旨在于要“把人当人”，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要让孩子“自由思索”，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在一些思想家的启蒙运动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不少就是“立人”的教育。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却被彻底扭曲了。
教育的功利主义目标——培养人才
教育的扭曲原因在于我们把“人的教育”简化为“培养人才”。把一种个人提升的内在发展行为，转化为外在的被动的功利行为。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也是今天教育后继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化的一些端倪：
“今天，我们的教育受到三种拉力的影响：一是国家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人才。二是家长把教育看成是敲门砖，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望子成龙，个个都成拔尖人才。三是市场把教育作为逐利的工具。”
通常来说，人的发展受遗传、环境、教育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教育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无论是国家希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接班人，还是家长希望孩子成才，首先都要尊重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人的个性只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在这三种拉力的博弈之下，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我们的教育方向和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偏离。我们没有走上“人的发展”的教育之路，而是走上了“培养人才”的功利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路。教育从“立人”转向“育才”，这是我们的教育沉疴在身的根源所在。
在一个全民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可能不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
以大学来说，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念就是人的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大学的教育完成人的教育的最后阶段，使学生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产生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形成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最终让学生成为文明的人，有教养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这种人的教育是对人的提升，对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它使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丰富、美好。
但是，我们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后，教育的目的就变了，变成了一种人才教育。它把人当做材料，变成工具。是什么工具？是国家建设的工具，让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是国家意志对教育的作用。人不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工具。这就相当于你今天学什么将来就让你干什么，你将来干什么现在就让你学什么。高等教育被简单化并降格为高等职业教育。
这个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一些专业人才来建设国家。
于是，清华大学变成了五道口清华工学院。清华大学当年的人文学科是非常强的，民国时代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都在清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如日中天。难怪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清华的人文学科划给了北大，还有很多学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一下子变成了一所专业化的大学。
清华大学成了什么？清华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培养出了一大批普通工程师，默默无闻地扎根在各个建设领域，却没有培养出大师。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震惊世界的水立方，如梦如幻，可惜它的两名主设计师为澳大利亚的约翰·保林与托比·王。堪称神来之笔的鸟巢，多么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可惜它的设计者是瑞士建筑大师皮埃尔·德麦隆和赫尔佐格。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负责设计，设计师是雷姆·库哈斯和奥雷·舍林；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由法国巴黎机场公司设计，设计师为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清华大学只是敲敲边鼓。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群体，但他们却设计不出我们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其实也不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
清华原来的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今天，它的后半部分被砍掉了。为什么要砍掉？道理很简单，首先要你做工具，不需要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1年，江蘇省高考有一道默写题，要求填写“独立之精神”的下半句，54万考生中，只有7个人正确填写出“自由之思想”。被阉割的不只是清华大学的校训，一种清健的精神，一种思想的亮度，一种教育的通识，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了。
单薄的人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学识，有才华没思想，有能力没教养。他们没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也没有丰富的内在世界，不懂得人的价值，不知何为人的尊严，没有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带来的弊端。
阵痛之后，不少大学已经“动”起来，重新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加强通识教育，回归到人的教育，由原来功利性的、饭碗式的教育，回归到有尊严的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注重人的全面提升，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教育原本就应该培养出学生浩渺宽广的精神视界、远大辉煌的文化理想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让学生从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丰富自己，体验到做人的快乐。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学生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让他们与大自然建立起认识上和情感上的联系与交流，与每个个体、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联系和交流，让学生拥有人类最丰富的精神资源，并进而获得一种最充盈的幸福和最宽广的精神自由，然后学生才能按自己的意愿独立地为生命赋予意义。
一个人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帮助学生最切实、最完整地赋予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教育的根本责任。
（责 编 卢丽君）
中国教育的病态，已经是有目共睹之事实。人人皆知其病，但未必人人深入思考过其病因。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心灵的彼此接纳与影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携手同走一段美丽的人生旅途。教育当然应该是“人的教育”，而不能被功利化地定义为“培养人才”。王开东对教育病因的理性分析，或许会让我们改变教育观念，明确“学生”“孩子”首先应该是“人”。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教育回归本质！
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惊世之问，号称“钱学森之问”。因为钱学森的重大影响，“钱学森之问”成为世纪之问，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
后来，钱老又痛心疾首地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不是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吗？教育，如何才能摆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实质上，“钱学森之问”依然未能摆脱一种学院式的思维模式。真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人才培养。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石出了问题。当我们把目标锁定为人才培养的时候，已经与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当然也就与杰出人才渐行渐远了。
教育的使命是育人
教育，为什么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人的教育，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狭义的教育主体都是针对人的，要完成“人的教育”使命，必须完成对人的现代认识。
一、人是什么
从认识论上来说，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人本身。人，不是抽象理念上存在的人，而是具体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人首先是动物，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冲动都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人还不成其为人。人的可贵在于他的社会性和可塑性。人是一种虽然不完美但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不断趋向完美的动物。
人，不仅能够适应环境，而且能够改造环境。人既是本能的个体，又是精神的个体，是个体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产物，这种个体选择和自我创造就是人的可教育性，也正是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既是教育的目的，又是教育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课程，经历了课程之后，走过来的才叫做人，人就是教育本身。
二、教育要“立人”
从理论上来说，教育的要旨在于“立人”。
第一个系统探讨教育“立人”的是鲁迅先生。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乃至“立国”的目的。
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什么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这种缺乏只有通过“立人”教育来解决。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去自主性，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使之找回靈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为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立人”工程包括两大层面：一是指向精神的，它意味着观念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精神生命的提升；二是指向生存环境的，它意味着生活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和生存环境的改良。前者是对内的，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问题；后者是对外的，要解决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体系的问题。
教育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教育对人的提升，要通过内部工程和外部工程来实现。内部工程主要是摆脱“奴隶”的精神状态，通过启蒙和自我觉醒直接解决。外部工程就是要摆脱“奴隶”的生存状态。如何摆脱？有时候需要漫长的斗争，“掀翻宴席的桌子和捣毁厨房”。
三、建立儿童本位主张
从实践上来说，“立人”首先要遵循儿童本位原则。
遵循儿童本位原则，必须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理解孩子，别把孩子当成大人。
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有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世界”。儿童富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喜欢活动和游戏，富有独立意识和自我追求，是思想最活跃、个性最鲜明、精神最健旺的一个群体。教育如果不理解儿童，一味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腹，难免就会揠苗助长、削足适履。
二是要指导孩子，平等相待。
从本质上说，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人格与人格的彼此影响，精神和精神的互相照亮。指导孩子最忌讳两种“方法”：放任自流，主张“要成人自成人”；以父道尊严、师道尊严为借口，训斥打骂孩子。
长辈对孩子、教师对学生，首先应该是引路人，扮演好指导者和协商者的角色；其次是同路人，和学生重新经历原初发现的喜悦，与学生一道进步，一起发展；最后还要大胆做好陌路人，敢于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去拼、去斗。跌跌撞撞也好，头破血流也罢，成长必须付出代价。没有真的代价，就没有真的成长。
三是解放孩子，使之自立。
孩子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单纯的认知体，是“独立的人”，儿童的头脑不是成人的跑马场。儿童与成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
儿童本位的要旨在于要“把人当人”，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要让孩子“自由思索”，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在一些思想家的启蒙运动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不少就是“立人”的教育。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却被彻底扭曲了。
教育的功利主义目标——培养人才
教育的扭曲原因在于我们把“人的教育”简化为“培养人才”。把一种个人提升的内在发展行为，转化为外在的被动的功利行为。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也是今天教育后继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化的一些端倪：
“今天，我们的教育受到三种拉力的影响：一是国家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人才。二是家长把教育看成是敲门砖，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望子成龙，个个都成拔尖人才。三是市场把教育作为逐利的工具。”
通常来说，人的发展受遗传、环境、教育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教育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无论是国家希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接班人，还是家长希望孩子成才，首先都要尊重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人的个性只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成为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在这三种拉力的博弈之下，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我们的教育方向和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偏离。我们没有走上“人的发展”的教育之路，而是走上了“培养人才”的功利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路。教育从“立人”转向“育才”，这是我们的教育沉疴在身的根源所在。
在一个全民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可能不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
以大学来说，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念就是人的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大学的教育完成人的教育的最后阶段，使学生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产生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形成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最终让学生成为文明的人，有教养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这种人的教育是对人的提升，对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它使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丰富、美好。
但是，我们学习苏联的办学模式后，教育的目的就变了，变成了一种人才教育。它把人当做材料，变成工具。是什么工具？是国家建设的工具，让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是国家意志对教育的作用。人不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工具。这就相当于你今天学什么将来就让你干什么，你将来干什么现在就让你学什么。高等教育被简单化并降格为高等职业教育。
这个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一些专业人才来建设国家。
于是，清华大学变成了五道口清华工学院。清华大学当年的人文学科是非常强的，民国时代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都在清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如日中天。难怪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清华的人文学科划给了北大，还有很多学科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一下子变成了一所专业化的大学。
清华大学成了什么？清华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培养出了一大批普通工程师，默默无闻地扎根在各个建设领域，却没有培养出大师。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震惊世界的水立方，如梦如幻，可惜它的两名主设计师为澳大利亚的约翰·保林与托比·王。堪称神来之笔的鸟巢，多么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可惜它的设计者是瑞士建筑大师皮埃尔·德麦隆和赫尔佐格。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负责设计，设计师是雷姆·库哈斯和奥雷·舍林；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由法国巴黎机场公司设计，设计师为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清华大学只是敲敲边鼓。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群体，但他们却设计不出我们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其实也不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
清华原来的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今天，它的后半部分被砍掉了。为什么要砍掉？道理很简单，首先要你做工具，不需要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1年，江蘇省高考有一道默写题，要求填写“独立之精神”的下半句，54万考生中，只有7个人正确填写出“自由之思想”。被阉割的不只是清华大学的校训，一种清健的精神，一种思想的亮度，一种教育的通识，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了。
单薄的人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学识，有才华没思想，有能力没教养。他们没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也没有丰富的内在世界，不懂得人的价值，不知何为人的尊严，没有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带来的弊端。
阵痛之后，不少大学已经“动”起来，重新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加强通识教育，回归到人的教育，由原来功利性的、饭碗式的教育，回归到有尊严的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注重人的全面提升，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教育原本就应该培养出学生浩渺宽广的精神视界、远大辉煌的文化理想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让学生从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丰富自己，体验到做人的快乐。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学生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让他们与大自然建立起认识上和情感上的联系与交流，与每个个体、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联系和交流，让学生拥有人类最丰富的精神资源，并进而获得一种最充盈的幸福和最宽广的精神自由，然后学生才能按自己的意愿独立地为生命赋予意义。
一个人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帮助学生最切实、最完整地赋予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教育的根本责任。
（责 编 卢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