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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为核心的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战略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推进,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的看到,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越来越现实深刻的理论把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越来越清醒的实践自觉。我们可以这样来把握党的理论日益自觉的与时俱进的轨迹: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找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论”,从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全新的认识高度,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从抽象正义回归生动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期;
那么,江泽民及其领导的第三代中央集体,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初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提高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新的时代高度,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的认识高度,然而我们要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利益论”,从而为经济建设的成果找到了主体归宿或者价值主体,认识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存在理由,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更高层次的要求和体现;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列车一往无前,但同时出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极富现实意义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论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表明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时代水平。
一、生产力观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以其丰富而系统的生产力观,坚持、发展和实践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和价值的统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虽然在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也在教科书和理论著述中认为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我们执着于从思想、运动和制度层面来理解和坚持社会主义,以致于把按照思想建立起来的制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和目的本身,从而遮蔽和阻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要追求什么、最终要实现什么的认识和实践,现在看来,这在实际上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邓小平生产力观基于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大无畏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清醒地审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状况,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回归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升华。由此,社会主义从形而上学的思想、抽象的制度回归于灵活的政策和现实具体的价值追求。
于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他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调和全面论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1)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党最大的政治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28)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28)邓小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划时代根本转变,其伟大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马克思主义从其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从一开始就反对把社会主义作为抽象的社会正义来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和要求,恩格斯说,任何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中,一个根本性的失误就在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我们对此的反思仍然不能说是深刻和充分的。真理往往是简单而明确的,邓小平恢复、坚持和在实践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所显现,所需要的理论勇气,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我们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如此执着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其根源就在于僵化的政治思维方式,邓小平为党的思想路线贡献了“解放思想”的内容,他的理论是解放思想的集中显现,是解放思想的最好诠释,其最集中的体现又在于开拓了社会主义的视野,破除简单的政治思维,回归生产力的基础。实现了以生产关系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到以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根本性转变,邓小平生产力观不仅坚定执着而且丰富深刻。
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都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归属点。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离开发展生产力,党的建设就偏离了基本目标,失去了意义。
邓小平推动实现了从用计划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到用市场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生产力标准为基本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正是立足于他的始终围绕着发展生产力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才有了“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内涵更为丰富的一系列思想。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的逻辑演进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的关注,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临危受命,其执政的十三年,跨越世纪,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同时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巨大的考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党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首先要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生产力观,提出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的就在于在生产力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的性质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离开经济发展谈文化只能是一种侈谈;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带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无论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物质文化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 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些理论观点,表明了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性和全面性,人民的物质利益的实现具有基础性,随着物质利益实现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会逐渐变得突出起来,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的实现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最终和最高要求。
对人民利益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需求是人的本性所在,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否定或抹杀个人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这一价值取向突出到了空前的高度,指出生产力标准、国家利益标准,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利益标准为最高标准的。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人民利益主体则是逻辑结论。这就要求我们“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原则,作为最高衡量标准和观察处理问题的基础”。
站在时代的新的制高点上,我们党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展了邓小平“经济建设中心论”,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今时代,发展经济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不能一般地谈论发展生产力,而必须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三个代表”的内在关系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前提,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空头政治,必然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根本利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发展先进文化是保障,促进人民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提出的命题,又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人民利益则是归宿,生产力、文化促进人民利益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实现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民利益论”具有普遍性、综合性、全面性的特点。普遍性是指,人民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综合性是指,人民利益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既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尽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又要全面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全面性是指,人民利益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统一,“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将人民利益标准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标准。
三、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为核心内容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直面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应对,主动创造,表明我们党在与时俱进,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自觉,形成了把握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并加以应对的理论创新机制。
十六大以来,“四个深刻”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环境、资源、社会矛盾规律性全面呈现出来,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执政党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党的执政能力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
科学发展是和谐社会论的应有之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以和谐社会论为核心内容和理论亮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邓小平生产力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民利益论与和谐社会论之间的坚持继承、丰富发展关系,生产力论为我们找准了发展的主题,人民利益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和谐社会论则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和把握,即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我们初步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从舆论和价值导向到比较系统完备的政策和制度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发展主题的新的认识高度和认识飞跃,显示了党对“三大规律”的更加主动自觉的把握,体现了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接受了新的考验、达到了新的高度。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非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解决其它问题,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有奠定了物质基础才能全面落实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它方面的利益。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规律看,发展中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有时甚至很严重,如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等,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勇于面对、主动应对。坚持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以人为本”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落实和具体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则是保证发展的公平公正和永续,人与自然的协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2005年2月胡锦涛提出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标志着中国社会经历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正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在有很多人只看到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而没有看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提出的本身所标志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深化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在党的理论与时俱进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机制。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和价值追求,从生产力论到人民利益论,再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的轨迹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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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5-12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找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论”,从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全新的认识高度,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从抽象正义回归生动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期;
那么,江泽民及其领导的第三代中央集体,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初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提高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新的时代高度,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的认识高度,然而我们要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利益论”,从而为经济建设的成果找到了主体归宿或者价值主体,认识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存在理由,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更高层次的要求和体现;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列车一往无前,但同时出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极富现实意义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论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表明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时代水平。
一、生产力观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以其丰富而系统的生产力观,坚持、发展和实践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和价值的统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虽然在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也在教科书和理论著述中认为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我们执着于从思想、运动和制度层面来理解和坚持社会主义,以致于把按照思想建立起来的制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和目的本身,从而遮蔽和阻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要追求什么、最终要实现什么的认识和实践,现在看来,这在实际上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邓小平生产力观基于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大无畏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清醒地审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状况,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回归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升华。由此,社会主义从形而上学的思想、抽象的制度回归于灵活的政策和现实具体的价值追求。
于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他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调和全面论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1)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党最大的政治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28)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28)邓小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划时代根本转变,其伟大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马克思主义从其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从一开始就反对把社会主义作为抽象的社会正义来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和要求,恩格斯说,任何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中,一个根本性的失误就在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我们对此的反思仍然不能说是深刻和充分的。真理往往是简单而明确的,邓小平恢复、坚持和在实践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所显现,所需要的理论勇气,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我们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如此执着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其根源就在于僵化的政治思维方式,邓小平为党的思想路线贡献了“解放思想”的内容,他的理论是解放思想的集中显现,是解放思想的最好诠释,其最集中的体现又在于开拓了社会主义的视野,破除简单的政治思维,回归生产力的基础。实现了以生产关系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到以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根本性转变,邓小平生产力观不仅坚定执着而且丰富深刻。
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都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归属点。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离开发展生产力,党的建设就偏离了基本目标,失去了意义。
邓小平推动实现了从用计划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到用市场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生产力标准为基本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正是立足于他的始终围绕着发展生产力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才有了“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内涵更为丰富的一系列思想。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的逻辑演进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的关注,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临危受命,其执政的十三年,跨越世纪,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同时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巨大的考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党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首先要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生产力观,提出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的就在于在生产力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的性质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离开经济发展谈文化只能是一种侈谈;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带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无论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物质文化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 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些理论观点,表明了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性和全面性,人民的物质利益的实现具有基础性,随着物质利益实现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会逐渐变得突出起来,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的实现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最终和最高要求。
对人民利益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需求是人的本性所在,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否定或抹杀个人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这一价值取向突出到了空前的高度,指出生产力标准、国家利益标准,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利益标准为最高标准的。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人民利益主体则是逻辑结论。这就要求我们“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原则,作为最高衡量标准和观察处理问题的基础”。
站在时代的新的制高点上,我们党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展了邓小平“经济建设中心论”,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今时代,发展经济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不能一般地谈论发展生产力,而必须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三个代表”的内在关系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前提,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空头政治,必然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根本利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发展先进文化是保障,促进人民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提出的命题,又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人民利益则是归宿,生产力、文化促进人民利益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实现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民利益论”具有普遍性、综合性、全面性的特点。普遍性是指,人民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综合性是指,人民利益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既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尽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又要全面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全面性是指,人民利益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统一,“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将人民利益标准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标准。
三、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为核心内容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直面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应对,主动创造,表明我们党在与时俱进,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自觉,形成了把握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并加以应对的理论创新机制。
十六大以来,“四个深刻”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环境、资源、社会矛盾规律性全面呈现出来,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执政党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党的执政能力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
科学发展是和谐社会论的应有之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以和谐社会论为核心内容和理论亮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邓小平生产力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民利益论与和谐社会论之间的坚持继承、丰富发展关系,生产力论为我们找准了发展的主题,人民利益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和谐社会论则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和把握,即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我们初步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从舆论和价值导向到比较系统完备的政策和制度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发展主题的新的认识高度和认识飞跃,显示了党对“三大规律”的更加主动自觉的把握,体现了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接受了新的考验、达到了新的高度。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非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解决其它问题,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有奠定了物质基础才能全面落实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它方面的利益。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规律看,发展中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有时甚至很严重,如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等,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勇于面对、主动应对。坚持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以人为本”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落实和具体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则是保证发展的公平公正和永续,人与自然的协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2005年2月胡锦涛提出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标志着中国社会经历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正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在有很多人只看到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而没有看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提出的本身所标志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深化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在党的理论与时俱进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机制。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和价值追求,从生产力论到人民利益论,再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的轨迹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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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