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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欢绿化不喜欢盆景
笔者收集到一本旧刊物，名《上海园林批判》第一集（上海工总司园林系统联络总站、园林处机关联合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9月编印），上面刊登“毛泽东论园林”，是毛主席语录中不常见的语录。抄录如下：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化起来，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种树要种好，要有一定的规格，不是种了就算了，株行距、各种树种搭配要合适，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到那时，坐飞机看地面，要整个像海洋一样，到处绿油油。”
1964年7月毛对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玩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的人，才有闲功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用，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这最后一段语录，我猜和毛泽东的饥饿记忆有关。他对中国人的饥饿保持清晰清醒的记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1919年7月）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说：“粮食是救命菩萨。”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讯》中说：“须知我国是一个由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你连肚子都填不满，还用好地养花，每一个农民都不会同意，放在上海弄堂里，上海阿姨也不同意。毛尖在她的《一寸灰》后记中说：“就像我妈，她把楼下的空地变成了菜园，因为她打心里觉得蔬菜比花好看。‘能吃’，就是她首要的美学。……不能吃没力量。”
我是先看到汪东兴转述的毛泽东的话，后来看到毛尖转述她妈的话。一看到毛尖的话，就想起毛泽东的话。一位最高领导人跟一位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形象就就自动重叠在了一起。
★毛泽东为什么
总不愿意呆在北京？
毛泽东入驻北京之后，总是喜欢到各地巡视，不那么喜欢呆在京城。他为什么不喜欢呆在都城里呢？
1953年2月19日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舒畅，能自由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1955年11月24日给周世钊的信说：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的尤金谈话时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他说，他想到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说：“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英雄聚集一处，坏处是不出知识。要出知识就要地方来人。……地方上来人一吹就出知识。住在北京的人一年要下去半年。北京有理論，有原则，但缺乏实际;地方上有实际，但缺乏全面情况的了解。这两配合起来就好了。”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村部长跑农村。
1957年4月，毛泽东在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中说：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中共中央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北京不产生任何东西。我所说的北京，不是指的北京地方，而是指中央这一层。我这个脑筋不产生任何东西，没有原料。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期间谈话说：“报社的人应该常到下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进经验。
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与苏联的尤金谈话时说：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我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活了半个，一回到北京就成了死人。
1956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毛泽东的以上话语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不喜欢呆在北京，基本上是不喜欢北京那种的程式化、官僚化生活。毛泽东喜欢到北京之外的地方，是喜欢那里相对比较“自由”的政治空气，喜欢那里与实际比较接近。
1969年，长期在军队工作的李德生调到中央工作，毛泽东与他谈话时建议说：要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喜欢呆在北京，与他保持一生的底层心理一致，与他喜欢沉下去调查研究有关，同时也与某些历史观点或者说历史观念有些暗合。比如，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善在黎民”，提倡到民间去访求，从而形成政治文化中“尚野”的一脉传统。袁宏道说，“当今无文字，闾巷有真诗”，也是把目光投向民间。毛泽东身上有“尚野的传统”，这一点十分可贵。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与“文革”
——毛泽东批评造反运动中
乱用《报告》
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发生在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他站在底层立场，推祟农民运动“好得很”，批驳“糟得很”的论调。特别是对农民批斗土豪劣绅的种种办法，妙笔描写，生动无比。这篇近乎报告文学的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影响甚大。它的影响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打人、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等种种“武斗”手段，其招法与《报告》中的描写有“神似”之处。所以，有的论者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红卫兵、造反派施暴的源头。
毫无疑问，文革初期《报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文革中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总政编印），节选了《报告》的三段话。
比如，《报告》中说的“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被“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中引用，成为造反文献中的常用词汇，还经常在各种批斗会上“情景再现”。
比如，《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红卫兵背诵传颂，还被劫夫写成“语录歌”传唱。其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还被写进了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
再比如，《报告》中有“戴高帽子游乡”一节。戴高帽子、游街为红卫兵所仿效，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景”。“走资派”“反动权威”大都被戴过高帽子。
1966年8月底至9月初，是北京红卫兵施暴的高潮阶段。9月4日，“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发表社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中说：“一些红卫兵虽然动手打了人，但所打的大都是坏人，是牛鬼蛇神。这不是专横跋扈，更不是草菅人命，这是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正是如此！”（《红卫兵报》第2期（1966年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
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斗做法、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典语录，成为“时尚”。
对此，毛泽东如何看？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武斗，毛泽东1966年8月7日明确要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写入8月8日公布的《十六条》）。他对乱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多次严厉批评——
《傅崇碧回忆录》说，一天，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批斗老干部比以前更厉害了，还要老干部坐喷气式。”毛泽东问：“什么是喷气式？”傅作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样子。毛泽东说：“这样做不好。……过去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戴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张震回忆录》说，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会见军委碰頭会扩大会议人员时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还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对这些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说：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9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体罚，我最反对。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东方红通讯》第72期（1967年10月20日），杭州大学东方红通讯组主办）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你看解放军犯了错误不搞禁闭，你们这些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捉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也不去打，也不捉俘虏，又不坐‘飞机’。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但我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武斗“败坏”了毛泽东的“文革”的名声，也将红卫兵造反运动引向绝路。武斗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要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再批评武斗。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并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值得认真反思……
★“陈毅是个好同志”考证
1970年代初，我还是少年。在偏僻的中原乡村，第一次听到陈毅的这则故事：
在批斗陈毅的大会上，陈毅被迫做检查。那时流行开批斗会，批斗会一开始必须先学习毛主席语录。被批斗者作自我批判、自我检查时，也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自己。只见陈毅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说道：在我做检查之前，大家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请大家翻到271页。会场上一片翻动《毛主席语录》的声音，然后是忽然的安静——原来“语录本”只有270页。这时，只听陈毅高声朗诵道：毛主席最新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哄然，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当时无人深究，只觉得好玩。听了这个故事，我连忙找出《毛主席语录》本。这个总政编写、林彪作序、1966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全国最通用的“红宝书”版本，只有270页。
长大后，我与天南海北的人接触，发现许多人都知道陈毅的这个故事，只是有些细节不同罢了。比如有的还有一个结尾：造反派问周恩来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吗？周恩来回答：“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
我在阅读中发现，毛泽东也听说了陈毅的这个故事。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说：1969年她对毛主席说：“大家都说陈毅同志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听说他在一次接待外宾时，外国人问陈老总，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陈老总说，我经常挨批挨斗呗！我出来接待外宾还得向他们（造反派）请假，这些娃娃们，我当时做了个假检讨，就把他们给骗了。”“不知怎么搞的，事后被造反派知道了，把陈老总斗了一场。会上造反派念语录，陈老总也念语录，他让大家打开语录本翻到最后一页，他领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他们认为被戏弄了。说到这里，主席又笑得忍俊不禁，笑出了眼泪，主席连忙用小毛巾抹去了眼角边流下的一滴泪水。”说完笑闻，我问主席，是真的吗？主席说：“不晓得，他倒是这样的性格，他说得对呀，陈毅是个好同志。”主席笑着陷入回忆，稍停后又说：“陈毅同志确实是个好人呀！他就是那个坦诚、爽快的性格。”（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在北京的美国人李敦白也听说了这件事。他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听到过一个传言。当时流行打语录仗，陈毅挨斗时，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271页，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实际上，《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当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事，现在大家认为只是一个传言而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可见，陈毅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流传广泛。
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存在吗？
既然是陈毅在批斗会上做检查时发生的故事，那就从批斗陈毅大会和陈毅做检查的史实中开始寻找与考证。
文革开始后，陈毅就受到批判和冲击。1966年6月6日—18日，外交部贴出大字报一万八千多张，加上部属单位的，有五万多张，許多是对准陈毅的。陈毅在1967年11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外交部里的造反派给他本人贴了几十万张大字报。
1966年12月1日，北京街头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国务院其它部门领导和陈毅的遭遇一样，被造反派围攻，不能正常工作。周恩来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
1967年1月9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外事革命造反联络站总站代表时，有人问：“毛主席有个批示：陈毅同志对党赤胆忠心，胸怀坦白，不必怀疑。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批示，但这不意味着毛主席对陈毅同志不信任。”（《革命参考文献·中央负责同志重要讲话（1967年1月）》第45页，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陈毅是个好同志”故事的某些端倪。
为了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批斗的局面，争取早日检查早日过关，周恩来找陈毅，希望陈带头检查。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外事系统群众作检查，时间18分钟。周恩来、陈伯达讲话，表示欢迎陈毅的检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初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全文刊登了周、陈的讲话和陈毅的检查。这是陈毅在文革群众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其间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
2月12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有人向陈毅请示造反派是否可以参加接见外宾、是否可以见报等问题。陈毅“大为恼火，大发脾气，牢骚满腹，当着外事口许多当权派的面，对革命造反派横加指责。他说：‘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报，我坚决不同意。’‘今天下午会谈，除我批准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我说话时，任何人不得插嘴。造反派要出场、插嘴，两个人的……谁的为准，一个国家，两个代表，算什么？对国家有什么好处？’‘现在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承认我全错，我革命四十几年了，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我不会像×××那样自杀，自杀是可鄙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团结我呢！你们就不团结我？！’‘前几天，我到了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再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晚上怎么样。你们要接班，好嘛！现在不能交给你们，过七、八年考验考验再说。’”（《陈毅在机场亮的是什么相？》《动态报》第55期（1967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动态组）陈毅的这一番话，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几天后，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和一些老帅、副总理一起发牢骚，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被毛泽东称为“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随后，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检查，这已经不是“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发生的场景了。
1967年8月，外交系统掀起了一个批判陈毅的高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载：这一个月，“一共开了8次批判陈毅的大、中、小会。第一次是8月7日下午。王力讲话后又开了两次，分别是8月9日和26日。地点在反帝路30号小礼堂。周恩来总理对批陈小会抓得很紧，什么时间开，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的安排都事先经他审定批准。”这样组织严密的会议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故事的。
这期间，还有两次批陈大会——
1967年8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讲话。《文革风云》（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办）1967年第13期为“批斗陈毅大会专辑”，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刊登了周恩来的讲话、6位发言人的檄文，大会的通令和三点建议，还刊登了会场照片以及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8月27日，北外红旗战斗队等外事系统造反派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彻底批斗陈毅大会”。北外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编印的《北外红旗》第5期上刊登了批斗会的消息和部分大会发言文章及会场图片。
从现有资料看，这两次大会以及几次小型批判会都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
这就奇了怪了，没有源头的故事，竟能传遍全国，还传到毛泽东那里。
这一故事是如何传播的呢？我时时留意有关这一故事的蛛丝马迹。
2011年夏，我从上海一书贩那里买到一堆文革小报，闲时翻阅。在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与首都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编印的《文革通讯》第27期（1967年2月7日出版）上遇到了一篇《“陈毅是好同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元月中旬，某院校要开斗陈毅大会，大会主席台放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军帽，一顶是高帽。学生让陈老总挑选一顶。陈老总选军帽，学生们不让，给他戴上高帽子。陈毅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要大家跟他学习。他高声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大吃一惊，质问陈毅不念毛主席语录念这干什么？陈老总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不信你们可以问总理。”同学们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说：“毛主席确实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同学们听后才罢休，并将高帽子从陈老总头上取下来。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1月，至少在2月已经在各地区流传。
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以及起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热爱陈毅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理由之一：如果确有其事，早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涂了，可我收藏的上万种红卫兵造反派资料中没有批判这件事的。理由之二，如果确有其事，文革后出版的作品一定会有记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陈毅传》，是权威的陈毅传记作品，其中没有记述这件事情。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是部严肃的反映外交部文革历史的著作，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最近，陈毅的儿子、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风云人物陈小鲁的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顾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也没有说到这件事情。可见，这个“段子”是编造的而不是事实。
文革中有一句话：“造谣可耻，信谣可悲，传谣有罪，辟谣有功。”
陳毅的这个“谣”，当时没有人辟，至今也没有。如此“段子”流传全国，可见民心所向。
当然，这个“段子”的产生及流传，一定还有一些幕后故事，希望知情人站出来，摆一下龙门阵。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段子”出现之前的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曾介绍陈毅说：他“是多年来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在这个“段子”流传数年之后的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孜孜不倦》背后的故事
1971年7月，江青为林彪拍过一副名为《仔仔不倦》的照片。这幅照片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署名“峻岭”。此前一天，即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一个多月后，林彪叛逃。江青尴尬吗？
关于《仔仔不倦》这张照片，刘庆棠回忆说：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账，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口述：刘庆棠。作者：陈徒手。载《中外文摘》2013年06期）
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我打电话叫姚文元（当时负责宣传思想工作）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姚文元虽然对摄影艺术一窍不通，但为了讨好林彪和江青，还是吹捧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林彪的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我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林彪和叶群折戟沉沙以后，江青对给林彪照相，并对林彪进行宣传的事，就只字不提了。
江青是按毛主席的要求照的照片，照照片是毛的政治策略或者说“阳谋”的一部分，江青根本不用回避这件事。如前述刘庆棠的回忆，江青在林彪事件之后，也几次提到照相这件事。
★毛泽东出的一个谜语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毛泽东走到空军司令员马宁面前时，马宁敬礼，报告说“我叫马宁”。毛泽东笑着说：“你姓马，我出个谜语给你猜，打个字吧。这个字谜是：一个大来一个小，一个跑来一个跳，一个吃血吃肉，一个吃草。”马宁根本没想到毛主席会在这样的场合给他出谜语，他老实回答说：“我猜不出来。”毛泽东笑了笑，并没有说破谜底，又和别人握手去了。
几十年后，马宁说：“我始终没有搞清毛主席让我猜这个谜的真实用意。”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场所出这样一个谜语，是为了活跃气氛？或是为了旁敲侧击某人？或者他是脱口而出而毫无它意？当然，笔者感兴趣的还有，这个谜是毛泽东创作的呢？还是他看书看来的？
毛泽东说的这个谜语的谜底是，“骚”。
★毛泽东晚年阅读的“大字本”
毛泽东晚年，眼不好使，又离不开书，就在1972年底至1975年10月间亲自指定一些诗文，让人给他印“大字本”。上海的朱永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从上面受领任务，布置专家学者注释，精心印十几份最多几十份，送到中南海里，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阅读。
朱永嘉口述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朱绍军整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2月出版），讲了当年他负责给毛泽东印大字本的经过和他后来的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阅读那些诗文？那些诗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何关系？毛泽东阅读时的心态是什么？毛泽东对这些诗文有何评价？朱永嘉一一道来，钩稽故实，别开生面，让我们看到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思考与处置。
专供毛泽东阅读的“大字本”里面都有哪些诗文？哪里可以找到？1993年5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下册，收录了毛泽东阅读的“大字本”的全部80多篇诗文，注释也是当年的，原汁原味。有一年我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部（那里是林彪当年的住处毛家湾），买到此书，认真看了一遍。最近又对照朱永嘉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知道毛泽东阅读那些诗文的时代背景，读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文革期间北京上海等地还出版了线装大字本的中外名著，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用诗词化解尴尬
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毕竟是脸上无光的事，毛泽东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10月8日，毛泽东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化解危机跟尴尬。笑谈诗词说林贼，是方式之一。
杜甫《咏怀古迹》有诗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黃昏。林彪叛逃后，毛泽东随口改写杜诗表达自己的心情：“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明代诗人李攀龙的《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毛顺口将“侍臣”改为“叛徒”，并且说：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毛泽东只是改写一、二字，使旧诗焕发新意。这功夫的基础是，脑子里内存千万首诗词，可以顺手拈来。
九一三事件后，乔冠华改编了唐朝诗人卢纶的《出塞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流传一时。
叶剑英元帅写下了《斥林彪》：“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老资格革命家董必武的《偶成》，是批林的：“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后来他又写了《观坠机中尸影》五首：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劉。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当时，革命家、学界名流写了许多批判林彪的诗词，有的是真恨，有的是表态，有的是手痒炫技，以风雅姿态作革命批判。政治与诗词一携手，政治就比较生动了。如果谁讲这些诗词专题编个集子，可能比较好玩。
★毛泽东想回延安
毛泽东在延安13年。这13年，是毛泽东由凡转圣的13年，是毛泽东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可是，毛泽东1947年3月21日从陕北吴堡川口村东渡黄河离开延安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有人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太忙了，没有时间回延安。此说不通。毛泽东的时间，毛泽东是可以掌控的。他去杭州40多次，回井冈山2次，回韶山2次，回一次延安抽不出时间吗？显然不是。
有人说，毛泽东离开陕北渡过黄河时求一道士指点迷津，道士说：过了黄河，就不要走回头路，一回头就失败。此说无有证据，不可考，不可信。
1961年10月20日，毛泽东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模范杨步浩，杨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1964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延安地区负责人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时说：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是不好的，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应该回延安看看，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啊！（《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有人说，毛泽东不回延安，是因为他打倒了在陕北具有崇高威信的高岗、彭德怀、习仲勋，担心陕北人民不高兴。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历来充满政治自信，他认为他做得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打倒某个人，根本不能成为妨碍他回延安的理由。当时，任何人的威信也高不过毛泽东。更何况，毛泽东若回延安，即使有一些不满者，他们也是接触不到毛泽东的。
我们找不到毛泽东不回延安的理由。可是，毛泽东就是没有回延安。
历史为我们留下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毛泽东曾说：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我有怨言，没能到过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有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1960年12月26日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看来，毛泽东也听到了一些怨言，毕竟共和国的省市自治区，他有近半数没有去过。
★毛泽东为《共产党宣言》
书写“续篇”
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不下一百遍。他1920年始读这本书，从此确立了信仰和世界观。这本书开宗明义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毛终生服膺。毛泽东说：“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与行为的关键词。
毛泽东在七大时说：《共产党宣言》“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毛泽东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晚年又印成大字本来读。他不仅数次推荐中共领导干部读，还推荐给束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读。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不到一万五千字，是学者头脑与战士精神的完美结合，可以称之为政治美文。它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开篇，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痛快淋漓！
1965年，毛泽东想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篇序，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序言没能写出来。可惜得很。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文集》等毛泽东著作的扉页上就印着这句话。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印在毛泽东著作的最前面，我猜想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熟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印象太深了。他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起点，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句式，发表了许多言论。且看——
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63年8月8日《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月12日《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月27日《就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的谈话》）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1964年11月28日《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64年11月28日《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1966年10月25日《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1968年4月16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人民日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零声明”）
……毛泽东的这些话语，简直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续篇。毛泽东围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写的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宣言》情怀，看到了毛泽东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情怀。
★“廿八划生”的三个二十八
五千年前，舜帝南巡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听“韶乐”，引来凤凰起舞。后人把这座山叫韶山。1893年12月26日，韶山环抱的小山村韶山冲，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出一位带着巨大使命的人——毛泽东——世界从他开始。毛泽东百年之后，他的崇拜者把12月26日叫做“毛诞节”。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
毛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小名“石三伢子”。在芙蓉国里，他正朝着一个无法想象的方向长大。
1915年9月的一天，长沙一些学校里同时出现一份“征友启事”：“二十八划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划生。”
笔者收集到一本旧刊物，名《上海园林批判》第一集（上海工总司园林系统联络总站、园林处机关联合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9月编印），上面刊登“毛泽东论园林”，是毛主席语录中不常见的语录。抄录如下：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化起来，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种树要种好，要有一定的规格，不是种了就算了，株行距、各种树种搭配要合适，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到那时，坐飞机看地面，要整个像海洋一样，到处绿油油。”
1964年7月毛对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玩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的人，才有闲功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用，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这最后一段语录，我猜和毛泽东的饥饿记忆有关。他对中国人的饥饿保持清晰清醒的记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1919年7月）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说：“粮食是救命菩萨。”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讯》中说：“须知我国是一个由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你连肚子都填不满，还用好地养花，每一个农民都不会同意，放在上海弄堂里，上海阿姨也不同意。毛尖在她的《一寸灰》后记中说：“就像我妈，她把楼下的空地变成了菜园，因为她打心里觉得蔬菜比花好看。‘能吃’，就是她首要的美学。……不能吃没力量。”
我是先看到汪东兴转述的毛泽东的话，后来看到毛尖转述她妈的话。一看到毛尖的话，就想起毛泽东的话。一位最高领导人跟一位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形象就就自动重叠在了一起。
★毛泽东为什么
总不愿意呆在北京？
毛泽东入驻北京之后，总是喜欢到各地巡视，不那么喜欢呆在京城。他为什么不喜欢呆在都城里呢？
1953年2月19日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舒畅，能自由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1955年11月24日给周世钊的信说：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的尤金谈话时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他说，他想到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说：“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英雄聚集一处，坏处是不出知识。要出知识就要地方来人。……地方上来人一吹就出知识。住在北京的人一年要下去半年。北京有理論，有原则，但缺乏实际;地方上有实际，但缺乏全面情况的了解。这两配合起来就好了。”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村部长跑农村。
1957年4月，毛泽东在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中说：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中共中央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北京不产生任何东西。我所说的北京，不是指的北京地方，而是指中央这一层。我这个脑筋不产生任何东西，没有原料。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期间谈话说：“报社的人应该常到下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进经验。
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与苏联的尤金谈话时说：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我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活了半个，一回到北京就成了死人。
1956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毛泽东的以上话语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不喜欢呆在北京，基本上是不喜欢北京那种的程式化、官僚化生活。毛泽东喜欢到北京之外的地方，是喜欢那里相对比较“自由”的政治空气，喜欢那里与实际比较接近。
1969年，长期在军队工作的李德生调到中央工作，毛泽东与他谈话时建议说：要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喜欢呆在北京，与他保持一生的底层心理一致，与他喜欢沉下去调查研究有关，同时也与某些历史观点或者说历史观念有些暗合。比如，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善在黎民”，提倡到民间去访求，从而形成政治文化中“尚野”的一脉传统。袁宏道说，“当今无文字，闾巷有真诗”，也是把目光投向民间。毛泽东身上有“尚野的传统”，这一点十分可贵。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与“文革”
——毛泽东批评造反运动中
乱用《报告》
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发生在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他站在底层立场，推祟农民运动“好得很”，批驳“糟得很”的论调。特别是对农民批斗土豪劣绅的种种办法，妙笔描写，生动无比。这篇近乎报告文学的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影响甚大。它的影响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打人、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等种种“武斗”手段，其招法与《报告》中的描写有“神似”之处。所以，有的论者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红卫兵、造反派施暴的源头。
毫无疑问，文革初期《报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文革中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总政编印），节选了《报告》的三段话。
比如，《报告》中说的“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被“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中引用，成为造反文献中的常用词汇，还经常在各种批斗会上“情景再现”。
比如，《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红卫兵背诵传颂，还被劫夫写成“语录歌”传唱。其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还被写进了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
再比如，《报告》中有“戴高帽子游乡”一节。戴高帽子、游街为红卫兵所仿效，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景”。“走资派”“反动权威”大都被戴过高帽子。
1966年8月底至9月初，是北京红卫兵施暴的高潮阶段。9月4日，“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发表社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中说：“一些红卫兵虽然动手打了人，但所打的大都是坏人，是牛鬼蛇神。这不是专横跋扈，更不是草菅人命，这是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正是如此！”（《红卫兵报》第2期（1966年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
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斗做法、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典语录，成为“时尚”。
对此，毛泽东如何看？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武斗，毛泽东1966年8月7日明确要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写入8月8日公布的《十六条》）。他对乱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多次严厉批评——
《傅崇碧回忆录》说，一天，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批斗老干部比以前更厉害了，还要老干部坐喷气式。”毛泽东问：“什么是喷气式？”傅作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样子。毛泽东说：“这样做不好。……过去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戴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张震回忆录》说，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会见军委碰頭会扩大会议人员时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还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对这些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说：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9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体罚，我最反对。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东方红通讯》第72期（1967年10月20日），杭州大学东方红通讯组主办）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你看解放军犯了错误不搞禁闭，你们这些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捉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也不去打，也不捉俘虏，又不坐‘飞机’。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但我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武斗“败坏”了毛泽东的“文革”的名声，也将红卫兵造反运动引向绝路。武斗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要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再批评武斗。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并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值得认真反思……
★“陈毅是个好同志”考证
1970年代初，我还是少年。在偏僻的中原乡村，第一次听到陈毅的这则故事：
在批斗陈毅的大会上，陈毅被迫做检查。那时流行开批斗会，批斗会一开始必须先学习毛主席语录。被批斗者作自我批判、自我检查时，也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自己。只见陈毅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说道：在我做检查之前，大家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请大家翻到271页。会场上一片翻动《毛主席语录》的声音，然后是忽然的安静——原来“语录本”只有270页。这时，只听陈毅高声朗诵道：毛主席最新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哄然，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当时无人深究，只觉得好玩。听了这个故事，我连忙找出《毛主席语录》本。这个总政编写、林彪作序、1966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全国最通用的“红宝书”版本，只有270页。
长大后，我与天南海北的人接触，发现许多人都知道陈毅的这个故事，只是有些细节不同罢了。比如有的还有一个结尾：造反派问周恩来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吗？周恩来回答：“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
我在阅读中发现，毛泽东也听说了陈毅的这个故事。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说：1969年她对毛主席说：“大家都说陈毅同志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听说他在一次接待外宾时，外国人问陈老总，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陈老总说，我经常挨批挨斗呗！我出来接待外宾还得向他们（造反派）请假，这些娃娃们，我当时做了个假检讨，就把他们给骗了。”“不知怎么搞的，事后被造反派知道了，把陈老总斗了一场。会上造反派念语录，陈老总也念语录，他让大家打开语录本翻到最后一页，他领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他们认为被戏弄了。说到这里，主席又笑得忍俊不禁，笑出了眼泪，主席连忙用小毛巾抹去了眼角边流下的一滴泪水。”说完笑闻，我问主席，是真的吗？主席说：“不晓得，他倒是这样的性格，他说得对呀，陈毅是个好同志。”主席笑着陷入回忆，稍停后又说：“陈毅同志确实是个好人呀！他就是那个坦诚、爽快的性格。”（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在北京的美国人李敦白也听说了这件事。他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听到过一个传言。当时流行打语录仗，陈毅挨斗时，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271页，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实际上，《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当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事，现在大家认为只是一个传言而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可见，陈毅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流传广泛。
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存在吗？
既然是陈毅在批斗会上做检查时发生的故事，那就从批斗陈毅大会和陈毅做检查的史实中开始寻找与考证。
文革开始后，陈毅就受到批判和冲击。1966年6月6日—18日，外交部贴出大字报一万八千多张，加上部属单位的，有五万多张，許多是对准陈毅的。陈毅在1967年11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外交部里的造反派给他本人贴了几十万张大字报。
1966年12月1日，北京街头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国务院其它部门领导和陈毅的遭遇一样，被造反派围攻，不能正常工作。周恩来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
1967年1月9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外事革命造反联络站总站代表时，有人问：“毛主席有个批示：陈毅同志对党赤胆忠心，胸怀坦白，不必怀疑。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批示，但这不意味着毛主席对陈毅同志不信任。”（《革命参考文献·中央负责同志重要讲话（1967年1月）》第45页，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陈毅是个好同志”故事的某些端倪。
为了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批斗的局面，争取早日检查早日过关，周恩来找陈毅，希望陈带头检查。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外事系统群众作检查，时间18分钟。周恩来、陈伯达讲话，表示欢迎陈毅的检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初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全文刊登了周、陈的讲话和陈毅的检查。这是陈毅在文革群众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其间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
2月12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有人向陈毅请示造反派是否可以参加接见外宾、是否可以见报等问题。陈毅“大为恼火，大发脾气，牢骚满腹，当着外事口许多当权派的面，对革命造反派横加指责。他说：‘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报，我坚决不同意。’‘今天下午会谈，除我批准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我说话时，任何人不得插嘴。造反派要出场、插嘴，两个人的……谁的为准，一个国家，两个代表，算什么？对国家有什么好处？’‘现在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承认我全错，我革命四十几年了，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我不会像×××那样自杀，自杀是可鄙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团结我呢！你们就不团结我？！’‘前几天，我到了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再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晚上怎么样。你们要接班，好嘛！现在不能交给你们，过七、八年考验考验再说。’”（《陈毅在机场亮的是什么相？》《动态报》第55期（1967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动态组）陈毅的这一番话，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几天后，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和一些老帅、副总理一起发牢骚，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被毛泽东称为“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随后，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检查，这已经不是“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发生的场景了。
1967年8月，外交系统掀起了一个批判陈毅的高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载：这一个月，“一共开了8次批判陈毅的大、中、小会。第一次是8月7日下午。王力讲话后又开了两次，分别是8月9日和26日。地点在反帝路30号小礼堂。周恩来总理对批陈小会抓得很紧，什么时间开，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的安排都事先经他审定批准。”这样组织严密的会议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故事的。
这期间，还有两次批陈大会——
1967年8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讲话。《文革风云》（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办）1967年第13期为“批斗陈毅大会专辑”，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刊登了周恩来的讲话、6位发言人的檄文，大会的通令和三点建议，还刊登了会场照片以及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8月27日，北外红旗战斗队等外事系统造反派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彻底批斗陈毅大会”。北外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编印的《北外红旗》第5期上刊登了批斗会的消息和部分大会发言文章及会场图片。
从现有资料看，这两次大会以及几次小型批判会都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
这就奇了怪了，没有源头的故事，竟能传遍全国，还传到毛泽东那里。
这一故事是如何传播的呢？我时时留意有关这一故事的蛛丝马迹。
2011年夏，我从上海一书贩那里买到一堆文革小报，闲时翻阅。在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与首都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编印的《文革通讯》第27期（1967年2月7日出版）上遇到了一篇《“陈毅是好同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元月中旬，某院校要开斗陈毅大会，大会主席台放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军帽，一顶是高帽。学生让陈老总挑选一顶。陈老总选军帽，学生们不让，给他戴上高帽子。陈毅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要大家跟他学习。他高声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大吃一惊，质问陈毅不念毛主席语录念这干什么？陈老总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不信你们可以问总理。”同学们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说：“毛主席确实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同学们听后才罢休，并将高帽子从陈老总头上取下来。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1月，至少在2月已经在各地区流传。
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以及起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热爱陈毅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理由之一：如果确有其事，早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涂了，可我收藏的上万种红卫兵造反派资料中没有批判这件事的。理由之二，如果确有其事，文革后出版的作品一定会有记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陈毅传》，是权威的陈毅传记作品，其中没有记述这件事情。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是部严肃的反映外交部文革历史的著作，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最近，陈毅的儿子、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风云人物陈小鲁的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顾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也没有说到这件事情。可见，这个“段子”是编造的而不是事实。
文革中有一句话：“造谣可耻，信谣可悲，传谣有罪，辟谣有功。”
陳毅的这个“谣”，当时没有人辟，至今也没有。如此“段子”流传全国，可见民心所向。
当然，这个“段子”的产生及流传，一定还有一些幕后故事，希望知情人站出来，摆一下龙门阵。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段子”出现之前的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曾介绍陈毅说：他“是多年来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在这个“段子”流传数年之后的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孜孜不倦》背后的故事
1971年7月，江青为林彪拍过一副名为《仔仔不倦》的照片。这幅照片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署名“峻岭”。此前一天，即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一个多月后，林彪叛逃。江青尴尬吗？
关于《仔仔不倦》这张照片，刘庆棠回忆说：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账，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口述：刘庆棠。作者：陈徒手。载《中外文摘》2013年06期）
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我打电话叫姚文元（当时负责宣传思想工作）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姚文元虽然对摄影艺术一窍不通，但为了讨好林彪和江青，还是吹捧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林彪的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我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林彪和叶群折戟沉沙以后，江青对给林彪照相，并对林彪进行宣传的事，就只字不提了。
江青是按毛主席的要求照的照片，照照片是毛的政治策略或者说“阳谋”的一部分，江青根本不用回避这件事。如前述刘庆棠的回忆，江青在林彪事件之后，也几次提到照相这件事。
★毛泽东出的一个谜语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毛泽东走到空军司令员马宁面前时，马宁敬礼，报告说“我叫马宁”。毛泽东笑着说：“你姓马，我出个谜语给你猜，打个字吧。这个字谜是：一个大来一个小，一个跑来一个跳，一个吃血吃肉，一个吃草。”马宁根本没想到毛主席会在这样的场合给他出谜语，他老实回答说：“我猜不出来。”毛泽东笑了笑，并没有说破谜底，又和别人握手去了。
几十年后，马宁说：“我始终没有搞清毛主席让我猜这个谜的真实用意。”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场所出这样一个谜语，是为了活跃气氛？或是为了旁敲侧击某人？或者他是脱口而出而毫无它意？当然，笔者感兴趣的还有，这个谜是毛泽东创作的呢？还是他看书看来的？
毛泽东说的这个谜语的谜底是，“骚”。
★毛泽东晚年阅读的“大字本”
毛泽东晚年，眼不好使，又离不开书，就在1972年底至1975年10月间亲自指定一些诗文，让人给他印“大字本”。上海的朱永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从上面受领任务，布置专家学者注释，精心印十几份最多几十份，送到中南海里，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阅读。
朱永嘉口述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朱绍军整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2月出版），讲了当年他负责给毛泽东印大字本的经过和他后来的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阅读那些诗文？那些诗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何关系？毛泽东阅读时的心态是什么？毛泽东对这些诗文有何评价？朱永嘉一一道来，钩稽故实，别开生面，让我们看到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思考与处置。
专供毛泽东阅读的“大字本”里面都有哪些诗文？哪里可以找到？1993年5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下册，收录了毛泽东阅读的“大字本”的全部80多篇诗文，注释也是当年的，原汁原味。有一年我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部（那里是林彪当年的住处毛家湾），买到此书，认真看了一遍。最近又对照朱永嘉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知道毛泽东阅读那些诗文的时代背景，读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文革期间北京上海等地还出版了线装大字本的中外名著，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用诗词化解尴尬
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毕竟是脸上无光的事，毛泽东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10月8日，毛泽东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化解危机跟尴尬。笑谈诗词说林贼，是方式之一。
杜甫《咏怀古迹》有诗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黃昏。林彪叛逃后，毛泽东随口改写杜诗表达自己的心情：“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明代诗人李攀龙的《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毛顺口将“侍臣”改为“叛徒”，并且说：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毛泽东只是改写一、二字，使旧诗焕发新意。这功夫的基础是，脑子里内存千万首诗词，可以顺手拈来。
九一三事件后，乔冠华改编了唐朝诗人卢纶的《出塞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流传一时。
叶剑英元帅写下了《斥林彪》：“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老资格革命家董必武的《偶成》，是批林的：“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后来他又写了《观坠机中尸影》五首：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劉。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当时，革命家、学界名流写了许多批判林彪的诗词，有的是真恨，有的是表态，有的是手痒炫技，以风雅姿态作革命批判。政治与诗词一携手，政治就比较生动了。如果谁讲这些诗词专题编个集子，可能比较好玩。
★毛泽东想回延安
毛泽东在延安13年。这13年，是毛泽东由凡转圣的13年，是毛泽东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可是，毛泽东1947年3月21日从陕北吴堡川口村东渡黄河离开延安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有人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太忙了，没有时间回延安。此说不通。毛泽东的时间，毛泽东是可以掌控的。他去杭州40多次，回井冈山2次，回韶山2次，回一次延安抽不出时间吗？显然不是。
有人说，毛泽东离开陕北渡过黄河时求一道士指点迷津，道士说：过了黄河，就不要走回头路，一回头就失败。此说无有证据，不可考，不可信。
1961年10月20日，毛泽东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模范杨步浩，杨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1964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延安地区负责人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时说：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是不好的，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应该回延安看看，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啊！（《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有人说，毛泽东不回延安，是因为他打倒了在陕北具有崇高威信的高岗、彭德怀、习仲勋，担心陕北人民不高兴。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历来充满政治自信，他认为他做得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打倒某个人，根本不能成为妨碍他回延安的理由。当时，任何人的威信也高不过毛泽东。更何况，毛泽东若回延安，即使有一些不满者，他们也是接触不到毛泽东的。
我们找不到毛泽东不回延安的理由。可是，毛泽东就是没有回延安。
历史为我们留下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毛泽东曾说：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我有怨言，没能到过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有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1960年12月26日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看来，毛泽东也听到了一些怨言，毕竟共和国的省市自治区，他有近半数没有去过。
★毛泽东为《共产党宣言》
书写“续篇”
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不下一百遍。他1920年始读这本书，从此确立了信仰和世界观。这本书开宗明义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毛终生服膺。毛泽东说：“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与行为的关键词。
毛泽东在七大时说：《共产党宣言》“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毛泽东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晚年又印成大字本来读。他不仅数次推荐中共领导干部读，还推荐给束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读。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不到一万五千字，是学者头脑与战士精神的完美结合，可以称之为政治美文。它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开篇，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痛快淋漓！
1965年，毛泽东想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篇序，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序言没能写出来。可惜得很。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文集》等毛泽东著作的扉页上就印着这句话。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印在毛泽东著作的最前面，我猜想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熟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印象太深了。他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起点，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句式，发表了许多言论。且看——
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63年8月8日《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月12日《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月27日《就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的谈话》）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1964年11月28日《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64年11月28日《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1966年10月25日《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1968年4月16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人民日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零声明”）
……毛泽东的这些话语，简直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续篇。毛泽东围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写的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宣言》情怀，看到了毛泽东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情怀。
★“廿八划生”的三个二十八
五千年前，舜帝南巡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听“韶乐”，引来凤凰起舞。后人把这座山叫韶山。1893年12月26日，韶山环抱的小山村韶山冲，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出一位带着巨大使命的人——毛泽东——世界从他开始。毛泽东百年之后，他的崇拜者把12月26日叫做“毛诞节”。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
毛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小名“石三伢子”。在芙蓉国里，他正朝着一个无法想象的方向长大。
1915年9月的一天，长沙一些学校里同时出现一份“征友启事”：“二十八划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