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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哈贝马斯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断言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
关键词：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哈贝马斯把人类社会形态区分为四种：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是指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二战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指早期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他“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
一、经济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产出危机。产出危机的周期性反复，导致人们对合乎系统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其合理存在的地位。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经济发展加强了国家干预，但仍然存在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行为同样服从“自发的经济规律”，并“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但“由于危机倾向仍然是由价值规律，即由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决定的，所以，国家的活动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原先破坏性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却是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和财政赤字等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核心部门中，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暂时地发展了经济上的繁荣局面，并且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性质的、持续性的、带有轻微繁荣景象的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的干预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国家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只能通过调节来缓和危机。因此，经济危机趋势将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使阶级对立再次公开化。
二、政治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也有其“投入”和“产出”。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增强且直接介入经济生产过程，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出现了新情况，即主要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出现了政治系统（国家）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市场的职能出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而国家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理解为拥有合法权力的一种制度。国家的输出产生于最高行政当局的决定之中。因此，它需要的是群众对它的那种尽可能不那么特殊的诚心声音的输入。输出和输入都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危机。输出危机具有理性危机的形式：行政系统无法完成它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指导作用。于是，生活领域发生混乱。输入危机具有合法危机的形式：合法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像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而合法性危机直接是一种认同危机，反映了政府活动对私人部门活动的干预导致的某些冲突，不带有使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风险。合理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危机，是指政府不能制定出合理的决策，无法驾驭经济系统。合法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是政府的行为不能获得（输入）群众的支持，丧失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最严重的还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三、意识形态危机
社会文化危机倾向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并可能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而社会文化系统发生的危机总是产出危机，因为社会文化系统受经济、政治系统的制约，不可能安排自己的“投入”，而是依赖于其他系统的产出。它只能从经济、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这种投入的表现形式是可供购买的及集体需求的商品与劳务、各种“合法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条例以及公众和社会的安全感等。如果这些产出具有“危机”形式，那么，在社会文化系统，则成为投入失调，并且转化为丧失合法性。“投入”失调的结果使社会文化系统只能提供僵化的令人生疑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规范体系，它一方面破坏了传统资本主义合法性赖于存在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却无法提供新的文化模式来满足国家及社会劳动系统的新合法性需求，这也就引起了所谓的“动因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动因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惟一的危机形式，产生此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对文化的直接干预，是国家管理领域的扩张，把社会文化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简单地用垄断手段来掌管文化系统，使“思想”这个能源日益匮乏，文化价值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功能已经失调，人们失去了追求新生活的动力，这种危机乃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晚期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以后，不仅保障了经济成长过程的有序性，而且通过福利政策的实施，缩小不同阶级在分配和消费上的差别，满足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对娱乐和休闲的要求，使源自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得以缓解，以确保民众对制度的忠诚。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新发展而消灭危机，它不过使危机改变了形式，表现出了新的特征。综观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上述理论的矛盾，无论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还是他对所谓“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以及为消除这种危机所提出的方案，都与资本主义理论家的改良主义理论如出一辙。在现实面前，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本身也面临着危机。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李黎.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于凤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关键词：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哈贝马斯把人类社会形态区分为四种：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是指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二战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指早期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他“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
一、经济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产出危机。产出危机的周期性反复，导致人们对合乎系统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其合理存在的地位。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经济发展加强了国家干预，但仍然存在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行为同样服从“自发的经济规律”，并“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但“由于危机倾向仍然是由价值规律，即由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决定的，所以，国家的活动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原先破坏性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却是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和财政赤字等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核心部门中，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暂时地发展了经济上的繁荣局面，并且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性质的、持续性的、带有轻微繁荣景象的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的干预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国家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只能通过调节来缓和危机。因此，经济危机趋势将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使阶级对立再次公开化。
二、政治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也有其“投入”和“产出”。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增强且直接介入经济生产过程，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出现了新情况，即主要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出现了政治系统（国家）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市场的职能出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而国家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理解为拥有合法权力的一种制度。国家的输出产生于最高行政当局的决定之中。因此，它需要的是群众对它的那种尽可能不那么特殊的诚心声音的输入。输出和输入都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危机。输出危机具有理性危机的形式：行政系统无法完成它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指导作用。于是，生活领域发生混乱。输入危机具有合法危机的形式：合法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像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而合法性危机直接是一种认同危机，反映了政府活动对私人部门活动的干预导致的某些冲突，不带有使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风险。合理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危机，是指政府不能制定出合理的决策，无法驾驭经济系统。合法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是政府的行为不能获得（输入）群众的支持，丧失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最严重的还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三、意识形态危机
社会文化危机倾向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并可能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而社会文化系统发生的危机总是产出危机，因为社会文化系统受经济、政治系统的制约，不可能安排自己的“投入”，而是依赖于其他系统的产出。它只能从经济、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这种投入的表现形式是可供购买的及集体需求的商品与劳务、各种“合法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条例以及公众和社会的安全感等。如果这些产出具有“危机”形式，那么，在社会文化系统，则成为投入失调，并且转化为丧失合法性。“投入”失调的结果使社会文化系统只能提供僵化的令人生疑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规范体系，它一方面破坏了传统资本主义合法性赖于存在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却无法提供新的文化模式来满足国家及社会劳动系统的新合法性需求，这也就引起了所谓的“动因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动因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惟一的危机形式，产生此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对文化的直接干预，是国家管理领域的扩张，把社会文化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简单地用垄断手段来掌管文化系统，使“思想”这个能源日益匮乏，文化价值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功能已经失调，人们失去了追求新生活的动力，这种危机乃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晚期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以后，不仅保障了经济成长过程的有序性，而且通过福利政策的实施，缩小不同阶级在分配和消费上的差别，满足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对娱乐和休闲的要求，使源自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得以缓解，以确保民众对制度的忠诚。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新发展而消灭危机，它不过使危机改变了形式，表现出了新的特征。综观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上述理论的矛盾，无论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还是他对所谓“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以及为消除这种危机所提出的方案，都与资本主义理论家的改良主义理论如出一辙。在现实面前，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本身也面临着危机。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李黎.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于凤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