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反对文言，力主白话，无如鲁迅坚定者。其散文名篇《二十四孝图》的开篇即言：“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一贯主张“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鲁迅这回竟出以恶语，对反对白话者咒天诅地，其决绝态度可见。
　　然与胡适对白话身体力行不同，鲁迅自己写文章，每逢要表达比较深刻的思想和比较深沉的感情的时候，必借助文言的语汇和句法，这恐怕不是“积习”二字可以解释得了的。1927年9月，鲁迅为自己校订的《唐宋传奇集》写《序例》，文末照例交代写作的时间与地点：“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曾被解释成“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使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而鲁迅面对黑暗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云云；哈哈，其实，“璧月”者，许广平也；“饕蚊”者，“情敌”高长虹也。十六字文言把“抱得美人归”的志得意满，表达得含蓄蕴藉，不露痕迹，可谓尽得风流！若出以白话，则恐难免浮薄轻佻，既授人以柄，复伤己尊严，素爱惜羽毛的鲁迅当然不可能做此“折本”的买卖。更典型的例子也许是三十年代京、海派之争中，以“栾廷石”的笔名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这段文字要言不烦，于京、海派各加针砭，有理、有力、有度；然又能如老吏断狱，着着掐肤见血，几深刻到让人难以腾挪，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思想洞见；然若非借助文言的语汇和句法，还会有如此一语解纷，一言息讼的表达效果么？
　　我意，五四先贤掊击文言不遗余力，或并非因为文言不好，而只是因为文言太难，有碍教育的普及，且难以之进行社会的动员故。同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先驱的刘半农晚年的一段话或可为证：“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现在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
　　文白之争中林纾（琴南）“非读破万卷（古书），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一言，我看是包含了合理的成分的，可惜他说得过于笼统，宜乎被鲁迅等人揪住辫子。鲁迅对林纾的驳论做得诚然漂亮，但他自己的文章白纸黑字具在，是抵赖不去的。白话文主张者的一大误区是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新旧之分遂尔有死与活、进步与落后竟至革命与反动之别，台湾学者汪荣祖的批评我看是击中了百年来白话文的要害：“雅言（文言）为白话的根底与资源”，“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力，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白话文能否精致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
　　我是固执地主张若专就表现力而言，文言非但不输白话，反有白话所不逮处；弃绝了文言的白话必显枯竭之象。我课上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拜伦致情人某情书中有一段：
　　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钱锺书先生以浅近的文言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若纯以白话，复能有此蕴藉风流，沁人心脾的表达力否？不知鲁翁若在，将何以回应我这后生小子的固执？我想他的驳论还是可以做得“诚然漂亮”，但恐怕却无法说服我，因为如前所言，老人家自己的文章具在，白纸黑字，如何抵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