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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章定个好题目对于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其难度不在花儿创作《喜唰唰》之下。这是一篇只写明星大腕并且没什么好话的文字，形同将笔尽量变成一把铲子，努力为其中的一些人与事挖坑掘坟——当然是否能令他们满意我也不去多管。仿佛每年3月12日我们的植树，只要有坑就行，管它是挖在石头上还是水泥上，照样把树苗放下去，算是一个指标的完成。至于成活率如何，那属于另一套统计系统——仿佛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市建委对北京市房价同比上涨的统计相差了将近两倍，就是因为系统不同——虽然它们都是十分科学的。
我以前所在的县城的森林覆盖率早在2003年就已达到了142.7%。以至于许多人都问我，你们那里鸟人很多吗？我就回答他们：我们那里不但鸟人多，蝴蝶和玫瑰花也多，简直就是艺术的天地。后来他们醒悟了，说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森林覆盖率不可能超过100%，因为树上不能再种树。我就拿出我国五八年大跃进麦子亩产30万斤的例子跟他PK。最后他服了。小样儿，他怎么能知道一捆麦子上是可以长出两捆麦子的道理。
说到哪了？哦，我接着说题目。出于内容的考虑，我想叫它《大腕的葬礼》比较好，但总觉得老套，因为现在已进入《夜宴》时期了。但叫《夜宴》也有不妥，这倒不是怕冯导骂“操蛋”，而是因为虽然写的都是明星，但阵容绝没有那么豪华——仿佛中国“皇马”的鲁能与西班牙正宗皇马的区别——，至多只能算是一顿夜宵。而且我的文字也正如一顿可以糊口的卤煮火烧——我不过是把别人吃夜宵的时间用来码字，绝没有“写字中”的那么潇洒。忽然听到有《断指之声》名字不错，正和我的感觉，将手写到断指。但这只是我一个俗人的想法，现在高级些的人都在玩断指、断背。后来一打听，知道果然是两个钢琴家的华丽故事，这一个逼疯了另一个，而另一个又整死了这一个，十分厉害。但无奈我不敢用，主要是怕高晓松会给我发函。要是叫《钦差大臣》吧怕被拿去像猪肉一样注水，叫《杨德财征婚》吧又怕出门挨揍。唉，还真麻烦。最后只好实话实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及娱乐圈的现实，定为《先做明星后做人》。
明星与人
倘若说做明星与做人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两件事，显然不是事实。所以还不能说“要做明星不做人”，而说“先做明星后做人”，这样就合理多了。
在足球界，有一个著名的“要做球星先做人”的口号，是我十分崇敬的王钧先生最先提出的。如果真是按照他的提议去想去做，或许中国足球早已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当然，事实证明，要想改变中国足球现状绝不是一两句口号的问题，依我看是需要做变性手术的问题。中国女足七年后终于又夺回了亚洲冠军，小马果然是牛。但要中国成年男人足球队夺得亚洲冠军，估计只有一法，就是先行做了手术，然后再努力争取打败中国女足。
或许有人会说，你太狭隘了，我们不做手术，我们虚报年龄，我们吸毒服兴奋剂难道不行吗？！我说不行。因为虚报年龄在青少年比赛还有效果，我们可以拿亚洲冠军，但在成年不灵，因为那时你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另外，毒品兴奋剂有严格的尿样检查，两次呈阳性你就完了——虽然中国男足的一些人只在这方面才能体现出“阳”的一面。
所以，必须是“先做明星后做人”，这是一个程序。“后做明星先做人”大概是行不通的。因为凡事都是趁早的好，就像明星一般忌讳年龄——不像周迅那样明确地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明星是青春饭的食客，老了再吃便很难抢到槽子。而我们知道，做人与学习做人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精力的，偷不得懒，所以就难。
过去，一个明星可以到80岁依旧会被称为明星，比如秦怡、孙道临等大师人物，而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李宇春明年若再走红就是“超女”的悲剧，张杰若是明年再风光就是“我型我秀”的悲哀。所以时不我待，还不能先遇到学习做人的种种麻烦。不但明星自己不愿意，签约公司也不允许。想学做人？好，解约后放你做人，现在我们开始挣钱吧。
所以选择了做明星通常也就是选择了做非人。好听些说是不同于一般的人，难听些说就不是人。虽然眼下做个普通人也很艰难——比如没钱所以没学上，没学上所以没文凭，没文凭所以没工作，没工作所以没钱，没钱所以没学上，只好去做民工，吃工头与领导的剩菜，抱怨几句又被辞退，依旧没有工作。或者去偷去抢，“混同于”普通的贪官污吏。
正所谓“幸福的明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普通人各有各的不幸”。当然也有走运的普通人——他们有了这山望那山，有了碗里看锅里。有了工作想辞职，辞了职又想工作；结了婚就想离婚，离了婚又想再婚......总之得颠三倒四地折腾才够味道。
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听人说挣钱快乐，就去做了买卖。偏巧赶在点上，轻而易举地成了“款爷”。于是他觉得不快乐了，整天都不快乐。结果又开始败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先是坐吃山空，直到家徒四壁。没办法只好去做乞丐，早五晚九，风餐露宿，终于得到了“第一桶镍”。这次他快乐了，而且非常非常快乐。
有看官会说：这真“即时通讯（TM）”是贱骨头！是啊，可人有多少又不是贱骨头呢？
不过可喜的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人后来成了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明星企业家，现在已拥有了两个老婆——不是同时拥有的——与十几家厂子。
但请注意，不是谁说一句“我要做明星，从此不是人”就能做成明星了。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做明星需要一些基本的素质，比如懂得用录音录象保护自己了，懂得如何做成“关门弟子”了，懂得如何把光屁股当成时装设计了等等。做明星的学问虽不及做人的学问那么复杂繁多，但绝对是P2P的有效深入。
最新的网络语言说“我从来不随便做人，但我随便起来就不是人”。放在做明星上这只是初级准备，就是说“不是人”也需要极大的功力与才华，“随便”不得。
所谓明星，就是对一个人甘愿奉献人的本性的一种必要补偿。仿佛浮士德将灵魂出卖给墨菲司特换取世俗的快乐一样。
众“门”之门
将什么重大的事件都以“门”冠之，是美国人开的先河。从“水门”到“伊朗门”再到“虐囚门”，每件事都有十足的分量。
将什么屁事都以“门”冠之，是中国娱记开创的一个恶劣的先河。从“诚信门”到“粗口门”再到“整容门”，都像是打开了垃圾箱的一面。
凡无聊以至“无聊之极”的事情都要“门”上一下，这是最近娱乐圈的新风气。假如打开一扇“门”，有一群希区科克的恶鸟朝你飞来，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情况？可我们的这些“门”一开，只见一些苍蝇迎面扑来，只叫你后悔不迭。
但我们的要求还可以降低。既然都是垃圾，弄些“包装”是不是会好？
打开厉娜“门”，只是去年参加“超女”，今年就否认去年参加“超女”，结果“我撒谎了”。要么就是粗口骂人，要么就是被谁包养，毫无智商。
范冰冰最近的“整容门”也是十分烂俗。明星的整容本来就像寻常人的吃喝拉撒一样随便，整就整了，没整就没整。套用《武林外传》的歌词就是“别说你整过没人会在乎，别说你没整别人会糊涂”。为什么非要弄得像失贞一样严重？
但说杨臣刚“生活糜烂”，以至于到了“门”的程度，多少有些叫人诧异。不就是多找了几个女朋友吗？这在今天简直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正常。因为老鼠本来就是爱大米的，爱上猫也说不定。所以杨臣刚没有这个爱好才成问题。正正常常交友、分手，哪怕就算有些欺骗隐瞒，也是男女间的寻常事。千百年来就有“阴谋与爱情”一说。杨臣刚当然可以找两个以及以上的女朋友，就像老鼠不仅可以爱大米，还可以同时偷油一样。放眼望去，多少人不仅偷油，而且偷鸡摸狗，所以杨臣刚并不算过。
“前女友兼经纪人”说杨臣刚发了“恐吓短信”，杨臣刚就说“手机丢了”。“前女友兼经纪人”再次确认，杨臣刚就说她“为销售新书进行炒作”。
可这关唐磊什么事呢？他跳出来充当什么道学家？或许拿杨臣刚对“前女友兼经纪人”的说法也可作参考，就是唐磊要发新碟，将杨臣刚牵出来也是一招。
一代不如一代
鲁迅先生的《风波》里有一位明星级的人物叫“九斤老太”，也算是乡下的“超女”吧。因为她出生时竟有九斤分量，比较地牛，所以就取得了话语权，可以点评乡里的一切人事。东家长她要说，西家短她也要说，每每评说之后她都要加上一句结语，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一代真的不如一代吗？谁要问起我这个话题，我先会抚摩他的额头，然后会请他去看内科医生。他若坚称自己没病，我就会升格，请他去看心理医生。
我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至少我们这一代在我看来绝对比不上我们的下一代。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属于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有人将我们总结为“旧道德的掘墓人，新道德的建立者”，虽然显得既重要又庄严，但我知道其中多半都是“给面子”，是善意的安慰。仿佛我们对一个既老又丑的女人会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一个男人对杜拉斯说的。我这里可以大胆引用，因为天国里所幸没有博客，杜拉斯小姐也不会委托律师给我发函，诉我抄袭，要我“下架”。
回到我们这一代。我认为双重的“倒霉”到是真的，因为我们既为“旧”的累了身心，又没享到“新”的福分。而且最可怜的还不是为了值得的事物，比如艺术、爱情之类。反倒是被荒唐的“革命”与陈腐的“道德”踩到了生命最重要的两段。所谓“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缺德是无疑的，那时我们又是善类，活该倒霉；而所谓“道德”则是在“中华文化”统治世界的蛊惑中所乐道的浮华中，而这时我们又成了批评者。就是说又不招人待敬。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在物质上吃苦受穷之时，精神上苦闷匮乏。虽然说“经历可以增加厚度”，但若理解成精神的老茧赘皮也是可以的。而当我们在精神上可以放纵享受之时，物质上的欲望又少了许多后劲，只好将自己打扮成“澹泊志远”的样子。
其实一切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只是命运使然。所以见到当今开朗活泼自由单纯的新一代我便由衷地羡慕，以至妒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太美好了，远胜过我们这一代。
也许这就是我个人的浅薄之处吧——我们这一代还是很深奥的——，反正我绝不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浅薄。
或许有人会说：吃苦好啊，增加强度啊；倒霉好啊，增加硬度啊；抑郁好啊，增加深度啊，我觉得一点不好。如果把享受与吃苦放在一起，我一定会选择前者。或许只有天才才会选择前者。
我不仅觉得自己吃苦不好，别人吃苦也不好。由此还有延伸，看别人丑也不好，傻也不好。我希望年轻人都漂亮聪明，才华横溢。
事实上也确是这样的。不论是少年作家还是演奏家，歌手还是舞蹈者，许多东西是我们再年轻十次也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中的个别天才是可以胜任的。
比如高晓松先生。在他卸任《加油！好男儿》评委之后，便及时地对所有选手们做出了“没文化、很肤浅、很可笑”的定论，说他们 “表面装酷，自私无知”，“没有豪情，缺乏思考”，“功底不足，腹中空空”“没有多少思考和思想的能力，没有个性魅力。简单追求外表摆酷，其实内心几乎是空空的。”“可以说在智慧和思想上是没有一次触动我的，我很失望。”——好家伙，看来真是气得不行。
同时，高晓松深情而自豪地回顾了自己年轻时的辉煌，他说：“我们当时的文化层次远远超过他们。我19岁就开始创作歌曲，21岁的时候是在清华校园的大学生，已经读过了大量的书籍。村上春树啊，米兰·昆德拉等等，我看他们都没有阅读过。除此之外，唐诗宋词等什么的，也说不出多少来，缺乏国学的深厚功底和修养。”
但高晓松并没有为此拿出对韩寒的决绝态度，他很宽容地表示：“没有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相比之下，“好男儿”们的回应就明显证明了高晓松先生的判断——他们谁也没有用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唐诗宋词来反驳高晓松，只丢下了不痛不痒的两句“刻薄、狭隘”？、“老化、看法片面”，如果还有希望与救治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是“周瑜式的没有胸襟的人”了。但我们也相信，他一定是从小人书上知道周瑜的。
或许大家的眼睛结构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眼里，年轻人但有长处那就一定是令我佩服的。比如他们的电玩很酷，足球很棒，MIDI一流，我想我自己就不灵，于是他们就可以成为我的先生。
当然，我也有我的长项。“我们当时的劳动层次远远超过他们。我19岁就开始做民工，21岁的时候是在建筑工地的安全员，已经建过了大量的楼房。村上别墅啊，米兰花园等等，我看他们都没有见到过。除此之外，大厦楼盘什么的，也说不出多少来，缺乏建筑学的深厚功底和修养。”自然在这方面我又是他们的师傅了。
但终归还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不是这样，还是怎样？
我本人有一个不怎么成熟，很俗气的想法，就是我并不关心我是什么，倒更关心我的后代是什么。而且他们是不是超人我也并不在乎，只要不是猴子就行——只要不是猴子就是胜过我了。
剽窃是剽窃者的通行证
北岛有句诗可以在许多年里读下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虽然放在本文里有些大材小用，但修改一下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剽窃是剽窃者的通行证，被窃是被窃者的墓志铭。
不知为什么，从什么时候起，被什么人锻造的，我们的少年天才们均表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们不仅敢于剽窃，而且善于剽窃，并且在被发现之后还能表现出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花儿始终也没有承认自己剽窃，只说是一次失误，是由于听歌太多难免造成的失误。并且《喜唰唰》老人孩子都喜欢，这就是成功。
我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比原作者更好，更加成功？或是让“老人孩子”来做陪审团，他们就可以不被叫做剽窃，而叫“原创”了？
小时候，我所受到的教育虽然刻板僵化，明显缺乏人性化内涵——说的直一些就是缺乏人味。比如教我们要用生命去爱护与保卫国家财产等等。结果还就真有人为了国家的一根电线杆子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英雄主义有可以贬低之处，而是说用一条鲜活的生命去换一根死的木头是不是值得。当时的人的确是不“值钱”的，或者不就不是人，不是“螺丝”就是“砖瓦”，所以拿人命换木头就值。
现在不同了，前几天不还大肆讨论用生命反抗强奸值不值得吗。可见时代真是进步了，已然由木头改为贞操——或者别的了。
不过当时也还有点有益的东西。比如不偷窃，不昧别人失物等。有首歌可以佐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接下来还有很多，什么点头啊微笑啊敬礼啊再见啊等等，只为了一分钱真是没少折腾。这事要是放在今天就该是安定医院的病人游戏。当时的警察也的确可信，他也一定不会将钱装进自己腰包，而是层层上缴。这样，这宝贵的一分钱最终会回到国库里。
自然，现在说这个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别说是一分钱，就是一毛、几毛钱也未必会有人费力弯腰。不信你敢给乞丐一分钱或几分钱试试，他敢问你是不是有意侮辱他——至少他心里会这样想。
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以小见大”。比如当时的教育里就有一条，不要偷窃别人的东西。在当时，谁家要是出了小偷，那将是举家脸面无光，出来进去被指后背的事——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有钱有势的人。
一些人将抄袭、剽窃的事归咎于工业化、数字化时代，理由是工业化造成了“批量生产”，数字化则产生了“复制”的概念。都算是一个道理，但都不足。我俗，我觉得还得从人本身去找原因。
抄袭与剽窃，就像人身上的一块胎记，偏偏不是藏在腰窝腋下，而明明生在了脸上。纵使你长得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有特点，但终归还是一块花斑，不能算是美人痣。
有一个常识相信大家应该了解。俗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说的是一种敬业。最不可取的就是“干什么剽窃什么”，那是砸自己的饭碗，简直拿自己不当人。
在这点上李宇春、高晓松就比较好。李宇春是唱歌的，所以抄抄别人的球评并无所谓，而且还有自己的助理身上好推；高晓松是诗人，所以“借鉴借鉴”别人的音乐也是好的，而且还有“哥们”身上好推。但你郭敬明就是靠写字为生的，你花儿就是靠音乐为生的。你们现在剽窃的是你们的本行，这不就等于自杀？
法院也判了，钱也赔了，但就是等不到郭敬明的道歉。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不妨改成《梦里剽窃知多少》，虽然意境差些，但终归切合实际。仿佛当年著名作家兼新锐“红学”家的刘心武先生有次梦得佳句“江湖夜雨十年灯”，醒来大喜，发表出来，到处说自己真乃天才也！后来有好事又有点学问的人指出，说诗真是好诗，可惜是黄庭坚写的，将刘心武先生弄了个花脸。
花儿或许也有这样的原因。听得多了，难免就要做梦，梦里难免就要犯错，所以郭敬明也不妨来上这么一手。只是建议《萌芽》杂志社再向郭敬明约稿时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他或许会做梦，或许他的梦里总有大作，现在他和庄羽的梦做在了一起，说不定明天还会和庄周做到一起，那可就美得一塌糊涂，更不可收拾了。
曾有个著名作曲家兼诗人觉得《圣母颂》不错，就把它“借鉴”到了自己名下，而把舒伯特划到了“编曲”的位置。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半疯啊。人家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把编曲也写上你的名字呢？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全疯啊。
有了身体你就裸
以卫慧、流氓燕等为代表的老一代BOBO主义“身体写作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以想象，身体皱纹的增加已经障碍了她们的写作水平。但不知现在她们是在修整皱纹还是继续执著地创作更接近皮下组织的作品。
不过有些事她们是值得欣慰——或者妒忌——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的“身体写作者”早已继承了她们的衣钵。当木子美们纷纷穿起衣服时，有“中国卡夫卡”美誉的黛秦便又开始脱了。她一边称自己要“在有生之年写一些纯粹的文字”，一边已经“在有生之年亮一些纯粹的肉体”了。
黛秦不仅发了《中国卡夫卡——性感与残酷》的漂亮帖子，还对自己以为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小说《烟花》进行分段了自评，同时配合着“内衣秀”、“露臀装”等宣传攻势。
我不知道许多年轻朋友见到“烟花”字眼会作何想象。或许就像陈坤唱的《烟花火》？但我不。一见到它我就眼直心跳，并且嘴巴也张开了，口水也下来了。也许黛秦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恭喜她达到了。
意料之中的还有网友间的论战。主题有两个：一是黛秦凭啥成为中国的卡夫卡？二是“光屁股”究竟是冲动，还是宣传炒作？
网友们也是执拗，不论好坏你看作品不就行了？你管人家是不是卡夫卡或者光不光屁股呢？就像钱锺书先生讲的：鸡蛋好吃，你管下蛋的那只鸡作甚？
所幸黛秦说她“与卡夫卡之间竟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的确是个利好消息。原以为我们永远无法亲近的大师竟然离我们如此之近！我这辈子是得了什么福啊！虽然只是翻版，还是异性，但出于对大师的崇敬，我们也只好拿“中国卡夫卡”替代了——何况还是个有着美丽臀部的卡夫卡。
我是一个“过来人”——当然不是我有走光的历史，而是说我有看人“走光”的历史。正所谓没吃过猪肉但见过裸猪。
回想起来也蛮有趣味。我年轻时的女明星还是很纯的，穿了件泳装都还脸红。而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明星可以随时随地地裸或半裸，脸上的红只是油彩粉底。
我记得当时令我眼直的是《庐山恋》里的张瑜小姐。她就穿着漂亮的泳装，美丽十足，尤其是当她向郭凯敏表达爱情，大喊：“我爱我的祖国！”时——对了，郑渊洁先生准备要喊的“中国万岁”和当时的情状就很吻合。
据说有网络上的专家特别研究过——依照过去的情况是只有扒开了明星的裤衩才能看见她的屁股。而现在反过来了，只有扒开了她的屁股才能看到裤衩。不过很明显，这位先生的研究还不算彻底，因为至少现在还有一种情况他没有考察——就是不用来扒，因为明星们的屁股与裤衩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尚——许多明星都喜欢光着屁股出席颁奖盛典或用于写作。那是自由快乐的光着，至多是被些别有用心的人从后面掀起裙子来。
最近才知道，还有替人光着而成为明星的人，比如邵小珊小姐。
多么美好的时代！许多明星沉湎于写作，或博客或自传，成了作家；许多作家致力于演艺，或光臀或裸胸，成了明星。
傻X、牛X与装X的辨证关系
作为明星，一般都摆脱不了这三种人生状态。虽然在个别普通人身上也时而体现，但毕竟是“自发”的，没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
我所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事是这样的——
有次我去歌华公司海淀办事处交有线电视费——说得这样详尽有两个意思。一是想说此言不虚，确有其事；二是说明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它证明了我真的有电视可看。我的许多住在地下室做音乐的朋友还没有这个福气呢！我排着队等，前边的人不知为什么就对办事员发了火，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不瞒你说，我可是有三处房产的人。我要是今天看不上电视该找谁算帐？！”
当时我就想：哦，这人很厉害，所谓“狡兔三窝”，他和智商很高的兔子已经旗鼓相当了。接着我又想：哦，他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看电视，而且还能兼顾结算业务，了不起。
还有一次是在去秦皇岛的火车上，在过了北戴河时，一个人对着手机大叫，把整车的耳朵都揪起来了。他说：我马上就到了，你把我那辆奥迪A6轿车开到车站来接我！
许多人或许又不信，说我瞎编，这不是有病吗？但我对灯发誓，这是真的。不但是真的，而且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真的。我当时就肃然起敬了，想这人很厉害，他一定还有许多别的型号的轿车，否则不会单提出这一辆来。
我本人见多但识短，常常弄不懂身边的许多事情。当然，这些并不是本文的主题，因为这些人纵然阔气，却还不够达到装X的程度与资格。他们至多就是傻X，或者算是比较牛X。
不过这里还要多嘴一句，我以为比较聪明的是那些装傻的人。因为所谓聪明人就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装傻的人。从时下纷繁凌乱的窍门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成名出彩、吸引眼球的门道，所以别小视了他们。许多明星都深谙此道。
骂人可以，被骂也可以；打人可以，被打也可以；嫖人可以，被嫖也可以；走光露点可以，穿脏衣服也可以，世事无绝对，现在果然又发展了。
若在一般的傻女子想要别人看她，只有穿得艳点透点，或站在发廊门前搔首弄姿一番。但装傻的女子不同，她们会利用博克或媒体。要么不穿内裤又被人掀了裙子，要么只穿内裤又被人偷拍存照，要么索性扬言要和某某睡上一夜，如此一来，果然尽人皆知。但不知这算不算公开卖淫？虽然没有既成事实，但这算不算卖淫广告？
曾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男人，一个阔但丑，一个美但贫，问一个女子该如何选择。这要放在外国，女子多半会选择那个美的，因为他令人愉悦，贫富并不是主要问题。在中国不同，一般女孩儿多半会选择那个富的，就因为他富。但在中国的聪明女人呢？她会选择在阔气但难看的男人家吃饭，在漂亮而贫穷的男人家睡觉。真是两全其美。而表面上，她们是很会装天真——或者说是装傻的。
但这里说的依旧不是装傻，而是装X。
我们知道，明星圈子是装X 者的集散地，混迹着最多的装X 者。以罗永浩之流的恶毒，他们被成为“装X犯”。最新的诅咒是：装X犯不会有好下场，装X犯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但这只是一伙歹徒的叫嚣。其实“装X”是需要有十分良好的自我感觉的。比如“贼喊捉贼”的第一个贼就比较能够装X，因为他常常是把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把别人的也当成自己的。
以时下论，“装X”是最流行的一个词了。虽然不久前整饬网络，说到脏字脏话有碍文明，使我只好以“X”代替。但实在讲，这也不是用“X”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谁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都是了然的。
我不是北京人，所以对“X”的理解与热爱之情远不如他们来得深刻。这一点只需你到以前的“工体”或现在的“丰体”走上一回就可以清楚了。
但装X有点不同。原来它是街头巷尾的小痞子下三烂用来骂路人；写字楼里的白领丽人、老板们用来评价比她们漂亮或不能搞到手的女人的。众所周知，这个词后来是被罗永浩、韩寒等人发扬光大的。
照我的理解，装X的意思不是说谁谁将自己打扮成女性生殖器的样子，也不是指那些男子变性者的取向。装X的字面含义有两个：一是说装，就和过去人们所谓的装大瓣儿蒜、装大尾巴狼的意思相近，是指将自己龌龊卑微的嘴脸掩饰起来，换做冠冕堂皇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X，当然它不是什么好字眼，意思就是贱、恶心、垃圾等等。两个连在一起，就是指一种端着架子，一本正经，实质上正好相反的一种人或事。
精确地说，“X”这个字眼是被北京土著们弘扬起来的——就像他们对普通话的贡献一样。而其中首屈一指的功臣就是“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北京球迷。
作为球迷，赢球的爱还好理解，但连失败也要爱就疑似弱智或自虐了。如果我没有想错，这种骨子里狭隘自负、地域主义的本性又以这种所谓大度理智的口号装点起来，就属于装X的一种。
每当“工体”、“丰体”上空回荡着他们的呐喊，“X”就由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而达到了极致。一般而言，他们会将外人或者原来是京人而现在转投他乡的人叫“傻X”，而将自己和自己人叫“牛X”。这当然也很符合“胜也牛X，败也牛X”的一贯的自我认知。当他们把天津当成了北京的一个区，把杨晨的一脚射门称为“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时，我们也就进一步了解了情况。
然而他们又是团结一致的。每一次，“傻X”的叫喊声那般整齐划一、韵味十足。别人踢得好“傻X”，别人踢得不好同样“傻X”。以 “傻X”的标准套用一切的结果就是这样。仿佛王小波说的，长久与猪生活一起就会变成猪，长久与垃圾生活一起就会变成垃圾。长久与傻X生活一起呢？不会变成别的。
女人们于是羞于看球，难得看过一次还写了《狗日的足球》以示纪念。
许多人后来才明白，“X”其实并非是对女人的侮辱，而是超越了性别，甚至反而更多地用在了男人身上。比如韩寒、陆家父子、高晓松、窦唯、丁武之类大腕的互骂。罗永浩不等别人来骂，自己就给自己封号“傻X老愤青”。李银河教授作为著名性学家按说不会少见多怪，但竟连她也开口骂到某男人“傻X”，一时成为美谈。
王小波说人生难免要做几次ASSHOLE，就是傻X。他说的是一种自嘲，或一种人生态度。粗听起来像是阿Q的人生难免要被哭丧棒打，或被砍掉脑壳。但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或许可以叫它一种积极的智慧？不是事后的“精神胜利”，而是提前的准备。就是说不老早或一直将自己当成什么牛X大腕，正人君子。真是当然令人景仰，但若相反呢？迟早会沦落到傻X境地，反而不美。比如老的央视老赵，中年的李氏金斗，少年的花儿张伟。
于是可以证明，明星大腕在沦落为傻X之前那些时间里的状态就应该是装X的阶段。
与傻X相对的是牛X。牛X不要解释了，好词一个，专用在一些牛人头上——就是类似罗永浩、郭德纲那种一想找个人佩服就往女厕所跑去照镜子的人。
当然这是他们的笑谈，不会当真。会当真的只有汪洋高晓松等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先生君子。
将“傻X”与“牛X”搞清楚了，再说“装X”也就有了依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装X盛行的时代，大师级的装X者比比皆是。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在步他们的后尘，任劳任怨、义无返顾地走在装X的路上。
实际上，中国的装X者就像阿Q一样在我们民族中存活。区别只是阿Q的版本比较低，而装X者只在“精华区”或“高等华人”里存在。
就以职业划分吧，装X人物大约都集中在政坛、文坛、学坛、体坛、艺坛等等这样的门户地带。因为这里满足了装X者的基本条件——即他们需是公众人物。一个暗地里装X者是没有价值，也没有必要的，仿佛自慰手淫不能生育孩子一样。装X的目的就是要给别人看，不给别人看的装X者依旧等于傻X。
罗永浩将装X分为两种：装得好的和装得不好的。如果装X装得好，其实也挺牛X；如果装X装得不好，那就还不如直接干脆的傻X。
我的认识比罗氏推理要高一些——“童子功，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以为装X是介于傻X与牛X之间的一种状态。它可以游移摆动，于是更有了第四种和第五种生态，即装傻X与装牛X。
一般而言，装傻X反是聪明的，但也未必，因为装出来的傻X身后或许会有无数的嘲笑与唾液跟着；装牛X反是愚蠢的，但也未必，因为装出来的牛X身后或许会有大量的拥趸、FANS、金钱、美女、美男、小蜜、二奶之类。
齐白石说：绘画之妙在在似与不似之间。套用一下，装X之妙便在于装与不装之间。
三X肖像
作为明星，这样的傻X多得不胜枚举，但终归还是要举出几个。比如为证明自己没有在脸上动过手脚，就找医生来做证以正视听，只差找本《圣经》来垫着。比如其实是军官，但硬把自己扮成羊倌，然后就把中国划归到新西兰旗下。新西兰的羊毛业的确是发达，但作为一个中国“羊倌”这也太过分了。
牛X的自然更是大有人在，比如号称中国阳痿第一人的“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比如公开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当红作家程青松先生。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至少是羞于做到的。
有时我出于某种动机，也想围绕着“肚脐下三寸”或其他什么地方来证明自己的牛X，可惜想来想去，前面后面都被人“抢注”了，只好现在还只能做一个普通男人。这是我的不幸，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做我的标识。唉，人往往如此，仿佛当年的伟哥很贵，只好任由着一些穷人阳痿着急。明星的经验告诉我们，干着急是没用的，需要大胆说出来——别管真的假的，炒作还是幽默，只要叫喊出来，你就会显得格外牛X。
唉，事后也有后悔，我虽然不是中国男人中第一个阳痿的，但我一定是中国男人中第一个想变性的——我从一出生就想。好不容易铆足了劲想叫喊出来，结果忽然发现有人已经把自己骟了。
中国足球经常是只差一步到这到那，我呢，离牛X也只是只差一步。没有办法。
自然这里有一个忠告，也不是谁说自己阳痿与“同志”就能变为牛X分子的。必须是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行。比如民工、环卫工人就不行，他们既不会写童话，又不会写博客，只会被当成“媚雅”犯，被开宝马的人教训。
在我们乡下，一般管这样的牛人叫“牛X贩子”。当然不是指他们家里开着肉牛厂，而是说他们到处炫耀显摆，惟恐天下不知他们身上有某种牛器官的性质。
但“贩子”与“贩子”也有品位上的差距。那个“我可是有三处房产”和“奥迪A6”的显摆者大概只能划到傻X一族，离牛X还远。因为他们只会说身外之物。有谁敢像“童话大王”郑渊洁及当红作家程青松先生那样直说自己的生理与心理？虽然他们说的不见得比车房好听，甚至还有点“各色”。但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看，他们才是真正的“牛X”者。童子功，没有办法。
但山外有山，牛上有牛。试问谁人敢在午夜里嘶叫“意大利万岁”？墨索里尼？贝鲁斯科尼？不，他们都只会操纵足球比赛，要军队去杀儿童或者说别国杀害儿童。
敢于在午夜里嘶叫“意大利万岁”的只有黄健翔，一个骨灰级的牛人。他若不被评为2006年下半年的风云人物——上半年应该属于陈凯歌大师——那一定是中国传媒界的罪过。
“意大利万岁”一出来，郑渊洁先生便立即开始“扫黄”，说他这一生只会喊“中国万岁”。当然他随即又成了“保黄派”，很有些“左右逢源”的功力。只是我想不到他的这个“中国万岁”会在什么时候来喊，怎么个喊法。
虽然郑渊洁先生的爱国情结比我们都要深厚——正如他小时候就曾效法董存瑞，因为被老师批评不好好听讲而拉响了身上的“拉炮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我小时候就没有将“拉炮儿”带到教室里的勇气，相应地也就失去了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所以便也不会想到要发个声明，说我只喊“中国万岁”等等。
意大利以及一些球星的万岁我不会喊，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们；“中国万岁”呢？我想我也不会喊，虽然我不妨把她放在心里存着。要我忽然当众或自己就大喊起口号来，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当然对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来说轻而易举。我真希望有一天能亲耳听见他在网络或电视上喊上一声“中国万岁”，那一定是我们三生有幸的时刻。这里也想请求郑渊洁先生，别再让我们听到他说他“前准丈母娘”因为当初没有把女儿嫁给他而后悔得老拿锥子扎手指头的故事了。照我理解，那是件很俗的事，不值得拿到很牛X的电视上来说。
我们还是说“中国万岁”吧。
我知道许多政客，其本职的工作就是装X。当装到了一定程度便开始官运亨通。贪官往往就是这样的装X者，有多少人刚才还在大会上讲演什么廉洁奉公，党性保证，转脸就向自己口袋里搂钱。
还有一些生来的作秀者。比如在最终都没有搞清越位规则与基本阵型的生涯里却不断地搬出“人民足球”、“西部足球”、“健康联赛”、“超级联赛”等等概念及“中国足球从此站立起来了！”，“你们是改变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等等口号的先生。
最近的网上有两条忠告比较达意，现做引证：一，装X犯是要灭亡的，装X犯注定是要灭亡的。二，出门在外，请记住，一定要把牛X还给牛。
的确，把原属于傻子的还给傻子，把原属于母牛的还给母牛，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得呢？
我以前所在的县城的森林覆盖率早在2003年就已达到了142.7%。以至于许多人都问我，你们那里鸟人很多吗？我就回答他们：我们那里不但鸟人多，蝴蝶和玫瑰花也多，简直就是艺术的天地。后来他们醒悟了，说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森林覆盖率不可能超过100%，因为树上不能再种树。我就拿出我国五八年大跃进麦子亩产30万斤的例子跟他PK。最后他服了。小样儿，他怎么能知道一捆麦子上是可以长出两捆麦子的道理。
说到哪了？哦，我接着说题目。出于内容的考虑，我想叫它《大腕的葬礼》比较好，但总觉得老套，因为现在已进入《夜宴》时期了。但叫《夜宴》也有不妥，这倒不是怕冯导骂“操蛋”，而是因为虽然写的都是明星，但阵容绝没有那么豪华——仿佛中国“皇马”的鲁能与西班牙正宗皇马的区别——，至多只能算是一顿夜宵。而且我的文字也正如一顿可以糊口的卤煮火烧——我不过是把别人吃夜宵的时间用来码字，绝没有“写字中”的那么潇洒。忽然听到有《断指之声》名字不错，正和我的感觉，将手写到断指。但这只是我一个俗人的想法，现在高级些的人都在玩断指、断背。后来一打听，知道果然是两个钢琴家的华丽故事，这一个逼疯了另一个，而另一个又整死了这一个，十分厉害。但无奈我不敢用，主要是怕高晓松会给我发函。要是叫《钦差大臣》吧怕被拿去像猪肉一样注水，叫《杨德财征婚》吧又怕出门挨揍。唉，还真麻烦。最后只好实话实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及娱乐圈的现实，定为《先做明星后做人》。
明星与人
倘若说做明星与做人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两件事，显然不是事实。所以还不能说“要做明星不做人”，而说“先做明星后做人”，这样就合理多了。
在足球界，有一个著名的“要做球星先做人”的口号，是我十分崇敬的王钧先生最先提出的。如果真是按照他的提议去想去做，或许中国足球早已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当然，事实证明，要想改变中国足球现状绝不是一两句口号的问题，依我看是需要做变性手术的问题。中国女足七年后终于又夺回了亚洲冠军，小马果然是牛。但要中国成年男人足球队夺得亚洲冠军，估计只有一法，就是先行做了手术，然后再努力争取打败中国女足。
或许有人会说，你太狭隘了，我们不做手术，我们虚报年龄，我们吸毒服兴奋剂难道不行吗？！我说不行。因为虚报年龄在青少年比赛还有效果，我们可以拿亚洲冠军，但在成年不灵，因为那时你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另外，毒品兴奋剂有严格的尿样检查，两次呈阳性你就完了——虽然中国男足的一些人只在这方面才能体现出“阳”的一面。
所以，必须是“先做明星后做人”，这是一个程序。“后做明星先做人”大概是行不通的。因为凡事都是趁早的好，就像明星一般忌讳年龄——不像周迅那样明确地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明星是青春饭的食客，老了再吃便很难抢到槽子。而我们知道，做人与学习做人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精力的，偷不得懒，所以就难。
过去，一个明星可以到80岁依旧会被称为明星，比如秦怡、孙道临等大师人物，而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李宇春明年若再走红就是“超女”的悲剧，张杰若是明年再风光就是“我型我秀”的悲哀。所以时不我待，还不能先遇到学习做人的种种麻烦。不但明星自己不愿意，签约公司也不允许。想学做人？好，解约后放你做人，现在我们开始挣钱吧。
所以选择了做明星通常也就是选择了做非人。好听些说是不同于一般的人，难听些说就不是人。虽然眼下做个普通人也很艰难——比如没钱所以没学上，没学上所以没文凭，没文凭所以没工作，没工作所以没钱，没钱所以没学上，只好去做民工，吃工头与领导的剩菜，抱怨几句又被辞退，依旧没有工作。或者去偷去抢，“混同于”普通的贪官污吏。
正所谓“幸福的明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普通人各有各的不幸”。当然也有走运的普通人——他们有了这山望那山，有了碗里看锅里。有了工作想辞职，辞了职又想工作；结了婚就想离婚，离了婚又想再婚......总之得颠三倒四地折腾才够味道。
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听人说挣钱快乐，就去做了买卖。偏巧赶在点上，轻而易举地成了“款爷”。于是他觉得不快乐了，整天都不快乐。结果又开始败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先是坐吃山空，直到家徒四壁。没办法只好去做乞丐，早五晚九，风餐露宿，终于得到了“第一桶镍”。这次他快乐了，而且非常非常快乐。
有看官会说：这真“即时通讯（TM）”是贱骨头！是啊，可人有多少又不是贱骨头呢？
不过可喜的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人后来成了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明星企业家，现在已拥有了两个老婆——不是同时拥有的——与十几家厂子。
但请注意，不是谁说一句“我要做明星，从此不是人”就能做成明星了。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做明星需要一些基本的素质，比如懂得用录音录象保护自己了，懂得如何做成“关门弟子”了，懂得如何把光屁股当成时装设计了等等。做明星的学问虽不及做人的学问那么复杂繁多，但绝对是P2P的有效深入。
最新的网络语言说“我从来不随便做人，但我随便起来就不是人”。放在做明星上这只是初级准备，就是说“不是人”也需要极大的功力与才华，“随便”不得。
所谓明星，就是对一个人甘愿奉献人的本性的一种必要补偿。仿佛浮士德将灵魂出卖给墨菲司特换取世俗的快乐一样。
众“门”之门
将什么重大的事件都以“门”冠之，是美国人开的先河。从“水门”到“伊朗门”再到“虐囚门”，每件事都有十足的分量。
将什么屁事都以“门”冠之，是中国娱记开创的一个恶劣的先河。从“诚信门”到“粗口门”再到“整容门”，都像是打开了垃圾箱的一面。
凡无聊以至“无聊之极”的事情都要“门”上一下，这是最近娱乐圈的新风气。假如打开一扇“门”，有一群希区科克的恶鸟朝你飞来，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情况？可我们的这些“门”一开，只见一些苍蝇迎面扑来，只叫你后悔不迭。
但我们的要求还可以降低。既然都是垃圾，弄些“包装”是不是会好？
打开厉娜“门”，只是去年参加“超女”，今年就否认去年参加“超女”，结果“我撒谎了”。要么就是粗口骂人，要么就是被谁包养，毫无智商。
范冰冰最近的“整容门”也是十分烂俗。明星的整容本来就像寻常人的吃喝拉撒一样随便，整就整了，没整就没整。套用《武林外传》的歌词就是“别说你整过没人会在乎，别说你没整别人会糊涂”。为什么非要弄得像失贞一样严重？
但说杨臣刚“生活糜烂”，以至于到了“门”的程度，多少有些叫人诧异。不就是多找了几个女朋友吗？这在今天简直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正常。因为老鼠本来就是爱大米的，爱上猫也说不定。所以杨臣刚没有这个爱好才成问题。正正常常交友、分手，哪怕就算有些欺骗隐瞒，也是男女间的寻常事。千百年来就有“阴谋与爱情”一说。杨臣刚当然可以找两个以及以上的女朋友，就像老鼠不仅可以爱大米，还可以同时偷油一样。放眼望去，多少人不仅偷油，而且偷鸡摸狗，所以杨臣刚并不算过。
“前女友兼经纪人”说杨臣刚发了“恐吓短信”，杨臣刚就说“手机丢了”。“前女友兼经纪人”再次确认，杨臣刚就说她“为销售新书进行炒作”。
可这关唐磊什么事呢？他跳出来充当什么道学家？或许拿杨臣刚对“前女友兼经纪人”的说法也可作参考，就是唐磊要发新碟，将杨臣刚牵出来也是一招。
一代不如一代
鲁迅先生的《风波》里有一位明星级的人物叫“九斤老太”，也算是乡下的“超女”吧。因为她出生时竟有九斤分量，比较地牛，所以就取得了话语权，可以点评乡里的一切人事。东家长她要说，西家短她也要说，每每评说之后她都要加上一句结语，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一代真的不如一代吗？谁要问起我这个话题，我先会抚摩他的额头，然后会请他去看内科医生。他若坚称自己没病，我就会升格，请他去看心理医生。
我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至少我们这一代在我看来绝对比不上我们的下一代。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属于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有人将我们总结为“旧道德的掘墓人，新道德的建立者”，虽然显得既重要又庄严，但我知道其中多半都是“给面子”，是善意的安慰。仿佛我们对一个既老又丑的女人会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一个男人对杜拉斯说的。我这里可以大胆引用，因为天国里所幸没有博客，杜拉斯小姐也不会委托律师给我发函，诉我抄袭，要我“下架”。
回到我们这一代。我认为双重的“倒霉”到是真的，因为我们既为“旧”的累了身心，又没享到“新”的福分。而且最可怜的还不是为了值得的事物，比如艺术、爱情之类。反倒是被荒唐的“革命”与陈腐的“道德”踩到了生命最重要的两段。所谓“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缺德是无疑的，那时我们又是善类，活该倒霉；而所谓“道德”则是在“中华文化”统治世界的蛊惑中所乐道的浮华中，而这时我们又成了批评者。就是说又不招人待敬。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在物质上吃苦受穷之时，精神上苦闷匮乏。虽然说“经历可以增加厚度”，但若理解成精神的老茧赘皮也是可以的。而当我们在精神上可以放纵享受之时，物质上的欲望又少了许多后劲，只好将自己打扮成“澹泊志远”的样子。
其实一切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只是命运使然。所以见到当今开朗活泼自由单纯的新一代我便由衷地羡慕，以至妒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太美好了，远胜过我们这一代。
也许这就是我个人的浅薄之处吧——我们这一代还是很深奥的——，反正我绝不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浅薄。
或许有人会说：吃苦好啊，增加强度啊；倒霉好啊，增加硬度啊；抑郁好啊，增加深度啊，我觉得一点不好。如果把享受与吃苦放在一起，我一定会选择前者。或许只有天才才会选择前者。
我不仅觉得自己吃苦不好，别人吃苦也不好。由此还有延伸，看别人丑也不好，傻也不好。我希望年轻人都漂亮聪明，才华横溢。
事实上也确是这样的。不论是少年作家还是演奏家，歌手还是舞蹈者，许多东西是我们再年轻十次也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中的个别天才是可以胜任的。
比如高晓松先生。在他卸任《加油！好男儿》评委之后，便及时地对所有选手们做出了“没文化、很肤浅、很可笑”的定论，说他们 “表面装酷，自私无知”，“没有豪情，缺乏思考”，“功底不足，腹中空空”“没有多少思考和思想的能力，没有个性魅力。简单追求外表摆酷，其实内心几乎是空空的。”“可以说在智慧和思想上是没有一次触动我的，我很失望。”——好家伙，看来真是气得不行。
同时，高晓松深情而自豪地回顾了自己年轻时的辉煌，他说：“我们当时的文化层次远远超过他们。我19岁就开始创作歌曲，21岁的时候是在清华校园的大学生，已经读过了大量的书籍。村上春树啊，米兰·昆德拉等等，我看他们都没有阅读过。除此之外，唐诗宋词等什么的，也说不出多少来，缺乏国学的深厚功底和修养。”
但高晓松并没有为此拿出对韩寒的决绝态度，他很宽容地表示：“没有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相比之下，“好男儿”们的回应就明显证明了高晓松先生的判断——他们谁也没有用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唐诗宋词来反驳高晓松，只丢下了不痛不痒的两句“刻薄、狭隘”？、“老化、看法片面”，如果还有希望与救治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是“周瑜式的没有胸襟的人”了。但我们也相信，他一定是从小人书上知道周瑜的。
或许大家的眼睛结构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眼里，年轻人但有长处那就一定是令我佩服的。比如他们的电玩很酷，足球很棒，MIDI一流，我想我自己就不灵，于是他们就可以成为我的先生。
当然，我也有我的长项。“我们当时的劳动层次远远超过他们。我19岁就开始做民工，21岁的时候是在建筑工地的安全员，已经建过了大量的楼房。村上别墅啊，米兰花园等等，我看他们都没有见到过。除此之外，大厦楼盘什么的，也说不出多少来，缺乏建筑学的深厚功底和修养。”自然在这方面我又是他们的师傅了。
但终归还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不是这样，还是怎样？
我本人有一个不怎么成熟，很俗气的想法，就是我并不关心我是什么，倒更关心我的后代是什么。而且他们是不是超人我也并不在乎，只要不是猴子就行——只要不是猴子就是胜过我了。
剽窃是剽窃者的通行证
北岛有句诗可以在许多年里读下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虽然放在本文里有些大材小用，但修改一下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剽窃是剽窃者的通行证，被窃是被窃者的墓志铭。
不知为什么，从什么时候起，被什么人锻造的，我们的少年天才们均表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们不仅敢于剽窃，而且善于剽窃，并且在被发现之后还能表现出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花儿始终也没有承认自己剽窃，只说是一次失误，是由于听歌太多难免造成的失误。并且《喜唰唰》老人孩子都喜欢，这就是成功。
我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比原作者更好，更加成功？或是让“老人孩子”来做陪审团，他们就可以不被叫做剽窃，而叫“原创”了？
小时候，我所受到的教育虽然刻板僵化，明显缺乏人性化内涵——说的直一些就是缺乏人味。比如教我们要用生命去爱护与保卫国家财产等等。结果还就真有人为了国家的一根电线杆子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英雄主义有可以贬低之处，而是说用一条鲜活的生命去换一根死的木头是不是值得。当时的人的确是不“值钱”的，或者不就不是人，不是“螺丝”就是“砖瓦”，所以拿人命换木头就值。
现在不同了，前几天不还大肆讨论用生命反抗强奸值不值得吗。可见时代真是进步了，已然由木头改为贞操——或者别的了。
不过当时也还有点有益的东西。比如不偷窃，不昧别人失物等。有首歌可以佐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接下来还有很多，什么点头啊微笑啊敬礼啊再见啊等等，只为了一分钱真是没少折腾。这事要是放在今天就该是安定医院的病人游戏。当时的警察也的确可信，他也一定不会将钱装进自己腰包，而是层层上缴。这样，这宝贵的一分钱最终会回到国库里。
自然，现在说这个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别说是一分钱，就是一毛、几毛钱也未必会有人费力弯腰。不信你敢给乞丐一分钱或几分钱试试，他敢问你是不是有意侮辱他——至少他心里会这样想。
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以小见大”。比如当时的教育里就有一条，不要偷窃别人的东西。在当时，谁家要是出了小偷，那将是举家脸面无光，出来进去被指后背的事——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有钱有势的人。
一些人将抄袭、剽窃的事归咎于工业化、数字化时代，理由是工业化造成了“批量生产”，数字化则产生了“复制”的概念。都算是一个道理，但都不足。我俗，我觉得还得从人本身去找原因。
抄袭与剽窃，就像人身上的一块胎记，偏偏不是藏在腰窝腋下，而明明生在了脸上。纵使你长得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有特点，但终归还是一块花斑，不能算是美人痣。
有一个常识相信大家应该了解。俗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说的是一种敬业。最不可取的就是“干什么剽窃什么”，那是砸自己的饭碗，简直拿自己不当人。
在这点上李宇春、高晓松就比较好。李宇春是唱歌的，所以抄抄别人的球评并无所谓，而且还有自己的助理身上好推；高晓松是诗人，所以“借鉴借鉴”别人的音乐也是好的，而且还有“哥们”身上好推。但你郭敬明就是靠写字为生的，你花儿就是靠音乐为生的。你们现在剽窃的是你们的本行，这不就等于自杀？
法院也判了，钱也赔了，但就是等不到郭敬明的道歉。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不妨改成《梦里剽窃知多少》，虽然意境差些，但终归切合实际。仿佛当年著名作家兼新锐“红学”家的刘心武先生有次梦得佳句“江湖夜雨十年灯”，醒来大喜，发表出来，到处说自己真乃天才也！后来有好事又有点学问的人指出，说诗真是好诗，可惜是黄庭坚写的，将刘心武先生弄了个花脸。
花儿或许也有这样的原因。听得多了，难免就要做梦，梦里难免就要犯错，所以郭敬明也不妨来上这么一手。只是建议《萌芽》杂志社再向郭敬明约稿时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他或许会做梦，或许他的梦里总有大作，现在他和庄羽的梦做在了一起，说不定明天还会和庄周做到一起，那可就美得一塌糊涂，更不可收拾了。
曾有个著名作曲家兼诗人觉得《圣母颂》不错，就把它“借鉴”到了自己名下，而把舒伯特划到了“编曲”的位置。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半疯啊。人家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把编曲也写上你的名字呢？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全疯啊。
有了身体你就裸
以卫慧、流氓燕等为代表的老一代BOBO主义“身体写作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以想象，身体皱纹的增加已经障碍了她们的写作水平。但不知现在她们是在修整皱纹还是继续执著地创作更接近皮下组织的作品。
不过有些事她们是值得欣慰——或者妒忌——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的“身体写作者”早已继承了她们的衣钵。当木子美们纷纷穿起衣服时，有“中国卡夫卡”美誉的黛秦便又开始脱了。她一边称自己要“在有生之年写一些纯粹的文字”，一边已经“在有生之年亮一些纯粹的肉体”了。
黛秦不仅发了《中国卡夫卡——性感与残酷》的漂亮帖子，还对自己以为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小说《烟花》进行分段了自评，同时配合着“内衣秀”、“露臀装”等宣传攻势。
我不知道许多年轻朋友见到“烟花”字眼会作何想象。或许就像陈坤唱的《烟花火》？但我不。一见到它我就眼直心跳，并且嘴巴也张开了，口水也下来了。也许黛秦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恭喜她达到了。
意料之中的还有网友间的论战。主题有两个：一是黛秦凭啥成为中国的卡夫卡？二是“光屁股”究竟是冲动，还是宣传炒作？
网友们也是执拗，不论好坏你看作品不就行了？你管人家是不是卡夫卡或者光不光屁股呢？就像钱锺书先生讲的：鸡蛋好吃，你管下蛋的那只鸡作甚？
所幸黛秦说她“与卡夫卡之间竟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的确是个利好消息。原以为我们永远无法亲近的大师竟然离我们如此之近！我这辈子是得了什么福啊！虽然只是翻版，还是异性，但出于对大师的崇敬，我们也只好拿“中国卡夫卡”替代了——何况还是个有着美丽臀部的卡夫卡。
我是一个“过来人”——当然不是我有走光的历史，而是说我有看人“走光”的历史。正所谓没吃过猪肉但见过裸猪。
回想起来也蛮有趣味。我年轻时的女明星还是很纯的，穿了件泳装都还脸红。而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明星可以随时随地地裸或半裸，脸上的红只是油彩粉底。
我记得当时令我眼直的是《庐山恋》里的张瑜小姐。她就穿着漂亮的泳装，美丽十足，尤其是当她向郭凯敏表达爱情，大喊：“我爱我的祖国！”时——对了，郑渊洁先生准备要喊的“中国万岁”和当时的情状就很吻合。
据说有网络上的专家特别研究过——依照过去的情况是只有扒开了明星的裤衩才能看见她的屁股。而现在反过来了，只有扒开了她的屁股才能看到裤衩。不过很明显，这位先生的研究还不算彻底，因为至少现在还有一种情况他没有考察——就是不用来扒，因为明星们的屁股与裤衩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尚——许多明星都喜欢光着屁股出席颁奖盛典或用于写作。那是自由快乐的光着，至多是被些别有用心的人从后面掀起裙子来。
最近才知道，还有替人光着而成为明星的人，比如邵小珊小姐。
多么美好的时代！许多明星沉湎于写作，或博客或自传，成了作家；许多作家致力于演艺，或光臀或裸胸，成了明星。
傻X、牛X与装X的辨证关系
作为明星，一般都摆脱不了这三种人生状态。虽然在个别普通人身上也时而体现，但毕竟是“自发”的，没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
我所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事是这样的——
有次我去歌华公司海淀办事处交有线电视费——说得这样详尽有两个意思。一是想说此言不虚，确有其事；二是说明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它证明了我真的有电视可看。我的许多住在地下室做音乐的朋友还没有这个福气呢！我排着队等，前边的人不知为什么就对办事员发了火，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不瞒你说，我可是有三处房产的人。我要是今天看不上电视该找谁算帐？！”
当时我就想：哦，这人很厉害，所谓“狡兔三窝”，他和智商很高的兔子已经旗鼓相当了。接着我又想：哦，他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看电视，而且还能兼顾结算业务，了不起。
还有一次是在去秦皇岛的火车上，在过了北戴河时，一个人对着手机大叫，把整车的耳朵都揪起来了。他说：我马上就到了，你把我那辆奥迪A6轿车开到车站来接我！
许多人或许又不信，说我瞎编，这不是有病吗？但我对灯发誓，这是真的。不但是真的，而且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真的。我当时就肃然起敬了，想这人很厉害，他一定还有许多别的型号的轿车，否则不会单提出这一辆来。
我本人见多但识短，常常弄不懂身边的许多事情。当然，这些并不是本文的主题，因为这些人纵然阔气，却还不够达到装X的程度与资格。他们至多就是傻X，或者算是比较牛X。
不过这里还要多嘴一句，我以为比较聪明的是那些装傻的人。因为所谓聪明人就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装傻的人。从时下纷繁凌乱的窍门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成名出彩、吸引眼球的门道，所以别小视了他们。许多明星都深谙此道。
骂人可以，被骂也可以；打人可以，被打也可以；嫖人可以，被嫖也可以；走光露点可以，穿脏衣服也可以，世事无绝对，现在果然又发展了。
若在一般的傻女子想要别人看她，只有穿得艳点透点，或站在发廊门前搔首弄姿一番。但装傻的女子不同，她们会利用博克或媒体。要么不穿内裤又被人掀了裙子，要么只穿内裤又被人偷拍存照，要么索性扬言要和某某睡上一夜，如此一来，果然尽人皆知。但不知这算不算公开卖淫？虽然没有既成事实，但这算不算卖淫广告？
曾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男人，一个阔但丑，一个美但贫，问一个女子该如何选择。这要放在外国，女子多半会选择那个美的，因为他令人愉悦，贫富并不是主要问题。在中国不同，一般女孩儿多半会选择那个富的，就因为他富。但在中国的聪明女人呢？她会选择在阔气但难看的男人家吃饭，在漂亮而贫穷的男人家睡觉。真是两全其美。而表面上，她们是很会装天真——或者说是装傻的。
但这里说的依旧不是装傻，而是装X。
我们知道，明星圈子是装X 者的集散地，混迹着最多的装X 者。以罗永浩之流的恶毒，他们被成为“装X犯”。最新的诅咒是：装X犯不会有好下场，装X犯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但这只是一伙歹徒的叫嚣。其实“装X”是需要有十分良好的自我感觉的。比如“贼喊捉贼”的第一个贼就比较能够装X，因为他常常是把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把别人的也当成自己的。
以时下论，“装X”是最流行的一个词了。虽然不久前整饬网络，说到脏字脏话有碍文明，使我只好以“X”代替。但实在讲，这也不是用“X”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谁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都是了然的。
我不是北京人，所以对“X”的理解与热爱之情远不如他们来得深刻。这一点只需你到以前的“工体”或现在的“丰体”走上一回就可以清楚了。
但装X有点不同。原来它是街头巷尾的小痞子下三烂用来骂路人；写字楼里的白领丽人、老板们用来评价比她们漂亮或不能搞到手的女人的。众所周知，这个词后来是被罗永浩、韩寒等人发扬光大的。
照我的理解，装X的意思不是说谁谁将自己打扮成女性生殖器的样子，也不是指那些男子变性者的取向。装X的字面含义有两个：一是说装，就和过去人们所谓的装大瓣儿蒜、装大尾巴狼的意思相近，是指将自己龌龊卑微的嘴脸掩饰起来，换做冠冕堂皇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X，当然它不是什么好字眼，意思就是贱、恶心、垃圾等等。两个连在一起，就是指一种端着架子，一本正经，实质上正好相反的一种人或事。
精确地说，“X”这个字眼是被北京土著们弘扬起来的——就像他们对普通话的贡献一样。而其中首屈一指的功臣就是“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北京球迷。
作为球迷，赢球的爱还好理解，但连失败也要爱就疑似弱智或自虐了。如果我没有想错，这种骨子里狭隘自负、地域主义的本性又以这种所谓大度理智的口号装点起来，就属于装X的一种。
每当“工体”、“丰体”上空回荡着他们的呐喊，“X”就由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而达到了极致。一般而言，他们会将外人或者原来是京人而现在转投他乡的人叫“傻X”，而将自己和自己人叫“牛X”。这当然也很符合“胜也牛X，败也牛X”的一贯的自我认知。当他们把天津当成了北京的一个区，把杨晨的一脚射门称为“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时，我们也就进一步了解了情况。
然而他们又是团结一致的。每一次，“傻X”的叫喊声那般整齐划一、韵味十足。别人踢得好“傻X”，别人踢得不好同样“傻X”。以 “傻X”的标准套用一切的结果就是这样。仿佛王小波说的，长久与猪生活一起就会变成猪，长久与垃圾生活一起就会变成垃圾。长久与傻X生活一起呢？不会变成别的。
女人们于是羞于看球，难得看过一次还写了《狗日的足球》以示纪念。
许多人后来才明白，“X”其实并非是对女人的侮辱，而是超越了性别，甚至反而更多地用在了男人身上。比如韩寒、陆家父子、高晓松、窦唯、丁武之类大腕的互骂。罗永浩不等别人来骂，自己就给自己封号“傻X老愤青”。李银河教授作为著名性学家按说不会少见多怪，但竟连她也开口骂到某男人“傻X”，一时成为美谈。
王小波说人生难免要做几次ASSHOLE，就是傻X。他说的是一种自嘲，或一种人生态度。粗听起来像是阿Q的人生难免要被哭丧棒打，或被砍掉脑壳。但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或许可以叫它一种积极的智慧？不是事后的“精神胜利”，而是提前的准备。就是说不老早或一直将自己当成什么牛X大腕，正人君子。真是当然令人景仰，但若相反呢？迟早会沦落到傻X境地，反而不美。比如老的央视老赵，中年的李氏金斗，少年的花儿张伟。
于是可以证明，明星大腕在沦落为傻X之前那些时间里的状态就应该是装X的阶段。
与傻X相对的是牛X。牛X不要解释了，好词一个，专用在一些牛人头上——就是类似罗永浩、郭德纲那种一想找个人佩服就往女厕所跑去照镜子的人。
当然这是他们的笑谈，不会当真。会当真的只有汪洋高晓松等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先生君子。
将“傻X”与“牛X”搞清楚了，再说“装X”也就有了依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装X盛行的时代，大师级的装X者比比皆是。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在步他们的后尘，任劳任怨、义无返顾地走在装X的路上。
实际上，中国的装X者就像阿Q一样在我们民族中存活。区别只是阿Q的版本比较低，而装X者只在“精华区”或“高等华人”里存在。
就以职业划分吧，装X人物大约都集中在政坛、文坛、学坛、体坛、艺坛等等这样的门户地带。因为这里满足了装X者的基本条件——即他们需是公众人物。一个暗地里装X者是没有价值，也没有必要的，仿佛自慰手淫不能生育孩子一样。装X的目的就是要给别人看，不给别人看的装X者依旧等于傻X。
罗永浩将装X分为两种：装得好的和装得不好的。如果装X装得好，其实也挺牛X；如果装X装得不好，那就还不如直接干脆的傻X。
我的认识比罗氏推理要高一些——“童子功，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以为装X是介于傻X与牛X之间的一种状态。它可以游移摆动，于是更有了第四种和第五种生态，即装傻X与装牛X。
一般而言，装傻X反是聪明的，但也未必，因为装出来的傻X身后或许会有无数的嘲笑与唾液跟着；装牛X反是愚蠢的，但也未必，因为装出来的牛X身后或许会有大量的拥趸、FANS、金钱、美女、美男、小蜜、二奶之类。
齐白石说：绘画之妙在在似与不似之间。套用一下，装X之妙便在于装与不装之间。
三X肖像
作为明星，这样的傻X多得不胜枚举，但终归还是要举出几个。比如为证明自己没有在脸上动过手脚，就找医生来做证以正视听，只差找本《圣经》来垫着。比如其实是军官，但硬把自己扮成羊倌，然后就把中国划归到新西兰旗下。新西兰的羊毛业的确是发达，但作为一个中国“羊倌”这也太过分了。
牛X的自然更是大有人在，比如号称中国阳痿第一人的“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比如公开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当红作家程青松先生。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至少是羞于做到的。
有时我出于某种动机，也想围绕着“肚脐下三寸”或其他什么地方来证明自己的牛X，可惜想来想去，前面后面都被人“抢注”了，只好现在还只能做一个普通男人。这是我的不幸，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做我的标识。唉，人往往如此，仿佛当年的伟哥很贵，只好任由着一些穷人阳痿着急。明星的经验告诉我们，干着急是没用的，需要大胆说出来——别管真的假的，炒作还是幽默，只要叫喊出来，你就会显得格外牛X。
唉，事后也有后悔，我虽然不是中国男人中第一个阳痿的，但我一定是中国男人中第一个想变性的——我从一出生就想。好不容易铆足了劲想叫喊出来，结果忽然发现有人已经把自己骟了。
中国足球经常是只差一步到这到那，我呢，离牛X也只是只差一步。没有办法。
自然这里有一个忠告，也不是谁说自己阳痿与“同志”就能变为牛X分子的。必须是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行。比如民工、环卫工人就不行，他们既不会写童话，又不会写博客，只会被当成“媚雅”犯，被开宝马的人教训。
在我们乡下，一般管这样的牛人叫“牛X贩子”。当然不是指他们家里开着肉牛厂，而是说他们到处炫耀显摆，惟恐天下不知他们身上有某种牛器官的性质。
但“贩子”与“贩子”也有品位上的差距。那个“我可是有三处房产”和“奥迪A6”的显摆者大概只能划到傻X一族，离牛X还远。因为他们只会说身外之物。有谁敢像“童话大王”郑渊洁及当红作家程青松先生那样直说自己的生理与心理？虽然他们说的不见得比车房好听，甚至还有点“各色”。但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看，他们才是真正的“牛X”者。童子功，没有办法。
但山外有山，牛上有牛。试问谁人敢在午夜里嘶叫“意大利万岁”？墨索里尼？贝鲁斯科尼？不，他们都只会操纵足球比赛，要军队去杀儿童或者说别国杀害儿童。
敢于在午夜里嘶叫“意大利万岁”的只有黄健翔，一个骨灰级的牛人。他若不被评为2006年下半年的风云人物——上半年应该属于陈凯歌大师——那一定是中国传媒界的罪过。
“意大利万岁”一出来，郑渊洁先生便立即开始“扫黄”，说他这一生只会喊“中国万岁”。当然他随即又成了“保黄派”，很有些“左右逢源”的功力。只是我想不到他的这个“中国万岁”会在什么时候来喊，怎么个喊法。
虽然郑渊洁先生的爱国情结比我们都要深厚——正如他小时候就曾效法董存瑞，因为被老师批评不好好听讲而拉响了身上的“拉炮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我小时候就没有将“拉炮儿”带到教室里的勇气，相应地也就失去了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所以便也不会想到要发个声明，说我只喊“中国万岁”等等。
意大利以及一些球星的万岁我不会喊，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们；“中国万岁”呢？我想我也不会喊，虽然我不妨把她放在心里存着。要我忽然当众或自己就大喊起口号来，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当然对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来说轻而易举。我真希望有一天能亲耳听见他在网络或电视上喊上一声“中国万岁”，那一定是我们三生有幸的时刻。这里也想请求郑渊洁先生，别再让我们听到他说他“前准丈母娘”因为当初没有把女儿嫁给他而后悔得老拿锥子扎手指头的故事了。照我理解，那是件很俗的事，不值得拿到很牛X的电视上来说。
我们还是说“中国万岁”吧。
我知道许多政客，其本职的工作就是装X。当装到了一定程度便开始官运亨通。贪官往往就是这样的装X者，有多少人刚才还在大会上讲演什么廉洁奉公，党性保证，转脸就向自己口袋里搂钱。
还有一些生来的作秀者。比如在最终都没有搞清越位规则与基本阵型的生涯里却不断地搬出“人民足球”、“西部足球”、“健康联赛”、“超级联赛”等等概念及“中国足球从此站立起来了！”，“你们是改变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等等口号的先生。
最近的网上有两条忠告比较达意，现做引证：一，装X犯是要灭亡的，装X犯注定是要灭亡的。二，出门在外，请记住，一定要把牛X还给牛。
的确，把原属于傻子的还给傻子，把原属于母牛的还给母牛，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