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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意外得知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去世的消息。说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大师享年八十九岁，毫无疑问是当代“老一辈人”的代表。那么，普列文究竟是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还是爵士音乐家呢？也许兼而有之，并且是真正的兼容并蓄。相对于布列兹（Pierre Boulez）这样的作曲家、指挥家而言，普列文无疑更接近于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他们都是涉猎最宽广且高度平行的典范，因此或许也只适合被称为“音乐家”。
我听普列文的录音并不算多，但在他离世的日子，想着还是听一张纪念一下吧。结果发现自己最熟悉的一张，便是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Ein Deutsches Requiem，Op.45），那是2000年，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及其合唱团，同美国抒情花腔女高音布莱克维尔（Harolyn Blackwell）和男中音威尔森-约翰森（Dav id Wilson-Johnson）合作的现场演出，唱片由伦敦交响乐团的自主品牌发行。在指挥方面，普列文获得最多肯定的成就，并非德奥作品。他灌录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协奏曲以及柴科夫斯基的三大芭蕾杰作，都被人们奉为珍宝。但是，普列文灌录的德奥古典与浪漫派交响曲唱片，你又是否熟悉呢？
后浪漫派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作品，普列文倒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过，其中《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Op.40）极受日本乐评人推崇，但终究没有像拉赫玛尼诺夫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那样，成为普列文的“音乐名片”。不过，纵观普列文的作为指挥家的录音事业，我不得不对他产生强烈的敬佩之情。这是因为普列文确实是一位懂得取舍而不痴迷于“建立功勋”的指挥家。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他仅仅选择自己真正有把握的作品。而作为一位成功的指挥家，又是在音乐界影响最广泛的人物之一，他原本可以拓展古典与浪漫派的更多曲目，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普列文也曾系统灌录过贝多芬的交响曲（由RCA发行），但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他基本都没带进过录音室。在后浪漫派，指挥家对于马勒几乎过分地浅尝辄止，仅留下了《第四交响曲》的唱片，布鲁克纳也不在他的世界里。你能否想象，一位柴科夫斯基的著名演释者，需要怎样的勇气来抵挡灌录《第六交响曲（悲怆）》的诱惑（曾有影像版，但并未灌录唱片）？然而，普列文始终明白他“该干什么”，因此他宁可耕耘理查·施特劳斯不那么有名的杰作，也不想在马勒、布鲁克纳的领域开疆扩土。正如他宁可将自己对莫扎特的热爱停留在钢琴键盘上，或灌录像《剧院经理》（Der Schauspieldirektor，K.486）这样的冷门歌剧，也不追求让人们的唱片架上再多一套《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K.492）。
我一直认为，普列文同德奥曲目之间最深的关联，其实是勃拉姆斯的音乐。这次听《德意志安魂曲》的唱片来纪念他，我对此更加确定了。很明显，那是因為普列文几乎从来没有像对待勃拉姆斯这样对待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作为指挥家，他灌录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和宗教音乐作品，也就是《德意志安魂曲》，还灌录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作为钢琴家，他弹奏了勃拉姆斯的《F小调钢琴五重奏》（Piano Quintet in F minor，Op.34），并先后留下两次录音（分别由EMI和Philips发行）。此外，普列文还同著名歌唱家蓓克合作，灌录了勃拉姆斯艺术歌曲的唱片。欣赏伦敦交响乐团发行的这张由普列文指挥的《德意志安魂曲》的现场录音，我们终会发现他的取舍何等可贵。这是如此精彩的演释！精彩就在于没有刻意的“演释倾向”，没有任何脸谱化，却分分钟显得卓尔不群。也许，这就是作曲家的思维贯通于一个异常全面的音乐家的生命所呈现的观点。
面对这部极为庞大而又复杂的作品，普列文以惊人的清晰度强调纵向的、不同层次的线条结构。有时他所表现的清晰，居然让我的思维穿越到古尔德（Glenn Gould）的巴赫演释。指挥家所追求的音响也完全配合他的明晰构思，声音并不厚重，而是在乐队与合唱团高度立体化的结构编织中，凸显结构本身的分量。乐队确实呈现出了了不起的演奏技巧，但与此同时，这位指挥家并无意寻求那种乐队超技大师的犀利感。普列文的目标更多的是“一目了然”的音乐表现。所谓“手术刀般的犀利”，或通过节奏控制节节推高的紧张度，都不存在于他的演释当中。因此，这样的演释才更多地让我想到了“作曲家的演释”——他从创作的角度审视，透彻地梳理了如此丰富的层面，留意其中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单纯地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形之于外，已是信息量异常丰富的高峰演释。
普列文展开音乐的手法，真是再自然不过了。而这样的自然，几乎是跳脱“演释风格”而存在的。二十一世纪的伦敦交响乐团，在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s）与伯纳德·海廷克（Bernard Haitink）的手中呈现出了强烈的“复古”倾向，即浓重的老派德奥风。很多情况下，那两位大师都会做出老派的演释。而在普列文手中，演奏效果完全“判若两团”。没有德奥式的厚重与速度变化，乐句的塑造很流畅，但仅仅是配合着整体的明晰感所表现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流畅。没有现代化的“冷静”浮于表面，也没有借鉴于本真的奇巧风格。尤其是表现合唱的力度层次，指挥家几乎完全摒弃了那种通过“渐强”效果的苦心经营，堆积惊人气势的做法。他转而选择对比效果极强，力度变化也较为“阶梯式”的处理——换言之，就是一种完全不德奥化的方式。
年轻时的普列文
或许这么说未必恰当，但普列文这次演出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对于传统勃拉姆斯演释风格的再思考，在约翰·艾略特·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等人的本真演绎中基本发展到极限，而普列文采用“看上去”远远不那么具有挑战性的手法，却取得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作曲家的演绎”，很多也体现为通过当下的，或者说中立的手法（现代的乐器与表现方式），单纯地陈述其观点与构思。不过，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普列文把握音乐横向的流动和整体句法构思时，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依据文本，即唱词的内容来设计分句、各样连断的细节，以及一些特别的强调。这样的处理，在演释整体上异常透明的特质中，益发显现其敏锐的洞察力。宗教音乐作品原本就是以文本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普列文回归这样的核心来设计自己的诠释，也是非常符合“作曲家的演释”之本质的。
正是在指挥家拥有高度的把握，却又不以高压来体现的情况下，乐队、合唱团以及两位独唱者都做出了最充分的发挥。哪怕这是一部听来多少有些耗神的作品，如此精彩的演释也竟然让我连听了两遍才感到满足！原先我对这张唱片也有美好的印象，不过绝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它是如此的了不起！但无论如何，晚意识到，总比没意识到要好。
再见了，大师！
我听普列文的录音并不算多，但在他离世的日子，想着还是听一张纪念一下吧。结果发现自己最熟悉的一张，便是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Ein Deutsches Requiem，Op.45），那是2000年，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及其合唱团，同美国抒情花腔女高音布莱克维尔（Harolyn Blackwell）和男中音威尔森-约翰森（Dav id Wilson-Johnson）合作的现场演出，唱片由伦敦交响乐团的自主品牌发行。在指挥方面，普列文获得最多肯定的成就，并非德奥作品。他灌录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协奏曲以及柴科夫斯基的三大芭蕾杰作，都被人们奉为珍宝。但是，普列文灌录的德奥古典与浪漫派交响曲唱片，你又是否熟悉呢？
后浪漫派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作品，普列文倒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过，其中《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Op.40）极受日本乐评人推崇，但终究没有像拉赫玛尼诺夫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那样，成为普列文的“音乐名片”。不过，纵观普列文的作为指挥家的录音事业，我不得不对他产生强烈的敬佩之情。这是因为普列文确实是一位懂得取舍而不痴迷于“建立功勋”的指挥家。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他仅仅选择自己真正有把握的作品。而作为一位成功的指挥家，又是在音乐界影响最广泛的人物之一，他原本可以拓展古典与浪漫派的更多曲目，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普列文也曾系统灌录过贝多芬的交响曲（由RCA发行），但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他基本都没带进过录音室。在后浪漫派，指挥家对于马勒几乎过分地浅尝辄止，仅留下了《第四交响曲》的唱片，布鲁克纳也不在他的世界里。你能否想象，一位柴科夫斯基的著名演释者，需要怎样的勇气来抵挡灌录《第六交响曲（悲怆）》的诱惑（曾有影像版，但并未灌录唱片）？然而，普列文始终明白他“该干什么”，因此他宁可耕耘理查·施特劳斯不那么有名的杰作，也不想在马勒、布鲁克纳的领域开疆扩土。正如他宁可将自己对莫扎特的热爱停留在钢琴键盘上，或灌录像《剧院经理》（Der Schauspieldirektor，K.486）这样的冷门歌剧，也不追求让人们的唱片架上再多一套《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K.492）。
我一直认为，普列文同德奥曲目之间最深的关联，其实是勃拉姆斯的音乐。这次听《德意志安魂曲》的唱片来纪念他，我对此更加确定了。很明显，那是因為普列文几乎从来没有像对待勃拉姆斯这样对待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作为指挥家，他灌录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和宗教音乐作品，也就是《德意志安魂曲》，还灌录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作为钢琴家，他弹奏了勃拉姆斯的《F小调钢琴五重奏》（Piano Quintet in F minor，Op.34），并先后留下两次录音（分别由EMI和Philips发行）。此外，普列文还同著名歌唱家蓓克合作，灌录了勃拉姆斯艺术歌曲的唱片。欣赏伦敦交响乐团发行的这张由普列文指挥的《德意志安魂曲》的现场录音，我们终会发现他的取舍何等可贵。这是如此精彩的演释！精彩就在于没有刻意的“演释倾向”，没有任何脸谱化，却分分钟显得卓尔不群。也许，这就是作曲家的思维贯通于一个异常全面的音乐家的生命所呈现的观点。
面对这部极为庞大而又复杂的作品，普列文以惊人的清晰度强调纵向的、不同层次的线条结构。有时他所表现的清晰，居然让我的思维穿越到古尔德（Glenn Gould）的巴赫演释。指挥家所追求的音响也完全配合他的明晰构思，声音并不厚重，而是在乐队与合唱团高度立体化的结构编织中，凸显结构本身的分量。乐队确实呈现出了了不起的演奏技巧，但与此同时，这位指挥家并无意寻求那种乐队超技大师的犀利感。普列文的目标更多的是“一目了然”的音乐表现。所谓“手术刀般的犀利”，或通过节奏控制节节推高的紧张度，都不存在于他的演释当中。因此，这样的演释才更多地让我想到了“作曲家的演释”——他从创作的角度审视，透彻地梳理了如此丰富的层面，留意其中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单纯地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形之于外，已是信息量异常丰富的高峰演释。
普列文展开音乐的手法，真是再自然不过了。而这样的自然，几乎是跳脱“演释风格”而存在的。二十一世纪的伦敦交响乐团，在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s）与伯纳德·海廷克（Bernard Haitink）的手中呈现出了强烈的“复古”倾向，即浓重的老派德奥风。很多情况下，那两位大师都会做出老派的演释。而在普列文手中，演奏效果完全“判若两团”。没有德奥式的厚重与速度变化，乐句的塑造很流畅，但仅仅是配合着整体的明晰感所表现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流畅。没有现代化的“冷静”浮于表面，也没有借鉴于本真的奇巧风格。尤其是表现合唱的力度层次，指挥家几乎完全摒弃了那种通过“渐强”效果的苦心经营，堆积惊人气势的做法。他转而选择对比效果极强，力度变化也较为“阶梯式”的处理——换言之，就是一种完全不德奥化的方式。
或许这么说未必恰当，但普列文这次演出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对于传统勃拉姆斯演释风格的再思考，在约翰·艾略特·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等人的本真演绎中基本发展到极限，而普列文采用“看上去”远远不那么具有挑战性的手法，却取得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作曲家的演绎”，很多也体现为通过当下的，或者说中立的手法（现代的乐器与表现方式），单纯地陈述其观点与构思。不过，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普列文把握音乐横向的流动和整体句法构思时，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依据文本，即唱词的内容来设计分句、各样连断的细节，以及一些特别的强调。这样的处理，在演释整体上异常透明的特质中，益发显现其敏锐的洞察力。宗教音乐作品原本就是以文本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普列文回归这样的核心来设计自己的诠释，也是非常符合“作曲家的演释”之本质的。
正是在指挥家拥有高度的把握，却又不以高压来体现的情况下，乐队、合唱团以及两位独唱者都做出了最充分的发挥。哪怕这是一部听来多少有些耗神的作品，如此精彩的演释也竟然让我连听了两遍才感到满足！原先我对这张唱片也有美好的印象，不过绝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它是如此的了不起！但无论如何，晚意识到，总比没意识到要好。
再见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