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年龄加起来近两百岁的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会场中间的柱子被不同医学领域的主任级医师、硕导、博导包围着。他们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 钟南山说：“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共同决策太奢侈了”
　　患者家属程功是专程从成都赶来的，他的父亲已经肝胆管癌晚期。他说为了给父亲治病，他跟乡镇、县城、省级、北上广的医生打了一圈交道，每天被各种表格淹没。他直言：“医患共同决策太奢侈太奢侈了，能够让我稍微有一点知情权就满意了。”
　　王辰院士坦言：“对于病人，有些医生会说要是早转过来两三天就好了。他之所以这样讲出于几种考虑，一是推卸责任，治不好是因为病人来晚了；二是蒙骗家属，不对家属讲真实情况；三是无形中出卖了同道，置之前处置病人的医生同道于不义。如果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还怎么取信社会？立尊严于社会？”
　　39岁的李美是名直肠癌患者。因为肿瘤部位距离肛门只有四到五公分，手术牵扯到是否保肛的问题，她希望找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在全国最知名的一家综合类三甲医院，她把检查报告递给专家。专家鼻子哼了一下，就开始写治疗方案。李美问治疗方案是怎么样的，专家说，不用问了，你就准备接受治疗吧，说了你也不知道。李美压着蹿上来的愤怒说：“您不说我当然不知道了，您说一下我就知道了呀。”这位医生提高了嗓门：“你哪那么多话，你要治就治，不治就算了。”第二天李美又找了一个名医，她想说下报告单，医生抬头说你不用说，我正在看。整个就诊过程，李美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
　　最终，她选择了一个不那么知名却非常有医学人文情怀的大夫。这个大夫第一次见她，就送给她一本叫《癌症不是病》的书。大夫还打开电脑，用PPT向她讲解接下来要做的治疗。
　　王辰院士说：“现在强调医患共同决策，是在以往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决策和作用，这必然成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可也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只怕是“矫情”了。现在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医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医生的冷漠从何而来？我们的医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管理处副处长卫燕举了个例子：一个学生说，第一堂动物实验课给自己留下了很差的体验，因为操作不够熟练，所以老师配发的麻药并没有全部打入，致使兔子麻醉效果不好，操作的时候兔子一直在挣扎，她实在看不下去，请求老师再给兔子补一点麻药，但是老师头也不抬地说：不用了，就这么做吧！
　　卫燕说：“医学教育中我们要传播的不仅是其中的科学性，更要传播其中的人性。如果其他老师都像这位老师一样，完全没有尊重实验课上的弱小生命的意识的话，怎么能指望学生走进临床以后，能够自觉地把模式切换到尊重治疗对象上去呢？”
　　会场上，有人回忆在英国时，医生单膝跪在糖尿病足患者面前查房的场景：医生抱起脚认真地看，还用鼻子去闻。据称，英国医生查房是有一套规范的。无论医生的资质和年龄，推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轻。见到病人必定是主动伸手。与病人交谈时，医生附身屈膝，最终膝盖顶在床前的地毯上，刚好与病人的目光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丛玉华/文，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