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杨是抗战时期话剧舞台上“四大名旦”之一，也是新中国影坛二十二大明星之一和建国40周年十大电影明星之一……她一生光环无数，是观众喜爱的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今年是白杨百年诞辰，我不想讲述她在艺术长河中如何认真刻苦，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执着追求最高境界的精神，而是要回忆她作为我们家庭一辈子的老朋友，给我留下的几件情深谊重的往事。
白杨的艺名源自我父亲的笔名
白杨阿姨与我父亲杨村彬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了，那是在1932年北京夏季，当时我父亲21岁，刚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尤其是戏剧工作被认为是下九流的，被人看不起，更没有出路，穷困潦倒的父亲靠给报社写稿子，赚点零花钱维持生计。但是热爱戏剧的父亲不气馁，幻想创办职业剧团，他与同班同学王家齐、刘静沅等筹建“北平戏剧学会”，并由我父亲主演和导演了梅特林克原著的话剧《茂娜凡娜》，在北京饭店和清华大学公演。白杨原名杨成芳，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苦孩子，她只读了四年书，一年前由于母亲的离世她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小不点的杨成芳必须要独自谋生了。她从小热爱艺术，参加过一些业余演出活动。一次，一位女同学拉杨成芳去看话剧《茂娜凡娜》，她第一次踏进北平大学高等艺术学府，第一次看到外国名著在中国舞台演出，一切都感到美好，新奇。此后她多次去看演出，进出后台，认识了我父亲，她喜欢和演戏的朋友一起探讨戏剧艺术，她进入“北平戏剧学会”，也参加了《茂娜凡娜》的演出。这时当她得知我父亲有个“白杨”的笔名，自小喜爱白杨树的小成芳使起孩子气，要我父亲把这名字让给她，父亲答应了，从此杨成芳就变成了白杨。1933年9月，我父亲又导演了熊佛西的话剧《喇叭》，由白杨饰演女主角冬姑，这是“北平戏剧学会”首次在协和礼堂公演，同时演出的还有《月亮上升》，剧场效果很好。北平《晨报》副刊报道：“北平艺术研究院戏剧部，9月30日晚上在协和礼堂公演《喇叭》和《月亮上升》两剧，票价1元，上座极盛。在座的专家很多，如余上沅夫妇，朱君允先生，名伶程砚秋等。大家不约而同赞美《喇叭》。……表演方面，杨村彬君所饰逢生表演得很好……杨成芳，即白杨（采纳杨村彬提议，易名白杨）小妞的冬姑演得出色。她曾在普罗戏剧上努过力，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演员……可惜声音薄，不沉着。”是啊，当时白杨只有13岁，声音差点但演技罕见。演出虽然成功，但是这种组合和演出并不能维持生活，学会解散了，大家只得各奔前程，自谋生路。
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文艺界有识之士大都来到大后方四川，我父母西迁到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培育戏剧人才，导演了《岳飞》《从军乐》等话剧；已是上海滩大明星的白杨也跟随由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救亡协会”入川宣传抗日救亡。那时白杨忙碌地拍摄抗日影片《万里长空》《青年中国》，同时还辗转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塞上风云》《天国春秋》。1940年夏秋之际，在日寇狂轰滥炸重庆的时刻，我要出生了，母亲王元美难产住在医院，这时城里大火，市民们纷纷逃往城外，而当白杨得知消息后，冒着硝烟，踏着高低不平的路，艰难地从南岸提着鸡汤，风尘仆仆赶到医院看望我们。在那战乱时期，不知她是从哪里寻觅到这宝贵的鸡汤？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
共同的遭遇使白杨成为我家的患难之交
在十年“文革”浩劫初期，白楊作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成为众矢之的，各地红卫兵不分昼夜，到她华山路家里骚扰，不断地把白杨和她丈夫蒋君超揪到院子里批斗，让他们跪在地上认罪。有一天，白杨与我母亲商量，想要来我家“休息”几天，当时我母亲很为难，因为自家已是危机四伏，我父亲杨村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重点批斗对象，我母亲也已靠边被审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助白杨吗？母亲想白杨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患有严重心脏病，如今老朋友有难怎能不管呢？就同意让白杨住到我们家来躲一躲。没想到第三天，几十个红卫兵就冲到我家查抄，说我们窝藏白杨，要把白杨抓走。我母亲吓坏了，可白杨却很镇定，临被带走时还向我母亲微笑，好像在安慰她。我母亲和父亲也立刻被带到单位去，单位的墙上地上到处贴满了标语：“王元美窝藏白杨，罪该万死！”“砸烂文艺黑线！”……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被单独开批斗会。母亲被押进了大排演厅，里面已坐满了人，前排有几个年纪很轻的陌生面孔，穿着军装，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腰带上有血迹，后来知道他们曾用皮带抽死过人。母亲只有豁出去了，坦然地说：“白杨有医生的病假条，我已向支部书记和小组长汇报过了。”可他们却矢口否认，母亲毫无办法，被狂叫的口号声搞得头脑发昏。这时忽听见场外传来更凶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杨村彬！”“杨村彬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母亲担心父亲，他那么瘦弱，怎么经得起啊！更不知道白杨怎么被批斗了？母亲已经忘了自己正在挨斗。
十年浩劫真是一场噩梦，京剧大师周信芳被折磨致死，还有文艺界言慧珠、郑君里、上官云珠等等，然而劫后余生的白杨仍然微笑着，从不谈“文革”的苦难事。可有一天，她拿了一份一直藏着、没给人看过的文稿给我母亲看，才知道她在“文革”中曾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斗争，“文革”中的苦难只能与老朋友叙述。白杨在文稿中写道：“那时，据说我的罪孽最深、最重，所以受到的惩罚应该最严厉，遭到的毒打也应该最无情。他们爱打我几下就打我几下，爱踢我几脚就踢我几脚，说是触及灵魂首先要触及皮肉。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猛地推我一下，又突然揪我一把，说是在我背后‘猛击一掌’，给我及时的挽救，这些是家常便饭。”“一次在牛棚里，我说要区分两类矛盾，按政策办事。几天后在全体‘牛鬼蛇神’受训的大会上，我被点名批斗，说我‘罪该万死’，拳头劈头盖脑地朝我打过来。开始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到后来已经不太有感觉了，眼睛只看到一阵阵星花，一片模糊，被打得实在受不住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面颊，原来鲜血已经从嘴角上流下来。”白杨的一只牙齿被打掉了，两颗门牙也快要脱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讲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照政策办事一类的话了。 一次批斗会上，白杨被蒙起眼睛，遭到毒打，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浑身疼痛，动弹不得，身上都是血，衣服已经黏住脱不下来，她没有哭泣，被批斗以来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万念俱灰，已经麻木了，呆呆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忽然听见窗外有个声音：“白杨！白杨！”这个时候谁还敢来？可确实有个声音在呼唤：“白杨！白杨！你要想得开呀！要活下去！活下去！”白杨听到这亲切的话语，禁不住眼泪像雨一样洒出来，原来是传达室的老伯伯，一个平日一声不响的老人，却冒着危险来安慰她。
文稿中白杨还记述了她后来在监狱的遭遇：“我被‘四人帮’整整关了五年半，监狱有定期探望的例规，法院有宣判刑满的日期，而我被关在里面却始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是刑满之期，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也从来不允许我见一见亲人孩子的面。在牢房的岁月里受到的精神摧残更是没法说的，它丝毫不亚于肉体折磨所造成的痛苦。他们逼供、诱供，搞得我精神恍惚，要我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在我疲劳到了极点，刚刚合上带着血丝的眼睛，他们又来提审逼供，大搞所谓的政策攻心，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他们说‘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承认是这样，不承认也是这样。我们是来挽救你的，难道你还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吗？！’有一天，我被逼得神智模糊思绪混乱了，在他们软硬兼施下，我想专案组是党委派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总要相信组织吧？就按照他们定下的路子、口径做了交代。但过后我神智清晰的时候，我提出了更正，他们说不准翻案，否则罪加一等。我痛苦不堪，仰望苍天，呼告无门，我恨自己怎么会钻进他们的圈套！怎么会承认那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悲愤地呼喊：‘手啊手！你怎么也照着他们的话写下那些白纸黑字，来陷害我啊！’我张口朝它狠狠地咬了下去，顿时手上出现了一排深深的血印，但我已经不知疼痛了，过度的愤激，我摔倒在床沿上……”我母亲满含泪水，细细品味白杨的述说，感同身受，想到我父亲“文革”中被折磨得患了肺癌，差点送命，共同经历了这场十年浩劫，白杨与我们家就更是患难至交了。
复出后的白杨把艺术看得很重
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不顾大病后身体虚弱，忘我地投入工作，他接连导演了许多优秀得奖剧目。在排戏的午休时间，由于太累，父亲有时会到离单位较近的白杨家小白楼去稍事休息，老朋友哪怕是片刻的相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更多的是希望有机会再度合作，例如出演我父亲创作的《清宫外史》里老年慈禧太后……1989年我父亲病重住院，白杨赶到华东医院探望，她安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老友，而父亲却反过来宽慰白杨：“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年底父亲辞世，白杨又赶到龙华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1991年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民盟上海市委、上海剧协、上海影协等联合举办了“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是在长江剧场举办祝贺演出，节目均是父亲生前导演或编写的剧目片段，涉及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舞剧以及电影电视等。演员都是曾参加演出的著名艺术家：白杨、秦怡、王丹凤、吕恩、焦晃、刘子枫、严翔、李天济、夏天、温锡莹、邵滨孙、李炳淑、言兴朋、陈奇、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蔡正仁、张静娴、马莉莉、郑毓芝、刘安古、佟瑞敏等等。《新民晚报》那天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四世同堂演名剧》，上海各报连续报道了几天。这样的演出阵容给节目安排带来困难，哪个排在开场？哪个又来压轴？即使著名舞台监督刘传炳也束手无策。没想到白杨竟提出由她来演开锣戏，大家都认为不妥，她是老一辈艺术家，又是坐排，担心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未安静下来。可是白杨坚持说：“正因为我是坐排，不化妆，不用布景，按理应该安排在前面。”这样节目单就毫不费力排好了。在演出的前一天，有几出话剧需要在长江剧场走台彩排，没想到白杨提出她的节目也要走台。大家怕她累，都劝她不必走，但在白杨坚持下，她还是认真地彩排走了台。正式演出时白杨一出场，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她选的是熊佛西编写的话剧《喇叭》片段，30年代由我父亲杨村彬导演并担任其中一个角色，白杨出演女主角。白杨介绍说：“大家都知道杨村彬是好编剧、好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位好演员……那是1933年，在北平协和礼堂演出《喇叭》，當时北平晨报报道说：戏中青年农民逢生一角由杨村彬君扮演，很为出色……”白杨精彩的开场，使当晚整个演出很成功。
“人美、艺美、心美、德美”的白杨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我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白杨阿姨在北京也有个家，她因工作常来京，我就有机会与她见面聊天了，记得那时她最想做的是拍电影《白杨传》，已经有了剧本初稿，她在不断听取意见，与作者研究修改提高；她还与我讨论影片的主创人员如何组成，她想演老年的自己等等。此外在一些全国性电影界大型活动上，我也曾多次遇到白杨。记得1981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和颁奖活动，夏衍是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袁文殊、张骏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于敏、水华、程季华、钟惦棐、谢铁骊、白杨、于蓝等共计25位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从4月的评奖至5月23日的颁奖盛典，那是电影界的专家们第一次评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过程，亲眼看到作为评委的白杨从研究制定评奖标准、章程，到观摩影片，讨论获奖名单，她都一丝不苟地全情投入。当评委意见相左时，她会保持特有的微笑，轻言细语地参与剧烈辩论……看到白杨热情与会，严肃探讨艺术问题，认真完成大会要求她的各项事宜，最后她还写了篇文章《“绿叶”精神赞——有感于首届“金鸡奖”配角奖的评选》。1985年在广州成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选举学会领导班子时，由于某些原因白杨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人都为她打抱不平，但是经历过“文革”风浪的她，反而相当平静，她泰然处之，微笑着面对一切，她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忘不了90年代，白杨不幸中风，在北京的医院抢救治疗中听说我母亲骨折了，竟在病榻上打长途电话安慰我母亲，并让照顾她的朋友来上海，看望并帮助护理我母亲。更忘不了我小妹首次回国探亲，白杨高兴地对我母亲说：“你们一家团圆了，该庆祝一下，全家到我家吃团圆饭吧。”她知道我父亲离去了，小妹去美国十年才第一次回来，我又常年在北京工作，我母亲很孤单，她想让我母亲快活一下。可小妹和我女儿都说：“你们是文艺界的，我们去不合适。”母亲只好与我和我爱人去了。那天在白杨华山路家里，她准备了很多菜肴，像正式的酒席，白杨仍笑眯眯地说：“怎么就你们三个人来了？我没请一个别人呀！就是要你们一家团圆！”后来白杨家老阿姨告诉我，为了这顿饭，白杨前几天就和他们商量做什么菜，很认真，我们听了感到内疚，说不出的感动。
1996年7月，我陪母亲去美国探望即将临产的妹妹，没想到白杨阿姨竟在9月18日离去了。噩耗传来，母亲悲痛萬分，苦于无法赶回国，送白杨阿姨最后一程。当晚她在洛杉矶，含着泪水深情地写下这封无法寄出的信：“小杨，你长于写诗，常常出口成章。虽然中风了，半身不遂坐轮椅，行动很不方便，可你仍继续为艺术工作，在北京出了个集子，还整理了一些文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你常找责任编辑商谈，还一定要看清样，一丝不苟，1995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召开了这本书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坐满了中外电影界名流，你那天穿着大红连衣裙，手捧鲜花，坐着轮椅，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在众多记者的闪光灯中，你朗诵了自己写的诗，表达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和期望。你那时的笑容令人难忘，没想到这竟是你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像是在向同行和观众告别！
“小杨！你为什么就这么仓促地走了？你的《白杨传》电影正在筹拍，你曾对剧本的初稿花了不少精力，一再找朋友磋商，还没定稿，你就走了！
“台湾文艺界邀请你去演《清宫外史》第三部的老年慈禧，有许多老观众都盼着你去，可你竟匆匆走了，再也见不到你那温柔的笑容了，我再也不能与你电话谈心了……
“小杨，你别走！”
白杨阿姨虽是大明星，但一点也没有架子，她为人正直，热情，坦率，刻苦，对朋友真诚，友善，乐于助人，关心人，正如黄佐临先生对她的评价：“人美、艺美、心美、德美”。她是人们崇敬的、热爱的人民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她。我母亲于2012年也仙逝了，想必此时母亲和父亲与白杨阿姨在天上可以推心置腹谈心，欢聚一堂了。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
白杨的艺名源自我父亲的笔名
白杨阿姨与我父亲杨村彬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了，那是在1932年北京夏季，当时我父亲21岁，刚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尤其是戏剧工作被认为是下九流的，被人看不起，更没有出路，穷困潦倒的父亲靠给报社写稿子，赚点零花钱维持生计。但是热爱戏剧的父亲不气馁，幻想创办职业剧团，他与同班同学王家齐、刘静沅等筹建“北平戏剧学会”，并由我父亲主演和导演了梅特林克原著的话剧《茂娜凡娜》，在北京饭店和清华大学公演。白杨原名杨成芳，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苦孩子，她只读了四年书，一年前由于母亲的离世她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小不点的杨成芳必须要独自谋生了。她从小热爱艺术，参加过一些业余演出活动。一次，一位女同学拉杨成芳去看话剧《茂娜凡娜》，她第一次踏进北平大学高等艺术学府，第一次看到外国名著在中国舞台演出，一切都感到美好，新奇。此后她多次去看演出，进出后台，认识了我父亲，她喜欢和演戏的朋友一起探讨戏剧艺术，她进入“北平戏剧学会”，也参加了《茂娜凡娜》的演出。这时当她得知我父亲有个“白杨”的笔名，自小喜爱白杨树的小成芳使起孩子气，要我父亲把这名字让给她，父亲答应了，从此杨成芳就变成了白杨。1933年9月，我父亲又导演了熊佛西的话剧《喇叭》，由白杨饰演女主角冬姑，这是“北平戏剧学会”首次在协和礼堂公演，同时演出的还有《月亮上升》，剧场效果很好。北平《晨报》副刊报道：“北平艺术研究院戏剧部，9月30日晚上在协和礼堂公演《喇叭》和《月亮上升》两剧，票价1元，上座极盛。在座的专家很多，如余上沅夫妇，朱君允先生，名伶程砚秋等。大家不约而同赞美《喇叭》。……表演方面，杨村彬君所饰逢生表演得很好……杨成芳，即白杨（采纳杨村彬提议，易名白杨）小妞的冬姑演得出色。她曾在普罗戏剧上努过力，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演员……可惜声音薄，不沉着。”是啊，当时白杨只有13岁，声音差点但演技罕见。演出虽然成功，但是这种组合和演出并不能维持生活，学会解散了，大家只得各奔前程，自谋生路。
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文艺界有识之士大都来到大后方四川，我父母西迁到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培育戏剧人才，导演了《岳飞》《从军乐》等话剧；已是上海滩大明星的白杨也跟随由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救亡协会”入川宣传抗日救亡。那时白杨忙碌地拍摄抗日影片《万里长空》《青年中国》，同时还辗转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塞上风云》《天国春秋》。1940年夏秋之际，在日寇狂轰滥炸重庆的时刻，我要出生了，母亲王元美难产住在医院，这时城里大火，市民们纷纷逃往城外，而当白杨得知消息后，冒着硝烟，踏着高低不平的路，艰难地从南岸提着鸡汤，风尘仆仆赶到医院看望我们。在那战乱时期，不知她是从哪里寻觅到这宝贵的鸡汤？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
共同的遭遇使白杨成为我家的患难之交
在十年“文革”浩劫初期，白楊作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成为众矢之的，各地红卫兵不分昼夜，到她华山路家里骚扰，不断地把白杨和她丈夫蒋君超揪到院子里批斗，让他们跪在地上认罪。有一天，白杨与我母亲商量，想要来我家“休息”几天，当时我母亲很为难，因为自家已是危机四伏，我父亲杨村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重点批斗对象，我母亲也已靠边被审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助白杨吗？母亲想白杨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患有严重心脏病，如今老朋友有难怎能不管呢？就同意让白杨住到我们家来躲一躲。没想到第三天，几十个红卫兵就冲到我家查抄，说我们窝藏白杨，要把白杨抓走。我母亲吓坏了，可白杨却很镇定，临被带走时还向我母亲微笑，好像在安慰她。我母亲和父亲也立刻被带到单位去，单位的墙上地上到处贴满了标语：“王元美窝藏白杨，罪该万死！”“砸烂文艺黑线！”……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被单独开批斗会。母亲被押进了大排演厅，里面已坐满了人，前排有几个年纪很轻的陌生面孔，穿着军装，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腰带上有血迹，后来知道他们曾用皮带抽死过人。母亲只有豁出去了，坦然地说：“白杨有医生的病假条，我已向支部书记和小组长汇报过了。”可他们却矢口否认，母亲毫无办法，被狂叫的口号声搞得头脑发昏。这时忽听见场外传来更凶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杨村彬！”“杨村彬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母亲担心父亲，他那么瘦弱，怎么经得起啊！更不知道白杨怎么被批斗了？母亲已经忘了自己正在挨斗。
十年浩劫真是一场噩梦，京剧大师周信芳被折磨致死，还有文艺界言慧珠、郑君里、上官云珠等等，然而劫后余生的白杨仍然微笑着，从不谈“文革”的苦难事。可有一天，她拿了一份一直藏着、没给人看过的文稿给我母亲看，才知道她在“文革”中曾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斗争，“文革”中的苦难只能与老朋友叙述。白杨在文稿中写道：“那时，据说我的罪孽最深、最重，所以受到的惩罚应该最严厉，遭到的毒打也应该最无情。他们爱打我几下就打我几下，爱踢我几脚就踢我几脚，说是触及灵魂首先要触及皮肉。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猛地推我一下，又突然揪我一把，说是在我背后‘猛击一掌’，给我及时的挽救，这些是家常便饭。”“一次在牛棚里，我说要区分两类矛盾，按政策办事。几天后在全体‘牛鬼蛇神’受训的大会上，我被点名批斗，说我‘罪该万死’，拳头劈头盖脑地朝我打过来。开始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到后来已经不太有感觉了，眼睛只看到一阵阵星花，一片模糊，被打得实在受不住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面颊，原来鲜血已经从嘴角上流下来。”白杨的一只牙齿被打掉了，两颗门牙也快要脱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讲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照政策办事一类的话了。 一次批斗会上，白杨被蒙起眼睛，遭到毒打，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浑身疼痛，动弹不得，身上都是血，衣服已经黏住脱不下来，她没有哭泣，被批斗以来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万念俱灰，已经麻木了，呆呆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忽然听见窗外有个声音：“白杨！白杨！”这个时候谁还敢来？可确实有个声音在呼唤：“白杨！白杨！你要想得开呀！要活下去！活下去！”白杨听到这亲切的话语，禁不住眼泪像雨一样洒出来，原来是传达室的老伯伯，一个平日一声不响的老人，却冒着危险来安慰她。
文稿中白杨还记述了她后来在监狱的遭遇：“我被‘四人帮’整整关了五年半，监狱有定期探望的例规，法院有宣判刑满的日期，而我被关在里面却始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是刑满之期，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也从来不允许我见一见亲人孩子的面。在牢房的岁月里受到的精神摧残更是没法说的，它丝毫不亚于肉体折磨所造成的痛苦。他们逼供、诱供，搞得我精神恍惚，要我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在我疲劳到了极点，刚刚合上带着血丝的眼睛，他们又来提审逼供，大搞所谓的政策攻心，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他们说‘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承认是这样，不承认也是这样。我们是来挽救你的，难道你还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吗？！’有一天，我被逼得神智模糊思绪混乱了，在他们软硬兼施下，我想专案组是党委派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总要相信组织吧？就按照他们定下的路子、口径做了交代。但过后我神智清晰的时候，我提出了更正，他们说不准翻案，否则罪加一等。我痛苦不堪，仰望苍天，呼告无门，我恨自己怎么会钻进他们的圈套！怎么会承认那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悲愤地呼喊：‘手啊手！你怎么也照着他们的话写下那些白纸黑字，来陷害我啊！’我张口朝它狠狠地咬了下去，顿时手上出现了一排深深的血印，但我已经不知疼痛了，过度的愤激，我摔倒在床沿上……”我母亲满含泪水，细细品味白杨的述说，感同身受，想到我父亲“文革”中被折磨得患了肺癌，差点送命，共同经历了这场十年浩劫，白杨与我们家就更是患难至交了。
复出后的白杨把艺术看得很重
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不顾大病后身体虚弱，忘我地投入工作，他接连导演了许多优秀得奖剧目。在排戏的午休时间，由于太累，父亲有时会到离单位较近的白杨家小白楼去稍事休息，老朋友哪怕是片刻的相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更多的是希望有机会再度合作，例如出演我父亲创作的《清宫外史》里老年慈禧太后……1989年我父亲病重住院，白杨赶到华东医院探望，她安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老友，而父亲却反过来宽慰白杨：“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年底父亲辞世，白杨又赶到龙华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1991年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民盟上海市委、上海剧协、上海影协等联合举办了“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是在长江剧场举办祝贺演出，节目均是父亲生前导演或编写的剧目片段，涉及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舞剧以及电影电视等。演员都是曾参加演出的著名艺术家：白杨、秦怡、王丹凤、吕恩、焦晃、刘子枫、严翔、李天济、夏天、温锡莹、邵滨孙、李炳淑、言兴朋、陈奇、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蔡正仁、张静娴、马莉莉、郑毓芝、刘安古、佟瑞敏等等。《新民晚报》那天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四世同堂演名剧》，上海各报连续报道了几天。这样的演出阵容给节目安排带来困难，哪个排在开场？哪个又来压轴？即使著名舞台监督刘传炳也束手无策。没想到白杨竟提出由她来演开锣戏，大家都认为不妥，她是老一辈艺术家，又是坐排，担心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未安静下来。可是白杨坚持说：“正因为我是坐排，不化妆，不用布景，按理应该安排在前面。”这样节目单就毫不费力排好了。在演出的前一天，有几出话剧需要在长江剧场走台彩排，没想到白杨提出她的节目也要走台。大家怕她累，都劝她不必走，但在白杨坚持下，她还是认真地彩排走了台。正式演出时白杨一出场，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她选的是熊佛西编写的话剧《喇叭》片段，30年代由我父亲杨村彬导演并担任其中一个角色，白杨出演女主角。白杨介绍说：“大家都知道杨村彬是好编剧、好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位好演员……那是1933年，在北平协和礼堂演出《喇叭》，當时北平晨报报道说：戏中青年农民逢生一角由杨村彬君扮演，很为出色……”白杨精彩的开场，使当晚整个演出很成功。
“人美、艺美、心美、德美”的白杨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我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白杨阿姨在北京也有个家，她因工作常来京，我就有机会与她见面聊天了，记得那时她最想做的是拍电影《白杨传》，已经有了剧本初稿，她在不断听取意见，与作者研究修改提高；她还与我讨论影片的主创人员如何组成，她想演老年的自己等等。此外在一些全国性电影界大型活动上，我也曾多次遇到白杨。记得1981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和颁奖活动，夏衍是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袁文殊、张骏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于敏、水华、程季华、钟惦棐、谢铁骊、白杨、于蓝等共计25位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从4月的评奖至5月23日的颁奖盛典，那是电影界的专家们第一次评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过程，亲眼看到作为评委的白杨从研究制定评奖标准、章程，到观摩影片，讨论获奖名单，她都一丝不苟地全情投入。当评委意见相左时，她会保持特有的微笑，轻言细语地参与剧烈辩论……看到白杨热情与会，严肃探讨艺术问题，认真完成大会要求她的各项事宜，最后她还写了篇文章《“绿叶”精神赞——有感于首届“金鸡奖”配角奖的评选》。1985年在广州成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选举学会领导班子时，由于某些原因白杨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人都为她打抱不平，但是经历过“文革”风浪的她，反而相当平静，她泰然处之，微笑着面对一切，她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忘不了90年代，白杨不幸中风，在北京的医院抢救治疗中听说我母亲骨折了，竟在病榻上打长途电话安慰我母亲，并让照顾她的朋友来上海，看望并帮助护理我母亲。更忘不了我小妹首次回国探亲，白杨高兴地对我母亲说：“你们一家团圆了，该庆祝一下，全家到我家吃团圆饭吧。”她知道我父亲离去了，小妹去美国十年才第一次回来，我又常年在北京工作，我母亲很孤单，她想让我母亲快活一下。可小妹和我女儿都说：“你们是文艺界的，我们去不合适。”母亲只好与我和我爱人去了。那天在白杨华山路家里，她准备了很多菜肴，像正式的酒席，白杨仍笑眯眯地说：“怎么就你们三个人来了？我没请一个别人呀！就是要你们一家团圆！”后来白杨家老阿姨告诉我，为了这顿饭，白杨前几天就和他们商量做什么菜，很认真，我们听了感到内疚，说不出的感动。
1996年7月，我陪母亲去美国探望即将临产的妹妹，没想到白杨阿姨竟在9月18日离去了。噩耗传来，母亲悲痛萬分，苦于无法赶回国，送白杨阿姨最后一程。当晚她在洛杉矶，含着泪水深情地写下这封无法寄出的信：“小杨，你长于写诗，常常出口成章。虽然中风了，半身不遂坐轮椅，行动很不方便，可你仍继续为艺术工作，在北京出了个集子，还整理了一些文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你常找责任编辑商谈，还一定要看清样，一丝不苟，1995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召开了这本书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坐满了中外电影界名流，你那天穿着大红连衣裙，手捧鲜花，坐着轮椅，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在众多记者的闪光灯中，你朗诵了自己写的诗，表达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和期望。你那时的笑容令人难忘，没想到这竟是你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像是在向同行和观众告别！
“小杨！你为什么就这么仓促地走了？你的《白杨传》电影正在筹拍，你曾对剧本的初稿花了不少精力，一再找朋友磋商，还没定稿，你就走了！
“台湾文艺界邀请你去演《清宫外史》第三部的老年慈禧，有许多老观众都盼着你去，可你竟匆匆走了，再也见不到你那温柔的笑容了，我再也不能与你电话谈心了……
“小杨，你别走！”
白杨阿姨虽是大明星，但一点也没有架子，她为人正直，热情，坦率，刻苦，对朋友真诚，友善，乐于助人，关心人，正如黄佐临先生对她的评价：“人美、艺美、心美、德美”。她是人们崇敬的、热爱的人民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她。我母亲于2012年也仙逝了，想必此时母亲和父亲与白杨阿姨在天上可以推心置腹谈心，欢聚一堂了。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