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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是抗战时期话剧舞台上“四大名旦”之一,也是新中国影坛二十二大明星之一和建国40周年十大电影明星之一……她一生光环无数,是观众喜爱的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今年是白杨百年诞辰,我不想讲述她在艺术长河中如何认真刻苦,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执着追求最高境界的精神,而是要回忆她作为我们家庭一辈子的老朋友,给我留下的几件情深谊重的往事。
白杨的艺名源自我父亲的笔名
白杨阿姨与我父亲杨村彬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了,那是在1932年北京夏季,当时我父亲21岁,刚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尤其是戏剧工作被认为是下九流的,被人看不起,更没有出路,穷困潦倒的父亲靠给报社写稿子,赚点零花钱维持生计。但是热爱戏剧的父亲不气馁,幻想创办职业剧团,他与同班同学王家齐、刘静沅等筹建“北平戏剧学会”,并由我父亲主演和导演了梅特林克原著的话剧《茂娜凡娜》,在北京饭店和清华大学公演。白杨原名杨成芳,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苦孩子,她只读了四年书,一年前由于母亲的离世她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小不点的杨成芳必须要独自谋生了。她从小热爱艺术,参加过一些业余演出活动。一次,一位女同学拉杨成芳去看话剧《茂娜凡娜》,她第一次踏进北平大学高等艺术学府,第一次看到外国名著在中国舞台演出,一切都感到美好,新奇。此后她多次去看演出,进出后台,认识了我父亲,她喜欢和演戏的朋友一起探讨戏剧艺术,她进入“北平戏剧学会”,也参加了《茂娜凡娜》的演出。这时当她得知我父亲有个“白杨”的笔名,自小喜爱白杨树的小成芳使起孩子气,要我父亲把这名字让给她,父亲答应了,从此杨成芳就变成了白杨。1933年9月,我父亲又导演了熊佛西的话剧《喇叭》,由白杨饰演女主角冬姑,这是“北平戏剧学会”首次在协和礼堂公演,同时演出的还有《月亮上升》,剧场效果很好。北平《晨报》副刊报道:“北平艺术研究院戏剧部,9月30日晚上在协和礼堂公演《喇叭》和《月亮上升》两剧,票价1元,上座极盛。在座的专家很多,如余上沅夫妇,朱君允先生,名伶程砚秋等。大家不约而同赞美《喇叭》。……表演方面,杨村彬君所饰逢生表演得很好……杨成芳,即白杨(采纳杨村彬提议,易名白杨)小妞的冬姑演得出色。她曾在普罗戏剧上努过力,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演员……可惜声音薄,不沉着。”是啊,当时白杨只有13岁,声音差点但演技罕见。演出虽然成功,但是这种组合和演出并不能维持生活,学会解散了,大家只得各奔前程,自谋生路。
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文艺界有识之士大都来到大后方四川,我父母西迁到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培育戏剧人才,导演了《岳飞》《从军乐》等话剧;已是上海滩大明星的白杨也跟随由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救亡协会”入川宣传抗日救亡。那时白杨忙碌地拍摄抗日影片《万里长空》《青年中国》,同时还辗转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塞上风云》《天国春秋》。1940年夏秋之际,在日寇狂轰滥炸重庆的时刻,我要出生了,母亲王元美难产住在医院,这时城里大火,市民们纷纷逃往城外,而当白杨得知消息后,冒着硝烟,踏着高低不平的路,艰难地从南岸提着鸡汤,风尘仆仆赶到医院看望我们。在那战乱时期,不知她是从哪里寻觅到这宝贵的鸡汤?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
共同的遭遇使白杨成为我家的患难之交
在十年“文革”浩劫初期,白楊作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成为众矢之的,各地红卫兵不分昼夜,到她华山路家里骚扰,不断地把白杨和她丈夫蒋君超揪到院子里批斗,让他们跪在地上认罪。有一天,白杨与我母亲商量,想要来我家“休息”几天,当时我母亲很为难,因为自家已是危机四伏,我父亲杨村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重点批斗对象,我母亲也已靠边被审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助白杨吗?母亲想白杨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患有严重心脏病,如今老朋友有难怎能不管呢?就同意让白杨住到我们家来躲一躲。没想到第三天,几十个红卫兵就冲到我家查抄,说我们窝藏白杨,要把白杨抓走。我母亲吓坏了,可白杨却很镇定,临被带走时还向我母亲微笑,好像在安慰她。我母亲和父亲也立刻被带到单位去,单位的墙上地上到处贴满了标语:“王元美窝藏白杨,罪该万死!”“砸烂文艺黑线!”……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被单独开批斗会。母亲被押进了大排演厅,里面已坐满了人,前排有几个年纪很轻的陌生面孔,穿着军装,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腰带上有血迹,后来知道他们曾用皮带抽死过人。母亲只有豁出去了,坦然地说:“白杨有医生的病假条,我已向支部书记和小组长汇报过了。”可他们却矢口否认,母亲毫无办法,被狂叫的口号声搞得头脑发昏。这时忽听见场外传来更凶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杨村彬!”“杨村彬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母亲担心父亲,他那么瘦弱,怎么经得起啊!更不知道白杨怎么被批斗了?母亲已经忘了自己正在挨斗。
十年浩劫真是一场噩梦,京剧大师周信芳被折磨致死,还有文艺界言慧珠、郑君里、上官云珠等等,然而劫后余生的白杨仍然微笑着,从不谈“文革”的苦难事。可有一天,她拿了一份一直藏着、没给人看过的文稿给我母亲看,才知道她在“文革”中曾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斗争,“文革”中的苦难只能与老朋友叙述。白杨在文稿中写道:“那时,据说我的罪孽最深、最重,所以受到的惩罚应该最严厉,遭到的毒打也应该最无情。他们爱打我几下就打我几下,爱踢我几脚就踢我几脚,说是触及灵魂首先要触及皮肉。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猛地推我一下,又突然揪我一把,说是在我背后‘猛击一掌’,给我及时的挽救,这些是家常便饭。”“一次在牛棚里,我说要区分两类矛盾,按政策办事。几天后在全体‘牛鬼蛇神’受训的大会上,我被点名批斗,说我‘罪该万死’,拳头劈头盖脑地朝我打过来。开始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到后来已经不太有感觉了,眼睛只看到一阵阵星花,一片模糊,被打得实在受不住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面颊,原来鲜血已经从嘴角上流下来。”白杨的一只牙齿被打掉了,两颗门牙也快要脱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讲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照政策办事一类的话了。 一次批斗会上,白杨被蒙起眼睛,遭到毒打,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浑身疼痛,动弹不得,身上都是血,衣服已经黏住脱不下来,她没有哭泣,被批斗以来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万念俱灰,已经麻木了,呆呆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忽然听见窗外有个声音:“白杨!白杨!”这个时候谁还敢来?可确实有个声音在呼唤:“白杨!白杨!你要想得开呀!要活下去!活下去!”白杨听到这亲切的话语,禁不住眼泪像雨一样洒出来,原来是传达室的老伯伯,一个平日一声不响的老人,却冒着危险来安慰她。
文稿中白杨还记述了她后来在监狱的遭遇:“我被‘四人帮’整整关了五年半,监狱有定期探望的例规,法院有宣判刑满的日期,而我被关在里面却始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是刑满之期,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也从来不允许我见一见亲人孩子的面。在牢房的岁月里受到的精神摧残更是没法说的,它丝毫不亚于肉体折磨所造成的痛苦。他们逼供、诱供,搞得我精神恍惚,要我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在我疲劳到了极点,刚刚合上带着血丝的眼睛,他们又来提审逼供,大搞所谓的政策攻心,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他们说‘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承认是这样,不承认也是这样。我们是来挽救你的,难道你还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吗?!’有一天,我被逼得神智模糊思绪混乱了,在他们软硬兼施下,我想专案组是党委派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总要相信组织吧?就按照他们定下的路子、口径做了交代。但过后我神智清晰的时候,我提出了更正,他们说不准翻案,否则罪加一等。我痛苦不堪,仰望苍天,呼告无门,我恨自己怎么会钻进他们的圈套!怎么会承认那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悲愤地呼喊:‘手啊手!你怎么也照着他们的话写下那些白纸黑字,来陷害我啊!’我张口朝它狠狠地咬了下去,顿时手上出现了一排深深的血印,但我已经不知疼痛了,过度的愤激,我摔倒在床沿上……”我母亲满含泪水,细细品味白杨的述说,感同身受,想到我父亲“文革”中被折磨得患了肺癌,差点送命,共同经历了这场十年浩劫,白杨与我们家就更是患难至交了。
复出后的白杨把艺术看得很重
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不顾大病后身体虚弱,忘我地投入工作,他接连导演了许多优秀得奖剧目。在排戏的午休时间,由于太累,父亲有时会到离单位较近的白杨家小白楼去稍事休息,老朋友哪怕是片刻的相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更多的是希望有机会再度合作,例如出演我父亲创作的《清宫外史》里老年慈禧太后……1989年我父亲病重住院,白杨赶到华东医院探望,她安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老友,而父亲却反过来宽慰白杨:“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年底父亲辞世,白杨又赶到龙华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1991年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民盟上海市委、上海剧协、上海影协等联合举办了“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是在长江剧场举办祝贺演出,节目均是父亲生前导演或编写的剧目片段,涉及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舞剧以及电影电视等。演员都是曾参加演出的著名艺术家:白杨、秦怡、王丹凤、吕恩、焦晃、刘子枫、严翔、李天济、夏天、温锡莹、邵滨孙、李炳淑、言兴朋、陈奇、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蔡正仁、张静娴、马莉莉、郑毓芝、刘安古、佟瑞敏等等。《新民晚报》那天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四世同堂演名剧》,上海各报连续报道了几天。这样的演出阵容给节目安排带来困难,哪个排在开场?哪个又来压轴?即使著名舞台监督刘传炳也束手无策。没想到白杨竟提出由她来演开锣戏,大家都认为不妥,她是老一辈艺术家,又是坐排,担心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未安静下来。可是白杨坚持说:“正因为我是坐排,不化妆,不用布景,按理应该安排在前面。”这样节目单就毫不费力排好了。在演出的前一天,有几出话剧需要在长江剧场走台彩排,没想到白杨提出她的节目也要走台。大家怕她累,都劝她不必走,但在白杨坚持下,她还是认真地彩排走了台。正式演出时白杨一出场,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她选的是熊佛西编写的话剧《喇叭》片段,30年代由我父亲杨村彬导演并担任其中一个角色,白杨出演女主角。白杨介绍说:“大家都知道杨村彬是好编剧、好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位好演员……那是1933年,在北平协和礼堂演出《喇叭》,當时北平晨报报道说:戏中青年农民逢生一角由杨村彬君扮演,很为出色……”白杨精彩的开场,使当晚整个演出很成功。
“人美、艺美、心美、德美”的白杨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我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白杨阿姨在北京也有个家,她因工作常来京,我就有机会与她见面聊天了,记得那时她最想做的是拍电影《白杨传》,已经有了剧本初稿,她在不断听取意见,与作者研究修改提高;她还与我讨论影片的主创人员如何组成,她想演老年的自己等等。此外在一些全国性电影界大型活动上,我也曾多次遇到白杨。记得1981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和颁奖活动,夏衍是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袁文殊、张骏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于敏、水华、程季华、钟惦棐、谢铁骊、白杨、于蓝等共计25位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从4月的评奖至5月23日的颁奖盛典,那是电影界的专家们第一次评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过程,亲眼看到作为评委的白杨从研究制定评奖标准、章程,到观摩影片,讨论获奖名单,她都一丝不苟地全情投入。当评委意见相左时,她会保持特有的微笑,轻言细语地参与剧烈辩论……看到白杨热情与会,严肃探讨艺术问题,认真完成大会要求她的各项事宜,最后她还写了篇文章《“绿叶”精神赞——有感于首届“金鸡奖”配角奖的评选》。1985年在广州成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选举学会领导班子时,由于某些原因白杨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人都为她打抱不平,但是经历过“文革”风浪的她,反而相当平静,她泰然处之,微笑着面对一切,她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忘不了90年代,白杨不幸中风,在北京的医院抢救治疗中听说我母亲骨折了,竟在病榻上打长途电话安慰我母亲,并让照顾她的朋友来上海,看望并帮助护理我母亲。更忘不了我小妹首次回国探亲,白杨高兴地对我母亲说:“你们一家团圆了,该庆祝一下,全家到我家吃团圆饭吧。”她知道我父亲离去了,小妹去美国十年才第一次回来,我又常年在北京工作,我母亲很孤单,她想让我母亲快活一下。可小妹和我女儿都说:“你们是文艺界的,我们去不合适。”母亲只好与我和我爱人去了。那天在白杨华山路家里,她准备了很多菜肴,像正式的酒席,白杨仍笑眯眯地说:“怎么就你们三个人来了?我没请一个别人呀!就是要你们一家团圆!”后来白杨家老阿姨告诉我,为了这顿饭,白杨前几天就和他们商量做什么菜,很认真,我们听了感到内疚,说不出的感动。
1996年7月,我陪母亲去美国探望即将临产的妹妹,没想到白杨阿姨竟在9月18日离去了。噩耗传来,母亲悲痛萬分,苦于无法赶回国,送白杨阿姨最后一程。当晚她在洛杉矶,含着泪水深情地写下这封无法寄出的信:“小杨,你长于写诗,常常出口成章。虽然中风了,半身不遂坐轮椅,行动很不方便,可你仍继续为艺术工作,在北京出了个集子,还整理了一些文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你常找责任编辑商谈,还一定要看清样,一丝不苟,1995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召开了这本书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坐满了中外电影界名流,你那天穿着大红连衣裙,手捧鲜花,坐着轮椅,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在众多记者的闪光灯中,你朗诵了自己写的诗,表达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和期望。你那时的笑容令人难忘,没想到这竟是你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像是在向同行和观众告别!
“小杨!你为什么就这么仓促地走了?你的《白杨传》电影正在筹拍,你曾对剧本的初稿花了不少精力,一再找朋友磋商,还没定稿,你就走了!
“台湾文艺界邀请你去演《清宫外史》第三部的老年慈禧,有许多老观众都盼着你去,可你竟匆匆走了,再也见不到你那温柔的笑容了,我再也不能与你电话谈心了……
“小杨,你别走!”
白杨阿姨虽是大明星,但一点也没有架子,她为人正直,热情,坦率,刻苦,对朋友真诚,友善,乐于助人,关心人,正如黄佐临先生对她的评价:“人美、艺美、心美、德美”。她是人们崇敬的、热爱的人民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她。我母亲于2012年也仙逝了,想必此时母亲和父亲与白杨阿姨在天上可以推心置腹谈心,欢聚一堂了。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
白杨的艺名源自我父亲的笔名
白杨阿姨与我父亲杨村彬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了,那是在1932年北京夏季,当时我父亲21岁,刚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尤其是戏剧工作被认为是下九流的,被人看不起,更没有出路,穷困潦倒的父亲靠给报社写稿子,赚点零花钱维持生计。但是热爱戏剧的父亲不气馁,幻想创办职业剧团,他与同班同学王家齐、刘静沅等筹建“北平戏剧学会”,并由我父亲主演和导演了梅特林克原著的话剧《茂娜凡娜》,在北京饭店和清华大学公演。白杨原名杨成芳,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苦孩子,她只读了四年书,一年前由于母亲的离世她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小不点的杨成芳必须要独自谋生了。她从小热爱艺术,参加过一些业余演出活动。一次,一位女同学拉杨成芳去看话剧《茂娜凡娜》,她第一次踏进北平大学高等艺术学府,第一次看到外国名著在中国舞台演出,一切都感到美好,新奇。此后她多次去看演出,进出后台,认识了我父亲,她喜欢和演戏的朋友一起探讨戏剧艺术,她进入“北平戏剧学会”,也参加了《茂娜凡娜》的演出。这时当她得知我父亲有个“白杨”的笔名,自小喜爱白杨树的小成芳使起孩子气,要我父亲把这名字让给她,父亲答应了,从此杨成芳就变成了白杨。1933年9月,我父亲又导演了熊佛西的话剧《喇叭》,由白杨饰演女主角冬姑,这是“北平戏剧学会”首次在协和礼堂公演,同时演出的还有《月亮上升》,剧场效果很好。北平《晨报》副刊报道:“北平艺术研究院戏剧部,9月30日晚上在协和礼堂公演《喇叭》和《月亮上升》两剧,票价1元,上座极盛。在座的专家很多,如余上沅夫妇,朱君允先生,名伶程砚秋等。大家不约而同赞美《喇叭》。……表演方面,杨村彬君所饰逢生表演得很好……杨成芳,即白杨(采纳杨村彬提议,易名白杨)小妞的冬姑演得出色。她曾在普罗戏剧上努过力,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演员……可惜声音薄,不沉着。”是啊,当时白杨只有13岁,声音差点但演技罕见。演出虽然成功,但是这种组合和演出并不能维持生活,学会解散了,大家只得各奔前程,自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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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文艺界有识之士大都来到大后方四川,我父母西迁到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培育戏剧人才,导演了《岳飞》《从军乐》等话剧;已是上海滩大明星的白杨也跟随由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救亡协会”入川宣传抗日救亡。那时白杨忙碌地拍摄抗日影片《万里长空》《青年中国》,同时还辗转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塞上风云》《天国春秋》。1940年夏秋之际,在日寇狂轰滥炸重庆的时刻,我要出生了,母亲王元美难产住在医院,这时城里大火,市民们纷纷逃往城外,而当白杨得知消息后,冒着硝烟,踏着高低不平的路,艰难地从南岸提着鸡汤,风尘仆仆赶到医院看望我们。在那战乱时期,不知她是从哪里寻觅到这宝贵的鸡汤?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
共同的遭遇使白杨成为我家的患难之交
在十年“文革”浩劫初期,白楊作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成为众矢之的,各地红卫兵不分昼夜,到她华山路家里骚扰,不断地把白杨和她丈夫蒋君超揪到院子里批斗,让他们跪在地上认罪。有一天,白杨与我母亲商量,想要来我家“休息”几天,当时我母亲很为难,因为自家已是危机四伏,我父亲杨村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重点批斗对象,我母亲也已靠边被审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助白杨吗?母亲想白杨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患有严重心脏病,如今老朋友有难怎能不管呢?就同意让白杨住到我们家来躲一躲。没想到第三天,几十个红卫兵就冲到我家查抄,说我们窝藏白杨,要把白杨抓走。我母亲吓坏了,可白杨却很镇定,临被带走时还向我母亲微笑,好像在安慰她。我母亲和父亲也立刻被带到单位去,单位的墙上地上到处贴满了标语:“王元美窝藏白杨,罪该万死!”“砸烂文艺黑线!”……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被单独开批斗会。母亲被押进了大排演厅,里面已坐满了人,前排有几个年纪很轻的陌生面孔,穿着军装,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腰带上有血迹,后来知道他们曾用皮带抽死过人。母亲只有豁出去了,坦然地说:“白杨有医生的病假条,我已向支部书记和小组长汇报过了。”可他们却矢口否认,母亲毫无办法,被狂叫的口号声搞得头脑发昏。这时忽听见场外传来更凶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杨村彬!”“杨村彬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母亲担心父亲,他那么瘦弱,怎么经得起啊!更不知道白杨怎么被批斗了?母亲已经忘了自己正在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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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真是一场噩梦,京剧大师周信芳被折磨致死,还有文艺界言慧珠、郑君里、上官云珠等等,然而劫后余生的白杨仍然微笑着,从不谈“文革”的苦难事。可有一天,她拿了一份一直藏着、没给人看过的文稿给我母亲看,才知道她在“文革”中曾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斗争,“文革”中的苦难只能与老朋友叙述。白杨在文稿中写道:“那时,据说我的罪孽最深、最重,所以受到的惩罚应该最严厉,遭到的毒打也应该最无情。他们爱打我几下就打我几下,爱踢我几脚就踢我几脚,说是触及灵魂首先要触及皮肉。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猛地推我一下,又突然揪我一把,说是在我背后‘猛击一掌’,给我及时的挽救,这些是家常便饭。”“一次在牛棚里,我说要区分两类矛盾,按政策办事。几天后在全体‘牛鬼蛇神’受训的大会上,我被点名批斗,说我‘罪该万死’,拳头劈头盖脑地朝我打过来。开始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到后来已经不太有感觉了,眼睛只看到一阵阵星花,一片模糊,被打得实在受不住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面颊,原来鲜血已经从嘴角上流下来。”白杨的一只牙齿被打掉了,两颗门牙也快要脱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讲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照政策办事一类的话了。 一次批斗会上,白杨被蒙起眼睛,遭到毒打,昏死过去,等她苏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浑身疼痛,动弹不得,身上都是血,衣服已经黏住脱不下来,她没有哭泣,被批斗以来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万念俱灰,已经麻木了,呆呆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忽然听见窗外有个声音:“白杨!白杨!”这个时候谁还敢来?可确实有个声音在呼唤:“白杨!白杨!你要想得开呀!要活下去!活下去!”白杨听到这亲切的话语,禁不住眼泪像雨一样洒出来,原来是传达室的老伯伯,一个平日一声不响的老人,却冒着危险来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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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中白杨还记述了她后来在监狱的遭遇:“我被‘四人帮’整整关了五年半,监狱有定期探望的例规,法院有宣判刑满的日期,而我被关在里面却始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是刑满之期,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也从来不允许我见一见亲人孩子的面。在牢房的岁月里受到的精神摧残更是没法说的,它丝毫不亚于肉体折磨所造成的痛苦。他们逼供、诱供,搞得我精神恍惚,要我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在我疲劳到了极点,刚刚合上带着血丝的眼睛,他们又来提审逼供,大搞所谓的政策攻心,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他们说‘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承认是这样,不承认也是这样。我们是来挽救你的,难道你还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吗?!’有一天,我被逼得神智模糊思绪混乱了,在他们软硬兼施下,我想专案组是党委派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总要相信组织吧?就按照他们定下的路子、口径做了交代。但过后我神智清晰的时候,我提出了更正,他们说不准翻案,否则罪加一等。我痛苦不堪,仰望苍天,呼告无门,我恨自己怎么会钻进他们的圈套!怎么会承认那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悲愤地呼喊:‘手啊手!你怎么也照着他们的话写下那些白纸黑字,来陷害我啊!’我张口朝它狠狠地咬了下去,顿时手上出现了一排深深的血印,但我已经不知疼痛了,过度的愤激,我摔倒在床沿上……”我母亲满含泪水,细细品味白杨的述说,感同身受,想到我父亲“文革”中被折磨得患了肺癌,差点送命,共同经历了这场十年浩劫,白杨与我们家就更是患难至交了。
复出后的白杨把艺术看得很重
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不顾大病后身体虚弱,忘我地投入工作,他接连导演了许多优秀得奖剧目。在排戏的午休时间,由于太累,父亲有时会到离单位较近的白杨家小白楼去稍事休息,老朋友哪怕是片刻的相聚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更多的是希望有机会再度合作,例如出演我父亲创作的《清宫外史》里老年慈禧太后……1989年我父亲病重住院,白杨赶到华东医院探望,她安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老友,而父亲却反过来宽慰白杨:“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年底父亲辞世,白杨又赶到龙华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1991年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民盟上海市委、上海剧协、上海影协等联合举办了“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是在长江剧场举办祝贺演出,节目均是父亲生前导演或编写的剧目片段,涉及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舞剧以及电影电视等。演员都是曾参加演出的著名艺术家:白杨、秦怡、王丹凤、吕恩、焦晃、刘子枫、严翔、李天济、夏天、温锡莹、邵滨孙、李炳淑、言兴朋、陈奇、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蔡正仁、张静娴、马莉莉、郑毓芝、刘安古、佟瑞敏等等。《新民晚报》那天标题是:《今夜星光灿烂》《四世同堂演名剧》,上海各报连续报道了几天。这样的演出阵容给节目安排带来困难,哪个排在开场?哪个又来压轴?即使著名舞台监督刘传炳也束手无策。没想到白杨竟提出由她来演开锣戏,大家都认为不妥,她是老一辈艺术家,又是坐排,担心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未安静下来。可是白杨坚持说:“正因为我是坐排,不化妆,不用布景,按理应该安排在前面。”这样节目单就毫不费力排好了。在演出的前一天,有几出话剧需要在长江剧场走台彩排,没想到白杨提出她的节目也要走台。大家怕她累,都劝她不必走,但在白杨坚持下,她还是认真地彩排走了台。正式演出时白杨一出场,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她选的是熊佛西编写的话剧《喇叭》片段,30年代由我父亲杨村彬导演并担任其中一个角色,白杨出演女主角。白杨介绍说:“大家都知道杨村彬是好编剧、好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位好演员……那是1933年,在北平协和礼堂演出《喇叭》,當时北平晨报报道说:戏中青年农民逢生一角由杨村彬君扮演,很为出色……”白杨精彩的开场,使当晚整个演出很成功。
“人美、艺美、心美、德美”的白杨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我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白杨阿姨在北京也有个家,她因工作常来京,我就有机会与她见面聊天了,记得那时她最想做的是拍电影《白杨传》,已经有了剧本初稿,她在不断听取意见,与作者研究修改提高;她还与我讨论影片的主创人员如何组成,她想演老年的自己等等。此外在一些全国性电影界大型活动上,我也曾多次遇到白杨。记得1981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和颁奖活动,夏衍是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袁文殊、张骏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于敏、水华、程季华、钟惦棐、谢铁骊、白杨、于蓝等共计25位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从4月的评奖至5月23日的颁奖盛典,那是电影界的专家们第一次评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过程,亲眼看到作为评委的白杨从研究制定评奖标准、章程,到观摩影片,讨论获奖名单,她都一丝不苟地全情投入。当评委意见相左时,她会保持特有的微笑,轻言细语地参与剧烈辩论……看到白杨热情与会,严肃探讨艺术问题,认真完成大会要求她的各项事宜,最后她还写了篇文章《“绿叶”精神赞——有感于首届“金鸡奖”配角奖的评选》。1985年在广州成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选举学会领导班子时,由于某些原因白杨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人都为她打抱不平,但是经历过“文革”风浪的她,反而相当平静,她泰然处之,微笑着面对一切,她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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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我陪母亲去美国探望即将临产的妹妹,没想到白杨阿姨竟在9月18日离去了。噩耗传来,母亲悲痛萬分,苦于无法赶回国,送白杨阿姨最后一程。当晚她在洛杉矶,含着泪水深情地写下这封无法寄出的信:“小杨,你长于写诗,常常出口成章。虽然中风了,半身不遂坐轮椅,行动很不方便,可你仍继续为艺术工作,在北京出了个集子,还整理了一些文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你常找责任编辑商谈,还一定要看清样,一丝不苟,1995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召开了这本书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坐满了中外电影界名流,你那天穿着大红连衣裙,手捧鲜花,坐着轮椅,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在众多记者的闪光灯中,你朗诵了自己写的诗,表达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和期望。你那时的笑容令人难忘,没想到这竟是你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像是在向同行和观众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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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你为什么就这么仓促地走了?你的《白杨传》电影正在筹拍,你曾对剧本的初稿花了不少精力,一再找朋友磋商,还没定稿,你就走了!
“台湾文艺界邀请你去演《清宫外史》第三部的老年慈禧,有许多老观众都盼着你去,可你竟匆匆走了,再也见不到你那温柔的笑容了,我再也不能与你电话谈心了……
“小杨,你别走!”
白杨阿姨虽是大明星,但一点也没有架子,她为人正直,热情,坦率,刻苦,对朋友真诚,友善,乐于助人,关心人,正如黄佐临先生对她的评价:“人美、艺美、心美、德美”。她是人们崇敬的、热爱的人民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她。我母亲于2012年也仙逝了,想必此时母亲和父亲与白杨阿姨在天上可以推心置腹谈心,欢聚一堂了。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