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者拿到本刊10月号杂志时,传说中的两位世界超级富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中国行”已事过境迁,50名神秘受邀中国富人最终有谁出席那场被称为“封闭的私人聚会”也大白天下,虽然这一切在写作本文时都还充满悬念。
　　近30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亿万富翁的新兴摇篮。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4人上榜,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有87.5万位之多,其中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为5.5万位,资产超过十亿元的有1900位,超过百亿元的有140位。尽管胡润榜有点不靠谱,可放眼全球,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创造如此暴富奇迹却是事实,难怪“巴比”会把目光投向这片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乐土。
　　然而,中国的富豪们对“巴比”之邀,从一开始就几乎报以一致的集体沉默,据说是担心踏进“鸿门宴”,会被“劝捐”或“逼捐”。而在“巴比”赶紧发表声明“不会要求承诺捐款,不会有任何压力”之后,依然有人致电负责操办此次聚会的盖茨中国基金会确认这一承诺,似乎要完全放了心才肯与会。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算是个例外。这位享有“中国首善”美誉的慈善大使,于中国富豪集体噤声中“揭竿而起”,致信“巴比”表示:“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据陈光标说,已有百余企业家与他联系表示了同样的意愿,只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些富豪姓甚名谁。
　　对“巴比”之邀,中国富豪中多数人的刻意回避和个别人的高调“裸捐”,这种强烈的反差,耐人寻味地折射了当前中国慈善生态的尴尬。
　　比如,中国富豪常年备受各种“索捐”本已不胜其烦,现在又忽遭老外“劝捐”,便愈加怨从中生。一直以来,大凡有地方“震”了、“淹”了、“旱”了、“冻”了,大众不免成为募捐对象,有钱人更首当其冲。如此年年月月反复捐个不停,常人都不堪其扰,何况名声在外的豪门富翁?不捐说不过去,捐又了无穷时,当所有人都盯着富豪们那点钱时,必然使他们不敢露富,面对老美来凑热闹,装聋作哑不理人或成了一种整体心理共振。
　　又如,由慈善公信力缺失造成的捐无着落也令人不安。有人曾概括了灾后捐款“四不见”:一曰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二曰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曰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四曰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甚至连陈光标这样的“首善”,也常常带着大把现金亲自到灾区直接发给灾民,足见慈善乱象确实堪忧。“巴比”发出“捐赠承诺”后,一贯过着节俭生活的世界新首富、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斥之为“荒谬”,其理由是现在“没人能肯定这些钱会被合理使用”。中国富豪是否内心有此共鸣而选择三缄其口?
　　不管怎样,“巴比之行”给中国富豪出了一道如何处置财富的难题,破解这道难题需要在加快慈善立法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的慈善文化。
　　慈善是人心向善的自发诉求。这种诉求,既不能基于单纯功利的目的,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悲天悯人的层次。现代慈善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同生共长。“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的这一至理名言的内在逻辑是,无论富人创造了多么辉煌的财富,它都来自社会,当他离世的时候,或许能带走荣耀,却带不走财富,因而最终理应回归于社会。正是这种立足于现代商业伦理的财富观,使现代慈善文化与旧式土财主的怜悯施舍划清了界线。
　　在中国,无论草根崛起还是体制内转身,抑或来自红色家族,过快的暴富,使新富们还来不及接受现代慈善文化的洗礼。许多富豪的捐赠通常不是为了塑造企业的社会形象以获取更多财富,就是为了包装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换得更多赞誉,比起奉献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更乐于偷偷藏富,更乐见财富在家族内部薪火相传。这种本源上建立在私利基点上的慈善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先天不足。
　　不必怀疑,中国富豪在乐善好施方面一点不逊色于美国富豪,只是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学习如何行善。而如何通过制度变革,为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成长发育创造公开透明规范的法律环境,从而更好地激发富豪们的慈善意愿,则是当务之急。不知9月的“巴比之行”是否达成了自己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