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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针对延安时期口译人物及其翻译活动鲜有问津的现况，通过研究迪克西使团在此期间的翻译活动，诠释翻译活动的内容与形式，阐述迪克西使团中的译员及其翻译活动在推动中美关系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6-0161-03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重大项目“高职院校‘双主体、双结合、双互动’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以上课题为北京市教工委资助）的阶段成果之一。
抗战时期，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蒋介石同意美军成立一个常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1944年7月开始，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分批次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观察组成员与多位中共领导人物会面并交流，见证并参与了中共各类军事、政治活动，较为系统而仔细地观察、反馈了中共的实际军事力量与政治立场。迪克西使团是有史以来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第一次努力。本文针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鮮有问津的现况，通过研究迪克西使团在此期间的翻译活动，进一步诠释译者在推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迪克西使团的“中国通”翻译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来自美国多个军种，有一些是了解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组员。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这些“中国通”最开始都是美国使馆的语言随员。这些观察组的“中国通”在华盛顿、重庆和延安三方合作与斗争的旋涡中，凭着自己扎实的英汉双语基础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熟谙中文，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曾被誉为“美国驻国外的一批最能干的年轻外交官”，但是文献记载中很少提及他们的兼职译员身份和角色。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来看，他们良好的汉英双语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美方的外交沟通起了重要作用，也是观察组顺利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他们翻译撰写的政治军事报告和备忘录真实地反映了中共抗战的真实状态，有效打破了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为美国民众和社会了解中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大卫·D·包瑞德
迪克西使团组长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他原是中缅印战区总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自抗战以来便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他熟悉中国情况，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说起北京话来还带着京腔及习惯用语。包瑞德的中文程度超过史迪威，也超过他所处时代的其他任何陆军军官。包瑞德的中文水平很高，闲暇经常用中文背诵莎士比亚的长诗来消遣。包瑞德在社交场合还能够口若悬河地说出一些中国成语，使许多中国人无以应对。这位大半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的陆军上校，作为观察组组长被派遣到延安，通过参与中共各类军事活动，听取中共领导人的发言等主要围绕军事实力与策略展开的事项，完成了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观察与政治报告[1]。
（二）约翰·S·谢伟思
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并在中国度过其少年时光，陈毅将军曾在见面时亲切地称呼他为“我老师的儿子”。谢伟思1933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由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了解，他对于中国的情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形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位历任领事馆、大使馆职员及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驻华外交官，在作为观察组成员长驻延安时期，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多次采访，并与之深入探讨政治局势和见解。由延安发回的政治报告大部分都出自他手[2]。“谢伟思的中国话始终讲得很流利，他退休后定居到伯克利，那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有相当多的中国饭馆，因此他成了大多数饭馆的忠实顾客。他的精湛熟练的中国话使饭馆侍应生感到惊讶。谢伟思简直是掌握两门语言的模范，他认为英文和中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3]”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谢伟思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北京领事馆和上海领事馆的语言随员和翻译，并担任过蒋介石的翻译，他在北京接受过严格的汉英互译训练和口译速记课程训练。
（三）约翰·佩顿·戴维斯
约翰·佩顿·戴维斯1908年出生于四川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里。在四川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返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其间曾在北京燕京大学就读一年。大学毕业后，适值美国经济大危机时期，谋职困难。他通过了美国政府的外事人员招考，经短期培训后，被派赴美国驻加拿大一领事馆工作，不久即转调来华[4]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5]。
二、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的内容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以政治军事搜集内容为主的情报翻译，涉及英汉互译和英日翻译。
（一）英汉互译
观察组的任务是收集中共方面和中国北部日伪方面的情报，军事方面主要由包瑞德等军事人员和战略情报人员负责；政治方面的由谢伟思、卢登等外交官员负责。根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主要是调查了解中共对苏、美的政策；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作出估价。 迪克西使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和会议翻译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正式的、比较重要的谈话或者会议，这一类有记录。比如，1944年8月27日，谢伟思第一次与毛泽东的长谈。谢伟思是这样记录的：“附件是1944年8月23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谈话的一份备忘录。因为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这份备忘录必然是一份概要，但这份概要是根据谈话记录写出的。[6]”还有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当时美方配有专职翻译，并且有会议记录。包瑞德的回忆录中写到：“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一书第666页开始，收录了赫尔利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在延安会谈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的来源没有说明，但我一直被告知，它出自赫尔利将军的秘书史密斯中土的手笔。”“我并非速记员，可由于当时需要进行英汉互译，所以我尚可以用普通书写法做出适当而准确的记录。然而，我认为试图做记录于我并不适宜。[7]”可以看出，包瑞德参与这次会议的翻译并且进行了现场记录，另外鉴于赫尔利的特殊身份，美方还配备有专职的记录员。
另一类是非正式的，没有谈话记录。译者这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回忆整理而成。这一类在观察组翻译撰写的各类报告中所占比例最大。相當大一部分是在随意的拜访、吃饭、舞会间歇进行会谈，然后由译者在事后进行整理加工。“几份副件是1944年10月9日-12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备忘录。晚会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舞会间歇中顺便走到我旁边就坐，并开始了持续约二十分钟的谈话。”“周恩来将军顺便非正式来访，留下来吃中午饭，饭后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大部分都是一般性问题。但下列各点可能是饶有兴趣的。”“我与1944年7月27日上午应邀访问了周恩来将军，大约花了三个小时同他进行私人谈话。”“同一天的晚餐上，我碰上了18集团军115师师长林彪……我被招呼去会晤另一个人，我们的谈话持续不超过十分钟。[8]”这些谈话，大多数是私下进行的并且未做记录，为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中国面临的大部分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提供了权威和最新的概述。这些访谈大都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进行的。没有进行现场记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保密原因，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带有一定秘密使命，也就是情报搜集任务，为了隐藏其情报搜集目的，所以在公开场合也不能做笔记，尤其是他们可能有意通过随意的聊天等方式获取中共的相关情报。这一点我们在相关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延安，谢伟思同毛泽东同志一共进行了五十余次谈话，并据此撰写了一百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报告秘密呈送美国政府。当时中共对这些报告内容并不知晓，直到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才从附件中初次见到这些报告的端倪。[9]”
（二）英日互译
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对日伪方面，主要了解敌军及汪伪军队的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敌军的作战行动等。迪克西使团成员中也有一些精通日语的成员，这些人也做了大量的英日语情报搜集和翻译工作。通过审讯日军战俘，迪克西使团通过在延安的日本战俘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日军军事情报。
迪克西使团中有几名比较重要的“日本通”成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雷·克劳姆莱和约翰·K·埃默森，另外还有两名美籍日本人有吉辛治和乔治中村。
雷·克劳姆莱在他1944年9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他审问过67名战俘，包括两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和泽田。迪克西使团中的日裔成员乔治中村主要作为他的日语翻译陪同他完成此方面的工作。乔治中村1942年参加美国陆军，是当时美国组建的一支特殊的日语部队成员。中村在萨瓦奇兵营接受训练，学会了日文的军语以及怎样阅读文件和审问俘虏。毕业后接到命令被派往中缅印战区，成为十人语言小组的一员。1944年7月，他被派去参加迪克西使团，他的工作是协助战略情报局克劳姆莱少校收集在华北和满州地区日军战斗序列的情报。中村是迪克西使团最年轻的成员，是克劳姆莱少校的翻译和随从[10]。
约翰·K·埃默森精通日语。他考察了中共如何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的情况并翻译撰写了一些报告。有吉辛治是作战情报处的美籍日本人，是埃默森安排他前往“迪克西”的。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也是美军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审讯战俘的记录翻译整理成英文报告供美军参考。
三、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的形式
（一）口译与笔译相结合
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形式主要有口译和笔译两种。口译主要集中在会谈或者会议翻译，例如赫尔利访问延安，包瑞德就担任他的翻译和记录。笔译主要集中在一些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新闻类和社论类的翻译。迪克西使团的中国通因为熟稔汉语，所以他们在与中共领导的相关会谈、发言、讲座、以及其他事项中并不需要中方翻译。
根据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的相关回忆录和著作，我们发现，他们的翻译活动基本上由三个阶段构成。
1.访谈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听取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或者走访在延安居住的外国人；广泛阅读延安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书刊。
2.翻译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现场进行汉英交替传译并进行记录；选择比较重要的反映中共领导人政治动向的社论或者其他有价值的新闻全文翻译或者摘译成英文。
3.整理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将记录稿翻译整理成英文备忘录或者书面报告发回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
（二）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手段
迪克西使团的译员身兼数职，作为译者的身份是隐形的。但是，在翻译和撰写报告备忘录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译者不仅仅根据中共领导的谈话记录简单进行汇总，而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编译、增译、删减等不同翻译方式。译者还对延安出版的报刊上的重要文章进行了全译或者摘译。 以下是谢伟思在采访毛泽东时记录下的文字，然后他将这些文字翻译为英文。谢伟思在翻译中增加了不少词语，并用括号的形式标记出来，这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之处。谢伟思在总结报告里，摘录了下列引语。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向美国）提出承认（延安）这个问题。在正式意义土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这会是第一阶段。这可能是唯一必须做的事；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了……（我注意到，他强调美军在中国登陆的重要性，而我则暗示，战争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胜利，登陆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11]”
在這段话里，我们看到译者在三个地方增加了括号，其中前两个括号是起指代补充说明的作用，因为在口译中，双方说话人是面对面的，说话人可以借助于手势、表情等轻松地表明自己的指代确定性。而如果要将其变为书面语时，译者有必要增加相关解释以免引起读者的误会。这也是英汉指代差异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的一点。第三个括号的作用是起话轮转换作用，表明译者所说的话语，以保证英语译文语篇的连贯性和衔接性，使读者很容易理解说话人的意思。所以，美军观察组的译员“绝非仅仅是一个转换语言符号的传声筒，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透明人，而是一个同周围环境有密切关联，甚至影响交流双方的沟通协调者。这种关系既微妙又复杂，而且将一直存在于语言交流活动之中。[12]”
四、结论
迪克西使团的译者拥有双重身份，他们作为译员的身份是临时的、隐形的，相反他们被社会各界认可的身份是外交官和美军军官。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译者：1.他们与普通的译者一样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并要遵循翻译的基本规律。2.与普通译者相比，他们的角色往往是多重的，受到的限制也更多，因此在具体的翻译抉择上也更微妙。3.他们身兼口译和笔译两种身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外交活动，尤其是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的翻译活动构成了中国战争时期一个特殊的翻译现象。这些翻译活动对于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作用与意义。关于迪克西使团的翻译活动，相关历史记载寥寥无几，很难系统完整地进行相关研究。因而，这一段翻译史及翻译活动的研究显得尤为困难。
参考文献：
[1][4][11][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M].罗清，赵仲，译.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6][8][11][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M].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M].陈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7-78.
[5]罗京辉，胡木英，露茜等编著.特殊年代[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03.
[7]鲁林，华晓韦.等主编.红色记忆（第六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885.
[9]江涌主编.聚焦台前幕后（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225.
[10]约翰·高林.延安精神[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136-139.
[12]钟和伟.口译研究方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44.
（责任编辑：林丽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6-0161-03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重大项目“高职院校‘双主体、双结合、双互动’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以上课题为北京市教工委资助）的阶段成果之一。
抗战时期，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蒋介石同意美军成立一个常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1944年7月开始，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分批次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观察组成员与多位中共领导人物会面并交流，见证并参与了中共各类军事、政治活动，较为系统而仔细地观察、反馈了中共的实际军事力量与政治立场。迪克西使团是有史以来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第一次努力。本文针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鮮有问津的现况，通过研究迪克西使团在此期间的翻译活动，进一步诠释译者在推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迪克西使团的“中国通”翻译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来自美国多个军种，有一些是了解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组员。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这些“中国通”最开始都是美国使馆的语言随员。这些观察组的“中国通”在华盛顿、重庆和延安三方合作与斗争的旋涡中，凭着自己扎实的英汉双语基础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熟谙中文，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曾被誉为“美国驻国外的一批最能干的年轻外交官”，但是文献记载中很少提及他们的兼职译员身份和角色。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来看，他们良好的汉英双语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美方的外交沟通起了重要作用，也是观察组顺利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他们翻译撰写的政治军事报告和备忘录真实地反映了中共抗战的真实状态，有效打破了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为美国民众和社会了解中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大卫·D·包瑞德
迪克西使团组长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他原是中缅印战区总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自抗战以来便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他熟悉中国情况，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说起北京话来还带着京腔及习惯用语。包瑞德的中文程度超过史迪威，也超过他所处时代的其他任何陆军军官。包瑞德的中文水平很高，闲暇经常用中文背诵莎士比亚的长诗来消遣。包瑞德在社交场合还能够口若悬河地说出一些中国成语，使许多中国人无以应对。这位大半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的陆军上校，作为观察组组长被派遣到延安，通过参与中共各类军事活动，听取中共领导人的发言等主要围绕军事实力与策略展开的事项，完成了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观察与政治报告[1]。
（二）约翰·S·谢伟思
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并在中国度过其少年时光，陈毅将军曾在见面时亲切地称呼他为“我老师的儿子”。谢伟思1933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由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了解，他对于中国的情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形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位历任领事馆、大使馆职员及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驻华外交官，在作为观察组成员长驻延安时期，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多次采访，并与之深入探讨政治局势和见解。由延安发回的政治报告大部分都出自他手[2]。“谢伟思的中国话始终讲得很流利，他退休后定居到伯克利，那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有相当多的中国饭馆，因此他成了大多数饭馆的忠实顾客。他的精湛熟练的中国话使饭馆侍应生感到惊讶。谢伟思简直是掌握两门语言的模范，他认为英文和中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3]”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谢伟思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北京领事馆和上海领事馆的语言随员和翻译，并担任过蒋介石的翻译，他在北京接受过严格的汉英互译训练和口译速记课程训练。
（三）约翰·佩顿·戴维斯
约翰·佩顿·戴维斯1908年出生于四川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里。在四川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返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其间曾在北京燕京大学就读一年。大学毕业后，适值美国经济大危机时期，谋职困难。他通过了美国政府的外事人员招考，经短期培训后，被派赴美国驻加拿大一领事馆工作，不久即转调来华[4]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5]。
二、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的内容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以政治军事搜集内容为主的情报翻译，涉及英汉互译和英日翻译。
（一）英汉互译
观察组的任务是收集中共方面和中国北部日伪方面的情报，军事方面主要由包瑞德等军事人员和战略情报人员负责；政治方面的由谢伟思、卢登等外交官员负责。根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主要是调查了解中共对苏、美的政策；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作出估价。 迪克西使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和会议翻译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正式的、比较重要的谈话或者会议，这一类有记录。比如，1944年8月27日，谢伟思第一次与毛泽东的长谈。谢伟思是这样记录的：“附件是1944年8月23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谈话的一份备忘录。因为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这份备忘录必然是一份概要，但这份概要是根据谈话记录写出的。[6]”还有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当时美方配有专职翻译，并且有会议记录。包瑞德的回忆录中写到：“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一书第666页开始，收录了赫尔利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在延安会谈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的来源没有说明，但我一直被告知，它出自赫尔利将军的秘书史密斯中土的手笔。”“我并非速记员，可由于当时需要进行英汉互译，所以我尚可以用普通书写法做出适当而准确的记录。然而，我认为试图做记录于我并不适宜。[7]”可以看出，包瑞德参与这次会议的翻译并且进行了现场记录，另外鉴于赫尔利的特殊身份，美方还配备有专职的记录员。
另一类是非正式的，没有谈话记录。译者这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回忆整理而成。这一类在观察组翻译撰写的各类报告中所占比例最大。相當大一部分是在随意的拜访、吃饭、舞会间歇进行会谈，然后由译者在事后进行整理加工。“几份副件是1944年10月9日-12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备忘录。晚会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舞会间歇中顺便走到我旁边就坐，并开始了持续约二十分钟的谈话。”“周恩来将军顺便非正式来访，留下来吃中午饭，饭后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大部分都是一般性问题。但下列各点可能是饶有兴趣的。”“我与1944年7月27日上午应邀访问了周恩来将军，大约花了三个小时同他进行私人谈话。”“同一天的晚餐上，我碰上了18集团军115师师长林彪……我被招呼去会晤另一个人，我们的谈话持续不超过十分钟。[8]”这些谈话，大多数是私下进行的并且未做记录，为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中国面临的大部分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提供了权威和最新的概述。这些访谈大都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进行的。没有进行现场记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保密原因，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带有一定秘密使命，也就是情报搜集任务，为了隐藏其情报搜集目的，所以在公开场合也不能做笔记，尤其是他们可能有意通过随意的聊天等方式获取中共的相关情报。这一点我们在相关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延安，谢伟思同毛泽东同志一共进行了五十余次谈话，并据此撰写了一百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报告秘密呈送美国政府。当时中共对这些报告内容并不知晓，直到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才从附件中初次见到这些报告的端倪。[9]”
（二）英日互译
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对日伪方面，主要了解敌军及汪伪军队的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敌军的作战行动等。迪克西使团成员中也有一些精通日语的成员，这些人也做了大量的英日语情报搜集和翻译工作。通过审讯日军战俘，迪克西使团通过在延安的日本战俘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日军军事情报。
迪克西使团中有几名比较重要的“日本通”成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雷·克劳姆莱和约翰·K·埃默森，另外还有两名美籍日本人有吉辛治和乔治中村。
雷·克劳姆莱在他1944年9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他审问过67名战俘，包括两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和泽田。迪克西使团中的日裔成员乔治中村主要作为他的日语翻译陪同他完成此方面的工作。乔治中村1942年参加美国陆军，是当时美国组建的一支特殊的日语部队成员。中村在萨瓦奇兵营接受训练，学会了日文的军语以及怎样阅读文件和审问俘虏。毕业后接到命令被派往中缅印战区，成为十人语言小组的一员。1944年7月，他被派去参加迪克西使团，他的工作是协助战略情报局克劳姆莱少校收集在华北和满州地区日军战斗序列的情报。中村是迪克西使团最年轻的成员，是克劳姆莱少校的翻译和随从[10]。
约翰·K·埃默森精通日语。他考察了中共如何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的情况并翻译撰写了一些报告。有吉辛治是作战情报处的美籍日本人，是埃默森安排他前往“迪克西”的。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也是美军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审讯战俘的记录翻译整理成英文报告供美军参考。
三、迪克西使团翻译活动的形式
（一）口译与笔译相结合
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形式主要有口译和笔译两种。口译主要集中在会谈或者会议翻译，例如赫尔利访问延安，包瑞德就担任他的翻译和记录。笔译主要集中在一些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新闻类和社论类的翻译。迪克西使团的中国通因为熟稔汉语，所以他们在与中共领导的相关会谈、发言、讲座、以及其他事项中并不需要中方翻译。
根据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的相关回忆录和著作，我们发现，他们的翻译活动基本上由三个阶段构成。
1.访谈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听取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或者走访在延安居住的外国人；广泛阅读延安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书刊。
2.翻译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现场进行汉英交替传译并进行记录；选择比较重要的反映中共领导人政治动向的社论或者其他有价值的新闻全文翻译或者摘译成英文。
3.整理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将记录稿翻译整理成英文备忘录或者书面报告发回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
（二）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手段
迪克西使团的译员身兼数职，作为译者的身份是隐形的。但是，在翻译和撰写报告备忘录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译者不仅仅根据中共领导的谈话记录简单进行汇总，而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编译、增译、删减等不同翻译方式。译者还对延安出版的报刊上的重要文章进行了全译或者摘译。 以下是谢伟思在采访毛泽东时记录下的文字，然后他将这些文字翻译为英文。谢伟思在翻译中增加了不少词语，并用括号的形式标记出来，这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之处。谢伟思在总结报告里，摘录了下列引语。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向美国）提出承认（延安）这个问题。在正式意义土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这会是第一阶段。这可能是唯一必须做的事；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了……（我注意到，他强调美军在中国登陆的重要性，而我则暗示，战争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胜利，登陆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11]”
在這段话里，我们看到译者在三个地方增加了括号，其中前两个括号是起指代补充说明的作用，因为在口译中，双方说话人是面对面的，说话人可以借助于手势、表情等轻松地表明自己的指代确定性。而如果要将其变为书面语时，译者有必要增加相关解释以免引起读者的误会。这也是英汉指代差异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的一点。第三个括号的作用是起话轮转换作用，表明译者所说的话语，以保证英语译文语篇的连贯性和衔接性，使读者很容易理解说话人的意思。所以，美军观察组的译员“绝非仅仅是一个转换语言符号的传声筒，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透明人，而是一个同周围环境有密切关联，甚至影响交流双方的沟通协调者。这种关系既微妙又复杂，而且将一直存在于语言交流活动之中。[12]”
四、结论
迪克西使团的译者拥有双重身份，他们作为译员的身份是临时的、隐形的，相反他们被社会各界认可的身份是外交官和美军军官。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译者：1.他们与普通的译者一样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并要遵循翻译的基本规律。2.与普通译者相比，他们的角色往往是多重的，受到的限制也更多，因此在具体的翻译抉择上也更微妙。3.他们身兼口译和笔译两种身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外交活动，尤其是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的翻译活动构成了中国战争时期一个特殊的翻译现象。这些翻译活动对于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作用与意义。关于迪克西使团的翻译活动，相关历史记载寥寥无几，很难系统完整地进行相关研究。因而，这一段翻译史及翻译活动的研究显得尤为困难。
参考文献：
[1][4][11][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M].罗清，赵仲，译.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6][8][11][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M].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M].陈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7-78.
[5]罗京辉，胡木英，露茜等编著.特殊年代[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03.
[7]鲁林，华晓韦.等主编.红色记忆（第六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885.
[9]江涌主编.聚焦台前幕后（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225.
[10]约翰·高林.延安精神[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136-139.
[12]钟和伟.口译研究方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44.
（责任编辑：林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