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叫《旧俄书事》的书，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群书商。最近读《伯林书信集·卷一 飞扬年华：1928-1946》，不由得想起这本书里的书商群像，这是因为大约八十年后，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同一座城市里的另一位新型书商—准确说应该是书店经理。
　　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作为英国外交人员的以赛亚·伯林被派往苏联，先后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伯林时年三十六岁。这段时间他经常被提起的大事，当属与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两次会面，不过，《伯林书信集》（卷一）留下了此行更多的细节。比如途经柏林时，伯林发现“德国人就像受了惊吓的老鼠一样四处跑动”，酒店里的“服务生在每个人面前颤抖……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恐惧的人”。这是战败国的众生相。
　　在苏联期间，伯林记下了不少买书的细事。莫斯科居民衣衫褴褛，商店里没有商品，“唯一令人有兴趣的商店是二手书店”，这里都是战争中死去的人的藏书。从伯林致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计划是“买到普希金、托尔斯泰、波洛克，也许还有一个好版本的屠格涅夫”。他妈妈要的画册可能没有买到，市面上的艺术品（油画）也乏善可陈。到了“据说那里更容易买到书”的列宁格勒，据他同行者的记录，他们看戏、上博物馆，“接下来几天我们都睡到很晚起床，白天就去买点书”。在列宁格勒待了一周的时间，回到莫斯科时两人带了“大约九包书”。
　　伯林这次在列宁格勒会见了不少作家。他后来提交的备忘录叙述了在这里的活動和观察。相对于他见到的那些苏联作家，有另外两处更令人注意：一是关于列宁格勒这座被德军围困了八百七十二天的英雄城市，在战后呈现的性格，这段辉煌的历史，以及与政治中心莫斯科的对比，“列宁格勒弥漫着一种自尊心受伤的情绪”。这反映在他接触的文艺界人士身上：
　　作家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活都不太富裕，外表和整个语气比起他们的莫斯科同行显得沉重得多，也更儒雅、消沉得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政治上而言，这里的生活似乎要轻松得多。
　　伯林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列宁格勒没有人跟踪我，与苏维埃市民的交流沟通也不像在莫斯科那么艰难”。他结识了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知名作家。这里就要提到他此行另外一个可注意处，即帮他与作家牵线的一位书店经理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克林，此人是涅夫斯基作家书店的经理：“此人也许是苏维埃共和国里消息最为灵通、拥有读者最多、最有魄力的图书发行商。”拉克林的书店就建在旧俄著名出版人兼书商斯米尔金书店的旧址上，“还把书店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为作家们和受欢迎的来访者聚会的场所”。拉克林“喜欢说话，精明机灵，和蔼可亲，极其热情”，他为作家们做了不少好事，因此被视为“一个特别能干的文学总管（他的确是这样一个角色）”。拉克林还对伯林表达了与英国使馆人员继续保持联系的意愿，“拉克林还说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被邀请到英国，去看看‘真正’的书店是如何经营的”。伯林与丘吉尔的儿子一起拜访了拉克林家，他送了纪念拿破仑撤退的书给丘吉尔。拉克林向他们讲述了围城期间经营图书的故事：
　　谈到当时因为很多家庭有人死亡和被疏散，他收购了大量书籍，但来买书的顾客往往因为吃不饱，没有力气扛走大部头的著作，只能挑选一些薄书……沿着冰冻的道路，分散着提回去。
　　看得出伯林对于拉克林这位列宁格勒的“文学总管”是有好感的。但这样一位积极活跃、能量巨大的书店经理为什么没有引起伯林的怀疑？拉克林的真实身份，在编辑《伯林书信集》时已经可以确定为克格勃特工。也许是拉克林确实表现出了书店经理的专业水准，且以“文学总管”的热情，使伯林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他少年时代生活过三年的城市—如前所述，他观察到列宁格勒的政治生活要比莫斯科轻松。
　　次年，伯林转到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他在致安格斯·马尔科姆的长信中谈到四个多月的苏联生活见闻，其中使用了几个“似是而非的类比”，他说：
　　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学生们饥寒交迫，但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这么过来的，对此已司空见惯。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早已将其视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伯林还从外交的角度谈到苏联对待他国的态度：德国战争对苏联而言是可以致命的斑疹伤寒，而大英帝国则不过是让人心烦的慢性疾病。他甚至对自己即将重返牛津也不忘“类比”一下：“我宁愿选择安乐死的牛津。”
　　七岁时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目睹革命爆发给伯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三十年后他根据亲身经历对祖国作的解读，显示他深刻的洞察力。
　　二○二一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