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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清泉1985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省长,1988年4月至1993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团结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同心同德,在科技兴湘,对外开放、外引内联,水火并举、集中办电,消灭荒山、绿化湖南等方面,为发展湖南做过许多基础性、开创性工作,为今天实施富民强省战略,实现“弯道超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笔者专程访问了83岁高龄的熊清泉。
科技兴湘奠基础
笔者:请先谈谈科技兴湘战略出台的情形吧。
熊清泉:邓小平说过: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
从古至今,我们湖南人就一直比较重视科技的发展。湖南省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七五”期间,全省共获得科技成果7000多项,其中国家级的就有130多项。如“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两足步行机器人”、“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等项目,研究水平均居国内外领先地位。湖南科技发展的良好势头,还表现在全省的科技力量上。全省有一支近百万人的专业技术队伍,可谓人才济济。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实力相当雄厚。
谈起湖南的科技优势,我们还有些骄傲。但谈起湖南经济在全国的排名,却让我们骄傲不起来,高兴不起来。
省委、省政府很快形成共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省委和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1985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意见》指出: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逐步建立起一个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布局与配置比较合理,运行机制自动灵活,科研机构充满生机的新的科技体制。
1990年我们将科技兴湘的发展战略写进了省第六次党代会的报告,1991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科技兴湘的若干政策规定》。科技兴湘的主要目标是:到20世纪末,全省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部分农业科研项目继续保持国内或世界领先水平,主要农作物、家禽家畜品种逐步更新,新的适用技术在适宜地区入户率达60%以上。工业生产主要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水平力争达到或接近国际20世纪80年代的先进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至1990年,全省建立地市以上独立科研单位184个,厂办科研机构2300多个,共有科技人员80多万人。
笔者:在实施科技兴湘中,您集中精力抓了哪些主要工作?
熊清泉:科技要上去,关键在人才。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的载体,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为了有效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省委、省政府设立了“科技兴湘奖”,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不看学历高低和资历深浅,而是看贡献大小。1991年,有5名科学家获得了首届“科技兴湘奖”。
1992年5月,我在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谈到科技与人才的问题时说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把科技搞上去。湖南有一大批较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有成千上万兢兢业业为科技献身的科技人才,有一批国内甚至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充分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就能加快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基说,湖南要打出两张牌,一张是袁隆平的农业科技,一张是张家界的旅游。袁隆平发明的杂交稻种,一粒种子改变了一个世界。对这个典型,我是一直抓住没放的。为此,省委、省政府专门作出了《关于实行农科教结合加速农业振兴的决定》。1992年9月,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我还支持创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
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长沙、株洲等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快速推进,一批又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开发区。科技创新开始结出硕果。实践雄辩地证明,科技能兴工,科技能兴农,科技能兴商,科技能富民,科技能富县,科技确实是富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外引内联促发展
笔者:湖南是沿海的内地,是内地的前沿。当时湖南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面,是怎样谋划和决策的?
熊清泉: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困难不少啊!我们首先注意抓发展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4月初,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后,省委、省政府组织长株潭3市10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湖南横向经济联合的意见和建议。紧接着,召开了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搞好横向联合,振兴湖南经济》的讲话,着重就横向经济联合讲了4个问题:认识上要提高;工作上要抓紧;政策上要鼓励;法律上要保护。为此,省里成立了专门抓横向经济联合的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很快与全国25个省市区建立了横向经济协作关系。推进横向经济联合所取得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签订了2056个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引进各类技术人才3800人,引进资金3.5亿元,对外投资4000万元,交流各类物资2亿元,可增加利税2亿元,引进的资金、设备投产后每年可增加产值11亿多元。
笔者: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和阻力,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的?
熊清泉: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就有点看不惯、想不通。
为了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加快横向经济联合的步伐,1986年6月,我和常务副省长陈邦柱带队,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湖南省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到上海学习考察并洽谈经济技术合作事宜,各地市州的书记和省直一部分部办委厅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去了。我和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就上海与湖南横向经济联合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坦诚的洽谈。在上海期间,我们与上海市还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协作的商谈纪要》。
参观回来后,省委就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要“学习上海”的口号。那时全国其他省市区还没有哪一个这样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口头上予以肯定和表扬。
广东省毗邻港澳地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湖南与广东山水相连,自然成为横向联合的重要对象。
说到湖南的横向经济联合,就要说一说打通往南和往东的通海口,努力保证物畅其流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我们根据当时全国已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大开放格局的新形势,而湖南北面靠长江、东南通沿海,是沿海的内陆、内陆的前沿,因此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对外大开放。
当时,我们提出了要“破除四种思想”的影响,即破除“左”的思想,破除“怕吃亏”的思想,破除“小富即安”的思想,破除消极和无所作为的思想。
在推进思想大解放的同时,根据湖南的实际,我们注意从4个方面因势利导,进一步拓宽对外开放的大思路。一是在对外开放的方针上,坚持“以开放促开发,以引进促改造,以外经促外贸”。二是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努力朝着“放开南北两口,拓宽三条通道,建设五区一廊,加速西线开发”的方向发展。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方式上,要实行“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相结合,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相结合,在家招商与出门招商相结合”。四是在对外开放的环境建设上,要主攻“路、电、通信”这3个制约湖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瓶颈。
思路决定出路。湖南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1993年新增的“三资”企业和引进外资总额均超过改革开放14年来的总和。
上下齐心抓电力
笔者:您曾经被人称为“电省长”,说明您对湖南的电力建设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请谈谈当时抓电力建设的情况。
熊清泉:我在担任省长期间,花了较大的精力办电。其中的缘由还得追溯到1977年春天。当时中央在大庆召开工业学大庆万人大会,于明涛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十年建成工业省”的发言。那时我在湘潭当书记,也参加了会议,非常拥护他的发言。毛泽东在1969年和1970年曾两次对当时的省委负责同志说:“湖南光搞农业不行,还要搞工业化,你们可以搞十年建成工业省的试点嘛!”过去七八年了,湖南的工业省还没有搞起来,这无形中给我们很大的警醒。
由于严重缺电,湖南的工业搞不好,农业也减产,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次大会以后,省委派了几万名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厂进乡,发动群众进行电力、煤炭、钢铁、农机(包括化肥)四个“大会战”。在电力方面,凤滩水电站建成投产,东江水电站也准备上马兴建。
省里在组织“大会战”后,全省的用电问题暂时有所缓解,但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地州市和省直厅局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十分突出的电力供需矛盾,是全省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全省每年缺电约20亿度,影响产值30个亿,利税六七个亿。我们要下决心抓电,确保以电力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争取多发一度电、用好一度电、节约一度电,使每一度电都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笔者:下定决心以后,在抓电力建设方面,采取过哪些措施,解决过哪些重大问题呢?
熊清泉:电力建设的关键是资金平衡问题。我下狠心勒紧裤带办电,集中力量办电。当时就有人议论纷纷,说我是“电省长”,省政府是“电政府”,抓工作没抓到点子上,不会“弹钢琴”。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省长要抓的事的确很多,但办电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我的想法得到了省政府班子成员的赞同。经过认真研究论证,我提出了“三个并举”,即水火并举、大中小并举、办电与节电并举。总体规划是“两火两水一条线”,两火就是岳阳火电厂和耒阳火电厂,两水就是五强溪水电站和东江水电站,一条线就是从葛洲坝水电站接一条50万伏输电线路到株洲。银行每年提供1亿元的贴息贷款,财政每年拿出2亿元的开发资金,争取3年建成50万千瓦装机容量。
笔者:听说您为了办电,曾“夜闯中南海”,是吗?
熊清泉:为了争取五强溪水电站工程上马,我们还费了许多周折。当时最困难的就是五强溪水电站的复工。五强溪水电站是沅江流域的一个大型水电站,“大跃进”时期准备上马,3年调整时期下马了。1985年10月,我和陈邦柱陪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考察五强溪工地,宋平表示积极支持五强溪电站复工。同月,我和毛致用在广州参加京广复线建设工作会议时,抓住机会向万里同志汇报了五强溪水电站的复工问题。
1985年12月,我带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专程到北京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刚到北京,我就听说总理要到河南出差,我立即与总理的秘书联系,请求当晚一定要见到总理。秘书说总理要晚上11点钟才能回家,第二天7点又要外出,恐怕不能接见了。我未等秘书答复,就连夜赶往中南海。门卫拦住了我,打电话给总理秘书后,才把我接到了总理的会客室。我整整静等了3个小时,总理终于回来了,他笑着说:“你真的还在这里等!”我立即向他汇报了五强溪电站的复工问题和武陵源的建设问题。他表态说:武陵源风景区的建设可以搞。五强溪电站的复工,如果今年不上三峡工程,五强溪就上;三峡工程要上,五强溪就得让。他接着说:三峡工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年可能上不了,这样五强溪电站就可以排上去。从中南海回到住处,我心里感到不很踏实,马上又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联系,请求第二天面见胡耀邦。第二天,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我。他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请宋平同志予以考虑。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1986年9月,五强溪电站正式动工兴建。这是湖南最大的水电站。
笔者:全省上下集中办电,效果怎么样?
熊清泉:经过历届省政府的努力,湖南电力装机容量终于在1998年突破了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第11个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的省份,比1978年增加746万千瓦,增长4倍;发电量增加257亿度,增长3.6倍。湖南的电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灭荒绿化为人民
笔者:您对湖南消灭荒山,植树绿化是花了大气力的,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熊清泉:说到湖南的灭荒绿化,要明确一个思想,我们说环境优美,主要应该是指自然环境要优美,主体就是绿化,是林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
1989年1月3日,我主持制定了《关于“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湖南”的决定》,要求从1989年起,5年内全省完成宜林荒山造林任务,10年内使封山和新造林地全部郁闭成林,并实现公路、铁路、河道两旁、水库周围,以及城镇、农村的全面绿化。
湖南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山区面积两亿多亩,湖南经济要大发展,可以说“潜力在山,优势在山,希望也在山”。然而,当时湖南林业生产的形势却令人十分担忧。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和20世纪80年代初“分山到户”的影响,山林先后遭到两次严重的破坏,乱采滥伐之风蔓延,林木蓄积量不断减少,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荒山面积不断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这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时任汨罗市市委书记彭亮根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一定要下决心绿化汨罗市”,建议全省也这样做。他情真意切的信,使我深受感动。
省林业厅认定汨罗市实现了消灭荒山的目标,省绿化委员会授予汨罗市“湖南省消灭荒山第一市”的称号。汨罗为全省提供了消灭荒山、实现绿化的活生生样板和有说服力的经验。
我一直在思考着要为湖南人民办几件实事。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兼省长,实现“消灭荒山、绿化湖南”的目标,责无旁贷。因此,我决心把“消灭荒山,绿化湖南”这件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实事办好。
笔者:《决定》出台后,在灭荒绿化这件事情上,您是怎样抓落实的呢?
熊清泉:《决定》出台以后,当时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以下6个方面的得力措施:第一,把“消灭荒山,绿化湖南”作为一、二把手工程,树立起“为官一任,绿化一方,造福一方”的政绩观。第二,科学地制订造林绿化规划,使水源林、风景林、用材林、经济林、工业原料林和薪炭林等都有一个合理的布局。第三,广泛筹集资金,增加林业投入。第四,加强检查督促。第五,在领导方法上,注意“抓两头促中间”,即一头抓造林绿化先进典型,每年通过检查验收,颁发“绿化三湘贡献奖”。另一头花大力气抓住全省50万亩以上“荒山大户”。第六,依法治林,加大对《森林法》的宣传贯彻。
为了以点带面指导全省造林绿化工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基层办点,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共有造林绿化试点2100多处。我深入到长沙县办点。长沙县位于省会周围,地理位置特殊,又与汨罗市毗邻,和汨罗市的自然条件差不多。我多次深入那里,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一道,推广汨罗市灭荒绿化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以造林为重点突击抓消灭荒山,同时注意封山育林,确保森林覆盖率逐年有所提高。
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993年国务院授予湖南“全国荒山造林绿化先进省”称号。1997年,湖南全面完成了“消灭荒山、绿化湖南”的任务,成为继广东、福建之后全国第三个完成灭荒造林任务的造林大省,而且造林质量得到了国家林业部的好评。
在湖南大力开展造林绿化,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担任领导职务,对湖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感情,同时又深深感到自己有责任将造林绿化这项造福子孙的利国利民工程继续向前推进。离开领导岗位以后,至今我还保留着湖南省绿化委员会顾问的职务呢。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笔者专程访问了83岁高龄的熊清泉。
科技兴湘奠基础
笔者:请先谈谈科技兴湘战略出台的情形吧。
熊清泉:邓小平说过: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
从古至今,我们湖南人就一直比较重视科技的发展。湖南省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七五”期间,全省共获得科技成果7000多项,其中国家级的就有130多项。如“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两足步行机器人”、“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等项目,研究水平均居国内外领先地位。湖南科技发展的良好势头,还表现在全省的科技力量上。全省有一支近百万人的专业技术队伍,可谓人才济济。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实力相当雄厚。
谈起湖南的科技优势,我们还有些骄傲。但谈起湖南经济在全国的排名,却让我们骄傲不起来,高兴不起来。
省委、省政府很快形成共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省委和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1985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意见》指出: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逐步建立起一个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布局与配置比较合理,运行机制自动灵活,科研机构充满生机的新的科技体制。
1990年我们将科技兴湘的发展战略写进了省第六次党代会的报告,1991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科技兴湘的若干政策规定》。科技兴湘的主要目标是:到20世纪末,全省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部分农业科研项目继续保持国内或世界领先水平,主要农作物、家禽家畜品种逐步更新,新的适用技术在适宜地区入户率达60%以上。工业生产主要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水平力争达到或接近国际20世纪80年代的先进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至1990年,全省建立地市以上独立科研单位184个,厂办科研机构2300多个,共有科技人员80多万人。
笔者:在实施科技兴湘中,您集中精力抓了哪些主要工作?
熊清泉:科技要上去,关键在人才。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的载体,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为了有效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省委、省政府设立了“科技兴湘奖”,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不看学历高低和资历深浅,而是看贡献大小。1991年,有5名科学家获得了首届“科技兴湘奖”。
1992年5月,我在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谈到科技与人才的问题时说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把科技搞上去。湖南有一大批较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有成千上万兢兢业业为科技献身的科技人才,有一批国内甚至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充分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就能加快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基说,湖南要打出两张牌,一张是袁隆平的农业科技,一张是张家界的旅游。袁隆平发明的杂交稻种,一粒种子改变了一个世界。对这个典型,我是一直抓住没放的。为此,省委、省政府专门作出了《关于实行农科教结合加速农业振兴的决定》。1992年9月,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我还支持创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
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长沙、株洲等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快速推进,一批又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开发区。科技创新开始结出硕果。实践雄辩地证明,科技能兴工,科技能兴农,科技能兴商,科技能富民,科技能富县,科技确实是富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外引内联促发展
笔者:湖南是沿海的内地,是内地的前沿。当时湖南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面,是怎样谋划和决策的?
熊清泉: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困难不少啊!我们首先注意抓发展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4月初,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后,省委、省政府组织长株潭3市10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湖南横向经济联合的意见和建议。紧接着,召开了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搞好横向联合,振兴湖南经济》的讲话,着重就横向经济联合讲了4个问题:认识上要提高;工作上要抓紧;政策上要鼓励;法律上要保护。为此,省里成立了专门抓横向经济联合的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很快与全国25个省市区建立了横向经济协作关系。推进横向经济联合所取得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签订了2056个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引进各类技术人才3800人,引进资金3.5亿元,对外投资4000万元,交流各类物资2亿元,可增加利税2亿元,引进的资金、设备投产后每年可增加产值11亿多元。
笔者: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和阻力,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的?
熊清泉: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就有点看不惯、想不通。
为了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加快横向经济联合的步伐,1986年6月,我和常务副省长陈邦柱带队,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湖南省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到上海学习考察并洽谈经济技术合作事宜,各地市州的书记和省直一部分部办委厅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去了。我和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就上海与湖南横向经济联合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坦诚的洽谈。在上海期间,我们与上海市还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协作的商谈纪要》。
参观回来后,省委就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要“学习上海”的口号。那时全国其他省市区还没有哪一个这样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口头上予以肯定和表扬。
广东省毗邻港澳地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湖南与广东山水相连,自然成为横向联合的重要对象。
说到湖南的横向经济联合,就要说一说打通往南和往东的通海口,努力保证物畅其流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我们根据当时全国已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大开放格局的新形势,而湖南北面靠长江、东南通沿海,是沿海的内陆、内陆的前沿,因此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对外大开放。
当时,我们提出了要“破除四种思想”的影响,即破除“左”的思想,破除“怕吃亏”的思想,破除“小富即安”的思想,破除消极和无所作为的思想。
在推进思想大解放的同时,根据湖南的实际,我们注意从4个方面因势利导,进一步拓宽对外开放的大思路。一是在对外开放的方针上,坚持“以开放促开发,以引进促改造,以外经促外贸”。二是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努力朝着“放开南北两口,拓宽三条通道,建设五区一廊,加速西线开发”的方向发展。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方式上,要实行“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相结合,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相结合,在家招商与出门招商相结合”。四是在对外开放的环境建设上,要主攻“路、电、通信”这3个制约湖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瓶颈。
思路决定出路。湖南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1993年新增的“三资”企业和引进外资总额均超过改革开放14年来的总和。
上下齐心抓电力
笔者:您曾经被人称为“电省长”,说明您对湖南的电力建设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请谈谈当时抓电力建设的情况。
熊清泉:我在担任省长期间,花了较大的精力办电。其中的缘由还得追溯到1977年春天。当时中央在大庆召开工业学大庆万人大会,于明涛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十年建成工业省”的发言。那时我在湘潭当书记,也参加了会议,非常拥护他的发言。毛泽东在1969年和1970年曾两次对当时的省委负责同志说:“湖南光搞农业不行,还要搞工业化,你们可以搞十年建成工业省的试点嘛!”过去七八年了,湖南的工业省还没有搞起来,这无形中给我们很大的警醒。
由于严重缺电,湖南的工业搞不好,农业也减产,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次大会以后,省委派了几万名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厂进乡,发动群众进行电力、煤炭、钢铁、农机(包括化肥)四个“大会战”。在电力方面,凤滩水电站建成投产,东江水电站也准备上马兴建。
省里在组织“大会战”后,全省的用电问题暂时有所缓解,但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地州市和省直厅局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十分突出的电力供需矛盾,是全省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全省每年缺电约20亿度,影响产值30个亿,利税六七个亿。我们要下决心抓电,确保以电力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争取多发一度电、用好一度电、节约一度电,使每一度电都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笔者:下定决心以后,在抓电力建设方面,采取过哪些措施,解决过哪些重大问题呢?
熊清泉:电力建设的关键是资金平衡问题。我下狠心勒紧裤带办电,集中力量办电。当时就有人议论纷纷,说我是“电省长”,省政府是“电政府”,抓工作没抓到点子上,不会“弹钢琴”。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省长要抓的事的确很多,但办电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我的想法得到了省政府班子成员的赞同。经过认真研究论证,我提出了“三个并举”,即水火并举、大中小并举、办电与节电并举。总体规划是“两火两水一条线”,两火就是岳阳火电厂和耒阳火电厂,两水就是五强溪水电站和东江水电站,一条线就是从葛洲坝水电站接一条50万伏输电线路到株洲。银行每年提供1亿元的贴息贷款,财政每年拿出2亿元的开发资金,争取3年建成50万千瓦装机容量。
笔者:听说您为了办电,曾“夜闯中南海”,是吗?
熊清泉:为了争取五强溪水电站工程上马,我们还费了许多周折。当时最困难的就是五强溪水电站的复工。五强溪水电站是沅江流域的一个大型水电站,“大跃进”时期准备上马,3年调整时期下马了。1985年10月,我和陈邦柱陪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考察五强溪工地,宋平表示积极支持五强溪电站复工。同月,我和毛致用在广州参加京广复线建设工作会议时,抓住机会向万里同志汇报了五强溪水电站的复工问题。
1985年12月,我带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专程到北京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刚到北京,我就听说总理要到河南出差,我立即与总理的秘书联系,请求当晚一定要见到总理。秘书说总理要晚上11点钟才能回家,第二天7点又要外出,恐怕不能接见了。我未等秘书答复,就连夜赶往中南海。门卫拦住了我,打电话给总理秘书后,才把我接到了总理的会客室。我整整静等了3个小时,总理终于回来了,他笑着说:“你真的还在这里等!”我立即向他汇报了五强溪电站的复工问题和武陵源的建设问题。他表态说:武陵源风景区的建设可以搞。五强溪电站的复工,如果今年不上三峡工程,五强溪就上;三峡工程要上,五强溪就得让。他接着说:三峡工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年可能上不了,这样五强溪电站就可以排上去。从中南海回到住处,我心里感到不很踏实,马上又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联系,请求第二天面见胡耀邦。第二天,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我。他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请宋平同志予以考虑。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1986年9月,五强溪电站正式动工兴建。这是湖南最大的水电站。
笔者:全省上下集中办电,效果怎么样?
熊清泉:经过历届省政府的努力,湖南电力装机容量终于在1998年突破了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第11个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的省份,比1978年增加746万千瓦,增长4倍;发电量增加257亿度,增长3.6倍。湖南的电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灭荒绿化为人民
笔者:您对湖南消灭荒山,植树绿化是花了大气力的,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熊清泉:说到湖南的灭荒绿化,要明确一个思想,我们说环境优美,主要应该是指自然环境要优美,主体就是绿化,是林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
1989年1月3日,我主持制定了《关于“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湖南”的决定》,要求从1989年起,5年内全省完成宜林荒山造林任务,10年内使封山和新造林地全部郁闭成林,并实现公路、铁路、河道两旁、水库周围,以及城镇、农村的全面绿化。
湖南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山区面积两亿多亩,湖南经济要大发展,可以说“潜力在山,优势在山,希望也在山”。然而,当时湖南林业生产的形势却令人十分担忧。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和20世纪80年代初“分山到户”的影响,山林先后遭到两次严重的破坏,乱采滥伐之风蔓延,林木蓄积量不断减少,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荒山面积不断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这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时任汨罗市市委书记彭亮根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一定要下决心绿化汨罗市”,建议全省也这样做。他情真意切的信,使我深受感动。
省林业厅认定汨罗市实现了消灭荒山的目标,省绿化委员会授予汨罗市“湖南省消灭荒山第一市”的称号。汨罗为全省提供了消灭荒山、实现绿化的活生生样板和有说服力的经验。
我一直在思考着要为湖南人民办几件实事。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兼省长,实现“消灭荒山、绿化湖南”的目标,责无旁贷。因此,我决心把“消灭荒山,绿化湖南”这件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实事办好。
笔者:《决定》出台后,在灭荒绿化这件事情上,您是怎样抓落实的呢?
熊清泉:《决定》出台以后,当时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以下6个方面的得力措施:第一,把“消灭荒山,绿化湖南”作为一、二把手工程,树立起“为官一任,绿化一方,造福一方”的政绩观。第二,科学地制订造林绿化规划,使水源林、风景林、用材林、经济林、工业原料林和薪炭林等都有一个合理的布局。第三,广泛筹集资金,增加林业投入。第四,加强检查督促。第五,在领导方法上,注意“抓两头促中间”,即一头抓造林绿化先进典型,每年通过检查验收,颁发“绿化三湘贡献奖”。另一头花大力气抓住全省50万亩以上“荒山大户”。第六,依法治林,加大对《森林法》的宣传贯彻。
为了以点带面指导全省造林绿化工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基层办点,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共有造林绿化试点2100多处。我深入到长沙县办点。长沙县位于省会周围,地理位置特殊,又与汨罗市毗邻,和汨罗市的自然条件差不多。我多次深入那里,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一道,推广汨罗市灭荒绿化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以造林为重点突击抓消灭荒山,同时注意封山育林,确保森林覆盖率逐年有所提高。
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993年国务院授予湖南“全国荒山造林绿化先进省”称号。1997年,湖南全面完成了“消灭荒山、绿化湖南”的任务,成为继广东、福建之后全国第三个完成灭荒造林任务的造林大省,而且造林质量得到了国家林业部的好评。
在湖南大力开展造林绿化,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担任领导职务,对湖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感情,同时又深深感到自己有责任将造林绿化这项造福子孙的利国利民工程继续向前推进。离开领导岗位以后,至今我还保留着湖南省绿化委员会顾问的职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