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郭万夫（1915-2009），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长子，初小在本村小学校读书，学习努力上进。1927年，学校聘请来中级师范毕业的一位叫姚润源的老师。姚老师在小学废除了体罚，实行男女同校，动员和吸收女孩子上学并以德、智、体兼顾教学。他与学生关系融洽，下课脱下长衫就跟父亲这些学生娃一起踢足球，成为父亲人生中第一位良师益友，给父亲幼年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影响。1928年，13岁的父亲在姚老师鼓励下考上了县城的高等小学，但因家里经济拮据，负担不了学费和伙食费，没能去成。次年，姚老师专程登门拜访，动员并说服了祖父，让父亲去报考太原市的山西省立第一贫民高小（简称省立贫高），因为这个学校全部公费，吃、穿、课本等都由学校供给。1929年，14岁的父亲成功考入省立贫高，是姚老师促成他离开家乡，走上去省城的求学之路。

省城求学识真理

　　在省立贫高读书时，父亲结识了同学刘哲（后改名刘俊彩）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简称国民师范）读书的胞兄刘俊才。当刘阅读父亲按他吩咐练习写的日记中，写出省立贫高校长（张筹）克扣学生伙食经费，常给学生吃烂米、喝稀饭，学生们常常吃不饱，还揭露校长与孙楚（阎锡山的高级将领）相勾结时，把大批军粮（洋面）偷运到校外倒卖（1930年山西闹灾荒，粮价飞涨）等黑暗现象，刘写下很好的批语来鼓励。但不久后，就听到刘俊才被捕的消息。这对父亲的心灵产生很大震动和疑问：为什么这样好的人竟会被逮捕入狱呢？
　　1931年，父亲在省立贫高结业后，决心报考国民师范。不仅因国民师范已有许多老前辈使他向往，而且按当时家中经济条件，命运注定不可能去自费学校而只能争取这样的学校。当年投考国民师范难度很大，招考初中班只录取120人（三个班），但报名人数竟多达2000人左右。他在报考前经过第一师范的暑期补学班勤奋努力，终于实现愿望，以优异成绩被国民师范录取。

　　父亲投考国民师范的初衷，原本想像姚老师一样毕业后做名小学教师，既有益于社会，又能维持个人生活。但进校一年后，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到一些进步书籍，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好，黑暗的旧中国是没有希望的。特别在“九一八”以后，深感民族危机深重，在学校看到党的秘密宣传品，揭露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对日投降、对内反共的阴谋，头脑逐步萌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于是，他参加了1931年12月18日山西省学联组织的抗日驱苗（苗培成，时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宣传露天大会。大会遭残酷镇压，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正不幸中弹身亡。这便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一手制造的震惊省内外的“一二·一八”惨案。那次斗争激发了他参加革命的勇气。他在国民师范组织了“黑白篮球队”，制作黑白两色运动衣，意喻要把不分青红皂白的旧社会变成黑白分明的新社会。同班的马希贤参加了这个篮球队，发觉了我父亲的思想变化，1933年介绍我父亲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我的父亲开始投身革命行列。

革命被捕志更坚

　　1933年暑假，父亲未回家休假，在白色恐怖下经常与马希贤一起在校内外（常去的地方是“觉民日报社”）散发和张贴秘密传单。9月18日，共产党领导举行了纪念“九一八”国耻两周年纪念大会，全校罢课、游行示威。因散发秘密宣传品，父亲与同校的马希贤、刘德圣（后改名刘权）、赵乃康（后改名丁乃光）被逮捕。以后经山西高等法院多次审讯，他们坚持“宣传抗日无罪”，直到1934年冬才公开宣判。由于是公开宣判，有许多国民师范同学（包括李雪峰等人）出席旁听，同学们凑钱请了白光普律师辩护。但终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5年，送山西省第一监狱执行（注：马希贤同志牺牲于1942年抗大工作时的一次反扫荡中，刘权同志于1968年“文革”中在西藏军区被折磨而死，丁乃光同志“文革”中也历经磨难并于1980年在北京病逝）。
　　1933至1937年，父亲在山西省第一监狱中，经受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的酷刑而坚贞不屈，多次參加政治犯的绝食斗争，狱中受到孙启明（原山西特委书记）、王孝慈（原山西特委组织部长）等老共产党员的关怀与教导，狱中秘密入团（1934年经难友马希贤介绍并经狱外党组织李雪峰批准参加共青团）和入党（1937年经高克亭和王孝慈介绍入党，无候补期）。

出狱抗日战历辉煌

　　1937年，在山西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势下，经薄一波同志和山西省工委代表党组织营救，父亲等人转到山西训导院，8月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的“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父亲担任七连地下党支部书记，为壮大党的队伍，培养发展了以后任吉林省副省长的王观潮和西藏军区副参谋长的刘权（原名刘德圣）等一批人入党。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太原。父亲出狱即第二次回到国民师范母校，当时校牌已不存在，校貌依然末改，而政治环境却起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不再被看作可怕的幽灵，周恩来同志被请来登上国民师范大礼堂讲台，发表了公开演讲。9月军政干部训练班结业，根据党组织决定，父亲到山西新军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五团;10月“教五团”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父亲任决死一纵队二总队第十连指导员与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8年春，日寇分九路围攻我太行根据地。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统一指挥下，父亲任职的十连参加粉碎日寇九路围攻战役，仅以一个连的兵力，袭击了驻守在山西襄垣县厩亭镇（山西南北公路交通枢纽）的日本鬼子。他们头天晚上进入阵地，占领制高点，进行战前各项准备，第二天拂晓就开打，一连打了两个多小时，直打得驻守魇亭镇的日本鬼子出逃。父亲回忆：那场战斗得到当地百姓的拍手称快和大力后勤支援，百姓说这是头一次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鬼子，而且还打了胜仗，虒亭镇以及附近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主动给他们做饭、送饭，用烙饼、馒头犒劳他们。战后，父亲所指挥的连队受到国民政府的传令嘉奖（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决死队”和“八路军”一样，名义上都属于“国民革命军”）。
　　之后，由晋东特委书记杨树根介绍父亲到冀西特委任河南武安县八路军工作团主任，从事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又分配到河北磁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任政治处主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敢于来犯之敌。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父亲参加了北方局党校学习。结业后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至1941年初，父亲参加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朱怀冰为首的又一次反共高潮的战斗，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彰显了八路军的军威。同时，著名的百团大战以正太线的正面战斗为主，在平汉线配合展开破击战和袭击战，从而粉碎了敌人对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所谓“囚笼战略”。

　　1941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的机构撤销，改编为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父亲任政治部主任兼五地委委员。队伍驻扎在平汉线以西，经常沿平汉线一带打击日寇。使用破击战术比较多，交战规模也都不大，主要是破坏鬼子的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线及其沿线的桥梁、仓库等，使敌人不能凭借铁路和公路进攻我军。还经常组织老百姓把铁路的道轨扛回来，在自己的兵工厂里造步枪、掷弹筒等武器。父亲讲述过经历破击战的危险，必须在天黑以前进入阵地，先到村里埋伏隐蔽起来并封锁消息。有一次，父亲与时任太行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的皮定钧同志在一座炮楼上，看到老远有日本鬼子的好几百骑兵扑了过来。当时，皮定钧司令员非常冷静，立即派通信员给埋伏在那一带的部队送信，命令沉住气，不准先动手暴露目标，可日本鬼子的骑兵一下子就冲到二营所藏的村子里，不得已打开遭遇战，战斗中该营的教导员不幸壮烈牺牲。

组织民兵义无反顾

　　1943年秋，党中央决定更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由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工作。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亲自在师部召见父亲征求意见，拟派其到太行三地委并兼太行第三军分区的工作。这在当时，由部队到地方也是一个很难过的待遇关。父亲在部队是军官，有马骑，有警卫员，待遇较高。到了地方就要脱掉军装、舍去军官待遇，因为脱了军装就不是军人了。父亲当即表示，绝对服从组织需要，从部队下地方去搞民兵武装。父亲遂被调到太行三地委任太行三地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兼太行第三军分区武委会主任，组织训练民兵，搞游击战，在武乡、左权一带开展窑洞战和地雷战，重创敌人。太行第三军分区在山西省武乡县（即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现建有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当年该区涌现出像神枪手关二如（大军南下时在三纵队任指导员，后光荣牺牲）、地雷大王王来发这样一大批传奇式英雄人物，都参加了太行第三军分区召开的民兵群英会。父亲回忆，那时候，每当日本鬼子对根据地扫荡时，掩护老百姓转移、打击敌人的主要靠民兵。

　　直到1944年我军进入全面大反攻，山西抗日根据地随军出征的民兵、自卫队就达百万之众。根据地民兵队伍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到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总共还不到百万人，而民兵已经发展到200余万人。

　　1945年，父亲调任太行军区武委会副主任，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地方武装的组织和民兵队伍的建设上，还参与组织指挥民兵参加了平汉战役。太行军区前后召开过两次大型“群英会”，民兵都是主角。一次是1944年11月在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的第一届群英会，邓小平、腾代远、张际春、李雪峰等领导与300多名英模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民兵在整个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次是1946年12月在山西长治召开的第二届群英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区党委、行署、军区、武委会的领导与400多名英模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选出边区英雄模范110名，其中絕大部分是民兵。大会将会场主席台命名为“英雄台”，会场所在的“卫前街”命名为“英雄街”。
　　父亲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民兵）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父亲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著文认为：“抗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军民结合的过程。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所以说，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抗战精神的本质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尚存，我们中华民族终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随军南下谋解放

　　1946年，父亲由太行军区武委会调长治地委任宣传部部长。
　　1947年夏，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晋冀鲁豫中原局第一批随军南下干部约2000A，编队代号为“天池部队”，他担任随军干部大队太行支队（约500人）副支队长。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期间，历任皖西区三地委（后改为六安地委）副书记、二地委（后改为桐城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9年春，皖北区党委派父亲筹备接管安庆的工作，他抽调了桐城地委大批干部随军前往安庆前线，并与城内民主人士（如民盟沈兹九等）取得联系，了解当时敌军防务等情况。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父亲任安庆地委副书记兼安庆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从当地资料查得：1949年9月28日至30日，安庆市在人民俱乐部圆满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各界代表155人。在历时三天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由大会执行主席、安庆市市长张伟群宣布“明天（十月一日）庆祝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场起立，高呼“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场热烈鼓掌长达十分钟，直到鲜红的国旗由大会主席团高悬主席台上，鞭炮声历久不息，全场狂欢！在新中国国旗面前举行的仪式，标志着新中国的新安庆投入建设的崭新开端。我的父亲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渡江战役”、解放安庆和建设安庆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国图强开创重工业

　　1951年，父亲调任安徽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后改为工交工作部任副部长（书记与部长均由省委书记兼任）。

　　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101工程筹备处（驻上海），父亲主动请缨，即任筹备处主任，由华东局确定行政九级。后因形势变化，101工程缓建（国家原计划在安徽马鞍山建立一座重型机器厂下马），遂于1953年调太原重型机器厂（简称太重厂）任厂长。父亲从上海带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党政干部奔赴山西太原，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太重厂是国家决定投资、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建设的重型机器厂，1949年开始筹建，1950年9月在上海完成初步设计，10月正式破土动工，1951年11月太重廠筹备处从北京迁到太原，直到1953年才正式投产，父亲为第一任厂长。从1953～1958年，父亲深入生产一线，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打成一片，为国家重型工业发展呕心沥血、奋发图强。1958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太原，参观了该厂。

求真蒙冤秉公负重救工厂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父亲因不同意同年3、4月份（因父亲去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开会出差）才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工业部部长兼任太重厂的党委书记搞浮夸和盲目追求所报的高指标，而被厂党委组织批斗，对父亲“在生产与基建计划指标的右倾保守”进行批判，以歪曲事实真相、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法对父亲进行了打击迫害。当年秋，父亲被停职检查。直到1959年6月左右，经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批准，山西省委错定组织结论：“严重右倾错误，给予撤职处分。”父亲于7、8月间背着“黑锅”调回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
　　1962年春，太重厂生产连年下滑，濒临瘫痪，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张邦英同志参加了山西省委对父亲结论的重新审定。是年秋，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亲自写信给父亲，以父亲仍系山西省委委员（于1956年省第一次党代会当选第一届省委委员）的身份和整父亲的原厂党委书记已调走为由，让父亲回太重厂工作。于是，父亲离开北京的妻儿，由一机部二次回到太重厂担任党委书记工作，履行省委委员义务，驻厂领导恢复生产。直到1964年3月，太重厂扭亏为盈，一机部再度调他返回担任一、三局的副局长。此期间，父亲曾短暂去河南开封阀门厂和沈阳重型机器厂搞过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回到北京机关。
　　从父亲被蒙冤撤职到不明处分，他却两度肩负太重厂重担，记录了父亲可歌可泣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赤诚所需主动奔向大西南

　　1964年毛主席提出建设大三线，邓小平出马动员组建西南局。父亲又一次主动请缨，于1965年7月携家从首都北京一机部调至成都的西南局三线建委机械总局任副局长。1966年，去成都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革”。父亲又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关押揪斗，受到猛烈冲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内乱结束。
　　随着各项工作逐渐恢复，1977年3月父亲协助筹建四川省社队企业局（1984年更名为四川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并担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局党委书记与局长均由省长鲁大东兼任）至1978年4月，为四川省乡镇企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5月至1982年1月，调任四川省二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为整顿“文革”后全省的轻工业生产秩序深入基层不辞辛劳。1980年，山西省委对父亲在“大跃进”时受到的错误处分作出彻底平反的书面结论。1982年2月，父亲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简称省政府）副秘书长。1983年1月，在中共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共53名委员）。1984年11月，中央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1985年7月，四川省委通知并批准父亲辞去省顾问委员。1985年12月由省政府正式离职休养。2002年1月，中央组织部下文，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

发挥余热壮志未酬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父亲以极大热忱投入国家复兴，向党投书建议并批评社会不良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严格自律，清正廉洁，表现出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风范。继1983年退居二线（任省顾委委员），直到1985年离职休养，他仍心系党的事业，除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临时任务（如接待来川考察的老领导老战友等），还经常外出调研，就国企改革、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断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建言献策。他晚年豁达开朗、健康向上，积极协助省老龄委组织开展全省老年乒乓球运动，任省老乒协理事长，被授予“健康老人”光荣称号。2003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太原举行的“太原招商旅游年暨纪念建城2500年大会”，名单列于“山西籍在京及外省工作的老领导”内。还被载入大型文献<<开国将士风云录>>（第二卷）中，表彰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共和国的解放、祖国的经济建设及社会的繁荣昌盛所做出的贡献。
　　父亲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经受牢刑和战争的严峻考验，仍追求光明、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奉献，无处不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壮丽情怀。他在解放初期定级行政9级，以后主动放弃晋升，终身级别不变。但因他奉献大于索取的胸襟和太过忠厚而不思仕途的本性，却遭到不公待遇。虽然山西省委在1962年和1980年都对其“严重右倾错误”给予平反，但至暮年受人启发提醒，向四川省政府提出查阅档案，才发现那个错误结论一直未被撤出档案（当即才由组织正式销毁）。而正是这个错误结论影响了他的多半生，导致“副”衔待遇始终伴随，如：西南局三线建委机械局副局长、四川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副省级待遇以及正省级医疗待遇等等。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是遗憾振兴国家重工业展宏图的心愿未圆。两度主动请缨搞工业建设，从太重厂的两进两出力挽狂澜，到被打击蒙冤;再从放弃大城市去开启三线建设新征程，到“文革”消耗十年梦碎;其后还是没能对熟知在行的重工业接力，没有实现以重工业强国的胸怀大志。他在2005年90岁寿辰时写下：“回忆自己跟党走过的70余年历程，真可谓百感交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自己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信念，不求个人名利，一如既往地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始终保持追求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政治作风和生活作风。我的一生，虽然坎坷而平凡，但也是幸福的，有许多老战友都先我而去，我将永远怀念他们！”

父爱如山隐忍情深忠孝难全

　　我们的家，一直都随着父亲“南征北战”的足迹而走南闯北，就连子女的名字都纪念着家庭迁徙的地方或江河。从早期的山西太行山、南下大别山到解放安庆任市委书记、进入省委担任部级，父亲从不谋求个人仕途。为国弃政从工参加华东局项目，挥师北上到山西太原开创重型工业，调至国家机械部的北京后又自愿报名三线建设中的西南局。父亲从解放初期定级行政9级，以后一再转让升级指标，以及他忠诚唯公的自告奋勇走向新的征程，足以显示他的胸襟，也因此造成我们的纯朴。在我的周围，几乎没有见到过像我们这样四海为家的家庭。
　　在到四川不到一年时间，开始了“文革”厄运。父亲被闯入家里的造反派抽打流血、抓走揪斗，开始隔离关押食寝不保。我们家被抄家，又被驱赶到夏不遮暑、冬不避寒、透着星空的汽车库陋室。被关押的父亲只在我和哥哥插队前获准在押解状态回来探望儿女，用了解儿女的行装准备付出关爱，从未对我们吐露任何情绪，执着坚信忠诚于党，隐忍着自己的苦难。
　　父亲从年轻参加革命坐牢而弃学，出狱即背井离乡奔向太行。我们的爷奶为此伤心受怕，爷爷先致意外身亡，奶奶遭人举报儿子是共产党而被反动派关押殴打，刚解放不久没有享福就故去，父亲心中非常伤感，他将房田捐出，从未计较牵绊。直到父亲91岁高龄那年，年迈的老父再到太原，让我们陪伴回去原籍乡村。大概父亲知道此去来日不多，带着母亲、姐姐、哥哥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到故乡的田间地头找到埋葬祖父和祖母的既无坟头更无墓碑的葬祖处。耄耋老人踉跄地突然平地跪倒，双手伏地为父母哀悼恸哭。那个场景让我震惊不已，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痛楚。想当年，我和哥哥插队就离老家不远，尽管家乡已无甚近亲，但随父母数次回乡探望，却从未听到父亲提起祖坟在何方。我理解父亲是有血有肉之躯，讲究孝道，只是极力克制念祖思乡之情，无以表达罢了！纵观父亲的一生，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忠党爱国。既不搞阴谋诡计打击报复，也不搞拉帮结派以权谋私，更不靠找关系做靠山计较权位。他始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抗日救国和革命戰争年代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重工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在经受冲击的逆境中坚守理想和信念，并坚持实事求是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调动群众积极性、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改革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生活上作风俭朴、亲民，为人诚恳、刚正不阿，工作知难而进、尽心竭力，广受周边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跨世纪健康老人称号的父亲身体本无大病，因腰椎骨病疼痛、活动受限住院疗养，不料被染上顽固性细菌感染呼吸道引发的肺炎而不治，接受气管切开等各种折磨后离世，给我们心中留下巨大创伤和遗憾！父亲平凡的旅途折射着本真的人性之光，他终生执着理念不畏艰险与磨难。父亲去世后，四川省政府为他作生平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不渝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革命气节。郭万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郭万夫同志永垂不朽！”
　　追思父母英灵，感怀父母恩德！我的父母勤恳为公、两袖清风，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给予我们健康的生命、安定的生活和阳光快乐的性情，我们是幸运和幸福的。我们在永远的热爱和怀念中以父亲为榜样活好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