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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国际债权人，日本每年在从其他国家收取利息，而中国每年却在向其他国家支付利息。”这样一种反常，加上中国外汇储备海外投资的盈亏波动，每每成为媒体争议焦点，同样也成为《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9月9日于厦门举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专场讨论的热议题。
但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张明看来，根源之一在于企业与市场力量的差距。“中国的对外资产多以外币计价，由政府投资于债权；而其他国家，私人部门是对外资产的主要持有者。”
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识，投资于全球实业的回报率要高于美国债券；而无数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总体上一定能跑赢政府。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平衡对外的资产和负债，维护国家财富，恰恰需要培养自己的全球化市场力量。
“这个市场力量不是政府，而是更多的跨国企业。”
“机遇在于，与此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外资、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时代相比，此轮中国融入投资与服务贸易全球化的起点会更高，赶超距离会更短。”《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指出，“挑战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新经济下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与区域性自贸协定的推进，是企业尚缺乏关注的战略变数。”
新经济下的全球化转向
“传统关于贸易自由与保护的辩论已经过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约束国内政策制定的国际性新规范正在形成。”今年7月，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研究员西蒙·莱斯特在《国家利益》网站撰文，认为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还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都在为全球化制订新宪法”。
“全球化规则重构的重点，正在由贸易规则转向投资规则，由货物贸易谈判转向服务贸易谈判。”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这样判断。
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和服务业繁荣，也需要尽快融入这一进程，分享新一轮全球化的红利。此前的印象中，中国的制造业一直“给别人打工”。其实更深的背景是，“全球制造业正在服务化，服务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要环节，包含研发、设计、标准制定、营销网络的搭建、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等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报告也显示，随着新经济革命，服务与货物融合的贸易逐步成为贸易的主体。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正日益朝着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中，超过60%是服务贸易投资。”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看来，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增量就在服务业与投资。
要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2012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是7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6%。今年1到5月中国企业对全球1709家企业进行了投资，累计非金融业直接投资额达到了285.2亿美金，同比增长了40.2%，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区董事长马蓉露认为，这样的增速在她预期之内。“原因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开始朝上端走，寻求海外的资源、技术与市场。同时西方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后的重新洗牌，出现了很多经济的机遇。”
“全球化有不同阶段，最初是出口，之后是走出去投资，再后是双向开放、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这个企业算哪个国家的。”赵忠秀提醒在关注速度之外，也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阶段。“目前中国企业主要处于第二个阶段，个别已经开始在全球布局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关键是苦练内功，而不是去捡欧美金融危机的漏。”
“讲‘走出去’只是从自己的角度，但是能不能‘走进去’，被人家接纳，还需掌控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人财物、产供销、国际战略、法律环境等等。否则一厢情愿走出去，只是在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赌运气。”
重塑市场经济效率基础
在这一轮复苏中，国际经济版图正在重新调整。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斯·奥斯伦德近期撰文预测，此轮经济周期的第三轮，可能将从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扫到新兴市场。
“在此前的丰年，金砖四国无需推进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普遍国有部门庞大，保护主义倾向较重。”奥斯伦德认为此前金融危机欧美的惨淡，可能冲淡了新兴市场国家对自身企业竞争力的认识。
“我们外资行的中国负责人，常常很难向亚洲区的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做同样规模的生意，在国内要多雇佣三五倍的人手。”某外资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反映。
制造业企业也有类似的感觉，钱明诚是朗盛化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他说：“政策的复杂和多变，涉及部门的众多，常常让德国的总部感到困惑。”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看来，这些不是个别问题。国内干预与管制带来效率损失，不仅是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扭曲的根源，更会直接影响到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竞争力。
“投资主体是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主体是银行；投资机制是审批，融资机制是爱富嫌贫。”袁志刚认为国内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会直接影响企业细胞的健康度和竞争力。
2005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为6%，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年均收益率则达到9%。“出路在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振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效率，而这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来进行。”
适应全球化的角色转换
为了继续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承担的国际角色也需要平衡。华为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为此曾专程来向王新奎请教“走出去”当中的瓶颈。
“这样有竞争力的企业，需要的是全球市场的利益，而不再是政府的保护补贴了。”王新奎交流后发现，中国企业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希望政府能更加公正透明，这样走出去的时候腰板更硬，受到的阻力更小。”
因为今天，中国全球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不再只是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的资本短缺国，而是要开始积极走出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指出，“一个资本输入国，更多地是要求权益保护与差别待遇；但成为资本输出国后，需要的就是公平竞争与国民待遇，为此又不得不自己也做到。”
“所以此时的心态应该与加入WTO时不一样了，不能只想着怎么去规避，怎样去保护，怎样尽可能少地承担义务。”王新奎把谈判概括为利益的交换，先出价、再要价，“全球范围内看，只有打出改革的旗帜，才能缓和矛盾，建立互信。”
此前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遭受到诸多不公平障碍。“人家也承认不公平，但会反问你跟我签过投资协定吗？我的企业能享受什么待遇呢？”王新奎给华为的建议是不要置身事外，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战略设计中去。“现在以上海自贸区为抓手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就是在相互交换一个开放清单，对内改革红利也是对外谈判的筹码。”
而中国（上海）自由自贸区下一步将出台的细则设计，特别是金融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的探索，都会围绕这一战略转向——从招商引资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前30年的开放目标是加速工业化，机制设计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现在，张明认为要推进“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走出去，关键还是对内深化改革。在汇率改革方面，应有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鼓励企业部门持有外汇资产，进而用于对海外的投资。在直接投资方面，以投资审批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下的依法准入制度，扫清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制约。
但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张明看来，根源之一在于企业与市场力量的差距。“中国的对外资产多以外币计价，由政府投资于债权；而其他国家，私人部门是对外资产的主要持有者。”
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识，投资于全球实业的回报率要高于美国债券；而无数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总体上一定能跑赢政府。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平衡对外的资产和负债，维护国家财富，恰恰需要培养自己的全球化市场力量。
“这个市场力量不是政府，而是更多的跨国企业。”
“机遇在于，与此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外资、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时代相比，此轮中国融入投资与服务贸易全球化的起点会更高，赶超距离会更短。”《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指出，“挑战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新经济下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与区域性自贸协定的推进，是企业尚缺乏关注的战略变数。”
新经济下的全球化转向
“传统关于贸易自由与保护的辩论已经过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约束国内政策制定的国际性新规范正在形成。”今年7月，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研究员西蒙·莱斯特在《国家利益》网站撰文，认为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还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都在为全球化制订新宪法”。
“全球化规则重构的重点，正在由贸易规则转向投资规则，由货物贸易谈判转向服务贸易谈判。”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这样判断。
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和服务业繁荣，也需要尽快融入这一进程，分享新一轮全球化的红利。此前的印象中，中国的制造业一直“给别人打工”。其实更深的背景是，“全球制造业正在服务化，服务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要环节，包含研发、设计、标准制定、营销网络的搭建、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等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报告也显示，随着新经济革命，服务与货物融合的贸易逐步成为贸易的主体。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正日益朝着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中，超过60%是服务贸易投资。”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看来，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增量就在服务业与投资。
要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2012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是7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6%。今年1到5月中国企业对全球1709家企业进行了投资，累计非金融业直接投资额达到了285.2亿美金，同比增长了40.2%，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区董事长马蓉露认为，这样的增速在她预期之内。“原因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开始朝上端走，寻求海外的资源、技术与市场。同时西方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后的重新洗牌，出现了很多经济的机遇。”
“全球化有不同阶段，最初是出口，之后是走出去投资，再后是双向开放、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这个企业算哪个国家的。”赵忠秀提醒在关注速度之外，也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阶段。“目前中国企业主要处于第二个阶段，个别已经开始在全球布局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关键是苦练内功，而不是去捡欧美金融危机的漏。”
“讲‘走出去’只是从自己的角度，但是能不能‘走进去’，被人家接纳，还需掌控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人财物、产供销、国际战略、法律环境等等。否则一厢情愿走出去，只是在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赌运气。”
重塑市场经济效率基础
在这一轮复苏中，国际经济版图正在重新调整。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斯·奥斯伦德近期撰文预测，此轮经济周期的第三轮，可能将从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扫到新兴市场。
“在此前的丰年，金砖四国无需推进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普遍国有部门庞大，保护主义倾向较重。”奥斯伦德认为此前金融危机欧美的惨淡，可能冲淡了新兴市场国家对自身企业竞争力的认识。
“我们外资行的中国负责人，常常很难向亚洲区的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做同样规模的生意，在国内要多雇佣三五倍的人手。”某外资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反映。
制造业企业也有类似的感觉，钱明诚是朗盛化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他说：“政策的复杂和多变，涉及部门的众多，常常让德国的总部感到困惑。”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看来，这些不是个别问题。国内干预与管制带来效率损失，不仅是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扭曲的根源，更会直接影响到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竞争力。
“投资主体是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主体是银行；投资机制是审批，融资机制是爱富嫌贫。”袁志刚认为国内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会直接影响企业细胞的健康度和竞争力。
2005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为6%，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年均收益率则达到9%。“出路在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振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效率，而这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来进行。”
适应全球化的角色转换
为了继续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承担的国际角色也需要平衡。华为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为此曾专程来向王新奎请教“走出去”当中的瓶颈。
“这样有竞争力的企业，需要的是全球市场的利益，而不再是政府的保护补贴了。”王新奎交流后发现，中国企业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希望政府能更加公正透明，这样走出去的时候腰板更硬，受到的阻力更小。”
因为今天，中国全球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不再只是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的资本短缺国，而是要开始积极走出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指出，“一个资本输入国，更多地是要求权益保护与差别待遇；但成为资本输出国后，需要的就是公平竞争与国民待遇，为此又不得不自己也做到。”
“所以此时的心态应该与加入WTO时不一样了，不能只想着怎么去规避，怎样去保护，怎样尽可能少地承担义务。”王新奎把谈判概括为利益的交换，先出价、再要价，“全球范围内看，只有打出改革的旗帜，才能缓和矛盾，建立互信。”
此前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遭受到诸多不公平障碍。“人家也承认不公平，但会反问你跟我签过投资协定吗？我的企业能享受什么待遇呢？”王新奎给华为的建议是不要置身事外，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战略设计中去。“现在以上海自贸区为抓手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就是在相互交换一个开放清单，对内改革红利也是对外谈判的筹码。”
而中国（上海）自由自贸区下一步将出台的细则设计，特别是金融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的探索，都会围绕这一战略转向——从招商引资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前30年的开放目标是加速工业化，机制设计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现在，张明认为要推进“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走出去，关键还是对内深化改革。在汇率改革方面，应有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鼓励企业部门持有外汇资产，进而用于对海外的投资。在直接投资方面，以投资审批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下的依法准入制度，扫清对企业决策的行政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