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语言关键期”一词在当今社会中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把握儿童学习关键期”“提高语言关键期的学习质量”这样的话语甚至成为一些商家将其作为广告的噱头。被社会各界热议的“关键期”一说是否真的存在和有理论可考？如果有证据证明语言“关键期”确实存在，那么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否都有“关键期”存在？两者的性质又是否一样，我们又该怎样把其运用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当中去呢？本文通过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关键期”的一系列研究，对其本身和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作用作出一系列论述。
关键词：关键期；第二语言教学
在研习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的过程中，许多人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伦尼伯格提出的“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或称“语言习得临界期”假说）并不陌生。该假说中提到的语言关键期，是指在青春期（12岁左右）之前由于大脑语言功能侧化尚未完成，左脑和右脑都能参与语言习得这一段时期。在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期。利用的好，语言学习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错过了这段时期，生理上就丧失了一定的优势，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同样会随之增加。
对于“关键期”一说，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对此有研究，态度有褒有贬。有的学者认为“关键期”阶段真的对学生的语言学习大有裨益，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关键期”前后的学习效果相差无几，决定因素主要还是在于后天的努力。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述，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方向对“关键期”的存在性和作用进行分析。
一、是否真的存在语言“关键期”
在1920年前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人们在一次狩猎后从狼窝里发现了两个女孩，其中大的年约八九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刚刚被收养到孤儿院时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一样引颈长嚎。经过9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学几句话，开始朝人的生活习性迈进，尽管如此，她的智力水平依旧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从卡玛拉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虽然具有正常人的生理特征，但在她幼年的生长过程中，却没有接受过正常的语言教育。通俗来讲，“狼嚎”已经取代“人语”成了卡玛拉的第一语言。待到卡玛拉被救助时已经接近12岁，处于语言学习的边缘期。在正常环境成长的孩子达到2-3岁左右就可以与人正常的交际。但是卡玛拉学习简单的词语和会话却用了长达九年之久。这一事实说明年龄因素对语言学习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刨除在狼窝恶劣的生活对生理的影响，卡玛拉的年龄已经接近大脑的“侧化期”，从生理因素上也注定了她的语言学习比同龄的正常孩子还要困难上几倍。
如果说卡玛拉的故事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略显牵强，还有一个例子同样可以证明语言“关键期”甚至是第二语言“关键期”的存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12岁的时候，全家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来生活，到了美国之后，基辛格和弟弟将英语作为兄弟二人的第二语言来学习。然而，他和他的弟弟在口音上却逐渐体现出了一些差异。基辛格在口语上带有很浓重的德语口音。弟弟比他小两岁，但是却几乎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这个事例引发了许多语言学研究者的兴趣。基辛格和弟弟两人生活在同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也近乎于一致，弟弟比哥哥语言能力更强的原因，正是在两人学习英语的时候，基辛格的年龄更接近于大脑的侧化期，受到的第一语言的干扰也更大。比较基辛格和卡玛拉的经历，两者在年龄上都到达了“大脑侧化完成”的阶段，而“大脑侧化完成”正是“关键期”的一個标志，以此证明语言“关键期”假说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二、语言“关键期”的理论支持
近几十年来不少支持“关键期”假说的学者都致力于寻找支持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在神经语言学层面上对此有一个基本假设：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在大脑不同的部位得到表征和存储的。对此专家进行功能磁共振造影研究，结果表明，大脑中掌握语言加工的某些子神经系统在童年期就受到了一些成熟变化的制约，从而影响在青春期后的第二语言学习。
与此同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从工作记忆发展容量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均根据“语言习得量变曲线”得出。从Hurford最初提出的量变曲线中，得出了人类发展各个阶机体需要的语言总量，发现语言的最大值确立在青春期前的范围里。但是后期Kriby和Hurford两位专家对两边的曲线进行了一些修正，发现输入敏感值和年龄敏感值虽然并非与青春期完全重合，但却是以“关键期=规模/速度”的变化存在的。这一发现证明了“不一定是青春期，但是却在条件上存在‘关键期’这一说法”。我们把两种心理学上的理论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人类的大规模语言学习基本上都会发生在12岁之前，毕竟在这个阶段从生理上和外界上的干扰都是相对较少的。从表面上看，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但事实上从人的生理发育来看，这段时间的大脑发展和时间分配也更适合语言学习。
三、语言“关键期”与第二语言学习
关于第一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观点。但是在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方面，各家却莫衷一是。人类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母语大多都是第一语言，但也有少数在异国出生第一语言是该国语言的例子存在，但不管是两者中的哪一种情况，都是在“空白期”中学习语言。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推断出“关键期”的一些数据和结论。但第二语言学习却不能与第一语言学习同日而语。因为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就是受到第一语言的干扰，在后期的学习中，还会出现中介语，偏误甚至僵化的因素和可能。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否和第一语言一样存在“关键期”的说法？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又与第一语言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
从目前各个研究领域得出的结论看，支持第二语言“关键期”存在的学者不在少数。神经语言学方面Penfield和Roberts两位学者提出的“大脑可塑性”假说，证明了成人和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上，儿童的知识记忆程度优于成人，但成人比儿童更加具有可塑性。9岁之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过了12岁，这种优势会渐渐消失。除此之外，成人很难把控好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中介语和偏误的存在异常明显。儿童在这方面比成人却要好的太多，如果适时学习语言，大脑中的转换机制将会不费力的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转换。 在这一点上，作者本人深有体会。本人的母语和第一语言均是汉语，英语作为本人的第二语言从7岁开始进行学习，直到现在有将近二十年的学习实践过程。虽然中介语和偏误一直不可避免，但是英语的听说读写和应用却可以做到驾轻就熟。但是本人20～23岁这两年间学习了日語和法语，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学习效果与英语相比却十分不尽如人意，排除受到母语和英语两者严重的干扰，记忆和理解方面却大不如前。相信本人的经历在众多外语学习者之中绝对不是个例，由此可见，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的的确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与第一语言学习“关键期”不同的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有好多条件性的约束，这也是与第一语言相比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Hakuta提出，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的成立需要依托一定的条件，例如起止时间，环境，学习的质量等。其中环境的因素最为重要，包括其中的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例如移民的孩子学习第二语言的质量要优于非移民的孩子，因为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最大的体现就是在语言上。社会上有一句玩笑话这样说，想提高一个孩子的外语水平很简单，把这孩子送到目的语国家呆上一段时间，哪怕放任不管都会有提升。这句话恰恰说明了一种“渴望融入”的情感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除此之外，正规的语言学校的培训和完全自学成才效果也是不同的，正规学校会提供一系列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划完整的教学实践，效果自然会优于零散学习，所以被送去语言学校的孩子能更迅速的掌握自己的目的语。这些有些甚至看似微不足道的变量，都在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四、如何运用第二语言“关键期”进行教学
（一）学语言要早，重视小语种也要早
这一点国内目前做的已经小有建树。很多教育学者，老师和学生家长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去读第二语言培训班。但是从国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英语是中高考必考的科目，大多数的第二语言培训班都是以英语教学为主。但是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一些关注日韩剧和欧美电影的孩子想必会对除英语之外的其他小语种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从国内的语言学校分布情况来看，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小语种培训，在一线城市存在的比较多，三四线城市却基本处于空缺的状态。如果家长想让孩子在“关键期”之前进行小语种的学习，可能就要把孩子送去到附近的一线城市。考虑到年龄、额外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问题，一些家长望而却步，孩子的学习就可能被延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都能适时的学习第二语言，各城市都要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条件允许，每一个地级市都应当配备一个相对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不光是英语的培训，更要有小语种的培训，让更多的孩子在他们最渴望最合适的年龄能有更多的选择，不至于因为条件的局限错过“关键期”
（二）注重优良的教学体制和师资
语言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是教师的本体知识是否扎实，另一个就是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如果要教出一个出色的学生，那么这个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合格的。尤其是在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阶段，教师的言传身教将对这个学生产生一生的影响，教师如果发错了一个音，学生的头脑里最先收录的就是这个音，即使后期修正，也要费很大一番力气。有一些学校认为孩子在小学期间学习的外语程度只要达到皮毛就好，随便找一个老师敷衍了事，甚至找别的学科的老师“兼职”，有一些老师的汉语普通话都不过关，却担当起了教外语的重任，可想而知学生在最开始就接受了错误的语音教育，日后要付出多少的时间和努力去修正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在这个阶段教学的教师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在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关于教学设计，也是教师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处于“关键期”内的学生普遍不超过12岁，教师更需要通过孩子自身的情况因材施教，通过学生年龄段的不同，个人潜质的不同和最优学习方法的不同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编班。让他们把握好“关键期”的优势，利用短短的时间更好更快的学习第二语言。
（三）外籍教师的引进
由于生理构造和语言环境的不同，一个第二语言学的再好的中国教师也很难逾越出中介语的阶段做到和第二语言作为母语国家的人一样发出纯正的语音。所以要提高第二语言的教学质量，把学生全部输出到别国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可以让一个目的语国家的本土教师来中国进行教学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利用外籍教师授课，不仅可以将目的语国家的教学方法和本国教学方法互通有无，也创造出一个较为纯正的语言环境，还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如果一周能保证一次以上外教授课，在学生的潜意识记忆力里会记住更纯正的发音和语法，对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极大的帮助。若是让处于“关键期”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那么他们的语言学习会事半功倍。
怎样合理有效的把握“关键期”，怎样让孩子更好的学习第二语言，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关键期”的研究和应用绝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的走到课堂，走到学生身边，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杨连瑞.第二语言习得的临界期及最佳年龄研究[J].外语学刊，2014（5）.
[2]郑丽娜.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述评[J].2006（11）.
[3]刘振前.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研究评述[J].当代语言学，2003（2）.
作者简介：
刘奕彤（1993—），汉族，就读于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关键词：关键期；第二语言教学
在研习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的过程中，许多人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伦尼伯格提出的“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或称“语言习得临界期”假说）并不陌生。该假说中提到的语言关键期，是指在青春期（12岁左右）之前由于大脑语言功能侧化尚未完成，左脑和右脑都能参与语言习得这一段时期。在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期。利用的好，语言学习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错过了这段时期，生理上就丧失了一定的优势，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同样会随之增加。
对于“关键期”一说，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对此有研究，态度有褒有贬。有的学者认为“关键期”阶段真的对学生的语言学习大有裨益，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关键期”前后的学习效果相差无几，决定因素主要还是在于后天的努力。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述，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方向对“关键期”的存在性和作用进行分析。
一、是否真的存在语言“关键期”
在1920年前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人们在一次狩猎后从狼窝里发现了两个女孩，其中大的年约八九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刚刚被收养到孤儿院时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一样引颈长嚎。经过9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学几句话，开始朝人的生活习性迈进，尽管如此，她的智力水平依旧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从卡玛拉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虽然具有正常人的生理特征，但在她幼年的生长过程中，却没有接受过正常的语言教育。通俗来讲，“狼嚎”已经取代“人语”成了卡玛拉的第一语言。待到卡玛拉被救助时已经接近12岁，处于语言学习的边缘期。在正常环境成长的孩子达到2-3岁左右就可以与人正常的交际。但是卡玛拉学习简单的词语和会话却用了长达九年之久。这一事实说明年龄因素对语言学习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刨除在狼窝恶劣的生活对生理的影响，卡玛拉的年龄已经接近大脑的“侧化期”，从生理因素上也注定了她的语言学习比同龄的正常孩子还要困难上几倍。
如果说卡玛拉的故事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略显牵强，还有一个例子同样可以证明语言“关键期”甚至是第二语言“关键期”的存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12岁的时候，全家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来生活，到了美国之后，基辛格和弟弟将英语作为兄弟二人的第二语言来学习。然而，他和他的弟弟在口音上却逐渐体现出了一些差异。基辛格在口语上带有很浓重的德语口音。弟弟比他小两岁，但是却几乎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这个事例引发了许多语言学研究者的兴趣。基辛格和弟弟两人生活在同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也近乎于一致，弟弟比哥哥语言能力更强的原因，正是在两人学习英语的时候，基辛格的年龄更接近于大脑的侧化期，受到的第一语言的干扰也更大。比较基辛格和卡玛拉的经历，两者在年龄上都到达了“大脑侧化完成”的阶段，而“大脑侧化完成”正是“关键期”的一個标志，以此证明语言“关键期”假说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二、语言“关键期”的理论支持
近几十年来不少支持“关键期”假说的学者都致力于寻找支持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在神经语言学层面上对此有一个基本假设：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在大脑不同的部位得到表征和存储的。对此专家进行功能磁共振造影研究，结果表明，大脑中掌握语言加工的某些子神经系统在童年期就受到了一些成熟变化的制约，从而影响在青春期后的第二语言学习。
与此同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从工作记忆发展容量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均根据“语言习得量变曲线”得出。从Hurford最初提出的量变曲线中，得出了人类发展各个阶机体需要的语言总量，发现语言的最大值确立在青春期前的范围里。但是后期Kriby和Hurford两位专家对两边的曲线进行了一些修正，发现输入敏感值和年龄敏感值虽然并非与青春期完全重合，但却是以“关键期=规模/速度”的变化存在的。这一发现证明了“不一定是青春期，但是却在条件上存在‘关键期’这一说法”。我们把两种心理学上的理论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人类的大规模语言学习基本上都会发生在12岁之前，毕竟在这个阶段从生理上和外界上的干扰都是相对较少的。从表面上看，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但事实上从人的生理发育来看，这段时间的大脑发展和时间分配也更适合语言学习。
三、语言“关键期”与第二语言学习
关于第一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观点。但是在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方面，各家却莫衷一是。人类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母语大多都是第一语言，但也有少数在异国出生第一语言是该国语言的例子存在，但不管是两者中的哪一种情况，都是在“空白期”中学习语言。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推断出“关键期”的一些数据和结论。但第二语言学习却不能与第一语言学习同日而语。因为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就是受到第一语言的干扰，在后期的学习中，还会出现中介语，偏误甚至僵化的因素和可能。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否和第一语言一样存在“关键期”的说法？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又与第一语言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
从目前各个研究领域得出的结论看，支持第二语言“关键期”存在的学者不在少数。神经语言学方面Penfield和Roberts两位学者提出的“大脑可塑性”假说，证明了成人和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上，儿童的知识记忆程度优于成人，但成人比儿童更加具有可塑性。9岁之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过了12岁，这种优势会渐渐消失。除此之外，成人很难把控好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中介语和偏误的存在异常明显。儿童在这方面比成人却要好的太多，如果适时学习语言，大脑中的转换机制将会不费力的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转换。 在这一点上，作者本人深有体会。本人的母语和第一语言均是汉语，英语作为本人的第二语言从7岁开始进行学习，直到现在有将近二十年的学习实践过程。虽然中介语和偏误一直不可避免，但是英语的听说读写和应用却可以做到驾轻就熟。但是本人20～23岁这两年间学习了日語和法语，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学习效果与英语相比却十分不尽如人意，排除受到母语和英语两者严重的干扰，记忆和理解方面却大不如前。相信本人的经历在众多外语学习者之中绝对不是个例，由此可见，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的的确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与第一语言学习“关键期”不同的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有好多条件性的约束，这也是与第一语言相比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Hakuta提出，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的成立需要依托一定的条件，例如起止时间，环境，学习的质量等。其中环境的因素最为重要，包括其中的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例如移民的孩子学习第二语言的质量要优于非移民的孩子，因为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最大的体现就是在语言上。社会上有一句玩笑话这样说，想提高一个孩子的外语水平很简单，把这孩子送到目的语国家呆上一段时间，哪怕放任不管都会有提升。这句话恰恰说明了一种“渴望融入”的情感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除此之外，正规的语言学校的培训和完全自学成才效果也是不同的，正规学校会提供一系列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划完整的教学实践，效果自然会优于零散学习，所以被送去语言学校的孩子能更迅速的掌握自己的目的语。这些有些甚至看似微不足道的变量，都在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四、如何运用第二语言“关键期”进行教学
（一）学语言要早，重视小语种也要早
这一点国内目前做的已经小有建树。很多教育学者，老师和学生家长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去读第二语言培训班。但是从国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英语是中高考必考的科目，大多数的第二语言培训班都是以英语教学为主。但是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一些关注日韩剧和欧美电影的孩子想必会对除英语之外的其他小语种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从国内的语言学校分布情况来看，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小语种培训，在一线城市存在的比较多，三四线城市却基本处于空缺的状态。如果家长想让孩子在“关键期”之前进行小语种的学习，可能就要把孩子送去到附近的一线城市。考虑到年龄、额外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问题，一些家长望而却步，孩子的学习就可能被延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都能适时的学习第二语言，各城市都要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条件允许，每一个地级市都应当配备一个相对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不光是英语的培训，更要有小语种的培训，让更多的孩子在他们最渴望最合适的年龄能有更多的选择，不至于因为条件的局限错过“关键期”
（二）注重优良的教学体制和师资
语言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是教师的本体知识是否扎实，另一个就是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如果要教出一个出色的学生，那么这个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合格的。尤其是在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的阶段，教师的言传身教将对这个学生产生一生的影响，教师如果发错了一个音，学生的头脑里最先收录的就是这个音，即使后期修正，也要费很大一番力气。有一些学校认为孩子在小学期间学习的外语程度只要达到皮毛就好，随便找一个老师敷衍了事，甚至找别的学科的老师“兼职”，有一些老师的汉语普通话都不过关，却担当起了教外语的重任，可想而知学生在最开始就接受了错误的语音教育，日后要付出多少的时间和努力去修正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在这个阶段教学的教师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在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关于教学设计，也是教师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处于“关键期”内的学生普遍不超过12岁，教师更需要通过孩子自身的情况因材施教，通过学生年龄段的不同，个人潜质的不同和最优学习方法的不同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编班。让他们把握好“关键期”的优势，利用短短的时间更好更快的学习第二语言。
（三）外籍教师的引进
由于生理构造和语言环境的不同，一个第二语言学的再好的中国教师也很难逾越出中介语的阶段做到和第二语言作为母语国家的人一样发出纯正的语音。所以要提高第二语言的教学质量，把学生全部输出到别国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可以让一个目的语国家的本土教师来中国进行教学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利用外籍教师授课，不仅可以将目的语国家的教学方法和本国教学方法互通有无，也创造出一个较为纯正的语言环境，还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如果一周能保证一次以上外教授课，在学生的潜意识记忆力里会记住更纯正的发音和语法，对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极大的帮助。若是让处于“关键期”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那么他们的语言学习会事半功倍。
怎样合理有效的把握“关键期”，怎样让孩子更好的学习第二语言，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关键期”的研究和应用绝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的走到课堂，走到学生身边，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杨连瑞.第二语言习得的临界期及最佳年龄研究[J].外语学刊，2014（5）.
[2]郑丽娜.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述评[J].2006（11）.
[3]刘振前.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研究评述[J].当代语言学，2003（2）.
作者简介：
刘奕彤（1993—），汉族，就读于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