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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完颜璟；金朝；女真；汉文化；汉化政策
摘要：金朝历代统治者从总体上看都很重视汉文化，其中金章宗完颜璟是汉文化成就最高也是对推行汉文化最有贡献的一位。他一方面注重提高自己的汉文化修养，在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各个领域都颇有造诣；另一方面，他创造了宽松的思想、制度、政策、文化环境，鼓励和引导女真族人认同、接受、研习汉文化。主要措施有：确立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大力发展汉学教育，为女真族人创建良好的汉学教育载体；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最终形成了金朝学习研究汉文化蔚然成风、儒学忠孝仁义观念深入人心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有金一代，女真族的统治者都很注重学习和推广汉文化。金朝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就采取了尊崇孔子和儒教、搜集和翻译儒家经典、重用汉族儒臣等措施，实行较开明的汉化政策。到熙宗时，金朝的汉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南部边界的稳定和对中原的最后征服，导致了金朝政治和经济中心自北向南逐渐转移。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定居在中国北方，使金朝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在伦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之后的海陵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汉化政策，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
然而，在汉化的大趋势中也遭遇了一些阻力金世宗对族人不熟悉本民族文化、崇尚汉族文化的状况感到不安和恐慌，他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强制性措施限制汉化的速度和规模，努力保存女真族旧有的传统文化。他禁止女真人取汉名、着汉服，提倡使用女真文字和语言。“大定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他在大殿上让歌者用女真语唱女真歌曲，还告诫皇子们不可忘记本民族传统，就是对女真人遍习汉语、不能讲本族语言现象的担忧和矫正。这种对汉化政策的反拨和消解拖延了女真族的汉化进程。
不过，汉化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随后即位的金章宗以更加开明积极的心态实行汉化政策，全面提高女真族的汉文化水平，努力建成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治”王朝。在他即位的二十年间，金朝汉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之规”。他的统治“标志着女真人汉化的顶点，也是对世宗那种出以公心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保持旧俗做法的反动”。
金章宗在汉文化的推广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他自己在汉文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及其所起的倡导和示范作用；二是他制定并推行多种文化政策，为女真族人创造了学习汉文化的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金章宗，名完颜璟，小字麻达葛，是世宗完颜雍的嫡孙、宣孝太子的嫡子。1190～1209年在位，凡二十年，曾改元明昌、承安、泰和。他非常喜爱和崇拜汉文化，“蓬莱院内宴时所陈乐器及诸玩好，视其篆识，多南宋宣和物”。不仅如此，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学习、研究汉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诸多领域，他都有所涉猎，并且能够在艺术风格、境界内容上独具匠心、有所创获。他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即使与同时代的汉族文人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所超越。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以一个异族文人的身份自觉学习汉文化，同时又部分实现了突破和超越。他把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汉族悠久深厚的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他的作品既吸取了汉族文化博大精深、精巧细密的精髓，也表现了游牧民族豪放洒脱、自由不羁的底蕴。他的创作已经摆脱了简单而幼稚、粗劣而肤浅的模仿和照抄，展示出朴拙而又精巧、儒雅而又粗犷、厚重而又鲜活的艺术个性。
在书画方面，据《癸辛杂识》记载：“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书史会要》记载：“章宗喜作字，专师宋徽宗瘦金书”。《金诗纪事》载：“庆寿精蓝丈室之前，松樾盈庭，景色萧爽。尝引流水贯东西梁。今水湮桥废，止存二石屏，上刻‘飞渡桥’、‘飞虹桥’六字，笔力道劲，势极飞动，有王礼部无竞风格。寺中相传金道陵笔也。”这说明他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充满自信地与擅长书法的宋徽宗展开了竞争，其作品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对覆亡的宋室的收藏品也极感兴趣，爱之甚切，现存的许多唐代和北宋的绘画上都可见到金章宗的印玺，如现今保存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著名绘画卷轴《女史箴》上就有此印玺。
在音乐方面，他的成就也非常之高，他的名字曾与汉族高水平的音乐家并列在一起为人所称道：“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章宗的诗、词等文学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诗作仅《宫中绝句》、《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游仰山》等四首及“从今昼锦莲峰下，三乐休夸荣启期”和出自《悼王遵古》中的“天才超迈，无惭琬琰”的残句。词作则有《蝶恋花·聚骨扇》和《生查子·软金杯》。但根据史书的记载来判断，应当不只以上这些，《归潜志》所提到的《铁券行》数十韵及《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等诗就没有流传下来。
章宗目前所存的诗主要是和臣下应酬、唱和的应酬类作品和赏玩游乐的寄情之作。这些诗作总体水平还是较高的，当时的史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博学工诗”，如下列二首诗：
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
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
宫中绝句
五云金壁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
前一首诗写深夜畅饮之乐。深夜清寂冷静，没有高朋满座、张灯结彩，没有喧哗和热闹，只有清淡的酒和凄冷的琵琶曲，但诗人却没有郁悒悲愁，而是思索、体味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心灵亦归于宁静的人生况味和独饮独酌、自由洒脱的快乐。诗中表现出女真族帝王深刻独到的人生体验和和率真旷达的民族性格。
后一首诗写皇宫景象，气象阔大，豪迈洒脱，透露出贵为帝王的自信和骄傲。金代著名学者刘祁也颇为赞许：“真帝王诗也”。以上两首诗，内容新颖，选题随意而巧妙，声律严整，风格个性化，是比较成熟的诗作，即使置于汉人作品中也并不逊色。
章宗目前所存的二首词也颇可称道：
蝶恋花·聚骨扇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生查子·软金杯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盌。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前一首词清代词学大家况周颐认为具有“真”的特点。“曩撰《词话》有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金章宗《咏聚骨扇》云……此咏物兼赋事，写出廷臣人对时情景，确是咏聚骨扇，确是章宗咏聚骨扇。它题它人，挪移不得，所以为佳。”况周颐之“真”的评价包含了这样的内容：(1)此词歌咏聚骨扇，描绘细致入微，精确而传神。(2)它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雍容大度、从容不迫的帝王气正是只有章宗才具备的。
后一首也是咏物词，写得华丽而不浓腻，疏朗而不急迫，不愧作者“博学工诗”的盛誉。
总之，金章宗是一个爱好儒学、汉文化修养很深的女真族文人，他不仅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造诣颇高，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女真族质朴粗犷的性格和文化心理来吸收和融合汉族文化，形成了自己雍容大气、简约清新的独特艺术风格。这就为女真族文人学习汉文化、提高汉文化水平增添了信心，树立了楷模。很多女真族文人踊跃地到官办的汉文化学校学习，拜汉族文人为师，同汉族文人密切交往，研读汉族的文化书籍，写作汉文的诗词等。由此，在章宗的积极引导下，全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汉文化、研习汉文化的氛围，并最终形成了章宗一朝繁荣鼎盛的文学局面。诚如史书所载：“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
金章宗促进汉文化发展的政策及措施有：
1、确立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
金章宗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表现出无比的尊崇和仰慕。《金史》记载：“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三年四月壬寅朔，定宣圣庙春秋释奠”，“三年十一月丙子，诏庶臣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四年三月丙子，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致仕”，“六年八月乙未，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宣圣”，“二年三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泰和四年二月癸丑，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修缮、增设孔子庙，对孔子名行避讳制度，优待孔子后人，这种种行为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正统地位，为汉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正了名，开了路一条绝无阻碍的通衢大道。这样的指导思想，无疑使汉文化的发展更加光明正大和势不可挡。
2、进一步发展前朝设立的学校
中央官学最早的设立是在海陵王朝，章宗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办学制度。为了鼓励女真子弟积极参与中央官学，章宗用丰厚的补贴吸引他们。“泰和元年九月戊申朔，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除此之外，章宗还大量设立地方学校，章宗一朝是地方官学大规模发展的时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经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大定四年世宗设立的女真字学和大定十三年设立的女真国子学、府学在章宗朝也都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学校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易》、《书》、《诗》、《春秋左氏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等等，由国子监印定，发到学校。章宗在明昌五年二月丁酉，还“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为完备汉文书籍的收藏作进一步的努力。
学校对于普及文化，提高民众素质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当时的观念也是如此。王去非说：“夫有国家者，欲成长久之业，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风俗。厚风俗之道，莫大乎兴学校。盖学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皆所以明人伦也。’此之谓矣。”这种国家要长治久安，学校教育要先行的理论也是为章宗所认同和着力推行的。
3、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对于提高金朝官员的文化层次，对于增强汉族人、非汉族人学习汉文化的兴趣，提高其文化素质，对于广大汉族、非汉族平民参与到政权中来，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元朝人王恽就认为是科举制度的设立和延续造就了金朝的文化繁盛：“金源氏倔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举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此比隆唐宋之盛”。
章宗朝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高潮期，科举规模空前，体制完善。章宗首先恢复了经义科、经童科。经义科以经书中的文句出题，要求阐释义理，难度较大，曾经一度罢考。章宗为了鼓励士人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重开此科。经童科是为十五以下的儿童少年设立的，也分汉人和女真科。蒲察元衡就是在明昌五年中女真经童，移籍太学，后又擢进士第的。
其次，对大定十三年专为女真人设的策论进士的选举做了调整和完善。(1)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2)如诗、策、论俱作一日程试，恐力有不逮，故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3)明昌元年，取消猛安谋克直赴御试的特权，而允许官至五品散阶者直赴会试，官职俱至五品的，可直赴御试；(4)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内外官员、诸局承应人、武卫军、猛安谋克女真及诸色人，户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一人，四丁者二人，六丁以上许三人(应试)；(5)自明昌元年，太傅徒单克宁针对女真人进人中原后习染文弱、才武渐疏的状况，上言：“今之猛安谋克其才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备”，女真进士及第后，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重振尚武精神。
章宗调整女真进士科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女真进士科自设立以来，就是专门录取女真进士，为培养本民族人才服务的，基于这个基础上的考试政策，给予了女真人很多便利和特权，使他们可以轻易地加人统治集团，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所以众多女真族人弃武从文，弃难从易，一时间竟然造成才武渐疏、无人御警的状况。这种局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和思考，也引起了章宗的注意和警惕。二是女真人同汉人相比，不怎么费力就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很容易让汉族士人感到不平等，从而激发民族矛盾。三是通过扩大应试人员范围形成较强竞争局面，有助于激发女真文人学习文化的动力和热情。
从女真进士科政策的调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儒重学的风气，女真人的民族习俗和爱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学说和思想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凭借文才而不是 武功参与到政权中成了他们主动和首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的学习和运用能力也很高超，发展到章宗朝，已不仅仅是放下武器拿起书本就能做官，而是要与学养深厚的汉族人同台竞争了。
最后，章宗还新设立宏词科，专门选取起草诏令的人才，这一科是专为非常之士所设的。
章宗对科举制度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选拔人才的体制，有利于选拔女真士人中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的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女真贵族统治集团的管理水平。有学者统计，世宗时，宰执四十一人，其中进士出身者十二人，但到章宗时，宰执三十二人，进士出身者十七人，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通过科举录取的士人在章宗时代也称得上是数不胜数，其间约取策论进士四百余人，辞赋进士一千一百人，经义进士二百人左右；承安二年，一场取九百二十五人，可谓空前绝后。其中的策论进士主要是女真族人，他们考中进士后，比汉人受到更多的优待。初期的女真进士甚至直接被授以官职，后来才按汉进士的授官方式迁转。这些女真进士几乎全部被派到基层，磨炼资质，以备日后重用。也有极少部分女真进士被任用为教授，以振兴女真族民族文化教育。
金章宗以汉族文化为正统，身体力行地从事汉文化的研究，引导本族人研习汉文化，形成了学习汉文化的高潮。他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汉文化发展的政策，试图快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他还对真正有才学的知识分子不拘一格，奖拔任用，“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
在胸怀雄才大略的章宗的苦心经营下，金朝文坛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所谓文治已极。首先是文人辈出。当时的文学才士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如党怀英、赵秉文、王寂、王庭筠、刘昂、王仲泽、李纯甫、杨云翼、折元礼、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等。非汉族士人也不甘落后，石抹世勣、完颜璹、术虎邃、完颜匡等活跃于文坛。其次是这个时期摆脱了前朝“借才异代”的窘境，形成金代自己“国朝文派”的风貌。《金文最》引清代文学家阮元评价：“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继北宋诸贤”。
章宗在位二十年，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文化，使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渐在女真人头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章宗年间中第的进士，都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各种官职。他们在任职期间，多以儒家将士风范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如中泰和三年进士完颜仲德，“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门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才，人有所长，极口称道。其掌军务，赏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为用，至危急死生之际，无一士有异同者”。当国家遭遇灭亡之际，这些猛安谋克中的进士绝大多数以忠君报国为理想，主动献出自己的生命。赤盏尉忻在崔立之变后第二天，以弓弦自缢而死；完颜仲德听说国君自缢，赴水而死。还有乌古论容祖、乌古论德升、纳合蒲剌都、蒲察娄室、尼庞古蒲鲁虎、乌古孙仲端均在金被元军攻下时为国而死。这种情况，同金初期熙宗、海陵两朝天子均为臣所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充分显现出儒学深入人心及其教化和濡染功用的强大。
总之，金章宗一朝是金代文学、文化发展的鼎盛期，由于有众多非汉族文人尤其是女真文人的参与，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中华民族多彩多姿、博大精深的文化长卷里面熠熠生辉。而章宗完颜琛身体力行研习汉文化，不遗余力推广汉文化，则是这一局面形成的关键所在。
摘要：金朝历代统治者从总体上看都很重视汉文化，其中金章宗完颜璟是汉文化成就最高也是对推行汉文化最有贡献的一位。他一方面注重提高自己的汉文化修养，在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各个领域都颇有造诣；另一方面，他创造了宽松的思想、制度、政策、文化环境，鼓励和引导女真族人认同、接受、研习汉文化。主要措施有：确立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大力发展汉学教育，为女真族人创建良好的汉学教育载体；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最终形成了金朝学习研究汉文化蔚然成风、儒学忠孝仁义观念深入人心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有金一代，女真族的统治者都很注重学习和推广汉文化。金朝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就采取了尊崇孔子和儒教、搜集和翻译儒家经典、重用汉族儒臣等措施，实行较开明的汉化政策。到熙宗时，金朝的汉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南部边界的稳定和对中原的最后征服，导致了金朝政治和经济中心自北向南逐渐转移。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定居在中国北方，使金朝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在伦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之后的海陵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汉化政策，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
然而，在汉化的大趋势中也遭遇了一些阻力金世宗对族人不熟悉本民族文化、崇尚汉族文化的状况感到不安和恐慌，他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强制性措施限制汉化的速度和规模，努力保存女真族旧有的传统文化。他禁止女真人取汉名、着汉服，提倡使用女真文字和语言。“大定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他在大殿上让歌者用女真语唱女真歌曲，还告诫皇子们不可忘记本民族传统，就是对女真人遍习汉语、不能讲本族语言现象的担忧和矫正。这种对汉化政策的反拨和消解拖延了女真族的汉化进程。
不过，汉化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随后即位的金章宗以更加开明积极的心态实行汉化政策，全面提高女真族的汉文化水平，努力建成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治”王朝。在他即位的二十年间，金朝汉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之规”。他的统治“标志着女真人汉化的顶点，也是对世宗那种出以公心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保持旧俗做法的反动”。
金章宗在汉文化的推广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他自己在汉文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及其所起的倡导和示范作用；二是他制定并推行多种文化政策，为女真族人创造了学习汉文化的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金章宗，名完颜璟，小字麻达葛，是世宗完颜雍的嫡孙、宣孝太子的嫡子。1190～1209年在位，凡二十年，曾改元明昌、承安、泰和。他非常喜爱和崇拜汉文化，“蓬莱院内宴时所陈乐器及诸玩好，视其篆识，多南宋宣和物”。不仅如此，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学习、研究汉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诸多领域，他都有所涉猎，并且能够在艺术风格、境界内容上独具匠心、有所创获。他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即使与同时代的汉族文人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所超越。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以一个异族文人的身份自觉学习汉文化，同时又部分实现了突破和超越。他把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汉族悠久深厚的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他的作品既吸取了汉族文化博大精深、精巧细密的精髓，也表现了游牧民族豪放洒脱、自由不羁的底蕴。他的创作已经摆脱了简单而幼稚、粗劣而肤浅的模仿和照抄，展示出朴拙而又精巧、儒雅而又粗犷、厚重而又鲜活的艺术个性。
在书画方面，据《癸辛杂识》记载：“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书史会要》记载：“章宗喜作字，专师宋徽宗瘦金书”。《金诗纪事》载：“庆寿精蓝丈室之前，松樾盈庭，景色萧爽。尝引流水贯东西梁。今水湮桥废，止存二石屏，上刻‘飞渡桥’、‘飞虹桥’六字，笔力道劲，势极飞动，有王礼部无竞风格。寺中相传金道陵笔也。”这说明他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充满自信地与擅长书法的宋徽宗展开了竞争，其作品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对覆亡的宋室的收藏品也极感兴趣，爱之甚切，现存的许多唐代和北宋的绘画上都可见到金章宗的印玺，如现今保存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著名绘画卷轴《女史箴》上就有此印玺。
在音乐方面，他的成就也非常之高，他的名字曾与汉族高水平的音乐家并列在一起为人所称道：“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章宗的诗、词等文学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诗作仅《宫中绝句》、《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游仰山》等四首及“从今昼锦莲峰下，三乐休夸荣启期”和出自《悼王遵古》中的“天才超迈，无惭琬琰”的残句。词作则有《蝶恋花·聚骨扇》和《生查子·软金杯》。但根据史书的记载来判断，应当不只以上这些，《归潜志》所提到的《铁券行》数十韵及《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等诗就没有流传下来。
章宗目前所存的诗主要是和臣下应酬、唱和的应酬类作品和赏玩游乐的寄情之作。这些诗作总体水平还是较高的，当时的史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博学工诗”，如下列二首诗：
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
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
宫中绝句
五云金壁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
前一首诗写深夜畅饮之乐。深夜清寂冷静，没有高朋满座、张灯结彩，没有喧哗和热闹，只有清淡的酒和凄冷的琵琶曲，但诗人却没有郁悒悲愁，而是思索、体味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心灵亦归于宁静的人生况味和独饮独酌、自由洒脱的快乐。诗中表现出女真族帝王深刻独到的人生体验和和率真旷达的民族性格。
后一首诗写皇宫景象，气象阔大，豪迈洒脱，透露出贵为帝王的自信和骄傲。金代著名学者刘祁也颇为赞许：“真帝王诗也”。以上两首诗，内容新颖，选题随意而巧妙，声律严整，风格个性化，是比较成熟的诗作，即使置于汉人作品中也并不逊色。
章宗目前所存的二首词也颇可称道：
蝶恋花·聚骨扇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生查子·软金杯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盌。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前一首词清代词学大家况周颐认为具有“真”的特点。“曩撰《词话》有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金章宗《咏聚骨扇》云……此咏物兼赋事，写出廷臣人对时情景，确是咏聚骨扇，确是章宗咏聚骨扇。它题它人，挪移不得，所以为佳。”况周颐之“真”的评价包含了这样的内容：(1)此词歌咏聚骨扇，描绘细致入微，精确而传神。(2)它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雍容大度、从容不迫的帝王气正是只有章宗才具备的。
后一首也是咏物词，写得华丽而不浓腻，疏朗而不急迫，不愧作者“博学工诗”的盛誉。
总之，金章宗是一个爱好儒学、汉文化修养很深的女真族文人，他不仅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造诣颇高，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女真族质朴粗犷的性格和文化心理来吸收和融合汉族文化，形成了自己雍容大气、简约清新的独特艺术风格。这就为女真族文人学习汉文化、提高汉文化水平增添了信心，树立了楷模。很多女真族文人踊跃地到官办的汉文化学校学习，拜汉族文人为师，同汉族文人密切交往，研读汉族的文化书籍，写作汉文的诗词等。由此，在章宗的积极引导下，全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汉文化、研习汉文化的氛围，并最终形成了章宗一朝繁荣鼎盛的文学局面。诚如史书所载：“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
金章宗促进汉文化发展的政策及措施有：
1、确立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
金章宗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表现出无比的尊崇和仰慕。《金史》记载：“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三年四月壬寅朔，定宣圣庙春秋释奠”，“三年十一月丙子，诏庶臣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四年三月丙子，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致仕”，“六年八月乙未，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宣圣”，“二年三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泰和四年二月癸丑，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修缮、增设孔子庙，对孔子名行避讳制度，优待孔子后人，这种种行为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正统地位，为汉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正了名，开了路一条绝无阻碍的通衢大道。这样的指导思想，无疑使汉文化的发展更加光明正大和势不可挡。
2、进一步发展前朝设立的学校
中央官学最早的设立是在海陵王朝，章宗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办学制度。为了鼓励女真子弟积极参与中央官学，章宗用丰厚的补贴吸引他们。“泰和元年九月戊申朔，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除此之外，章宗还大量设立地方学校，章宗一朝是地方官学大规模发展的时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经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大定四年世宗设立的女真字学和大定十三年设立的女真国子学、府学在章宗朝也都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学校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易》、《书》、《诗》、《春秋左氏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等等，由国子监印定，发到学校。章宗在明昌五年二月丁酉，还“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为完备汉文书籍的收藏作进一步的努力。
学校对于普及文化，提高民众素质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当时的观念也是如此。王去非说：“夫有国家者，欲成长久之业，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风俗。厚风俗之道，莫大乎兴学校。盖学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皆所以明人伦也。’此之谓矣。”这种国家要长治久安，学校教育要先行的理论也是为章宗所认同和着力推行的。
3、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对于提高金朝官员的文化层次，对于增强汉族人、非汉族人学习汉文化的兴趣，提高其文化素质，对于广大汉族、非汉族平民参与到政权中来，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元朝人王恽就认为是科举制度的设立和延续造就了金朝的文化繁盛：“金源氏倔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举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此比隆唐宋之盛”。
章宗朝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高潮期，科举规模空前，体制完善。章宗首先恢复了经义科、经童科。经义科以经书中的文句出题，要求阐释义理，难度较大，曾经一度罢考。章宗为了鼓励士人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重开此科。经童科是为十五以下的儿童少年设立的，也分汉人和女真科。蒲察元衡就是在明昌五年中女真经童，移籍太学，后又擢进士第的。
其次，对大定十三年专为女真人设的策论进士的选举做了调整和完善。(1)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2)如诗、策、论俱作一日程试，恐力有不逮，故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3)明昌元年，取消猛安谋克直赴御试的特权，而允许官至五品散阶者直赴会试，官职俱至五品的，可直赴御试；(4)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内外官员、诸局承应人、武卫军、猛安谋克女真及诸色人，户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一人，四丁者二人，六丁以上许三人(应试)；(5)自明昌元年，太傅徒单克宁针对女真人进人中原后习染文弱、才武渐疏的状况，上言：“今之猛安谋克其才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备”，女真进士及第后，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重振尚武精神。
章宗调整女真进士科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女真进士科自设立以来，就是专门录取女真进士，为培养本民族人才服务的，基于这个基础上的考试政策，给予了女真人很多便利和特权，使他们可以轻易地加人统治集团，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所以众多女真族人弃武从文，弃难从易，一时间竟然造成才武渐疏、无人御警的状况。这种局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和思考，也引起了章宗的注意和警惕。二是女真人同汉人相比，不怎么费力就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很容易让汉族士人感到不平等，从而激发民族矛盾。三是通过扩大应试人员范围形成较强竞争局面，有助于激发女真文人学习文化的动力和热情。
从女真进士科政策的调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儒重学的风气，女真人的民族习俗和爱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学说和思想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凭借文才而不是 武功参与到政权中成了他们主动和首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的学习和运用能力也很高超，发展到章宗朝，已不仅仅是放下武器拿起书本就能做官，而是要与学养深厚的汉族人同台竞争了。
最后，章宗还新设立宏词科，专门选取起草诏令的人才，这一科是专为非常之士所设的。
章宗对科举制度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选拔人才的体制，有利于选拔女真士人中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的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女真贵族统治集团的管理水平。有学者统计，世宗时，宰执四十一人，其中进士出身者十二人，但到章宗时，宰执三十二人，进士出身者十七人，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通过科举录取的士人在章宗时代也称得上是数不胜数，其间约取策论进士四百余人，辞赋进士一千一百人，经义进士二百人左右；承安二年，一场取九百二十五人，可谓空前绝后。其中的策论进士主要是女真族人，他们考中进士后，比汉人受到更多的优待。初期的女真进士甚至直接被授以官职，后来才按汉进士的授官方式迁转。这些女真进士几乎全部被派到基层，磨炼资质，以备日后重用。也有极少部分女真进士被任用为教授，以振兴女真族民族文化教育。
金章宗以汉族文化为正统，身体力行地从事汉文化的研究，引导本族人研习汉文化，形成了学习汉文化的高潮。他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汉文化发展的政策，试图快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他还对真正有才学的知识分子不拘一格，奖拔任用，“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
在胸怀雄才大略的章宗的苦心经营下，金朝文坛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所谓文治已极。首先是文人辈出。当时的文学才士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如党怀英、赵秉文、王寂、王庭筠、刘昂、王仲泽、李纯甫、杨云翼、折元礼、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等。非汉族士人也不甘落后，石抹世勣、完颜璹、术虎邃、完颜匡等活跃于文坛。其次是这个时期摆脱了前朝“借才异代”的窘境，形成金代自己“国朝文派”的风貌。《金文最》引清代文学家阮元评价：“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继北宋诸贤”。
章宗在位二十年，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文化，使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渐在女真人头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章宗年间中第的进士，都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各种官职。他们在任职期间，多以儒家将士风范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如中泰和三年进士完颜仲德，“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门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才，人有所长，极口称道。其掌军务，赏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为用，至危急死生之际，无一士有异同者”。当国家遭遇灭亡之际，这些猛安谋克中的进士绝大多数以忠君报国为理想，主动献出自己的生命。赤盏尉忻在崔立之变后第二天，以弓弦自缢而死；完颜仲德听说国君自缢，赴水而死。还有乌古论容祖、乌古论德升、纳合蒲剌都、蒲察娄室、尼庞古蒲鲁虎、乌古孙仲端均在金被元军攻下时为国而死。这种情况，同金初期熙宗、海陵两朝天子均为臣所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充分显现出儒学深入人心及其教化和濡染功用的强大。
总之，金章宗一朝是金代文学、文化发展的鼎盛期，由于有众多非汉族文人尤其是女真文人的参与，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中华民族多彩多姿、博大精深的文化长卷里面熠熠生辉。而章宗完颜琛身体力行研习汉文化，不遗余力推广汉文化，则是这一局面形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