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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是时候重新思考《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对“平等”与“公正”关系的讨论，“只有利于最底层人民的（弱者）的不平等，才能算是公正。”
“平权运动”启示录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公平也包括着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实现教育公平从来都非易事，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等等都是横亘其中的绊脚石。教育公平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途径也被一再讨论。
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美国也经历颇多坎坷，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上世纪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数据显示，此后的30年内，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显著提升。
不过当时，这样的“优先照顾”很快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70年代时，白人学生艾伦·巴克以此为由状告加州大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再后来，加州1996年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铲除“平权行动”。
在美国“平权运动”的波折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两位大法官在艾伦·巴克案中的意见书。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非常明确地指出：“鉴于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历史之深远，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在真正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后，还会不允许人们对由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补救。”
而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则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想要摆脱种族主义，我们必须首先正视种族问题。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想要平等对待那些种族，我们必须相对特殊地对待他们。我们不能，也不敢让平等保护条款作为永远延续种族优越论的借口。”
回到我们视野中的这次争议，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全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较为不平衡，以西部为代表的一些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差距。中央和国务院曾做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此次教育部门设置这两项计划，初衷也是为了平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计划主要是给中西部这些高等教育资源欠发达的地区，增加当地考生的录取机会。
跨省生源计划，能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关注，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公平”的忧虑。初衷不坏，但是这一方案也受到了“向全社会公然宣导一种不公平”的指摘。
不同社会阶层流动模式下的“教育公平”
作为社会流动的显性机制，高考涉及到不同社会在广义上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模式。
东亚地区的社会流动模式是赞助性流动，相对比，美国社会被称作锦标赛式流动。在赞助性流动的模式之下，社会流动的规则和程序是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一套标准、一条路径，而不是百花齐放、各人可以走不同的路。我们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更多是强调个人如何适应现有的规则，而不是鼓励每个人创造自己的游戏。
这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反映了科举制度进入大众文化心理的程度，或者说统一考试制度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程度。这既是优势（文化价值的同一性），也是负担（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套游戏）。具体来说，一方面，这种强烈的社会渗透使整个社会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具有趋同性，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了解到教育是有用的。普遍来说，中国家庭投入到孩子教育之中的时间和资本是西方社会达不到的。在西方社会教书，要先花大量精力告诉底层读书为什么有用，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已经成为了文化潜意识。然而，在另一方面，这导致了超强度的竞争。因为所有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竞争压力就会非常大。
而在美国社会的锦标赛流动模式中，如果你把完成人生的目标、社会阶层的流动看作一场锦标赛的话，教育只是赢得锦标赛的一种方式。在美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即离开教育体系的学生比例最高时期能达到20%左右。进入名牌大学、精英大学甚至是普通大学读书只是一种选项而已，并不是唯一的选项。
在锦标赛模式之下，你可以创业、可以gap year，可以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很强的社会规范施加在人身上，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阶层流动。
为了弥合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强势群体”将自己的部分利益让渡给“弱势群体”，“让落后者先起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既有国情下，“让落后者先起跑”是一个宏观正确的决策方向，但具体政策如何制定、何时出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如何界定，以及能否保证政策出台后特殊对待“弱势群体”的同时，是否“强势群体”的利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不让他们遭到“反向歧视”……这些都重要而且微妙，任重而道远。
“平权运动”启示录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公平也包括着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实现教育公平从来都非易事，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等等都是横亘其中的绊脚石。教育公平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途径也被一再讨论。
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美国也经历颇多坎坷，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上世纪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数据显示，此后的30年内，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显著提升。
不过当时，这样的“优先照顾”很快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70年代时，白人学生艾伦·巴克以此为由状告加州大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再后来，加州1996年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铲除“平权行动”。
在美国“平权运动”的波折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两位大法官在艾伦·巴克案中的意见书。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非常明确地指出：“鉴于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历史之深远，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在真正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后，还会不允许人们对由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补救。”
而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则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想要摆脱种族主义，我们必须首先正视种族问题。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想要平等对待那些种族，我们必须相对特殊地对待他们。我们不能，也不敢让平等保护条款作为永远延续种族优越论的借口。”
回到我们视野中的这次争议，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全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较为不平衡，以西部为代表的一些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差距。中央和国务院曾做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此次教育部门设置这两项计划，初衷也是为了平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计划主要是给中西部这些高等教育资源欠发达的地区，增加当地考生的录取机会。
跨省生源计划，能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关注，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公平”的忧虑。初衷不坏，但是这一方案也受到了“向全社会公然宣导一种不公平”的指摘。
不同社会阶层流动模式下的“教育公平”
作为社会流动的显性机制，高考涉及到不同社会在广义上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模式。
东亚地区的社会流动模式是赞助性流动，相对比，美国社会被称作锦标赛式流动。在赞助性流动的模式之下，社会流动的规则和程序是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一套标准、一条路径，而不是百花齐放、各人可以走不同的路。我们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更多是强调个人如何适应现有的规则，而不是鼓励每个人创造自己的游戏。
这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反映了科举制度进入大众文化心理的程度，或者说统一考试制度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程度。这既是优势（文化价值的同一性），也是负担（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套游戏）。具体来说，一方面，这种强烈的社会渗透使整个社会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具有趋同性，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了解到教育是有用的。普遍来说，中国家庭投入到孩子教育之中的时间和资本是西方社会达不到的。在西方社会教书，要先花大量精力告诉底层读书为什么有用，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已经成为了文化潜意识。然而，在另一方面，这导致了超强度的竞争。因为所有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竞争压力就会非常大。
而在美国社会的锦标赛流动模式中，如果你把完成人生的目标、社会阶层的流动看作一场锦标赛的话，教育只是赢得锦标赛的一种方式。在美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即离开教育体系的学生比例最高时期能达到20%左右。进入名牌大学、精英大学甚至是普通大学读书只是一种选项而已，并不是唯一的选项。
在锦标赛模式之下，你可以创业、可以gap year，可以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很强的社会规范施加在人身上，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阶层流动。
为了弥合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强势群体”将自己的部分利益让渡给“弱势群体”，“让落后者先起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既有国情下，“让落后者先起跑”是一个宏观正确的决策方向，但具体政策如何制定、何时出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如何界定，以及能否保证政策出台后特殊对待“弱势群体”的同时，是否“强势群体”的利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不让他们遭到“反向歧视”……这些都重要而且微妙，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