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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我们以卢沟桥事变为原点，向前梳理，颇多史料证明，日本的侵华意图早已有之，而他们对华北的政策则在1936年就已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这天夜里22点多，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会议。当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负责人开会，一方面报告局势之紧张，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这些文化人对局势的应对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
不多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这次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成为引燃了“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1937这个年份，也由此载入史册，成为全面抗战的起始之年。
但其实在此之前，甚至更早，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就已经开始了侵华计划。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这个时间点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其特殊历史原因。
一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整个局势波及，日本陷入持续危机。有数据显示，“1929～1937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有余，而出口额增长不到50%”。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右翼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在《日本简史》一书中，详细记载着日本脆弱的政党统治被推翻的“五·一五”政变，随之，“二·二六”政变又“确立了军部，特别是陆军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国内的这些条件，促使了它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外围的扩张与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奉天，至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陷落。短短4个月内，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落他人手里。
日本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占领了广袤而肥沃的东三省，是否已经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岛国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关心远东局势的国际观察者们的疑问。
“日本对满洲完成军事与经济征服后，远东的诸多乐观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他们认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50年。因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可以支撑7000万人口，而当时的总人口只有3200万。于是这些乐观者便对自己说，这一来，日本人进攻与扩张的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早在1926年就来到中国，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一些人的心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欲壑难填的战争狂人们。
其实早在1931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阿班采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时，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便毫不掩饰地对阿班说：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平绥铁路长400多英里，从北平向西北进入察哈尔及绥远，所经之处铁矿丰富。本庄繁又告诉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为解释局势，在奉天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本庄繁，不断地在身后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画圈。在这些好战分子的眼里，东北与华北，也许不过一步之遥。
“日本想拿下华北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日本人当时讲的是‘三白两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盐，‘两黑’指煤和铁。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就是要获得对它有利的国防资源，所以对华北是必欲取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组照片，题为“1937年之前的日本”，其中有这样的呈现：“1932：经济不景气给日本带来了大量失业，这些失业者，也正是极好极方便的侵略军兵源”“1933：从中国获得的财富和市场，让日本本土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繁荣。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大多因此对侵略政策有一份切身的好感”“1934：在侵略的好处面前，并不是人人保持理智，普通的日本工人觉得加班更多了，工资更少了，但仍可能有些盲目地期待着侵略的红利”……
这就是1937年之前，日本国内的民生图景。政治风云的突变，经济形势的下滑，军国主义力量的激增，都使得日本侵略之心蠢蠢欲动。
二 1843年创刊的法国著名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总部设在巴黎九区圣·乔治大街13号。在19世纪新闻插画时代，它曾包揽全巴黎最好的插画家，进入20世纪后又最早一个登出了新闻照片。到20世纪30年代，每期35页、售价35法郎的这本百年老刊仍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读物。
英国和法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都是最早设租界的，经济利益和侨民安全使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敏感更胜于其他欧美国家。当发现日本开始从和他们利益关联较少的“满洲”向华北扩张时，法国媒体对中日关系所持的置身事外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36年1月18日，继在头一年11月30日对华北系列事件进行报道后，法国著名周刊《画报》再度以两个整版的图文——《华北自治运动》，详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政治和军事图谋。这篇报道的题图照片，是日本人扶持的所谓“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身穿马褂长袍，与几名追随者立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门前的一张合影。署名“R.L.”的驻华记者全名叫罗伯特·朗贝尔（Robert Lambel），他在文章开头即指出，“华北正在成为剧场”。他认为，日本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图谋而策划了所谓的“华北自治事件”，致“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河北省东北部从中国政府脱离出来”，这之后，2万名全副战争装备的日本士兵集结于“满洲”接壤河北的边境，“满洲国”关东军高层将领K.Uyeda飞往东京寻求确认“华北自治政府”的设置，“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和日本财政部部长紧急会面……这些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排，传递出日本可能展开后续军事行动的信号。
中日冲突，西方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在报道中给予双方同等关注。但法、英、美甚至包括德国媒体，由于关注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加上目睹中国无辜平民的伤亡，多数时候情感上还是倾向于中国，这些在行文和图片编排中都有微妙体现。不过当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罗伯特行文却有不同，他用了较多篇幅来罗列中国反日力量在上海、汉口等地针对日本侨民的暗杀事件。“说实话，这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这样评论。
法国记者在此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代表了一些外国驻华人士对中日冲突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企图，同时又难免出于对华利益均沾的殖民者心理，把中国必须严格遵守租界的各种不平等协定视为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前提。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美国就明确表态，“遵循不偏不倚路线，并避免表示支持争论的任何一方或作出判断”，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全面侵华前后的一个时期里，一再向日本表白“除了告诫以外，毫无其他意图可言”。就在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937年4月，美国会通过了有利于日本的所谓“中立法”，使日本相信，“它可以不遭到任何危险的干预而实施其方针”。如果说美国在纵容日本侵华方面半遮半掩的话，那么，英国则可以说是赤裸裸。在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时，英国公开表示，“原谅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而当时在远东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苏联由于内部斗争正忙于整肃，这也使得日本认为苏联近期不会对日作战。
事实的进程正如罗伯特所料，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为战略型部队。
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9月18日18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1936年10月31日，罗伯特·朗贝尔在《画报》再次撰文，指“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
而此时的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三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臧运祜说。 其实对于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
早在1933年，蒋介石就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随即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张冲，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不久，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之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展开国共合作谈判。这样的局面给了曹聚仁以乐观之感：“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
同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纷纷表态：团结对敌，武装抗日。中国这一巨变表明日本传统的“零刀割肉式”侵略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不但日本进一步以较小代价甚至无代价地获取在华权益已不可能，而且，既得权益也将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而有丧失的可能。日本帝国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忧，中国“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国防建设的进步与民心士气的昂扬以及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将会使中国“最后走上国内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强邻，这对日本称霸远东非常不利”，这样的局势促使日本不得不迅速下定决心，“彻底荃除祸根”。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一木和我谈及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得到联队长的射击命令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战斗失败后自杀。
时隔几十载后，再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北战火的燃起，只是时间问题。正如臧运祜称：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我们以卢沟桥事变为原点，向前梳理，颇多史料证明，日本的侵华意图早已有之，而他们对华北的政策则在1936年就已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这天夜里22点多，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会议。当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负责人开会，一方面报告局势之紧张，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这些文化人对局势的应对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
不多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这次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成为引燃了“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1937这个年份，也由此载入史册，成为全面抗战的起始之年。
但其实在此之前，甚至更早，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就已经开始了侵华计划。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这个时间点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其特殊历史原因。
一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整个局势波及，日本陷入持续危机。有数据显示，“1929～1937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有余，而出口额增长不到50%”。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右翼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在《日本简史》一书中，详细记载着日本脆弱的政党统治被推翻的“五·一五”政变，随之，“二·二六”政变又“确立了军部，特别是陆军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国内的这些条件，促使了它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外围的扩张与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奉天，至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陷落。短短4个月内，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落他人手里。
日本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占领了广袤而肥沃的东三省，是否已经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岛国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关心远东局势的国际观察者们的疑问。
“日本对满洲完成军事与经济征服后，远东的诸多乐观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他们认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50年。因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可以支撑7000万人口，而当时的总人口只有3200万。于是这些乐观者便对自己说，这一来，日本人进攻与扩张的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早在1926年就来到中国，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一些人的心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欲壑难填的战争狂人们。
其实早在1931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阿班采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时，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便毫不掩饰地对阿班说：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平绥铁路长400多英里，从北平向西北进入察哈尔及绥远，所经之处铁矿丰富。本庄繁又告诉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为解释局势，在奉天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本庄繁，不断地在身后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画圈。在这些好战分子的眼里，东北与华北，也许不过一步之遥。
“日本想拿下华北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日本人当时讲的是‘三白两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盐，‘两黑’指煤和铁。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就是要获得对它有利的国防资源，所以对华北是必欲取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组照片，题为“1937年之前的日本”，其中有这样的呈现：“1932：经济不景气给日本带来了大量失业，这些失业者，也正是极好极方便的侵略军兵源”“1933：从中国获得的财富和市场，让日本本土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繁荣。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大多因此对侵略政策有一份切身的好感”“1934：在侵略的好处面前，并不是人人保持理智，普通的日本工人觉得加班更多了，工资更少了，但仍可能有些盲目地期待着侵略的红利”……
这就是1937年之前，日本国内的民生图景。政治风云的突变，经济形势的下滑，军国主义力量的激增，都使得日本侵略之心蠢蠢欲动。
二 1843年创刊的法国著名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总部设在巴黎九区圣·乔治大街13号。在19世纪新闻插画时代，它曾包揽全巴黎最好的插画家，进入20世纪后又最早一个登出了新闻照片。到20世纪30年代，每期35页、售价35法郎的这本百年老刊仍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读物。
英国和法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都是最早设租界的，经济利益和侨民安全使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敏感更胜于其他欧美国家。当发现日本开始从和他们利益关联较少的“满洲”向华北扩张时，法国媒体对中日关系所持的置身事外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36年1月18日，继在头一年11月30日对华北系列事件进行报道后，法国著名周刊《画报》再度以两个整版的图文——《华北自治运动》，详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政治和军事图谋。这篇报道的题图照片，是日本人扶持的所谓“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身穿马褂长袍，与几名追随者立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门前的一张合影。署名“R.L.”的驻华记者全名叫罗伯特·朗贝尔（Robert Lambel），他在文章开头即指出，“华北正在成为剧场”。他认为，日本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图谋而策划了所谓的“华北自治事件”，致“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河北省东北部从中国政府脱离出来”，这之后，2万名全副战争装备的日本士兵集结于“满洲”接壤河北的边境，“满洲国”关东军高层将领K.Uyeda飞往东京寻求确认“华北自治政府”的设置，“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和日本财政部部长紧急会面……这些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排，传递出日本可能展开后续军事行动的信号。
中日冲突，西方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在报道中给予双方同等关注。但法、英、美甚至包括德国媒体，由于关注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加上目睹中国无辜平民的伤亡，多数时候情感上还是倾向于中国，这些在行文和图片编排中都有微妙体现。不过当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罗伯特行文却有不同，他用了较多篇幅来罗列中国反日力量在上海、汉口等地针对日本侨民的暗杀事件。“说实话，这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这样评论。
法国记者在此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代表了一些外国驻华人士对中日冲突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企图，同时又难免出于对华利益均沾的殖民者心理，把中国必须严格遵守租界的各种不平等协定视为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前提。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美国就明确表态，“遵循不偏不倚路线，并避免表示支持争论的任何一方或作出判断”，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全面侵华前后的一个时期里，一再向日本表白“除了告诫以外，毫无其他意图可言”。就在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937年4月，美国会通过了有利于日本的所谓“中立法”，使日本相信，“它可以不遭到任何危险的干预而实施其方针”。如果说美国在纵容日本侵华方面半遮半掩的话，那么，英国则可以说是赤裸裸。在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时，英国公开表示，“原谅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而当时在远东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苏联由于内部斗争正忙于整肃，这也使得日本认为苏联近期不会对日作战。
事实的进程正如罗伯特所料，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为战略型部队。
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9月18日18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1936年10月31日，罗伯特·朗贝尔在《画报》再次撰文，指“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
而此时的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三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臧运祜说。 其实对于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
早在1933年，蒋介石就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随即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张冲，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不久，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之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展开国共合作谈判。这样的局面给了曹聚仁以乐观之感：“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
同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纷纷表态：团结对敌，武装抗日。中国这一巨变表明日本传统的“零刀割肉式”侵略手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不但日本进一步以较小代价甚至无代价地获取在华权益已不可能，而且，既得权益也将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而有丧失的可能。日本帝国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忧，中国“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形成，国防建设的进步与民心士气的昂扬以及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将会使中国“最后走上国内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成为一个强邻，这对日本称霸远东非常不利”，这样的局势促使日本不得不迅速下定决心，“彻底荃除祸根”。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一木和我谈及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得到联队长的射击命令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战斗失败后自杀。
时隔几十载后，再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北战火的燃起，只是时间问题。正如臧运祜称：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我们以卢沟桥事变为原点，向前梳理，颇多史料证明，日本的侵华意图早已有之，而他们对华北的政策则在1936年就已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