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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蒙的散文影响
前段时间，中国较为平静的散文界出现了一次波澜，任蒙先生的一部散文集问世，继而带来一系列的关注和评论，在中国较为权威的文学媒体上，评论声音此起彼伏。作品名称为《反读五千年》，该作品收录了任蒙大量新作及原作品，是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重点推出的图书。此书不仅艺术品位高，市场反响也很好，“反读”与“反弹琵琶”一样，读出了新意。
其实任蒙先生这些年出版的文集不少，反响都很好，拿奖也差不多“拿到手软”。新近又出版的《任蒙散文选》，属于第三次选本，据说盗版还不少，可见已经有了“洛阳纸贵”的兆头。对作家而言，抛开版税不论，有“盗版”未必不是好事。
我在不久前鲁迅文学奖的申报名单中，看到了《反读五千年》这部作品。我很看好它，但是结果却没有如我所愿，不得不说，对我这么一个读者兼散文作者而言，都有些遗憾。这不是说评上的作品不好，只是觉得任蒙先生的《反读五千年》应该当选，其成熟的技法，深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视角，还有那一腔文化的情怀以及对当下及未来的昭示，在当下散文创作中，的确少见。
所以我在此，也借其名称，“反读”一下任蒙先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品读。
二、寻找一种表达自由
任蒙先生，我读其文的时间远远多于与他谋面的时间。不过好在文字是进入人内心和思想的最高效途径，我与任蒙先生的交流就是在他的那些泛着思想玄妙青光与文化扫描的情怀中进行的。
我往往从文字中跳出来，脱离任蒙先生的文本来看他的创作。
任蒙先生的眼光，始终盯在那些已经化为废墟的历史缝隙中。不是一种悲痛的沉吟，亦不是盲目地怀古，而是度着方步，扶正厚厚的显微历史的镜片，冷静却又慈祥地抚摸那些斑驳与沧桑，而且往往走到那些废墟的背后，眼光避过那些残留的色彩，直达历史的深处，用自己处在数千年后的智慧进行打量，告诉历史，告诉现在，告诉未来。
我一直揣测他的创作动机，为什么总要瞄准这个角度？抑或为何总是要瞄准这个区域？后来，我发现，只有通过“反读”，因为他的创作本身既是他自己“反读”文化的结果，也是证明。
任蒙先生的创作本是有些放不开的，因为他的官员身份。任蒙先生是湖北广水人，长期生活在武汉，经历丰富，种过庄稼，教过中学，穿过军装，当过记者，任过报社总编，现还被湖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现已经出版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0部，著作等身。工作之余还写这么多文字，那是怎样的挚爱？
任蒙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选择，生活与经历带给他巨大的信息，他的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储器，而且这些储存经过了他的信息处理，变得系统、逻辑，透过信息复杂的编码，最后呈现的是一条文化的脉络。所以他选择散文，散文的独特文体提供了这种便捷，可以很迅速进入，直白、通透，还可以不完全要写得“像”某一种文体。选择“文化散文”，既是他作为一个体制内人员文化责任的驱使，也是他作为社会人文化情怀的注解。诚然，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是自然的唯一目的”，这是所有事物的最终沉淀。关注文化，其实也就是在关注历史和人类、生命本身，那是永远探究不完的浩渺领域。任蒙先生的笔，写不了很多现实，但是他的文化情怀、体制内身份及担当让他不忍回避或放弃，于是迂回一下，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开掘，来关照现实，关照历史与未来。这是文字的功力，也是思想的功力，更是一个人在凡世的济世修为。
所以任蒙先生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一种从文本与表达方式上探寻体制外的文学表达自由：散文的文体，文化的领域。但是，通过“反读“，透过文字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继绝学的责任担当以及滴汗、滴泪、滴血的赤诚情怀。
三、“倒逼”式创作的苦痛
任蒙先生的创作历程也是有些违反创作规律的，呼应着他的“反读”风格。我发现这是一种“倒逼”式的创作历程。
任蒙先生的创作历程是“先论后文”的模式，这与大多数作家相反，很多作家都是“先文后论”，用创作的大量实践来推动理论的创立或形成，继而升华。但是任蒙先生却是先写理论，而且是很有个性及内涵的理论。据统计，任蒙先生早年就写过几部文艺理论著作，他的诗论著作《诗廊漫步》尤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诗论是用诗人的感悟写作，分行排列，用诗歌的方式来论诗，估计古今中外也不多。他的诗论饱含了生活与创作的哲理，值得记忆和玩味，如：“石头亮在水面，水就不会很深/‘思想’露在外面，作品势必浅薄”。这样的句子很形象，也很通俗易懂，较之哲学，少了那些晦涩玄妙，多了亲切和质朴，任蒙先生自称之为“亚理论”。有了这些在理论上的底子，任蒙先生在题材领域的选择和挖掘上，自然别具慧眼。于是在后来，他的文章迅速成为风格，成为一种趋势，这应该是在理论指导基础上的必然成果。这种理论，当然也不是那种教条式的条文，而是任蒙先生的对于创作的一种理念和坚守，是一种文化、道德、人情在文字中的渗透，寻不见却又能感受得到，存在于字里行间。那是一种饱含着爱的文字，这种爱贯穿古今的漫漫时光，是一种温暖、智慧的人文情怀，温度来自文字背后的目光。所以任蒙先生“反读”，读出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读出一种透过历史的智慧与心胸，联通未来，联通人性和生命。他总是更多地回避现实，挖掘及显微历史来映射现实、观照现实、刺痛现实，实现其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写作历程，作家是非常苦痛的。因为这种理论，只是一种方向，没有模式，也没有完全固定的内容。他的创作过程既是对这种理论的皈依，也是对这种理论的创新。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种“反读”的角度，决定了其创新性和开拓性。随着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肩负起自己将创作理论“进行到底”的义务，这有点像周伯通的“双手互搏”。
四、在文化与散文中寻觅和磨合
任蒙先生近年最“火”的散文创作已经“烙”上了“文化散文”的印，但是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事情。其一是文化散文本身的定义还没成型，或许还不是《辞海》里的名词，还在形成、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中间。其二是任蒙先生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是不是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的延伸抑或发的新芽，还没个定论。任蒙先生一次在汉召开作品研讨会，会标就叫“任蒙文化散文研讨会”，会议的一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他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对于他的散文本身却言之甚少，此等现象想来也颇有意思。有了这么多的争执，任蒙先生的散文不火也难。 在任蒙先生自己的表达中，他说“散文的使命就是要守住天地良心”，有评论家说他是“对历史的敬畏思考与心动书写”，这当然是对他的正确、客观的评价。放眼观之，这两点不光是散文，无论哪一种成功的书写都是准则;也不光是任蒙先生，无论哪一位成功的作家，也需要遵循这两条定律。否则，不可成功，抑或不可一直成功。
任蒙先生选择的文化散文，抑或文化视角是他的特色，我们从余秋雨之后就已经看出这种新文体、新文本的巨大魅力和巨大压力。任蒙先生毫不畏惧地选择了这种担当。这种投身是一种勇气，没有深厚、强大的文、史、哲贮存，不敢轻易“蹚这趟浑水”，否则，一下笔，一开口，就会露怯，就会立马暴露出那些致命的“短板”，那不是勇气可以抵御的。任蒙先生的功力，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不光是这些历史文化的知晓，关键还在于透过这些历史物事，找寻出那些隐藏着的关乎历史、人性的本真，发掘出历史的辉光，映照现实及未来。挖掘的深度、凝视的角度，要超越古人今人，达到“新奇”、“独特”的地步，在这“高手如云”的时代，谈何容易？也正因为此，任蒙先生取得了一定成功，成功不是因为笔法技巧，而是独到的心灵发现，而要引起读者，特别是文化读者的整体认知与情感共鸣，还要认同与赞许这种新意，岂为易事？这种发现，对人类、对社会、对历史也许就是一种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蒙先生的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历史。当然，也有一些对照历史或者对照规律的一些争论之处，正如很多专家学者所说一样，那样的争执并不影响文本本身，也不影响这种文化散文构筑的整体美感。
五、“痛并快乐着”的创作感受与忧虑
任蒙先生探索出来的这条路，已经有多次“再版”和多种“盗版”雄辩地证明了成功。但是，我还是很清晰地感受到任蒙先生那种“痛并快乐着”的创作状态。面对已经定型的历史与文化，“反读”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已经“吃顺嘴”的读者“胃口”会越来越刁，对创作者的技法与内容、视野与角度都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一味的满足读者，会陷入“戏说”、“猜测”的怪圈，而解剖历史、解读文化的新意又受到诸多的限制。“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这是任蒙先生的选择，再难他也会走下去。
祝福之余，我有着隐隐的担忧：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抱着“反读”的方式行走，会不会成为一种“偏执”而会失去自己的“正”位呢？我坚信，任蒙先生和这种文体会在历史中做出坚强的回答。
（作者单位：恩施州文联）
前段时间，中国较为平静的散文界出现了一次波澜，任蒙先生的一部散文集问世，继而带来一系列的关注和评论，在中国较为权威的文学媒体上，评论声音此起彼伏。作品名称为《反读五千年》，该作品收录了任蒙大量新作及原作品，是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重点推出的图书。此书不仅艺术品位高，市场反响也很好，“反读”与“反弹琵琶”一样，读出了新意。
其实任蒙先生这些年出版的文集不少，反响都很好，拿奖也差不多“拿到手软”。新近又出版的《任蒙散文选》，属于第三次选本，据说盗版还不少，可见已经有了“洛阳纸贵”的兆头。对作家而言，抛开版税不论，有“盗版”未必不是好事。
我在不久前鲁迅文学奖的申报名单中，看到了《反读五千年》这部作品。我很看好它，但是结果却没有如我所愿，不得不说，对我这么一个读者兼散文作者而言，都有些遗憾。这不是说评上的作品不好，只是觉得任蒙先生的《反读五千年》应该当选，其成熟的技法，深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视角，还有那一腔文化的情怀以及对当下及未来的昭示，在当下散文创作中，的确少见。
所以我在此，也借其名称，“反读”一下任蒙先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品读。
二、寻找一种表达自由
任蒙先生，我读其文的时间远远多于与他谋面的时间。不过好在文字是进入人内心和思想的最高效途径，我与任蒙先生的交流就是在他的那些泛着思想玄妙青光与文化扫描的情怀中进行的。
我往往从文字中跳出来，脱离任蒙先生的文本来看他的创作。
任蒙先生的眼光，始终盯在那些已经化为废墟的历史缝隙中。不是一种悲痛的沉吟，亦不是盲目地怀古，而是度着方步，扶正厚厚的显微历史的镜片，冷静却又慈祥地抚摸那些斑驳与沧桑，而且往往走到那些废墟的背后，眼光避过那些残留的色彩，直达历史的深处，用自己处在数千年后的智慧进行打量，告诉历史，告诉现在，告诉未来。
我一直揣测他的创作动机，为什么总要瞄准这个角度？抑或为何总是要瞄准这个区域？后来，我发现，只有通过“反读”，因为他的创作本身既是他自己“反读”文化的结果，也是证明。
任蒙先生的创作本是有些放不开的，因为他的官员身份。任蒙先生是湖北广水人，长期生活在武汉，经历丰富，种过庄稼，教过中学，穿过军装，当过记者，任过报社总编，现还被湖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现已经出版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0部，著作等身。工作之余还写这么多文字，那是怎样的挚爱？
任蒙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选择，生活与经历带给他巨大的信息，他的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储器，而且这些储存经过了他的信息处理，变得系统、逻辑，透过信息复杂的编码，最后呈现的是一条文化的脉络。所以他选择散文，散文的独特文体提供了这种便捷，可以很迅速进入，直白、通透，还可以不完全要写得“像”某一种文体。选择“文化散文”，既是他作为一个体制内人员文化责任的驱使，也是他作为社会人文化情怀的注解。诚然，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是自然的唯一目的”，这是所有事物的最终沉淀。关注文化，其实也就是在关注历史和人类、生命本身，那是永远探究不完的浩渺领域。任蒙先生的笔，写不了很多现实，但是他的文化情怀、体制内身份及担当让他不忍回避或放弃，于是迂回一下，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开掘，来关照现实，关照历史与未来。这是文字的功力，也是思想的功力，更是一个人在凡世的济世修为。
所以任蒙先生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一种从文本与表达方式上探寻体制外的文学表达自由：散文的文体，文化的领域。但是，通过“反读“，透过文字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继绝学的责任担当以及滴汗、滴泪、滴血的赤诚情怀。
三、“倒逼”式创作的苦痛
任蒙先生的创作历程也是有些违反创作规律的，呼应着他的“反读”风格。我发现这是一种“倒逼”式的创作历程。
任蒙先生的创作历程是“先论后文”的模式，这与大多数作家相反，很多作家都是“先文后论”，用创作的大量实践来推动理论的创立或形成，继而升华。但是任蒙先生却是先写理论，而且是很有个性及内涵的理论。据统计，任蒙先生早年就写过几部文艺理论著作，他的诗论著作《诗廊漫步》尤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诗论是用诗人的感悟写作，分行排列，用诗歌的方式来论诗，估计古今中外也不多。他的诗论饱含了生活与创作的哲理，值得记忆和玩味，如：“石头亮在水面，水就不会很深/‘思想’露在外面，作品势必浅薄”。这样的句子很形象，也很通俗易懂，较之哲学，少了那些晦涩玄妙，多了亲切和质朴，任蒙先生自称之为“亚理论”。有了这些在理论上的底子，任蒙先生在题材领域的选择和挖掘上，自然别具慧眼。于是在后来，他的文章迅速成为风格，成为一种趋势，这应该是在理论指导基础上的必然成果。这种理论，当然也不是那种教条式的条文，而是任蒙先生的对于创作的一种理念和坚守，是一种文化、道德、人情在文字中的渗透，寻不见却又能感受得到，存在于字里行间。那是一种饱含着爱的文字，这种爱贯穿古今的漫漫时光，是一种温暖、智慧的人文情怀，温度来自文字背后的目光。所以任蒙先生“反读”，读出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读出一种透过历史的智慧与心胸，联通未来，联通人性和生命。他总是更多地回避现实，挖掘及显微历史来映射现实、观照现实、刺痛现实，实现其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写作历程，作家是非常苦痛的。因为这种理论，只是一种方向，没有模式，也没有完全固定的内容。他的创作过程既是对这种理论的皈依，也是对这种理论的创新。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种“反读”的角度，决定了其创新性和开拓性。随着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肩负起自己将创作理论“进行到底”的义务，这有点像周伯通的“双手互搏”。
四、在文化与散文中寻觅和磨合
任蒙先生近年最“火”的散文创作已经“烙”上了“文化散文”的印，但是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事情。其一是文化散文本身的定义还没成型，或许还不是《辞海》里的名词，还在形成、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中间。其二是任蒙先生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是不是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的延伸抑或发的新芽，还没个定论。任蒙先生一次在汉召开作品研讨会，会标就叫“任蒙文化散文研讨会”，会议的一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他的散文是不是“文化散文”，对于他的散文本身却言之甚少，此等现象想来也颇有意思。有了这么多的争执，任蒙先生的散文不火也难。 在任蒙先生自己的表达中，他说“散文的使命就是要守住天地良心”，有评论家说他是“对历史的敬畏思考与心动书写”，这当然是对他的正确、客观的评价。放眼观之，这两点不光是散文，无论哪一种成功的书写都是准则;也不光是任蒙先生，无论哪一位成功的作家，也需要遵循这两条定律。否则，不可成功，抑或不可一直成功。
任蒙先生选择的文化散文，抑或文化视角是他的特色，我们从余秋雨之后就已经看出这种新文体、新文本的巨大魅力和巨大压力。任蒙先生毫不畏惧地选择了这种担当。这种投身是一种勇气，没有深厚、强大的文、史、哲贮存，不敢轻易“蹚这趟浑水”，否则，一下笔，一开口，就会露怯，就会立马暴露出那些致命的“短板”，那不是勇气可以抵御的。任蒙先生的功力，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不光是这些历史文化的知晓，关键还在于透过这些历史物事，找寻出那些隐藏着的关乎历史、人性的本真，发掘出历史的辉光，映照现实及未来。挖掘的深度、凝视的角度，要超越古人今人，达到“新奇”、“独特”的地步，在这“高手如云”的时代，谈何容易？也正因为此，任蒙先生取得了一定成功，成功不是因为笔法技巧，而是独到的心灵发现，而要引起读者，特别是文化读者的整体认知与情感共鸣，还要认同与赞许这种新意，岂为易事？这种发现，对人类、对社会、对历史也许就是一种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蒙先生的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历史。当然，也有一些对照历史或者对照规律的一些争论之处，正如很多专家学者所说一样，那样的争执并不影响文本本身，也不影响这种文化散文构筑的整体美感。
五、“痛并快乐着”的创作感受与忧虑
任蒙先生探索出来的这条路，已经有多次“再版”和多种“盗版”雄辩地证明了成功。但是，我还是很清晰地感受到任蒙先生那种“痛并快乐着”的创作状态。面对已经定型的历史与文化，“反读”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已经“吃顺嘴”的读者“胃口”会越来越刁，对创作者的技法与内容、视野与角度都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一味的满足读者，会陷入“戏说”、“猜测”的怪圈，而解剖历史、解读文化的新意又受到诸多的限制。“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这是任蒙先生的选择，再难他也会走下去。
祝福之余，我有着隐隐的担忧：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抱着“反读”的方式行走，会不会成为一种“偏执”而会失去自己的“正”位呢？我坚信，任蒙先生和这种文体会在历史中做出坚强的回答。
（作者单位：恩施州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