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体的文学，都差不多有不同读者群;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似乎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取向。至于知识层次、受教育状况和生活阅历对文学的理解更不用说，肯定迥然有别。如此，文学的公共关怀价值，文学的基层生活经验，文学的普遍人性启蒙意义和文学对一时代突出的流行价值趋向发自内部结构的反抗与批判，可能因被层层分解而几近丧失殆尽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类型化非常明显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批评界和媒体几乎用同一个标准在要求读者，进而至于把文学作品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实施粗暴的价值判断。诗歌首当其冲成了这种判断的重灾区。
　　 虎西山的诗，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重新衡估，就多有误读之嫌。
　　 总体来说，他的诗是用来审美的，是用来体验和体味的，而不是用来分析和阐释，甚至用来按照流行价值观与文化趣味进行拆解、充当时髦论据的。因此读他的诗，重要的是对读者正常感觉系统的尊重与照应，从批判的反面来说，也是对肢解、戕害、歪曲、异化正常感觉智能的一切事物的修复和还原。这意思是说，只要感觉系统基本正常，直觉能力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读者，无论哪个类型的，也无论哪个层面的，读他的诗，应该都能找到一种诗学上的呼应和象征意义上的兑换。
　　 首先，读他的诗，体验到的是人世沧桑，感知到的是世事如烟，于是，在他诗歌句式的口语化中和选用词语的日常生活化中，等于心灵重新经历了一遍沧桑过后的释解和无奈之余的淡定。体验终结之处，多了一份心智的成熟，多了一种对纷乱历史的看透。
　　 这一倾向的诗篇几乎占虎西山整个诗作的很大比重，顺便举《门神》与《曹操》来说明这一点。《门神》中的“门神”，不是民俗学或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那一层意思，诗歌里的“门神”凝聚了门神自己和人们把门神作为某种牵挂的整个过程，“年”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象征仪式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作为一种意义生活，作为一种无法解释的精神寄托，历史传统中生活着的人们，最先选择铭记的历史，实际上并非通常所说的身份上具有高度对称的片段和情节，而是那种有着“退却不了的豪气”的故事，它们才有资格“感动着寻常百姓”。于是“有红的绿的”，年年“装扮一新”，“贴在出出进进/让人牵挂的地方”。至于实存的历史，比如“最初的时候”如何摔打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比如“狼烟散尽之时”怎么成了英雄、怎么威风凛凛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等，其实都“经不住”“几个黄昏的洗礼”，迟早会在人们心中褪色也就成了必然。这时候，在审美上，《门神》实际上悄然完成了它对人们所向往的意义生活或象征生活的重建，不是所有传统文化元素都能成为意义或象征生活，而是富有豪气的和最能抵制世俗的纯粹精神。
　　 《曹操》也是如此，诗人不太关心封建正统思想怎么评他，也不太关心文人学者怎么演绎他，诗人关注的是，作为某种文化符号的曹操，其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与人们日常生活很近的地方在于，曹操“忽阴忽阳/风云变幻/变来变去变成一块白来”的脸，那块白具有着“冷血的白/白得恐怖/白得阴险”，但“又正好白得多姿多彩/让世人翻来覆去地把玩”。这首诗我印象中应该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现代性”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理性的问题，非理性的问题，一度都成了文学话语中的热词。虎西山写这首诗时，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到《三国演义》一类曹操叙事的影响，但最终，他的诗心落脚点落在了对理性和非理性的体验上，并凝聚了理性、非理性在个体与世界、个体与时代、个体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处理上，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了非此即彼、用一个形式打倒另一个形式的不可行性，承担二元对立、承担理性或非理性，于是成了人们现代生活，以及对现代性的无奈接受。审美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启蒙运动。
　　 其次，在沉重与承担之外，读他的诗让读者体味到过往情感的忧伤，体味到来日感情生活的淡而醇、静而谧。读《纳袜垫的女人》，与其说在体味农村女性的艰辛历史，毋宁说诗通过特有的诗语方式，在讲述一种神圣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来第二次的情感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均由某种严丝密合的结构组织起来了，女人最用心的地方，能通过鞋垫上那朵不经意的小花传达给对方，男人们也能通过小花领受到女人几乎全部的情感期许。中间一节是这样写的：“纳袜垫的女人/常说别人的袜垫纳的好/但纳袜垫的女人心里/最爱的还是自己绣在袜垫上的花/年轻的时候/女人们把袜垫纳给丈夫/如今老了/女人们的袜垫/多一半纳给儿子”。有些年轻人读这样的诗句，或许觉得诗中的感情没有表达透彻没有表达直接，于是读起来好像不彻底，爱也就似有若无。其实，这个地方正是诗的精华之所在，它向着含蓄、向着完整的情感世界，兑换了差不多全部的情感成分。于是诗留下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说爱与被爱双方完整的、纯粹的惦念和期盼，毫无杂质、毫无猜疑。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爱被贬值、情被商业化的语境来体味这首诗，之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被贬值被消费了，一个核心原因恐怕还在于自己。从这个角度说，《纳袜垫的女人》应该是一首关于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情感世界的诗，只有给爱留有一点神秘感、留有一点神圣性，爱就不会被彻底贬值。类似这一方向的诗篇，当然很多，《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这样，《红辣椒挂在屋檐下》也是这样。恕不一一分析。
　　 总之，读虎西山的诗，不单是引领我们去体验体味我们已经丢失了的东西，更是引导我们怎样重新打量我们普遍感觉非常焦虑的、非常迷茫的和非常不确定的东西，从而自自我主体性开始，重新梳理自我世界，进而重新规划自己。
　　 他的诗集《远处的山》所收百十来首诗作，差不多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交所作，距今已二十五、六年了。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岁月是把杀猪刀”，看来虎西山的诗歌经受住了时间的残酷检验。各领风骚几十年，是对经典杰作生命力的估计;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对亮点作品的要求。那么，各领风骚两三天、各领风骚两三时呢？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我们所有的作品恐怕都无一例外要在后者这样一个基本阅读情境下来衡量了。就是说，从诞生到消亡，生命只有两三天或两三时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因为信息的覆盖所致，也不见得都是因为读者的别有用心所致。之所以如此，一定有个必然的、本体性的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看诗人对时代普遍性情感境遇、普遍性意义感的缺失问题，甚至现实疑难问题、尖锐精神问题的诗性转化得怎样了的问题。 　　 二十多年后重读虎西山二十多年前的诗歌，正是为着避免诸多因素的干扰，我们尽可能把起于个人经验和趣味的评价标准，置于流行趣味、时髦价值和普遍性社会文化思潮来审视，其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诗歌再重新走一遍从体验到审美再到思想，或者反过来，从今天尖锐的思想诉求到文化认同，再从文化认同落实到具体体验体味的过程，看他诗歌所具有的诗性价值是否有走出文学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的能量？事实证明，虎西山的诗歌，不但经受住了这个挑剔，而且还更有力量地凝聚了今天人们所关心的最关键精神问题。至少在诗的逻辑中，提供了走出诸多危机，比如情感危机、人生危机、中年危机和价值危机的可能性。这便是他的诗流传至今、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个层面来说，彻底的口语化用词、彻底的日常化句式，包括彻底的日常生活形式框架——如虎西山诗所已经表现出的那样，都不是评价一首诗是不是坏诗的首要根据，标志一首诗之所以是坏诗、非诗，甚至流水账、废话的，是诗人是否胸怀天下，是否真的用真切的生命体验观照外部世界。这时候，任何理由的时髦价值、任何圆熟的前卫技术，都必然首先为诗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对无数个人的遭遇孤注一掷，去卖命、去咳血、去痛苦、去孤独、去寂寞。否则，读者便没有任何动力放下手机、放下鼠标，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文字游戏去无聊地消耗时间。因为，刷频、把玩鼠标点击的快感，还能博自己一笑，轻松轻松呢！——这便是我们所说的重返诗歌阅读的感觉常态的本意。
　　 毫不讳言，我们的感觉已经被严重扭曲、 歪曲、 变形，乃至被成批强塞给我们的所谓知识、 意识、 主义、 说辞所粗暴破坏。这导致我们不能正常评价一个人， 不能正常衡量一件事情的好与坏，不能正常估量自我的能力， 不能正常判断一种价值， 乃至于不确信任何一种感情，不确信任何一种正义良知，不确信任何一种意义生活， 只相信钞票和权力、 关系厚黑学。 大的方面说， 这也是今天时代，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反而格外倾心于鲁迅先生八十年前就批判过的封建礼教、 封建迷信、 奇门遁甲，格外倾心于古代文献中产生自宗法文化程式的等级制“感恩叙事”的真正原因。其所以如此， 在于这些东西依附权力，依附世俗功利目的， 依附准人伦构造的社会关系学。
　　 人没有被解放， 何谈人的正常感觉？人的正常感觉被蒙蔽， 何谈准确体味诗意世界。注意， 这个诗意世界， 专指正常感觉系统所构建的对象世界和通过正常感觉对象世界所建构的人应该如此生活的人文世界。
　　（作者单位：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