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排演第一部小品《吃面条》伊始，到央视春晚播出“赵氏小品”至疯火， 喜剧小品一时间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各地的“爆笑”小品、方言喜剧等，迅速而蓬勃地兴起、盛行，并大获其利。这是因为在社会巨变的环境下，人们在名利场中追逐，少有开怀大笑，失去了许多快乐，因而出现一种对快乐生活的需求，使“笑的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艺术生产单位之间也展开了一场创作、宣传与演出的角逐，并不断地变化，“汉派喜剧”即在其中。
　　幽默不简单
　　 幽默感、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软实力。有一篇报道说，美国“9·11”事件中，消防员从90多层救出一男子逃生，但楼层太高，两人跑得筋疲力尽，生命危在旦夕。这时，男子边跑边递给消防队员一张名片：“亲爱的，如果我们逃不出去，到了天堂，一定要保持联系。”这种由个性透出的幽默，比唱“伤心的歌”有趣。但是，作为商演的艺术趣味就不止讲几个段子这么简单了，对于从业者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含——地域特色。
　　 武汉方言，“女声要听陈伯华，男声要听何祚欢”，说是这两个人的方音悦耳耐听，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此“笑”的角逐中，武汉两支专业文艺团体成为主力军——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原武汉话剧院）、武汉说唱团，前者在运用话剧的台词和表演技术上，无论表现慷慨激昂或脉脉温情的情景，功力亦然。而在呈现意蕴上更是淋漓尽致，虽然说武汉方言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强项。过去人们私下调侃武汉话剧院的名称：1.武汉话的剧院，2.武汉的话剧院。讽刺其方言语法、用字、读音“不是那个事”。可不同的是，当下的话剧演员却能做到方音地道，展现出武汉方言的魅力。后者与话剧演员不同，说唱团讲武汉话是优长，他们在发挥曲艺本身的“贯口”、“包袱”，相声的“说学逗唱”等技巧上，无不挥洒自如，能够将时尚生活尽显于艺术舞台。使人们在笑声中，缓解紧绷的神经，释放快节奏的工作压力。
　　 喜剧作品往往是创作者历经并过滤了人生的诸多不美好，呈现给自己与别人一个由内而外的微笑和一份化腐朽为神奇的幽默，人们亦可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和智慧以及认知上的深刻认识。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城镇化趋向，使得各地的方言土语正被有意无意地大量稀释、挤压乃至替代、淘汰。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使用有利于交流的顺畅和交往的绩效，但却不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建立在方言基础之上的相关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同时，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基础和历史的“文脉”，将它作为“汉派喜剧”生成和依托、发展及这场时尚文艺PK中的重要标识， 能够显示出从业者的睿智。
　　“方言小品剧”
　　 当喜剧小品风行正“火”的时候，敏锐的业内人士也发现了它的缺陷，即零散、缺乏扩展与提升的空间，不宜市场推广等。于是，欲将之整合成大剧的愿望遂成，但也并不完全认同隶属“喜剧”类型。于是，武汉的“笑星们”予之取了个新名称：“方言小品剧”。
　　 2003年，武汉话剧院首开“方言小品剧”，演出《搭白算数》。在当时低迷的舞台剧演出市场环境下，仅此一部戏的年场次已逾百场，直至第二年热度不衰。其中，在沌口体育馆演出时，单场观众人次即达9500人。到2005年，武汉说唱团推出由李冰改编的夏雨田遗作《活着就要活快活》，第一次在武汉地区提出“方言贺岁喜剧”概念，从此一发不可收。2006年推出的《杠上开花》，由于作品一反“主题先行”舞台剧常态，以地域民俗的面目关注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现场演出效果突出，加上前三年《搭白算数》《活着就要活快活》的“明星效应”、“好口碑”等铺垫和该剧着力于传播推广的宣传攻略，因而出现了不分社会阶层的“一票难求”的火爆现象。该剧还被合肥市曲艺团、贵州电视台及贵州地方工作室、宜昌歌舞剧团等三地文艺团体移植改编演出，以及拍摄成方言电视连续剧播出，虽有不尽人意之处，却在造势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武汉说唱团后来又连续生产并上演了《信了你的邪》《一碗都是我的》《一枪拍案惊奇》《海底捞月》《非诚勿扰》等剧，武汉创研中心、武汉楚剧团及何祚欢工作室联合演出《黄鹤楼上看帆船》，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也演出了方言贺岁喜剧《你吓我》《步步惊心》《信不信由你》等剧目。
　　 武汉“方言小品剧”既没有走陈白尘《升官图》的传统路子，也没有走标新立异的讽刺喜剧路子，但它有话剧的人物、情节、动作，有故事的发生到发展到高潮的节奏和韵律，还有曲艺的俏皮语言和方音逗和捧的哏。从快乐的掌声中诞生出了曲艺界的“岔巴子”田克兢、“嘎巴子”陆鸣、“栽麦子”李道南、“味口”许勇、“半吊子”张瑞田等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汉皋大名鼎鼎的“方言小品剧”明星。老“话家”何祚欢也参加了《黄鹤楼上看帆船》的演出。还有话剧演员周锦堂、李铁、尹北琛和郑志方等，在话剧和小品舞台上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小人物形象，成为汉派喜剧中坚力量。1954年出生、在央视露脸的话剧演员周锦堂，其龅牙之“周摆平”、《都市茶座》之“王发泡”、《招聘》之“臭干子老板”教人印象深刻。他说：“目前江城的笑星也就只20多号人……平时在一起演出、创作非常多，只要在一起就一定要弄出一点火花来。让观众高高兴兴走进剧场，快快乐乐回家……”
　　 “方言小品剧”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居高临下地“教化”，也没有刻意地粉饰太平，它演绎凡人的寻常小事，也就不存在“过时”的迂腐，因而受到“荷包还算暖和”的观众追捧。这一方面说明新的艺术从兴起到繁盛需要城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力量来推动，使艺术获得良好的成长。另一方面说明艺术的繁荣又能够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让城市精神得到相应的升华，艺术与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
　　“笑”过之后
　　 赖声川说：“哈哈大笑倒不一定是剧场要做的事。其实我的戏一直都很严肃，只是面貌轻松……大众飘向娱乐是因为没有好的严肃戏剧。”这话有他的道理，譬如有人评价“为看《一九四二》特意攒过一些眼泪，结果没用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文艺目前两个局面让人特别担忧，一个是最近十年来，文艺的各个领域不出人才……一个有13亿人口的民族，有这么大文化需求的民族，很多领域都看不到好作品。”不出作品、不出人，有人指责是滥奖、滥吹和没办法了就“创新”等问题是文艺界近年来常见的问题，其实哪一部花大钱制作的戏不是出自“著名”大家之手呢？哪一个要命的“决策”又与被安置而来的干部无关呢？赖声川、冯骥才们谈的是艺术，都对，需要时间去调整，但民众生活不会停下来等你。因此，无论催人泪下或亦庄亦谐的正剧也好，“哈哈大笑”的“小品剧”也罢，虽然一味追求市场回报存在负面效应，可空谈思想没有真正的票房的戏未必就是好作品。 　　 “小品剧”悄然于近年改称为“汉派喜剧”。那么，究竟能“笑”多久呢？我们可以参照最近一项暑期电影调查来看：
　　 “喜剧片和科幻片是用户最希望在暑期看到的两类电影，它们的比例分别为30.4%和23.1%，占所有影片种类的50%以上。故事情节是促使用户走进影院观影的最主要因素。演员和熟人推荐同样能够让他们走进影院，二者的比例分别为27.2%和26.5%。用户口碑和前期宣传是第三类刺激因素，它们的影响力稍弱于前者。特效场面和媒体评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影片带来观众，但它们的比例均不到20%，分别为15.9%和14.5%。导演、制作成本以及是否获奖对影片的促进作用十分微弱，三者比例仅为5.3%、2.8%和2.2%”（腾讯网）。
　　 可见喜剧还是观众最想看的类型之一，“名角”的吸引力是“著名”编、导的5倍。早在2013年，被评为“三俗”的《泰囧》，无论观影人次还是周票房都打破了纪录，在上映第21天即突破十亿票房大关，超过3D版《泰坦尼克号》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汉派喜剧”张嘴就来的连串俏皮话、歇后语、谐谑语、隐晦语、缩脚语，加上表情语言、体态语言的配合，显性而夸张的滑稽，隐性而独特的幽默，或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总能吸引观众享受并陶醉其中，从而获得快感，开怀大笑。
　　 笑是表层审美征兆，幽默则是一种文化底蕴。奠定“汉派喜剧”格调的作家，是在笑声中燃烧生命的夏雨田。他是个快活人，病重时也不失幽默本性，戏称自己身上插满的输液管为“网络化”。他说：“别看我歪歪倒倒，却歪而不倒，身歪作品不能歪，人倒笑声不能倒。”正因为这种幽默的人生态度，他才能笔走龙蛇，创作出500多万字的诙谐作品。到“洪湖水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的周锦堂，以内心的喜爱和十足的信心，才引得大家“在一起的默契感”。“讲小道理，或没道理”的表现形式，“方言”的确立，“贺岁”的时间定位，“汉派喜剧”类型归属，看上去似乎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其实是将这种喜悦式的文艺服务，从单一的艺术形式提升到了城市文化高度。
　　 对于“汉派喜剧”现象的成因，笔者也赞成赖声川“没有好的严肃戏剧”的判断。严肃戏剧不是该不该奋起直追的问题，而是“果子”摘完了，到了该种地的时候的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