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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时整，香港西贡一个偏僻村落附近，陈更和五名队员举着猎枪蹲守着，静候目标出现。在一片草丛中，他们已经蹲守了整整四个小时。
队长陈更和队员们隶属西贡野猪狩猎队，这是一个由港府特准、专门对付野猪的民间狩猎组织。陈更拥有一支与香港防暴警察同样制式的步枪，从美国进口的子弹，一粒十港元，副队长则持有一支意大利制造、外表华丽的猎枪。
在香港，只有32名平民获准持有枪支上街。这32人分属仅有的两支野猪狩猎队。
香港西贡狩猎队和大埔狩猎队，均在邻近深圳的新界。由于环境保护得当，在新界的大片土地上，野猪大量繁殖。为了控制野猪繁殖速度，发达城市中极为罕见的狩猎队，在香港存在了几十年而没被取缔。
举着枪狩猎虽是拉风之事，想加入却极难，港府部门组织的考试，淘汰率高达九成。即使通过考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加入，狩猎队内部还有严格的考核。除射击技巧外，狩猎队还会考察申请者的品德与操守，因为“如果枪支交到不合适的人手中，队员本身比野猪的风险要高得多”。
与陈更同年入队的观塘区议员范伟光直言不讳道：“要成为狩猎队队员，每个人一年要交一万港元左右，港府没有任何补贴，狩猎队员的唯一回报，就是有机会品尝到野猪肉的美味。”
“附近有村民向政府投诉，说野猪入侵他们的村庄，渔护署将个案转交给我们，要我们前去猎杀。”范伟光介绍说。虽然是狩猎队，但他们不能随便出动。只有渔护署给他们任务，并在警察局备案后，才可展开行动。
“以前我们要养猎狗，打猎时一批人早上出动。带上猎狗，队员们先包围一座山头，带狗的队员进山去找，狗发现目标后就把野猪赶出来，然后持枪的队员负责射击。”范伟光说。传统的狩猎方式刺激些，但效率很低，也没有现在这么安全。
进入伪装地之前，陈更指挥队员将大量红薯丢弃在一片荒地中。这种投食模式已经持续多日，待发现野猪形成来此地吃红薯的规律后，他们才展开围猎行动。
放几张凳子，静坐于草丛之中，然后就是蹲守，静待目标出现。狩猎队的打野猪模式，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印象中的“牵狗、找足迹、追跑着打猎”的刺激场面，一个也没有出现。这种狩猎方式会不会太没乐趣？陈更回答：“关键是尽快除去猪害，以免市民被野猪袭击。”
这是一个标准的官方回答模式，但西贡狩猎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队员中有老板，也有公务员。
下午4时整，队员们隐身于一片草丛之中，再未现身。下午5时许，一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打乱了狩猎队的行动计划。一头野猪刚露出头，一只野狗突破封锁线闯入现场。面对野狗的狂吠，野猪立刻掉头而去。
受惊的野猪当天再未出现。晚上8时，陈更宣布行动结束。饥肠辘辘的队员们从草丛中钻出来，面露疲惫。
时至冬季，香港受野猪滋扰的区域实在太多，西贡狩猎队的任务排得满满的。
“我们打到最大的一头野猪，有四百八十多斤，个头跟摩托车差不多大。”范伟光说。
香港野猪到底肆虐到什么程度，无论狩猎队还是港府部门，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有一个有趣的案例：香港消防部门最近经常接到报警，说有野猪跑上街，被公路旁的铁栏杆卡住脖子，消防局要出动专业设备为野猪脱困。
除此类略显滑稽的场面外，野猪冲入人类聚集地，则充满危险。香港曾有野猪袭击市民的个案发生。陈更在评估野猪危害时说，一头成年且长有獠牙的野猪袭击人类，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他看到过野狗被野猪一下挑破肚皮致死的场面。
香港持续改善本地环境，郊野公园与市民居住区的距离越来越近。由于保护动物导致缺少天敌的野猪数量持续增长，一些觅不到食物的野猪开始走出丛林，前往市区山头，四处寻找食物。
有村民见过几头野猪在海中游泳，从西贡一路游至塔门岛。许多村民惊叹：“我们以前不知道野猪会游泳，还游得那么快。”
“那么多野猪，光靠我们怎么打得完，能打多少算多少吧。”西贡野猪狩猎队的一名队员说。一头母野猪一年生两次，一次生四到八头，野生的老虎、豹子在香港绝迹多年，没有天敌的野猪，近年来繁衍速度越来越快，光靠两支狩猎队完全无法控制。
在一次狩猎行动中，一名居住在村庄内的加拿大籍年轻妈妈，非常紧张地冲到封锁线边抗议。封锁线上用中英文写着：野猪狩猎队实弹狩猎，禁止靠近。她非常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射杀野猪？为什么要杀野生动物？”狩猎队副队长出面解释，说当地野猪数量太多，威胁市民安全。
“你们可以用麻醉枪射晕它们，带走放生，为何要杀它们？”或许是出于愤怒，这个妈妈将狩猎队借用的几把椅子全部收走，还将她的两个小孩带到现场，告诉他们狩猎队正在射杀动物。
狩猎队副队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做得不对的是这个年轻妈妈。”她经常将家中剩余的食物放在空地上，喂养野狗。这些食物不仅导致郊外野狗数量增加，还将原本生活在山中的野猪吸引过来，导致本地村民受到威胁。
这个年轻妈妈表示，要向港府投诉。副队长也表示，要向政府投诉她。根据香港法律，任何市民不得向野生动物投食，她的行为已经违法。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群间的冲突，在香港一并发生。在香港学术界人士看来，加拿大籍年轻妈妈的抗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财富。这正是香港多元化社会的真实体现。在各种观念的冲撞与制衡中，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得以修正，各类法律才能不断完善。
（摘自《滇池天下》2011年第1期图/亚历山大）
队长陈更和队员们隶属西贡野猪狩猎队，这是一个由港府特准、专门对付野猪的民间狩猎组织。陈更拥有一支与香港防暴警察同样制式的步枪，从美国进口的子弹，一粒十港元，副队长则持有一支意大利制造、外表华丽的猎枪。
在香港，只有32名平民获准持有枪支上街。这32人分属仅有的两支野猪狩猎队。
香港西贡狩猎队和大埔狩猎队，均在邻近深圳的新界。由于环境保护得当，在新界的大片土地上，野猪大量繁殖。为了控制野猪繁殖速度，发达城市中极为罕见的狩猎队，在香港存在了几十年而没被取缔。
举着枪狩猎虽是拉风之事，想加入却极难，港府部门组织的考试，淘汰率高达九成。即使通过考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加入，狩猎队内部还有严格的考核。除射击技巧外，狩猎队还会考察申请者的品德与操守，因为“如果枪支交到不合适的人手中，队员本身比野猪的风险要高得多”。
与陈更同年入队的观塘区议员范伟光直言不讳道：“要成为狩猎队队员，每个人一年要交一万港元左右，港府没有任何补贴，狩猎队员的唯一回报，就是有机会品尝到野猪肉的美味。”
“附近有村民向政府投诉，说野猪入侵他们的村庄，渔护署将个案转交给我们，要我们前去猎杀。”范伟光介绍说。虽然是狩猎队，但他们不能随便出动。只有渔护署给他们任务，并在警察局备案后，才可展开行动。
“以前我们要养猎狗，打猎时一批人早上出动。带上猎狗，队员们先包围一座山头，带狗的队员进山去找，狗发现目标后就把野猪赶出来，然后持枪的队员负责射击。”范伟光说。传统的狩猎方式刺激些，但效率很低，也没有现在这么安全。
进入伪装地之前，陈更指挥队员将大量红薯丢弃在一片荒地中。这种投食模式已经持续多日，待发现野猪形成来此地吃红薯的规律后，他们才展开围猎行动。
放几张凳子，静坐于草丛之中，然后就是蹲守，静待目标出现。狩猎队的打野猪模式，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印象中的“牵狗、找足迹、追跑着打猎”的刺激场面，一个也没有出现。这种狩猎方式会不会太没乐趣？陈更回答：“关键是尽快除去猪害，以免市民被野猪袭击。”
这是一个标准的官方回答模式，但西贡狩猎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队员中有老板，也有公务员。
下午4时整，队员们隐身于一片草丛之中，再未现身。下午5时许，一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打乱了狩猎队的行动计划。一头野猪刚露出头，一只野狗突破封锁线闯入现场。面对野狗的狂吠，野猪立刻掉头而去。
受惊的野猪当天再未出现。晚上8时，陈更宣布行动结束。饥肠辘辘的队员们从草丛中钻出来，面露疲惫。
时至冬季，香港受野猪滋扰的区域实在太多，西贡狩猎队的任务排得满满的。
“我们打到最大的一头野猪，有四百八十多斤，个头跟摩托车差不多大。”范伟光说。
香港野猪到底肆虐到什么程度，无论狩猎队还是港府部门，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有一个有趣的案例：香港消防部门最近经常接到报警，说有野猪跑上街，被公路旁的铁栏杆卡住脖子，消防局要出动专业设备为野猪脱困。
除此类略显滑稽的场面外，野猪冲入人类聚集地，则充满危险。香港曾有野猪袭击市民的个案发生。陈更在评估野猪危害时说，一头成年且长有獠牙的野猪袭击人类，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他看到过野狗被野猪一下挑破肚皮致死的场面。
香港持续改善本地环境，郊野公园与市民居住区的距离越来越近。由于保护动物导致缺少天敌的野猪数量持续增长，一些觅不到食物的野猪开始走出丛林，前往市区山头，四处寻找食物。
有村民见过几头野猪在海中游泳，从西贡一路游至塔门岛。许多村民惊叹：“我们以前不知道野猪会游泳，还游得那么快。”
“那么多野猪，光靠我们怎么打得完，能打多少算多少吧。”西贡野猪狩猎队的一名队员说。一头母野猪一年生两次，一次生四到八头，野生的老虎、豹子在香港绝迹多年，没有天敌的野猪，近年来繁衍速度越来越快，光靠两支狩猎队完全无法控制。
在一次狩猎行动中，一名居住在村庄内的加拿大籍年轻妈妈，非常紧张地冲到封锁线边抗议。封锁线上用中英文写着：野猪狩猎队实弹狩猎，禁止靠近。她非常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射杀野猪？为什么要杀野生动物？”狩猎队副队长出面解释，说当地野猪数量太多，威胁市民安全。
“你们可以用麻醉枪射晕它们，带走放生，为何要杀它们？”或许是出于愤怒，这个妈妈将狩猎队借用的几把椅子全部收走，还将她的两个小孩带到现场，告诉他们狩猎队正在射杀动物。
狩猎队副队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做得不对的是这个年轻妈妈。”她经常将家中剩余的食物放在空地上，喂养野狗。这些食物不仅导致郊外野狗数量增加，还将原本生活在山中的野猪吸引过来，导致本地村民受到威胁。
这个年轻妈妈表示，要向港府投诉。副队长也表示，要向政府投诉她。根据香港法律，任何市民不得向野生动物投食，她的行为已经违法。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群间的冲突，在香港一并发生。在香港学术界人士看来，加拿大籍年轻妈妈的抗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财富。这正是香港多元化社会的真实体现。在各种观念的冲撞与制衡中，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得以修正，各类法律才能不断完善。
（摘自《滇池天下》2011年第1期图/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