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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现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公益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政府论坛》《人民司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河北法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拜读了北京某报上发表的《教育的崇洋媚外将毁中国根基》一文，觉得其观点似曾相识，早在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中西文化论战之时，就有“国粹派”提出过类似看法。虽然该文是站在新的时代，用爱国主义的名义进行了包装，其实质也不过是老调重弹。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批评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蔡元培先生废除了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经过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教育领域引进西方文化，导致了中国文化认同的危机，使今日中国在国际上失去发言权。学人数典忘祖，言必称希腊，而不知有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先说蔡元培先生废除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是否错误。此前教育中的儒家课程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它们是由宋朝大儒朱熹编订的，明清两朝朝廷将其作为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同时也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四书》《五经》经过了朱熹的注释、编订，除宣扬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儒家的礼教思想，即君臣父子男女上下尊卑等级观念，这就是宋明理学的核心价值。该文作者是否认为这些观念代表了中国的道统，不应该革新，而要在现代环境下完全保留？蔡元培先生废除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使教育从内容到学科体系都与西方接轨。试想，如果学生整日咿呀苦读《四书》《五经》，还有余裕学习数、理、化、生、医等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法、政、经、社等社会人文科学吗？科举废除后，只读《四书》《五经》，学生的出路何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又何从置基呢？
即便是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也是经过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洗礼而焕发出生机。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回国、经过西方教育的一批学者，如胡适、鲁迅、刘师培等，用从西方学到的科学方法整理了国故，对传统文化做了最深入的研究，剥离了汉儒加在战国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上的曲解、附会、神话，乃至伪造和篡改，使传统经典恢复其本来面目。他们取得的成果超越了清朝的朴学大师，使传统文化的生命重新焕发出光彩，至今我们还受其赐。即便是人称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对西方文化持一定保留态度的章太炎，也曾东渡日本学习、研究。他的国学研究之总结性的著作《馗书》，就大量吸收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学研究的重镇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留学欧美或日本的“海归”。胡适曾因主张全盘西化而为人诟病，但他以得自西方的学术训练方法，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此后，又研究了《水经注》《水浒传》《金瓶梅》等中国文化经典。
该文称道的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似乎把他们看做中国文化的标志，其实，据考证，尧舜只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禹汤也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秦皇汉武之所以扬名后世，正如鲁迅所说的，恰恰是他们代表了对外开放的胸怀和气度。秦国本来是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处的西北小国，秦孝公重用了来自魏国的商鞅，接受了法家的新观念，变法图强，才为始皇帝统一中国打下基础。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向西的通道，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基。唐太宗本身就有胡人血统，而且唐朝也实行对外开放、文化多元的政策，长安才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即便这样，毛泽东在诗歌中还批评他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呢！这些都是常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不会佯装不知吧？
西方的文化思潮进入中国，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打开了国门，招致了洪水猛兽。现在站在我国各个行业、专业前沿的，特别是科技前沿的领军人物，恰恰很多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海归人士，如两院院士、高等学校的知名学者，没有他们的贡献，两弹爆炸、卫星升空、神九飞天、蛟龙入海、超级计算机等等有国际水平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教育文化的浸润洗礼，也多是积极大于消极。拿当代来说，费孝通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就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没有西方经济学的深厚功底，林毅夫不可能登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宝座;没有罗马法的引进和传授，以民法、物权法等为骨干的现代法律体系就不能在中国扎根，中国也不可能在法治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和企业谈判、做生意，开展国际合作。即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吸收世界包括西方的哲学、科技、文化成果，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来源于西方。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化传统并不是锁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它是有生命的，如同人的身体，需要五谷杂粮等各种营养。该文称道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宋明理学就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家观念，也有“西学”的因子。
而且，与西方竞赛也好，对话也罢，要有统一的平台，也要有基本的范式和规则，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烈。”文化并不都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有分歧，也有共识。兼收并蓄并非就是数典忘祖，洋为中用也不等于崇洋媚外。
一句话，维护文化权力，建构政治认同，不是抱残守缺和盲目排外，而是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与固有文化，坚决抛弃与时代潮流不相吻合的陈旧思想和观念，以充分的自信搞拿来主义，凡是对中华民族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引进、消化、吸收，以壮大民族文化的根基。我认为，这是包括中国当代文化学者在内的人们的重要责任，可不要把“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五四运动和改革新时代的教育文化政策！
拜读了北京某报上发表的《教育的崇洋媚外将毁中国根基》一文，觉得其观点似曾相识，早在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中西文化论战之时，就有“国粹派”提出过类似看法。虽然该文是站在新的时代，用爱国主义的名义进行了包装，其实质也不过是老调重弹。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批评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蔡元培先生废除了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经过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教育领域引进西方文化，导致了中国文化认同的危机，使今日中国在国际上失去发言权。学人数典忘祖，言必称希腊，而不知有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先说蔡元培先生废除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是否错误。此前教育中的儒家课程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它们是由宋朝大儒朱熹编订的，明清两朝朝廷将其作为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同时也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四书》《五经》经过了朱熹的注释、编订，除宣扬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儒家的礼教思想，即君臣父子男女上下尊卑等级观念，这就是宋明理学的核心价值。该文作者是否认为这些观念代表了中国的道统，不应该革新，而要在现代环境下完全保留？蔡元培先生废除基础教育中的儒家课程，使教育从内容到学科体系都与西方接轨。试想，如果学生整日咿呀苦读《四书》《五经》，还有余裕学习数、理、化、生、医等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法、政、经、社等社会人文科学吗？科举废除后，只读《四书》《五经》，学生的出路何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又何从置基呢？
即便是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也是经过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洗礼而焕发出生机。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回国、经过西方教育的一批学者，如胡适、鲁迅、刘师培等，用从西方学到的科学方法整理了国故，对传统文化做了最深入的研究，剥离了汉儒加在战国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上的曲解、附会、神话，乃至伪造和篡改，使传统经典恢复其本来面目。他们取得的成果超越了清朝的朴学大师，使传统文化的生命重新焕发出光彩，至今我们还受其赐。即便是人称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对西方文化持一定保留态度的章太炎，也曾东渡日本学习、研究。他的国学研究之总结性的著作《馗书》，就大量吸收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学研究的重镇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留学欧美或日本的“海归”。胡适曾因主张全盘西化而为人诟病，但他以得自西方的学术训练方法，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此后，又研究了《水经注》《水浒传》《金瓶梅》等中国文化经典。
该文称道的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似乎把他们看做中国文化的标志，其实，据考证，尧舜只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禹汤也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秦皇汉武之所以扬名后世，正如鲁迅所说的，恰恰是他们代表了对外开放的胸怀和气度。秦国本来是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处的西北小国，秦孝公重用了来自魏国的商鞅，接受了法家的新观念，变法图强，才为始皇帝统一中国打下基础。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向西的通道，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基。唐太宗本身就有胡人血统，而且唐朝也实行对外开放、文化多元的政策，长安才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即便这样，毛泽东在诗歌中还批评他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呢！这些都是常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不会佯装不知吧？
西方的文化思潮进入中国，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打开了国门，招致了洪水猛兽。现在站在我国各个行业、专业前沿的，特别是科技前沿的领军人物，恰恰很多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海归人士，如两院院士、高等学校的知名学者，没有他们的贡献，两弹爆炸、卫星升空、神九飞天、蛟龙入海、超级计算机等等有国际水平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教育文化的浸润洗礼，也多是积极大于消极。拿当代来说，费孝通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就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没有西方经济学的深厚功底，林毅夫不可能登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宝座;没有罗马法的引进和传授，以民法、物权法等为骨干的现代法律体系就不能在中国扎根，中国也不可能在法治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和企业谈判、做生意，开展国际合作。即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吸收世界包括西方的哲学、科技、文化成果，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来源于西方。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化传统并不是锁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它是有生命的，如同人的身体，需要五谷杂粮等各种营养。该文称道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宋明理学就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家观念，也有“西学”的因子。
而且，与西方竞赛也好，对话也罢，要有统一的平台，也要有基本的范式和规则，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烈。”文化并不都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有分歧，也有共识。兼收并蓄并非就是数典忘祖，洋为中用也不等于崇洋媚外。
一句话，维护文化权力，建构政治认同，不是抱残守缺和盲目排外，而是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与固有文化，坚决抛弃与时代潮流不相吻合的陈旧思想和观念，以充分的自信搞拿来主义，凡是对中华民族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引进、消化、吸收，以壮大民族文化的根基。我认为，这是包括中国当代文化学者在内的人们的重要责任，可不要把“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五四运动和改革新时代的教育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