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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份。除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让所有国人大悲大喜的事件之外，还有着一个对中国影响更为至深至远的事件——全球泛滥成灾的金融危机。危机离我们有多远？广东东莞一家玩具厂在2008年末的悄然倒闭迅速绷紧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虽然当地政府果断、妥善地处理好了这一事件，并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赞誉，不过还是让所有人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世界经济体之外的世外桃源。
喜庆的春节似乎冲淡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紧张气氛，春运也如以往一样热闹、嘈杂、拥挤，展示着打工者们惊人的数量与中国经济巨大的活力。然而，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并不乐观，接近两千万的农民工将会在2009年找不到工作，而这也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估计。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掀起了促进农民工就业与返乡、农民工安置的庞大工程，政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见。
春天已然来到了，而寒冷却没有退却的意思。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镜头中的打工者们，在2009年的春天所感受到的是难以言说的历史一幕。不过，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切地期望着难关的顺利度过，所有的青年人都在努力中求解着自我的成功，信心百倍地倾听着暖春一步步来临的脚步声。
返乡之路
返乡一直是宗教与神话的重要母题。2008年末的寒冬中，来自四川平昌县的60多个民工在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中失业了。打工致富的梦想像泡沫一样破灭后，他们决定骑着由三轮摩托车改装的“大篷车”挈妇将雏返回故里。打工青年秦江仁则担任了这个“大篷车”队的临时队长。
油门踩响之后，秦江仁将满载锅碗瓢盆的摩托三轮开到了菜市场。这里是队伍约好的出发汇聚点。与秦江仁一同出发的还有其他19户打工家庭，他们都从事着一样的工作，靠分解、运输电子垃圾过活。
“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儿干嘛？”决定回家，是在2008年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轮车码头上，秦江仁听老乡说，欠他工资的老板自杀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
第二天他召集了同样陷入困境的老乡们，他们聚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见，分歧在于来年还回不回来。如果年后不来了，则意味着必须带走出租房里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煤气罐、锅碗瓢盆、电视机、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家具总是有的。
“我开年不来了。”秦江仁说。他被老乡公认为“见多识广”，他的判断以及决定，在老乡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最终他们决定回家，方式则选择了开着自己的“大篷车”，因为舍不得出租屋里的简单家具，破家值万贯。
他们即将离开的城市广东省汕头市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金融危机连带着影响到了城市里并不为人注意的电子垃圾行当，这导致了依靠在码头运输洋垃圾为生的这些打工者们不得不放弃已经依靠了多年的营生。
如同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他们携带着异乡致富的梦想踏上了归乡的路程。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了。
经广东、湖南、贵州、重庆……行程约6000余里，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无数的盘查，不断的减员，甚至还有几次不大不小的车祸。当他们终于回到家乡，第一个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家乡政府门上“欢迎农民工兄弟回乡”的巨大横幅，秦江仁和他的“大篷车”队友们潸然泪下。
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块钱，很亏。并且，三轮车刚回到家里就坏了。但来不及怨艾，他必须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12月初，秦江仁找到邻居，想提前收回自己租给后者的一亩多地，否则明年一家人将没有吃的。
麻烦的是弟弟。刚刚高考落榜的弟弟声称自己明年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里呢？秦江仁也不知道。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要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在这一年冬天，我们还能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类似“大篷车”返乡的报道。无数的“秦江仁”从城市里打起行囊，重新返回陌生而又熟悉的农村老家。
2008年末，农业部数据调查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约有 780万人提前返乡。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次农民工大军大规模由城市逆流返回农村。在绵延不绝的返乡路上，无数打工者们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或许从此折戟他乡。
新的工作在哪里？
呼啸的火车和满载乘客的大巴正将春节返乡的亿万农民工送回至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打工城市。但是迎接他们的，或许是工厂的大批关闭，就业市场的紧缩，以及渺茫的前景。就连那些少有的找到工作的幸运儿也许会沮丧的发现自己的工资和往年相比缩水了不少。
位于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的“天天职场”，在春节期间天天开放。来自湖北农村的小伙子小张大年初三就来这里找工作了。他去年在广州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年底被裁员了。“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我怕出来晚了找不到工作。”他满眼焦急地说。
“我的舅舅，还有十几个亲戚，和我一样以前在广州打工的，都辞了工作，打算过几天来上海看看。”小张说。
在珠三角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能否在长三角找到工作？长三角各地政府出台的就业保障措施能否给他们以帮助？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小张告诉记者，如果找不到象样的工作，他宁愿冒着被城管没收货物的危险摆个小摊儿。当问及为何不回老家时，小张脱口而出，“种地太苦了，太累了，太穷了，傻子才会种地”。
当元宵节记者再联系小张时，他新办的手机号码却已被注销变成了空号。他已经找到工作了吗？如果找到工作又为什么注销新办的手机号呢？或者，已经返回老家或者去其他城市找工作了？
像小张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还有多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受到经济冲击而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接近2000万人，约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15%。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并不能打消怀揣梦想的亿万农民工打工致富的梦想。他们挤上火车和长途汽车，不远千里到广东、福建和长江三角洲等地方试试运气。已经习惯了打工的生活，农村里微薄的收入也已经无法承担他们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就像小张说的，“农村太苦、太累、太穷，谁想回到农村呢？”他们承载着中国农民新的光荣与梦想，可是，工作又在哪里呢？
两代农民工不一样的选择
与小张相反，另一些打工者选择留在农村。然而，他们留在农村并非安心种田。他们中的青年人在等待着经济回暖、等待新的就业岗位出现，重新返回城市。
山东嘉祥县的青年农民吴德峰就是决心等待着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正午，22岁的吴德峰在村口一边玩着纸牌一边与同伴聊“将来”。去年12月，吴德峰在威海的一家养鸡场打工，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工厂订单大幅缩减，他提前回了家。
未来怎么办？吴德峰没有太多的想法，惟一清晰的是“绝不会过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记忆中，惟一一次干农活儿的经历是收割小麦，不到一个小时，镰刀割破了手指，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地。
吴德峰的经历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在返乡农民工大军中，他属于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1980年代以后，他们衣着新潮，不会种田，从学校到工厂，他们拥有比老一代更开阔的视野，而这，也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安然留在农村。
另一位河南的小伙子张国强有着和山东“同行”吴德峰相同的想法，耐心等待着城市就业市场的回春。
此时的河南正在遭受建国以来罕见的旱灾，田地干裂的情形让人惊心触目。然而，张国强对此却并不关注。在与记者的言谈里，他有对一场甘霖的渴望，有对麦苗可能减产的惋惜，却没有困顿愁苦的姿态。
他仔细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亩麦田需要35斤种子，一斤2元多，尿素和化肥加起来175元……一亩地的投入将近400元，最后能打800斤粮食，收入却不到300元，还不及他出外打十天工的工资。看着父亲张罗着浇地，张国强甚至哂笑着父亲浇地浇得多，赔得也就越多。
经济和社会发展让农民的收入构成多元化，在灾难面前能够抵御风险。而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的悬殊差距，却降低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张国强时常激烈地和老父亲争论着多浇一次地到底划算与否，而他的父亲则固执的认为没有让庄稼活活旱死的道理。
对吴德峰、张国强他们而言，种粮既不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也不是让他们倍感荣耀的事业。粮食的丰收与减产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也难以波动他们的情感。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城市里的生活，还有比农活收入多得多的城里工资。
两代农民工，第一代们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失业选择了留在农村不再出去，他们很快就能重新融入种地为生的传统。而第二代打工者们则在等待着，他们不甘于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他们选择了暂时的蛰伏。
为两千万农民工找工作
亿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在2009年也成为了各级政府最揪心的事情。对中国的官员们而言，2009年开头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两千万农民工找到工作。
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同样在中央2009年下发 “一号文件”里得到的体现。文件提出要“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对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要提供临时救助或纳入农村低保”，这是中央首次对当下农民工问题做出重要指示。
“我们将一如既往，像爱护兄弟姐妹一样爱护农民工，绝不让任何一个农民工在广东因为失业而挨饿受冻，绝不让任何一个在广东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因父母失业而失学辍学。”2009年1月1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工发出慰问信，让人感受到了寒冬中的暖意，也反映出了GDP第一大省回应中央政策的灵敏身段。慰问信中，广东为农民工谋饭碗的承诺掷地有声。这也是广东首次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向农民工发出春节慰问信。
2008年12月初，广东省政府就早已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意见》，其中列出8项具体举措，全力帮助农民工稳定就业。
打工返乡的青年农民谢小益 成为了这个政策的最早受惠者之一。“返乡也不能放弃希望，回来之后总要做些事情。”谢小益对记者说，“我过去曾有过在米厂养猪的经历，所以在回家的途中就盘算着办个养猪场。”
2009年初，谢小益作为法人代表，和其他１４人一起注册了自己的养猪公司，这１４人中，有６人和他一样，是刚刚打工回来的。
“我们创业得到了很多部门的支持。”谢小益说，农委、畜牧局、工商局等部门纷纷给予指导，农村信用社贷款也比预料的要容易。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省曾是农民打工者们的天堂，如今，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个以出口加工而闻名海内外的省份也最先感受到了经济的寒冬。那些连续推出的政策文件能否重新成为打工者们留在城市的福音书？谢小益无疑是幸运的一个，然而，更多的打工者能否真正收益也还有待于未来一年的验证。
与此同时，全国其它省市也陆续推出了推动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政策，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政策网络，这一系列密集的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举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金融风暴中，想方设法为农民工建一个避风港。
而现实的残酷，也为这些好政策的贯彻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路在何方？
去年3月，记者曾就“中国制造业工人严重短缺”的话题采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年之后，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9月以前，全国的很多制造企业都缺工人，需求总量在1500万至2000万之间。”但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从短缺2000万工人逆转到失业2500万工人，反差是如此的惊人。
“主要原因是这些裁员的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外贸出口产品企业，依赖国外市场。”刘开明说。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相关报道，从去年7月以来，已经有大约5000家港商在内地开办的中小型企业倒闭。
从两千万数据的巨大反差里，似乎能够看到中国在急速奔向现代化中所遇到的又一个不得不跨越的门槛，而这个门槛又一次和中国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中心词则是农民工。
回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跨越的几次门槛，每一次似乎也都预示中国的未来命运。人们通常认为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那一次彻底使得中国转向了迥异于“斗争哲学”的另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使得中国快速进入了全球制造工厂的角色。第三波是什么？19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1998年则有人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事实上，第三波也许就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这些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着的亿万农民打工者。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依然在不断深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在这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亿万农民工所带给中国的机遇与问题，都显得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中国亿万农民工的路在何方？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个个推动农民工就业的政策，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寒冬中的春意。然而，问题依然严峻。崔健在他那首《时代的晚上》中唱道：“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错，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愿我们的农民工兄弟能够顺利度过这次过于冷酷的寒冬，延续走入城市的光荣梦想。
而这，也寄托着一个国家沉重而光辉的复兴之梦。
喜庆的春节似乎冲淡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紧张气氛，春运也如以往一样热闹、嘈杂、拥挤，展示着打工者们惊人的数量与中国经济巨大的活力。然而，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并不乐观，接近两千万的农民工将会在2009年找不到工作，而这也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估计。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掀起了促进农民工就业与返乡、农民工安置的庞大工程，政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见。
春天已然来到了，而寒冷却没有退却的意思。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镜头中的打工者们，在2009年的春天所感受到的是难以言说的历史一幕。不过，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切地期望着难关的顺利度过，所有的青年人都在努力中求解着自我的成功，信心百倍地倾听着暖春一步步来临的脚步声。
返乡之路
返乡一直是宗教与神话的重要母题。2008年末的寒冬中，来自四川平昌县的60多个民工在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中失业了。打工致富的梦想像泡沫一样破灭后，他们决定骑着由三轮摩托车改装的“大篷车”挈妇将雏返回故里。打工青年秦江仁则担任了这个“大篷车”队的临时队长。
油门踩响之后，秦江仁将满载锅碗瓢盆的摩托三轮开到了菜市场。这里是队伍约好的出发汇聚点。与秦江仁一同出发的还有其他19户打工家庭，他们都从事着一样的工作，靠分解、运输电子垃圾过活。
“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儿干嘛？”决定回家，是在2008年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轮车码头上，秦江仁听老乡说，欠他工资的老板自杀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
第二天他召集了同样陷入困境的老乡们，他们聚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见，分歧在于来年还回不回来。如果年后不来了，则意味着必须带走出租房里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煤气罐、锅碗瓢盆、电视机、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家具总是有的。
“我开年不来了。”秦江仁说。他被老乡公认为“见多识广”，他的判断以及决定，在老乡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最终他们决定回家，方式则选择了开着自己的“大篷车”，因为舍不得出租屋里的简单家具，破家值万贯。
他们即将离开的城市广东省汕头市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金融危机连带着影响到了城市里并不为人注意的电子垃圾行当，这导致了依靠在码头运输洋垃圾为生的这些打工者们不得不放弃已经依靠了多年的营生。
如同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他们携带着异乡致富的梦想踏上了归乡的路程。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了。
经广东、湖南、贵州、重庆……行程约6000余里，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无数的盘查，不断的减员，甚至还有几次不大不小的车祸。当他们终于回到家乡，第一个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家乡政府门上“欢迎农民工兄弟回乡”的巨大横幅，秦江仁和他的“大篷车”队友们潸然泪下。
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块钱，很亏。并且，三轮车刚回到家里就坏了。但来不及怨艾，他必须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12月初，秦江仁找到邻居，想提前收回自己租给后者的一亩多地，否则明年一家人将没有吃的。
麻烦的是弟弟。刚刚高考落榜的弟弟声称自己明年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里呢？秦江仁也不知道。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要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在这一年冬天，我们还能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类似“大篷车”返乡的报道。无数的“秦江仁”从城市里打起行囊，重新返回陌生而又熟悉的农村老家。
2008年末，农业部数据调查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约有 780万人提前返乡。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一次农民工大军大规模由城市逆流返回农村。在绵延不绝的返乡路上，无数打工者们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或许从此折戟他乡。
新的工作在哪里？
呼啸的火车和满载乘客的大巴正将春节返乡的亿万农民工送回至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打工城市。但是迎接他们的，或许是工厂的大批关闭，就业市场的紧缩，以及渺茫的前景。就连那些少有的找到工作的幸运儿也许会沮丧的发现自己的工资和往年相比缩水了不少。
位于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的“天天职场”，在春节期间天天开放。来自湖北农村的小伙子小张大年初三就来这里找工作了。他去年在广州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年底被裁员了。“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我怕出来晚了找不到工作。”他满眼焦急地说。
“我的舅舅，还有十几个亲戚，和我一样以前在广州打工的，都辞了工作，打算过几天来上海看看。”小张说。
在珠三角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能否在长三角找到工作？长三角各地政府出台的就业保障措施能否给他们以帮助？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小张告诉记者，如果找不到象样的工作，他宁愿冒着被城管没收货物的危险摆个小摊儿。当问及为何不回老家时，小张脱口而出，“种地太苦了，太累了，太穷了，傻子才会种地”。
当元宵节记者再联系小张时，他新办的手机号码却已被注销变成了空号。他已经找到工作了吗？如果找到工作又为什么注销新办的手机号呢？或者，已经返回老家或者去其他城市找工作了？
像小张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还有多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受到经济冲击而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接近2000万人，约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15%。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并不能打消怀揣梦想的亿万农民工打工致富的梦想。他们挤上火车和长途汽车，不远千里到广东、福建和长江三角洲等地方试试运气。已经习惯了打工的生活，农村里微薄的收入也已经无法承担他们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就像小张说的，“农村太苦、太累、太穷，谁想回到农村呢？”他们承载着中国农民新的光荣与梦想，可是，工作又在哪里呢？
两代农民工不一样的选择
与小张相反，另一些打工者选择留在农村。然而，他们留在农村并非安心种田。他们中的青年人在等待着经济回暖、等待新的就业岗位出现，重新返回城市。
山东嘉祥县的青年农民吴德峰就是决心等待着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正午，22岁的吴德峰在村口一边玩着纸牌一边与同伴聊“将来”。去年12月，吴德峰在威海的一家养鸡场打工，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工厂订单大幅缩减，他提前回了家。
未来怎么办？吴德峰没有太多的想法，惟一清晰的是“绝不会过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记忆中，惟一一次干农活儿的经历是收割小麦，不到一个小时，镰刀割破了手指，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地。
吴德峰的经历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在返乡农民工大军中，他属于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1980年代以后，他们衣着新潮，不会种田，从学校到工厂，他们拥有比老一代更开阔的视野，而这，也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安然留在农村。
另一位河南的小伙子张国强有着和山东“同行”吴德峰相同的想法，耐心等待着城市就业市场的回春。
此时的河南正在遭受建国以来罕见的旱灾，田地干裂的情形让人惊心触目。然而，张国强对此却并不关注。在与记者的言谈里，他有对一场甘霖的渴望，有对麦苗可能减产的惋惜，却没有困顿愁苦的姿态。
他仔细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亩麦田需要35斤种子，一斤2元多，尿素和化肥加起来175元……一亩地的投入将近400元，最后能打800斤粮食，收入却不到300元，还不及他出外打十天工的工资。看着父亲张罗着浇地，张国强甚至哂笑着父亲浇地浇得多，赔得也就越多。
经济和社会发展让农民的收入构成多元化，在灾难面前能够抵御风险。而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的悬殊差距，却降低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张国强时常激烈地和老父亲争论着多浇一次地到底划算与否，而他的父亲则固执的认为没有让庄稼活活旱死的道理。
对吴德峰、张国强他们而言，种粮既不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也不是让他们倍感荣耀的事业。粮食的丰收与减产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也难以波动他们的情感。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城市里的生活，还有比农活收入多得多的城里工资。
两代农民工，第一代们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失业选择了留在农村不再出去，他们很快就能重新融入种地为生的传统。而第二代打工者们则在等待着，他们不甘于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他们选择了暂时的蛰伏。
为两千万农民工找工作
亿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在2009年也成为了各级政府最揪心的事情。对中国的官员们而言，2009年开头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两千万农民工找到工作。
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同样在中央2009年下发 “一号文件”里得到的体现。文件提出要“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对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要提供临时救助或纳入农村低保”，这是中央首次对当下农民工问题做出重要指示。
“我们将一如既往，像爱护兄弟姐妹一样爱护农民工，绝不让任何一个农民工在广东因为失业而挨饿受冻，绝不让任何一个在广东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因父母失业而失学辍学。”2009年1月1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工发出慰问信，让人感受到了寒冬中的暖意，也反映出了GDP第一大省回应中央政策的灵敏身段。慰问信中，广东为农民工谋饭碗的承诺掷地有声。这也是广东首次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向农民工发出春节慰问信。
2008年12月初，广东省政府就早已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意见》，其中列出8项具体举措，全力帮助农民工稳定就业。
打工返乡的青年农民谢小益 成为了这个政策的最早受惠者之一。“返乡也不能放弃希望，回来之后总要做些事情。”谢小益对记者说，“我过去曾有过在米厂养猪的经历，所以在回家的途中就盘算着办个养猪场。”
2009年初，谢小益作为法人代表，和其他１４人一起注册了自己的养猪公司，这１４人中，有６人和他一样，是刚刚打工回来的。
“我们创业得到了很多部门的支持。”谢小益说，农委、畜牧局、工商局等部门纷纷给予指导，农村信用社贷款也比预料的要容易。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省曾是农民打工者们的天堂，如今，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个以出口加工而闻名海内外的省份也最先感受到了经济的寒冬。那些连续推出的政策文件能否重新成为打工者们留在城市的福音书？谢小益无疑是幸运的一个，然而，更多的打工者能否真正收益也还有待于未来一年的验证。
与此同时，全国其它省市也陆续推出了推动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政策，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政策网络，这一系列密集的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举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金融风暴中，想方设法为农民工建一个避风港。
而现实的残酷，也为这些好政策的贯彻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路在何方？
去年3月，记者曾就“中国制造业工人严重短缺”的话题采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年之后，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9月以前，全国的很多制造企业都缺工人，需求总量在1500万至2000万之间。”但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从短缺2000万工人逆转到失业2500万工人，反差是如此的惊人。
“主要原因是这些裁员的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外贸出口产品企业，依赖国外市场。”刘开明说。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相关报道，从去年7月以来，已经有大约5000家港商在内地开办的中小型企业倒闭。
从两千万数据的巨大反差里，似乎能够看到中国在急速奔向现代化中所遇到的又一个不得不跨越的门槛，而这个门槛又一次和中国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中心词则是农民工。
回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跨越的几次门槛，每一次似乎也都预示中国的未来命运。人们通常认为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那一次彻底使得中国转向了迥异于“斗争哲学”的另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使得中国快速进入了全球制造工厂的角色。第三波是什么？19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1998年则有人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事实上，第三波也许就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这些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着的亿万农民打工者。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依然在不断深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在这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亿万农民工所带给中国的机遇与问题，都显得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中国亿万农民工的路在何方？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个个推动农民工就业的政策，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寒冬中的春意。然而，问题依然严峻。崔健在他那首《时代的晚上》中唱道：“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错，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愿我们的农民工兄弟能够顺利度过这次过于冷酷的寒冬，延续走入城市的光荣梦想。
而这，也寄托着一个国家沉重而光辉的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