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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代多出自乡镇企业的创业者相比，这些『弃官从商者』，对经济问题有着宏阔的视野，心存理想，一旦生存有望，规范的冲动会随时纳入公司管理的轨道；
而与诞生于市场国际化的IT领袖相比，多了压力，『新士大夫』的称谓，
相对20年的成长时间，既是荣耀，又是包袱。
9月9日下午，毛振华风风火火，迎来送往。这个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开创者，在中诚信成立20周年的日子了，如期举办了“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二十年回顾与展望论坛”。重量级嘉宾云集，经济学家厉以宁、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最权威机构）董事长麦克·丹尼尔即席表演讲。会上，毛振华向母校捐款五千万元。20年的创业一幕幕，闪回在他感恩的发言中。
1991年，27岁的国务院研究室干部毛振华在外人眼里，绝对属于仕途光明的青年—15岁考上大学，博士毕业，从副科级到处级，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然而就在当年，他认识了中南海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也是他的师兄卢建，陡生悲凉—他已经37岁了。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顺利惯了的毛振华居然有些心灰意冷。给领导撰写讲话稿、整理各类工作总结，如此生涯，一眼能望到尽头，试图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可能也很渺茫。毛振华事后感叹：“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
2007年，毛振华又一次萌生退意。此时他已将中诚信打造为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他自觉商业上已触天花板，他愿意抽出更多时间，潜心学术。他现在派发的名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赫然醒目。在北京西城区最繁华的金融街，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毛振华摆放着自己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的大幅画像。正是在董辅的点拨下，毛振华与同门师兄陈东升、田源各自坚守一个领域，分别挺立所在行业的潮头。
海南，“92派”的“演习场”
机会遍地的草创市场，激情生猛的热血青年，在海南建省的利好消息下，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海南，成为‘92派’创业培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完成原始积累的福地。”
毛振华的骚动与自负，与他海南的经历脱不开干系。1988年海南建省。24岁的副处级干部毛振华从湖北被派往海南，直接参与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组建，负责经济处。“海南省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我之手。”“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写的文字，随时可以变为政策，随时可能成为现实”。那时毛振华天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一次居然被人抢了，“但人很充实”。
在海南期间，商业上毛振华小试牛刀。在《香港经济导报》海南办事处主任的任上， 他出版图书，为报社创收几百万元。不久，毛振华上调中南海，任职国务院研究室。
同样是15岁考上大学，亦是1988年赶赴海南的伍继延，当时任职于海南体改办并被委派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当时冯仑任常务副所长，易小迪曾经在那里实习，潘石屹则是当时挂靠在那个单位下的一家公司的常务副总。” 这些日后在中国地产界甚至整个中国商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亦以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为基地，四处出击，试水商海。
作为智囊机构的一份子，伍继延对当年具体“参谋了什么工作”语焉不详，只记得工作不久，又顿生人生的失意。“当时觉得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所以想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在四处筹措到二十多万元后，伍继延下海了，注册了一个公司，名为“海南易通传播产业联合开发总公司”。和当年那些激情万丈的创业者一样，名号大而响亮，至于公司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琢磨清楚，“只是意识到文化产业将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虽偏居天涯，但“心系北京”，伍继延看到当时中央电视台引进了根据王朔小说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影响巨大，于是动了与央视合作拍摄电视剧的念头。赶赴北京，四处找人，商谈合作，最后因政策问题不了了之。之后伍继延投资媒体，主办了一本市场杂志—《当代管理》。为办好刊物，专门拜访了因主编《海南纪实》而红极一时的作家韩少功。同为湖南人，同落天涯，韩少功不见外地亮出了办刊秘笈，让伍继延大为感动，至今记得教诲：“第一，要注意标题。内容即使不好，但标题一定要响亮。韩少功就是那时的标题党。第二，注重图片。韩少功意识到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图文要并茂。第三，自办发行。不能依赖二渠道（民间发行商），否则利润都被书商掌控。”但也因种种原因，杂志没有继续创办下去。
伍继延与冯仑、王功权他们一样，都因房地产而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冯仑他们开办的第一家公司名为“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只想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没有钱，听说做农业门槛低一点，我们就搞农业，但完全搞农业，又觉得层次太低，所以又‘高’，叫高科技。”王功权在万通20年时如此解释“怪名”的来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春风，将一批批热血青年吹向当时中国最大的特区。“10万人才下海南”。1992年底，潘石屹从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50平米（北京市当时人均住房面积7平方米），隐隐地嗅出味道。冯仑亦从城市化人口比例上，觉察“大事不妙”。万通“六君子”聚首阔论，达成一致意见—分散风险。最终，潘石屹手握5万元差旅费，寻梦北京。
与此同时，伍继延亦转向内地，四处寻找文化产业的试水机会。“20年过去了，海南，是我们青春期最好的驿站，成年后修身养性的梦乡。”如今致力于商会建设的伍继延仍不忘怀海南。“对那些曾在海南做过梦的‘92派’，海南，是创业培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投机完成原始积累的福地。”
北京，另一大本营
得风气之先，资源的深厚，使得京城成为“92派”下海创业的根据地。相比海南创业家的懵懂，他们更能主动地寻找行业盲点，利用体制之红利，迅速地成长为行业的先锋企业。
1991年，身在中南海里的毛振华，心系商海。但究竟能做什么，他也迷茫。曾经一段时间，骑着自行车找师兄陈东升聊。正在《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的陈，策划过“中国企业500强”的评选，对国际商业有着深入了解，自然是毛振华倚重和讨教的对象。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那时他们常聊至深夜，累了，就抵足而眠。
之所以做信用评估，是源于自己的直觉。那时毛振华，偶尔在广播或者报纸上，碰到过这样的字句，“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一家公司能评估国家的信用，何其了得！毛振华决定干这个“牛逼”的事业。
1992年，国家体改委在南巡讲话后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心动不已，照着报纸抄下了条例中每一条公司章程的内容。四处游说，批牌照，拉股东，毛振华奔波4个月，1992年10月8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了。次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振华至今记得当时的轰动。
在毛振华忙于注册公司的同时，陈东升也在做下海的准备。他要创办中国的索斯比。当年他有感于这些拍卖行能将艺术品拍卖出天价。央视的一条国际新闻，至今他记忆犹新，差不多能背诵下来，“昨天，伦敦索斯比拍卖行，凡·高的《向日葵》创下了天价，最终价格4356万英镑，听说买家来自日本，是一位神秘的客人。”镜头里，台上是稳重大方的拍卖师，台下是仪态华贵的竞拍者。1993年3月，陈东升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了。
袁岳小时候曾幻想买个岛，在岛上当国王，连排水系统怎么建都在考虑之中。这个善于规划的男人，在1988年做司法部文秘时却没怎么想规划自己的仕途，别人都通过讨好领导希望晋升，而他认为不合理就得指出来。他是善于总结的人，秘书的文牍工作，给了他一个启发，那就是领导讲话经常所说的套话，譬如“广大群众一致认为”，“不论其有无根据，大抵是习惯了这种语言系统，也从没问群众意见，不过想问也没办法问，机关里没这套体系。”袁岳告诉记者，正在他惶惑期间，邓小平南巡了，提出了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我看来，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研究市场。”做市场信息调查和研究，岂不潜伏巨大商机？这个想法还在心中兴奋地翻腾，美国著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就嗅到商机，计划在中国开办合资公司。不能再等！1992年，袁岳跳出司法部，注册成立了零点调查公司。
预感到海南非久留之地的万通诸君子，派出了潘石屹，如万通的斥候（古代的侦察兵，一般由行动敏捷的军士担任），游走京城，搜集情报。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北京市政府给了怀柔4个指标，做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但是现在无人来做。潘石屹觉得此是落脚北京的大好机会。一番合计，冯仑等发动当年在京城的关系，1993年6月，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潘石屹任总经理。这是北京最早创建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公司。当年，万通开发的位于阜成门外的万通新世界广场，销售火爆，令业界侧目。一炮走红，奠定了冯仑和潘石屹在房地产界的江湖地位。
1992年左右，在京城开始创业的人，真是过江之鲫。后来扬名立万的如以下诸位：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不久和徐小平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离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王冲、王永慧等人创办慧聪公司；1993年，苗鸿冰辞去石油部办公厅的党团工作，创办中国女装品牌—白领；1993年，李国庆跳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创办科文经贸总公司；1995年黄怒波辞去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职务，创办“中坤”。
陈东升自称是经济学票友，在他看来，1992年前后，社会开始形成主流价值观，那就是“下海是件好事，是件光荣的事”。这个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才使社会的主流精英来做一个自我选择，形成一个历史上，到今天为止来看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从商热潮。
如果说，海南是知识精英跳出体制，野蛮生长的演兵场，那么北京，则是“92派”大刀阔斧，实现理想的真正战场。上世纪90年代，从海南转战内地，在重庆做得风生水起的伍继延如此感慨，“毕竟，北京是资源集中地，这些创业者的关系，也在北京。”当时，毛振华、陈东升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没有彻底离开体制，开办公司时整合的都是国家部委的资源—要么是钱，要么是政策。“我是一步一步走向海里。”毛振华告诉记者，他们没那么激进，第一脚迈出去，踏稳了，第二只脚才拔出来。
从江湖乱拳到公司治理
在市场经济草创的年代，在规则的缺席下，灰色游戏，诸如回扣、行贿等大行其道。“92派”在草莽江湖中，尽管“奇招频出”，但心中亦有所忌惮，有所坚持。
“1991年的一天，王功权突然在我的桌子上扔了一包东西，说：‘这家伙小瞧我了，这是给我的回扣。以后我要上台发表讲演。这小子要说我吃过回扣是腐败分子，我还有什么威信，多没面子。但这钱退回去这单生意就黄了，财务先收着’。”2011年2月25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回忆到这样一桩海南往事，“王功权不知记不记得这事？我想起当时他的表情就想笑。”
“我们一个高管在一个项目中变相回扣，给人家3万劳务费，在财务审计中查出来。跟我多年的人，照样开掉。”袁岳说，有人说他太迂腐，但他认为：第一，简单。“没有回扣、返回回扣的这些事，一天到晚就不会忙着把账倒来倒去。”第二，安全。“不管谁进去了，跟我没关系。”第三，提高公司的业务水平。不给回扣，相当于让客户帮公司督促员工，尽量把工作做好。
王功权、冯仑主导的万通，生于“乱世”，但理想高远。在冯仑的记述中，万通集团从一创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以求自警自省、不断进步。
1996年万通在海南开“反省会”，检讨主题—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报表却总也拨不正？冯仑回忆道，大家反思之后发现其实从根上就错了。“于是我想到‘原罪’、第一宗罪，最早的病变基因是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讨论时援引宗教说法，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冯仑说，他们找了根治“原罪”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万通分家时，“我们也跟别人不一样，有分歧，但是采取文明礼貌的方法，用律师来解决问题。”冯仑说，这个方式，是潘石屹的妻子张欣推荐的，权利与债务一起分，大家都能接受。 毛振华和陈东升，当年正是怀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两个公司条例，纵横捭阖，跑下了相关牌照，并拉来不同资本，成立股份公司。毛振华一度被自己一手成立的公司扫地出门，但他也遵守游戏规则，坦然承受股份制的“凶残”。
“流放者”归来
上有柳传志，下有马化腾，“92派”注定属于过渡一代。陈东升曾问马云2011年做多少，马云张口就道：“明年我过万亿。”陈东升当时就懵了，“没办法，马云不一样，气场大，你要承认。”
1997年，重庆直辖。伍继延相信那里是财富与机会的新战场，于是转战重庆。事遂人愿，在重庆他做出一件至今让他满意的商业项目—“五黄路”。如今“五黄路”已成为重庆中央居住区的标志。不得不说，伍继延是“92派”企业家中最具反思与行动能力的健将。2009年，他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十大商帮，都该死去”。“自由的市场经济天然向往平等，商人应该是平等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我们的商会，不应该成为变相的官僚机构，充斥着权钱交易，发散着腐败的气息。”不得不说，在商会伦理与商会价值的反思上，中国企业家中尚未有如此系统思考并实践的企业家。
如果不下海，“92派”里这些精英，能做到多大的官？面对记者的提问，袁岳笑着说，“最高级就是个部级，因为都太有个性了。” 冯仑就如此高调过：实现理想，随便赚钱。
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伴随网络经济诞生的企业家马云、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相比，“92派”企业家的国际化和资本运作能力相对逊色。在万通成立20周年集会上，陈东升问马云2011年做多少，马云张口就道：“明年我过万亿。”陈东升当时就懵了，“这家伙超级垄断，没办法，马云不一样，气场大，你要承认。”
体制是“92派”的“脐带”，人际关系的熟稔，对国情的透彻了解，也让“92派”在IT领袖面前多了圆滑与保守的印象。尽管在各种商业论坛里，“92派”与IT领袖彼此称兄道弟，但互联网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与IT企业的庞大规模，明显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92派”与诞生于市场国际化的IT领袖一起站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多了压力，“新士大夫”的称谓，既是夸耀，又是包袱。“我们离开现行体制下海者是明智的，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大变革中我们已经抢得先机，做好了从经济自由、思想独立到社会基础的准备，我没有理由对自己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感到不高兴，尽管获得自由的历程同样九死一生。”伍继延说，至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离理想的目标还有距离”。
与资本新贵不同的是，“92派”对财富没有太大的野心。“当年我做零点咨询时，就没想搞成商业，或者说是想以商业项目支持社会调查和评估，做一个社会企业。”热衷公益的袁岳如此回忆当初的抉择。还有一部分“92派”，对财富的追逐，意兴阑珊。毛振华、华生，由政界而入商界，转而学界；伍继延由政界而入商界，之后十年来热衷社会工作，组织商会。“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身怀理想，曾自我流放，而今算是流放者归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伍继延说，“我目前状态是为未来蓄势，20年后再看分晓，所以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满意，只能抱怨天气。”
天气是什么？1992年，天气是人才配置方式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人才被吸纳进政府，“是分配财富而不是在工商业里创造财富”；1992年后，企业家人才罕见地由政府配置给市场。20年后的今天，天气是什么？众说纷纭，答案在风中。
而与诞生于市场国际化的IT领袖相比，多了压力，『新士大夫』的称谓，
相对20年的成长时间，既是荣耀，又是包袱。
9月9日下午，毛振华风风火火，迎来送往。这个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开创者，在中诚信成立20周年的日子了，如期举办了“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二十年回顾与展望论坛”。重量级嘉宾云集，经济学家厉以宁、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最权威机构）董事长麦克·丹尼尔即席表演讲。会上，毛振华向母校捐款五千万元。20年的创业一幕幕，闪回在他感恩的发言中。
1991年，27岁的国务院研究室干部毛振华在外人眼里，绝对属于仕途光明的青年—15岁考上大学，博士毕业，从副科级到处级，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然而就在当年，他认识了中南海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也是他的师兄卢建，陡生悲凉—他已经37岁了。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顺利惯了的毛振华居然有些心灰意冷。给领导撰写讲话稿、整理各类工作总结，如此生涯，一眼能望到尽头，试图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可能也很渺茫。毛振华事后感叹：“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
2007年，毛振华又一次萌生退意。此时他已将中诚信打造为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他自觉商业上已触天花板，他愿意抽出更多时间，潜心学术。他现在派发的名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赫然醒目。在北京西城区最繁华的金融街，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毛振华摆放着自己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的大幅画像。正是在董辅的点拨下，毛振华与同门师兄陈东升、田源各自坚守一个领域，分别挺立所在行业的潮头。
海南，“92派”的“演习场”
机会遍地的草创市场，激情生猛的热血青年，在海南建省的利好消息下，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海南，成为‘92派’创业培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完成原始积累的福地。”
毛振华的骚动与自负，与他海南的经历脱不开干系。1988年海南建省。24岁的副处级干部毛振华从湖北被派往海南，直接参与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组建，负责经济处。“海南省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我之手。”“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写的文字，随时可以变为政策，随时可能成为现实”。那时毛振华天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一次居然被人抢了，“但人很充实”。
在海南期间，商业上毛振华小试牛刀。在《香港经济导报》海南办事处主任的任上， 他出版图书，为报社创收几百万元。不久，毛振华上调中南海，任职国务院研究室。
同样是15岁考上大学，亦是1988年赶赴海南的伍继延，当时任职于海南体改办并被委派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当时冯仑任常务副所长，易小迪曾经在那里实习，潘石屹则是当时挂靠在那个单位下的一家公司的常务副总。” 这些日后在中国地产界甚至整个中国商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亦以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为基地，四处出击，试水商海。
作为智囊机构的一份子，伍继延对当年具体“参谋了什么工作”语焉不详，只记得工作不久，又顿生人生的失意。“当时觉得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所以想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在四处筹措到二十多万元后，伍继延下海了，注册了一个公司，名为“海南易通传播产业联合开发总公司”。和当年那些激情万丈的创业者一样，名号大而响亮，至于公司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琢磨清楚，“只是意识到文化产业将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虽偏居天涯，但“心系北京”，伍继延看到当时中央电视台引进了根据王朔小说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影响巨大，于是动了与央视合作拍摄电视剧的念头。赶赴北京，四处找人，商谈合作，最后因政策问题不了了之。之后伍继延投资媒体，主办了一本市场杂志—《当代管理》。为办好刊物，专门拜访了因主编《海南纪实》而红极一时的作家韩少功。同为湖南人，同落天涯，韩少功不见外地亮出了办刊秘笈，让伍继延大为感动，至今记得教诲：“第一，要注意标题。内容即使不好，但标题一定要响亮。韩少功就是那时的标题党。第二，注重图片。韩少功意识到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图文要并茂。第三，自办发行。不能依赖二渠道（民间发行商），否则利润都被书商掌控。”但也因种种原因，杂志没有继续创办下去。
伍继延与冯仑、王功权他们一样，都因房地产而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冯仑他们开办的第一家公司名为“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只想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没有钱，听说做农业门槛低一点，我们就搞农业，但完全搞农业，又觉得层次太低，所以又‘高’，叫高科技。”王功权在万通20年时如此解释“怪名”的来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春风，将一批批热血青年吹向当时中国最大的特区。“10万人才下海南”。1992年底，潘石屹从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50平米（北京市当时人均住房面积7平方米），隐隐地嗅出味道。冯仑亦从城市化人口比例上，觉察“大事不妙”。万通“六君子”聚首阔论，达成一致意见—分散风险。最终，潘石屹手握5万元差旅费，寻梦北京。
与此同时，伍继延亦转向内地，四处寻找文化产业的试水机会。“20年过去了，海南，是我们青春期最好的驿站，成年后修身养性的梦乡。”如今致力于商会建设的伍继延仍不忘怀海南。“对那些曾在海南做过梦的‘92派’，海南，是创业培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投机完成原始积累的福地。”
北京，另一大本营
得风气之先，资源的深厚，使得京城成为“92派”下海创业的根据地。相比海南创业家的懵懂，他们更能主动地寻找行业盲点，利用体制之红利，迅速地成长为行业的先锋企业。
1991年，身在中南海里的毛振华，心系商海。但究竟能做什么，他也迷茫。曾经一段时间，骑着自行车找师兄陈东升聊。正在《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的陈，策划过“中国企业500强”的评选，对国际商业有着深入了解，自然是毛振华倚重和讨教的对象。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那时他们常聊至深夜，累了，就抵足而眠。
之所以做信用评估，是源于自己的直觉。那时毛振华，偶尔在广播或者报纸上，碰到过这样的字句，“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一家公司能评估国家的信用，何其了得！毛振华决定干这个“牛逼”的事业。
1992年，国家体改委在南巡讲话后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心动不已，照着报纸抄下了条例中每一条公司章程的内容。四处游说，批牌照，拉股东，毛振华奔波4个月，1992年10月8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了。次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振华至今记得当时的轰动。
在毛振华忙于注册公司的同时，陈东升也在做下海的准备。他要创办中国的索斯比。当年他有感于这些拍卖行能将艺术品拍卖出天价。央视的一条国际新闻，至今他记忆犹新，差不多能背诵下来，“昨天，伦敦索斯比拍卖行，凡·高的《向日葵》创下了天价，最终价格4356万英镑，听说买家来自日本，是一位神秘的客人。”镜头里，台上是稳重大方的拍卖师，台下是仪态华贵的竞拍者。1993年3月，陈东升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了。
袁岳小时候曾幻想买个岛，在岛上当国王，连排水系统怎么建都在考虑之中。这个善于规划的男人，在1988年做司法部文秘时却没怎么想规划自己的仕途，别人都通过讨好领导希望晋升，而他认为不合理就得指出来。他是善于总结的人，秘书的文牍工作，给了他一个启发，那就是领导讲话经常所说的套话，譬如“广大群众一致认为”，“不论其有无根据，大抵是习惯了这种语言系统，也从没问群众意见，不过想问也没办法问，机关里没这套体系。”袁岳告诉记者，正在他惶惑期间，邓小平南巡了，提出了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我看来，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研究市场。”做市场信息调查和研究，岂不潜伏巨大商机？这个想法还在心中兴奋地翻腾，美国著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就嗅到商机，计划在中国开办合资公司。不能再等！1992年，袁岳跳出司法部，注册成立了零点调查公司。
预感到海南非久留之地的万通诸君子，派出了潘石屹，如万通的斥候（古代的侦察兵，一般由行动敏捷的军士担任），游走京城，搜集情报。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北京市政府给了怀柔4个指标，做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但是现在无人来做。潘石屹觉得此是落脚北京的大好机会。一番合计，冯仑等发动当年在京城的关系，1993年6月，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潘石屹任总经理。这是北京最早创建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公司。当年，万通开发的位于阜成门外的万通新世界广场，销售火爆，令业界侧目。一炮走红，奠定了冯仑和潘石屹在房地产界的江湖地位。
1992年左右，在京城开始创业的人，真是过江之鲫。后来扬名立万的如以下诸位：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不久和徐小平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离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王冲、王永慧等人创办慧聪公司；1993年，苗鸿冰辞去石油部办公厅的党团工作，创办中国女装品牌—白领；1993年，李国庆跳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创办科文经贸总公司；1995年黄怒波辞去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职务，创办“中坤”。
陈东升自称是经济学票友，在他看来，1992年前后，社会开始形成主流价值观，那就是“下海是件好事，是件光荣的事”。这个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才使社会的主流精英来做一个自我选择，形成一个历史上，到今天为止来看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从商热潮。
如果说，海南是知识精英跳出体制，野蛮生长的演兵场，那么北京，则是“92派”大刀阔斧，实现理想的真正战场。上世纪90年代，从海南转战内地，在重庆做得风生水起的伍继延如此感慨，“毕竟，北京是资源集中地，这些创业者的关系，也在北京。”当时，毛振华、陈东升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没有彻底离开体制，开办公司时整合的都是国家部委的资源—要么是钱，要么是政策。“我是一步一步走向海里。”毛振华告诉记者，他们没那么激进，第一脚迈出去，踏稳了，第二只脚才拔出来。
从江湖乱拳到公司治理
在市场经济草创的年代，在规则的缺席下，灰色游戏，诸如回扣、行贿等大行其道。“92派”在草莽江湖中，尽管“奇招频出”，但心中亦有所忌惮，有所坚持。
“1991年的一天，王功权突然在我的桌子上扔了一包东西，说：‘这家伙小瞧我了，这是给我的回扣。以后我要上台发表讲演。这小子要说我吃过回扣是腐败分子，我还有什么威信，多没面子。但这钱退回去这单生意就黄了，财务先收着’。”2011年2月25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回忆到这样一桩海南往事，“王功权不知记不记得这事？我想起当时他的表情就想笑。”
“我们一个高管在一个项目中变相回扣，给人家3万劳务费，在财务审计中查出来。跟我多年的人，照样开掉。”袁岳说，有人说他太迂腐，但他认为：第一，简单。“没有回扣、返回回扣的这些事，一天到晚就不会忙着把账倒来倒去。”第二，安全。“不管谁进去了，跟我没关系。”第三，提高公司的业务水平。不给回扣，相当于让客户帮公司督促员工，尽量把工作做好。
王功权、冯仑主导的万通，生于“乱世”，但理想高远。在冯仑的记述中，万通集团从一创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以求自警自省、不断进步。
1996年万通在海南开“反省会”，检讨主题—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报表却总也拨不正？冯仑回忆道，大家反思之后发现其实从根上就错了。“于是我想到‘原罪’、第一宗罪，最早的病变基因是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讨论时援引宗教说法，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冯仑说，他们找了根治“原罪”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万通分家时，“我们也跟别人不一样，有分歧，但是采取文明礼貌的方法，用律师来解决问题。”冯仑说，这个方式，是潘石屹的妻子张欣推荐的，权利与债务一起分，大家都能接受。 毛振华和陈东升，当年正是怀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两个公司条例，纵横捭阖，跑下了相关牌照，并拉来不同资本，成立股份公司。毛振华一度被自己一手成立的公司扫地出门，但他也遵守游戏规则，坦然承受股份制的“凶残”。
“流放者”归来
上有柳传志，下有马化腾，“92派”注定属于过渡一代。陈东升曾问马云2011年做多少，马云张口就道：“明年我过万亿。”陈东升当时就懵了，“没办法，马云不一样，气场大，你要承认。”
1997年，重庆直辖。伍继延相信那里是财富与机会的新战场，于是转战重庆。事遂人愿，在重庆他做出一件至今让他满意的商业项目—“五黄路”。如今“五黄路”已成为重庆中央居住区的标志。不得不说，伍继延是“92派”企业家中最具反思与行动能力的健将。2009年，他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十大商帮，都该死去”。“自由的市场经济天然向往平等，商人应该是平等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我们的商会，不应该成为变相的官僚机构，充斥着权钱交易，发散着腐败的气息。”不得不说，在商会伦理与商会价值的反思上，中国企业家中尚未有如此系统思考并实践的企业家。
如果不下海，“92派”里这些精英，能做到多大的官？面对记者的提问，袁岳笑着说，“最高级就是个部级，因为都太有个性了。” 冯仑就如此高调过：实现理想，随便赚钱。
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伴随网络经济诞生的企业家马云、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相比，“92派”企业家的国际化和资本运作能力相对逊色。在万通成立20周年集会上，陈东升问马云2011年做多少，马云张口就道：“明年我过万亿。”陈东升当时就懵了，“这家伙超级垄断，没办法，马云不一样，气场大，你要承认。”
体制是“92派”的“脐带”，人际关系的熟稔，对国情的透彻了解，也让“92派”在IT领袖面前多了圆滑与保守的印象。尽管在各种商业论坛里，“92派”与IT领袖彼此称兄道弟，但互联网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与IT企业的庞大规模，明显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92派”与诞生于市场国际化的IT领袖一起站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多了压力，“新士大夫”的称谓，既是夸耀，又是包袱。“我们离开现行体制下海者是明智的，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大变革中我们已经抢得先机，做好了从经济自由、思想独立到社会基础的准备，我没有理由对自己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感到不高兴，尽管获得自由的历程同样九死一生。”伍继延说，至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离理想的目标还有距离”。
与资本新贵不同的是，“92派”对财富没有太大的野心。“当年我做零点咨询时，就没想搞成商业，或者说是想以商业项目支持社会调查和评估，做一个社会企业。”热衷公益的袁岳如此回忆当初的抉择。还有一部分“92派”，对财富的追逐，意兴阑珊。毛振华、华生，由政界而入商界，转而学界；伍继延由政界而入商界，之后十年来热衷社会工作，组织商会。“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身怀理想，曾自我流放，而今算是流放者归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伍继延说，“我目前状态是为未来蓄势，20年后再看分晓，所以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满意，只能抱怨天气。”
天气是什么？1992年，天气是人才配置方式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人才被吸纳进政府，“是分配财富而不是在工商业里创造财富”；1992年后，企业家人才罕见地由政府配置给市场。20年后的今天，天气是什么？众说纷纭，答案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