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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睡不着之后，医生就警告姚谦，除了睡觉，不要到床上去。可是姚谦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可以躺下的地方。现代的沙发和传统的卧榻搁在一起。而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圈：『除了厨房，都是我的书房。』
姚谦的书房面对朝阳公园的一角，有一扇大落地窗。
几年前，那里是一片小树林，林边有条小河，一些居无定所的外地人在林间搭起五颜六色的棚子。夜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只有那些五颜六色的棚子亮起来。
现在那一片小树林已经变成了商场，在北京这个缺水的内陆城市，它的名字飘渺如海市蜃楼—蓝色港湾。晚上，这里霓虹灯闪亮，音乐嘈杂。
这让姚谦很遗憾。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书房有一扇大窗户，这样当他写作疲倦的时候，抬头可以迎向一个开放的世界。
书要跟生活在一起
2004年，姚谦买下了这座位于北京东北三环和四环之间的房子，一百多平米的三房两厅。作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作词人、制作人和音乐经理人，姚谦—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谦哥，在北京的房子看上去有点过于简单—他把客厅和厨房、阳台都打通，留了一个客房，一个主卧房，一个运动房。
然后，像鼹鼠搬仓一样，他开始填充这个家。“我把隔间做出来，区隔完毕之后，再用生活慢慢填满。”姚谦说。那时候，他是科艺百代唱片（EMI）暨维京音乐（VMC）的总经理，而刘若英刚刚加入公司，发行了《我的失败与伟大》。
“我想有一个开放的房子，不局限于某个房间。”姚谦这样描述他的空间理想。实际上，他并没有固定意义的书房—他的书房就是靠近阳台的一部分，用一张沙发跟客厅若有若无地隔开。一张巨大的木桌子占据了近半的面积。严格的说，那更像是他工作的地方。
在姚谦的家里，书架到处都是，除了厨房，每一边的墙壁都有书架，一直摞到房顶。“我希望书要跟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书房是开放的。卧房、客房，到处都有书架，而且书架都是开放的。”他挥挥手，以沙发为中心，对自己的房子画了一个圈。
“书要随手都拿得到。”姚谦最近在看的，是一本关于农历的书。台湾出的，写农历节气，还有日常的养生和传统习俗。这种“与自然对应的传统生活方式”，让姚谦觉得很有味道。睡觉之前，他也有看书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说法，这时候看的书必须是“不吃力的”，譬如美术手稿。卧室的一整面墙是一个大书架，但是许多书堆在地上，扔在床边，让他“一伸手就拿到”。
姚谦式分类法
姚谦是个好奇心重的人。他歪着头，饶有兴趣地打量人，像一只灵猫。摄影师摆弄器材的时候，姚谦也拿出相机，对着摄影师咔嚓了好几张，歪着头观察一会儿，又咔嚓好几张。“你拍照的时候姿势很有趣，”他对摄影师打着手势，“我刚刚一直在拍你。”
这样的人往往控制不住收集的欲望—确实如此，他常常会忍不住买书。他的书架上堆放着大量的拍卖图录：苏富比和佳士得，印象派的，或者西方的美术。他特别喜欢美术史，在巴黎旧书店淘了许多“很不错”的画册，因为他喜欢巴黎画派。除此之外，书架上还有一些亚洲现代美术史，印尼、越南的美术史的画册。在台湾的房子里，姚谦还藏有许多绝版的书，包括上世纪60年代重印的一整套《良友》杂志。
但是书多了，他又懒得去正经分类。图录翻完，就往客厅进门的架子上一放—因为卧室书架的格挡不大，而客房的格挡够大，可以用来放大开本的书。还有一些放松的、私人偏好的东西，统统堆在床边。在厕所里，姚谦会放上诗集，短文字。因为上厕所放松，所以他会放一些阅读时间短、遐想时间长的东西。“大学住宿舍的时候，床上就放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什么的。”他近乎得意地眨眼，“你小时候不是吗？”
对姚谦的朋友来说，在读书方面，他有一个极好的习惯—他不喜欢留书。看到好书和碟，他会急切地想跟人分享，以便迅速跟人对谈。于是，一旦他看到某本书非常好，自己还没看完，就迅速找人，送给他，然后自己再重新买一本。
“我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几岁，进入了一个对‘拥有’重新界定的时候。所谓‘拥有’是不是实体的资产归你？”姚谦比划着，“我一个人，两套房子，三辆车，那么多东西，我发现要减少。剩下多少可以存在世间？到老死，还剩下些什么精致的东西？我现在开始在想这些东西。”
“鸟巢”边上是破席子
堆叠的书，让姚谦的房子看上去有点像仓库。墙边还摆着几张长方形的巨幅油画，刚毕业的学生画的，姚谦说他欣赏那种年轻人的“创造力”。为“仓库氛围”点睛的，是客厅当中的茶几。那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桌面是拼合而成的旧木头，看上去就像是刚从某个破败的国营机械厂搬出来。“那是一个荷兰的家具公司设计的。”姚谦解释着，把“荷兰”说成“河南”，“他们用中国的旧素材拼构，旧钢铁、旧木材。这是我从上海买回来的。”
这个茶几对面，是另一张沙发，铁丝编织成的半卵形，像某种动物的巢穴。他在半卵形的顶端吊了一只黑色的蝙蝠玩偶。说起来，姚谦还有些得意。他去看房地产的样板间，房子没看上，倒是看中了这个玩意儿。卖房子的说，样板间布置的时候，家具厂特别定制了一个，沙发是家具厂的。姚谦就跑去家具厂找，家具厂倒是痛快，说：“等样板间退的时候就卖给你。”于是他就乐呵呵搬回来了，接着发现这个沙发坐着不舒服，没有靠背，躺着又不够宽。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除了这两张沙发，房间里可以躺下的地方特别多。在几张油画下面，靠墙摆着一张榻，上面铺的席子已经磨破了，草茬子支楞着。那是一个古典家具的原比例复制。
现在姚谦在盘算着换房子，他想有一个大院子，把那个铁丝鸟巢似的沙发搬到院子里去，然后在院子里种一棵梧桐树，或者樱花，或者银杏。至于究竟种哪一种树，他还没有决定。
【对话姚谦】
书是某种求助对象
记者：对你而言，书的意义是什么？
姚谦：我随时会带一本书，有五分钟的空闲，就翻一翻。读书会养成一种习惯，没有书会没有安全感。上菜慢了，堵车了，就拿出来看一下。我的习惯是，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书，去搜，去阅读，去求助。所以书对我来说，有某种求助对象的意义。书是资讯，一旦你得到讯息，再去做判断，是最重要的时刻。依赖别人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我不大相信这样的事。年纪大了之后，就强迫自己看管理类的书，有一大段时间，我很努力去看。因为我变成管理者了，就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和根基，否则没办法面对我的工作。努力不是一个让人舒适的词。
记者：除了蜡烛的气味，读书还有什么习惯么？
姚谦：小时候习惯抓头发，用手指头卷头发。看书，写作的时候都会。
记者：最近有反复读的书吗？
姚谦：朱天文的《巫言》，看了三次，还没有完全看懂。总觉得还有在说其他的一些什么。零碎的片段和画面，彼此好像没有关系，又有联系。她写台湾那种荒凉、矫情，还有失落感，特别是三四十岁，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正好是整个台湾的缩影。人们很矫情，很虚无，经济衰退之后的那种无力感，特别明显。我写完《脚趾上的星光》之后，发现有时候写作的目的是不明确的，流动的，写作中自然而然就会成型，而你顺着它去写。当下你以为完成的东西，事实上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记者：你的书一般从哪里买？
姚谦：最弱的就是从网上买书。早十几年，我来大陆，一个人去书店，淘到很多好东西。那种老式书店的服务方式对客人不友善，有好东西他锁在柜子里，你坚持要，他才会拿给你。我买过中国的美术全史，非常好，我把它藏在台湾。在台湾，我家楼下就是一个旧书店。有一回做《锵锵三人行》，我带窦文涛和梁文道去了牯岭街的一家旧书店。窦文涛问书店的老先生，能不能借他们地方拍一下？他一口回绝。隔壁的邻居好说歹说，才同意了。书店的老先生搬个躺椅，坐在那儿，窦文涛就在旁边问，书店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半个多世纪的事儿，老先生全说了。那一集我完全没说话，一直在听。梁文道也听傻了。
记者：你统计过自己的藏书吗？
姚谦：统计藏书，我最怕了。画我也没弄清楚有多少。
记者：你的荒岛图书会是什么？对，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去荒岛，带在身上的书。
姚谦：哎呦，《圣经》吧，我到了成年之后，对宗教哲学有兴趣。我成年之后切割成两半，一半是无神论者，一半又感激信仰宗教对我生命产生的变化。都是慢慢从生活经验下的决定。如果能多带一本的话，应该有很多图案的、绘图的童书，《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类。我还没想好要带哪一本。
姚谦的书房面对朝阳公园的一角，有一扇大落地窗。
几年前，那里是一片小树林，林边有条小河，一些居无定所的外地人在林间搭起五颜六色的棚子。夜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只有那些五颜六色的棚子亮起来。
现在那一片小树林已经变成了商场，在北京这个缺水的内陆城市，它的名字飘渺如海市蜃楼—蓝色港湾。晚上，这里霓虹灯闪亮，音乐嘈杂。
这让姚谦很遗憾。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书房有一扇大窗户，这样当他写作疲倦的时候，抬头可以迎向一个开放的世界。
书要跟生活在一起
2004年，姚谦买下了这座位于北京东北三环和四环之间的房子，一百多平米的三房两厅。作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作词人、制作人和音乐经理人，姚谦—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谦哥，在北京的房子看上去有点过于简单—他把客厅和厨房、阳台都打通，留了一个客房，一个主卧房，一个运动房。
然后，像鼹鼠搬仓一样，他开始填充这个家。“我把隔间做出来，区隔完毕之后，再用生活慢慢填满。”姚谦说。那时候，他是科艺百代唱片（EMI）暨维京音乐（VMC）的总经理，而刘若英刚刚加入公司，发行了《我的失败与伟大》。
“我想有一个开放的房子，不局限于某个房间。”姚谦这样描述他的空间理想。实际上，他并没有固定意义的书房—他的书房就是靠近阳台的一部分，用一张沙发跟客厅若有若无地隔开。一张巨大的木桌子占据了近半的面积。严格的说，那更像是他工作的地方。
在姚谦的家里，书架到处都是，除了厨房，每一边的墙壁都有书架，一直摞到房顶。“我希望书要跟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书房是开放的。卧房、客房，到处都有书架，而且书架都是开放的。”他挥挥手，以沙发为中心，对自己的房子画了一个圈。
“书要随手都拿得到。”姚谦最近在看的，是一本关于农历的书。台湾出的，写农历节气，还有日常的养生和传统习俗。这种“与自然对应的传统生活方式”，让姚谦觉得很有味道。睡觉之前，他也有看书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说法，这时候看的书必须是“不吃力的”，譬如美术手稿。卧室的一整面墙是一个大书架，但是许多书堆在地上，扔在床边，让他“一伸手就拿到”。
姚谦式分类法
姚谦是个好奇心重的人。他歪着头，饶有兴趣地打量人，像一只灵猫。摄影师摆弄器材的时候，姚谦也拿出相机，对着摄影师咔嚓了好几张，歪着头观察一会儿，又咔嚓好几张。“你拍照的时候姿势很有趣，”他对摄影师打着手势，“我刚刚一直在拍你。”
这样的人往往控制不住收集的欲望—确实如此，他常常会忍不住买书。他的书架上堆放着大量的拍卖图录：苏富比和佳士得，印象派的，或者西方的美术。他特别喜欢美术史，在巴黎旧书店淘了许多“很不错”的画册，因为他喜欢巴黎画派。除此之外，书架上还有一些亚洲现代美术史，印尼、越南的美术史的画册。在台湾的房子里，姚谦还藏有许多绝版的书，包括上世纪60年代重印的一整套《良友》杂志。
但是书多了，他又懒得去正经分类。图录翻完，就往客厅进门的架子上一放—因为卧室书架的格挡不大，而客房的格挡够大，可以用来放大开本的书。还有一些放松的、私人偏好的东西，统统堆在床边。在厕所里，姚谦会放上诗集，短文字。因为上厕所放松，所以他会放一些阅读时间短、遐想时间长的东西。“大学住宿舍的时候，床上就放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什么的。”他近乎得意地眨眼，“你小时候不是吗？”
对姚谦的朋友来说，在读书方面，他有一个极好的习惯—他不喜欢留书。看到好书和碟，他会急切地想跟人分享，以便迅速跟人对谈。于是，一旦他看到某本书非常好，自己还没看完，就迅速找人，送给他，然后自己再重新买一本。
“我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几岁，进入了一个对‘拥有’重新界定的时候。所谓‘拥有’是不是实体的资产归你？”姚谦比划着，“我一个人，两套房子，三辆车，那么多东西，我发现要减少。剩下多少可以存在世间？到老死，还剩下些什么精致的东西？我现在开始在想这些东西。”
“鸟巢”边上是破席子
堆叠的书，让姚谦的房子看上去有点像仓库。墙边还摆着几张长方形的巨幅油画，刚毕业的学生画的，姚谦说他欣赏那种年轻人的“创造力”。为“仓库氛围”点睛的，是客厅当中的茶几。那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桌面是拼合而成的旧木头，看上去就像是刚从某个破败的国营机械厂搬出来。“那是一个荷兰的家具公司设计的。”姚谦解释着，把“荷兰”说成“河南”，“他们用中国的旧素材拼构，旧钢铁、旧木材。这是我从上海买回来的。”
这个茶几对面，是另一张沙发，铁丝编织成的半卵形，像某种动物的巢穴。他在半卵形的顶端吊了一只黑色的蝙蝠玩偶。说起来，姚谦还有些得意。他去看房地产的样板间，房子没看上，倒是看中了这个玩意儿。卖房子的说，样板间布置的时候，家具厂特别定制了一个，沙发是家具厂的。姚谦就跑去家具厂找，家具厂倒是痛快，说：“等样板间退的时候就卖给你。”于是他就乐呵呵搬回来了，接着发现这个沙发坐着不舒服，没有靠背，躺着又不够宽。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除了这两张沙发，房间里可以躺下的地方特别多。在几张油画下面，靠墙摆着一张榻，上面铺的席子已经磨破了，草茬子支楞着。那是一个古典家具的原比例复制。
现在姚谦在盘算着换房子，他想有一个大院子，把那个铁丝鸟巢似的沙发搬到院子里去，然后在院子里种一棵梧桐树，或者樱花，或者银杏。至于究竟种哪一种树，他还没有决定。
【对话姚谦】
书是某种求助对象
记者：对你而言，书的意义是什么？
姚谦：我随时会带一本书，有五分钟的空闲，就翻一翻。读书会养成一种习惯，没有书会没有安全感。上菜慢了，堵车了，就拿出来看一下。我的习惯是，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书，去搜，去阅读，去求助。所以书对我来说，有某种求助对象的意义。书是资讯，一旦你得到讯息，再去做判断，是最重要的时刻。依赖别人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我不大相信这样的事。年纪大了之后，就强迫自己看管理类的书，有一大段时间，我很努力去看。因为我变成管理者了，就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和根基，否则没办法面对我的工作。努力不是一个让人舒适的词。
记者：除了蜡烛的气味，读书还有什么习惯么？
姚谦：小时候习惯抓头发，用手指头卷头发。看书，写作的时候都会。
记者：最近有反复读的书吗？
姚谦：朱天文的《巫言》，看了三次，还没有完全看懂。总觉得还有在说其他的一些什么。零碎的片段和画面，彼此好像没有关系，又有联系。她写台湾那种荒凉、矫情，还有失落感，特别是三四十岁，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正好是整个台湾的缩影。人们很矫情，很虚无，经济衰退之后的那种无力感，特别明显。我写完《脚趾上的星光》之后，发现有时候写作的目的是不明确的，流动的，写作中自然而然就会成型，而你顺着它去写。当下你以为完成的东西，事实上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记者：你的书一般从哪里买？
姚谦：最弱的就是从网上买书。早十几年，我来大陆，一个人去书店，淘到很多好东西。那种老式书店的服务方式对客人不友善，有好东西他锁在柜子里，你坚持要，他才会拿给你。我买过中国的美术全史，非常好，我把它藏在台湾。在台湾，我家楼下就是一个旧书店。有一回做《锵锵三人行》，我带窦文涛和梁文道去了牯岭街的一家旧书店。窦文涛问书店的老先生，能不能借他们地方拍一下？他一口回绝。隔壁的邻居好说歹说，才同意了。书店的老先生搬个躺椅，坐在那儿，窦文涛就在旁边问，书店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半个多世纪的事儿，老先生全说了。那一集我完全没说话，一直在听。梁文道也听傻了。
记者：你统计过自己的藏书吗？
姚谦：统计藏书，我最怕了。画我也没弄清楚有多少。
记者：你的荒岛图书会是什么？对，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去荒岛，带在身上的书。
姚谦：哎呦，《圣经》吧，我到了成年之后，对宗教哲学有兴趣。我成年之后切割成两半，一半是无神论者，一半又感激信仰宗教对我生命产生的变化。都是慢慢从生活经验下的决定。如果能多带一本的话，应该有很多图案的、绘图的童书，《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之类。我还没想好要带哪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