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领域，我已耕耘了46年，读书，教书，写书，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总还算是个合格的教师。我所教的很多学生已经在祖国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每当他们来向我汇报所取得的成绩时，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的老师，想起那几位让我终身难忘的长者。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可惜他们都已作古，我只能在清夜独坐，默默回忆他们对我的教诲，把他们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投射到我的学生身上。
　　一
　　50多年前，我就读的小学是上海的“下只角”宝昌路小学。肮脏、杂乱、喧闹。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在外面疯、野。
　　我们这个班原先是有名的乱班，先后换了两位班主任。四年级开学前，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女的，我们更来劲了，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了。不料当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们这些顽童竟被她的美镇住了。
　　顾家洁老师30岁左右，一件月白的短袖旗袍，勾勒出全身和谐而有节奏的曲线，脸上总是荡漾着甜甜的笑，说话轻声轻气。她一上讲台，像一轮明月升起，周围是一片静。
　　从此，班级出现了奇妙的变化。我也觉得自己在变。本来，我的顽皮是出名的：哪里肮脏，往哪里钻；哪里生事，哪里有我在。有一次我在教室后的草丛中抓蟋蟀，为了抢夺所有权，被一个大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当我昂着头咬着牙跨出校门时，一只温柔的手抚着我的头，她没有训斥，没有责备。只是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微笑着给我包扎、擦洗，看着她洁白的手巾上的黑印和血迹，我羞涩地低下了头。从此，我竟注意起清洁来，打架也少了，我生怕再弄脏她的白手巾，更怕看见她那双美丽而期盼的眼睛。
　　顾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声音脆而润，仿佛要把我们带进诗境。忘了那天是上什么课，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在白纸上勾画起她来。她走近我，似有所察觉。放学后，她突然把我找去。
　　“你爱画画？”她问。我不作声。
　　“你在画我？——给我看看。”
　　我想抵赖，但望着她美丽的眼神，还是乖乖掏出了那幅作品。
　　“画得不错，线条挺柔和的。”
　　端详了一会儿，她说：“送给老师行吗？”
　　我点了点头。
　　临别时，她又摸着我的头说：“你喜欢画画，就为班级出黑板报吧！”
　　我受宠若惊，心想，我这样的捣蛋鬼竟会被委以重任。从此，每期黑板报上都有了我的“大作”。三年中，我的书画作品第一次贴在教室的墙上；我第一次独自看完了厚厚的科幻小说；第一次懂得去探望病人；第一次主动帮助邻居老太到几里外的邮局拿邮包……总之，这三年中我完全变了样。拿到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顾老师送给我一支黑色的粗粗的博士铱金笔。而我画了一张风景画送给她，画面上是一个宁静的夜晚，里面有一轮皎洁的明月。
　　二
　　读书时，我也上过“国学课”“书法课”“图画课”，只不过那时的心情和今天苦不堪言地到处赶场子的孩子们不一样。
　　我就读的上海市第六十中学，当时的校长叫宣仁。有一次，他到我们的教室里来，看到我们出的黑板报、墙报，便问，这字是谁写的？那天我不在，一位同学告诉他，是黄玉峰写的。他便对那位同学说，叫黄玉峰有空来校长室找我。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出了什么事，惴惴不安地去校长室。宣校长知道我就是出墙报的那个后，便笑着对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也喜欢写字。你可以在学校搞一个小小的个人书法展，怎么样？”
　　我当然是高兴得彻夜难眠。于是，利用晚上、星期日拼命地练习、创作。几个月后，我的十几幅作品，在学校橱窗里展出了。我成了学校的“名人”。后来，我还到校长室去过几次。他送了我一本字帖，王羲之的《黄庭经》，还指导我接着怎样练习。我的书法就在这个时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革”后，他已退休了，我还寻过校长的家，去看望他。当我做了教师后，常常鼓励学生搞展出活动，就是从宣校长那里得到的启发。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叫文定国，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平时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但他的思维特别敏捷，学问功底深厚。常常和我们讨论出什么作文题，一旦定了题目，就要我们当堂写作，一面自己在黑板上写起来，常常是比我们快，整整齐齐写了一黑板。写完后，师生共同讨论。如果说我不怕写作，形成了写作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还常常对我说，有问题就去问。还约我星期天去他家，与我谈历史谈文学，帮我改文章。
　　记得有一次，我到广东路古玩商店去玩。看到有一幅画，特别喜欢。画面上是一朵洁白亮丽、含苞欲放的荷花，画面上没有月亮，但右上角却写着“明月欲圆光难铸”几个字，下面还有两个小字落款“苦铁”。我不知道这苦铁是谁，也不知道这句诗与画面有什么关系。于是跑到文老师家去问他。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苦铁是吴昌硕的笔名，“明月欲圆光难铸”不但点出月色之皎洁，而且赞美画面上的荷花，明月欲圆时，那就是十四，十四的月亮是最明亮的，但即使是十四的月亮，也难以铸造出这么圣洁的荷花。这样既赞美了荷花之美，又点出了画面外的月亮。这就是题画诗的妙用。30多年后，我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主持《诗情画意》节目，就是得力于当年文老师的开导。
　　但有一件事，我对文老师很有意见。那时我读了不少唐诗宋词，便偷偷地学着写，写了一百多首，自己订成一本小册子。我想请他为我的“诗集”取个名，题个字，便高高兴兴地拿了给他看，他居然不答应，还说这些东西读读可以，写就不必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感到很委屈，就自己给这本诗集取名为《歧羊集》，意思是我是一只没人关心的歧途亡羊，不知路在哪里。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现在想来很内疚。我仍还常回忆起坐在他家八仙桌前听他侃侃而谈的情景。
　　我做了教师后，也常常邀请学生来我家，让他们登堂入室，做我的“入室弟子”。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三
　　我还有一位老师不能不说。那年我已经36岁，为了补张文凭，我去上师大进修。课堂就设在一所初级中学里。开学第一天，当一尊尊早已发福的躯干艰难地塞进座位时，真是感慨万千。 　　新同学都是“天涯沦落人”，一见面就像老友重逢。先是相视苦笑，继则大发牢骚：自诩曾经沧海，还读什么书，混两年算了。
　　不料，迈进教室的第一位老师就把我们这些老童生的桀骜之态、颓靡之情改变了。那是一位年已六十七八的长者，高高的身材，银丝根根直立，面色红润，双目瞿然，一身本白纺绸衫，大有飘然欲仙之感。他一上讲台，就把所有的人镇住了，我不禁暗暗叫好——这才称得上为人师表！他上课不看讲稿，大段大段地旁征博引，时而点评几句，发挥一下，时而联系现实，调侃一番，真是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把我们频频带到“悟”的边缘。他的讲话，抑扬顿挫，声如洪钟，拖着长长的韵脚，好听得很。那天，他讲的内容已记不真切，但他那一身本白纺绸衫的形象和动人的声调，却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了。
　　他叫骆正深。据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原是浙大高材生，是吕型伟的同窗好友。解放后在浦东的洋径中学当副校长，教高中语文。因为没有专著，还是一个老讲师。
　　从此，我们便盼着他的课，就像小孩盼过年。骆老师上的是先秦到魏晋的文学史。每次上课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在课堂上，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屈原，就是司马迁，就是嵇康、阮籍、陶渊明……
　　学期快结束时，我拿了自己写的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五千言的文章去请他指点。他拿起稿子，仔细地翻阅着，慈祥的脸渐渐严肃起来，还不住地摇头，忽然勃然大怒，把文稿重重地往桌上一甩，涨红了脸，说：“什么东西，东抄西摘的。不好好读书，搞这一套！”我一下子被打懵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继续冲着我问：“你读了几遍《文心雕龙》？背过几篇秦汉文章？书还没读通，就想写研究文章，这是做哪家的学问！”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刀刺斧劈般的斥责，抓起文稿，掉头就走。一面将它撕得粉粹，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这倔老头，自己不写文章，也不让学生冒出来，难怪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活该！”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属于那种只会讲不会写的人。
　　过了几天，班长来通知我，说骆老师请我去一次。到了他家，骆老师拿出一叠硬面抄，说：“我也爱《文心雕龙》，有一点心得，你不妨拿去看看。”
　　啊，整整12本！我拿回家，细细地翻阅起来：在这些硬面抄里，他与古今中外的学者驳难、讨论；在“龙学”的疆场上，他仿佛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纵横驰聘。那挺劲的书法、丰富的资料、精彩的文笔、独到的见地，深深打动着我，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浅薄，那么丑陋！
　　两年的中年求学生涯很快结束了。临别时，骆老师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了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还作了一首诗赠我，大意是说他愿作一座小桥，把我们引向彼岸。可惜因为搬家，一时找不到了。
　　毕业后，听说骆老师在带研究生，不久又听说他退休了。临退之际，学校“照顾”了他一个副教授名额——但他仍然没有专著……我相信，他在坚守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教诲。
　　好多年过去了，同学相聚，没有一次不提到他。然而，我却怕去看他，自己这么没出息，何况为了职称，又“违背师训”，写了一些所谓的研究文章，想起他老人家的训斥，便感到汗颜。
　　有一年，不知为什么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去看望他的强烈冲动，一见面，没等我开口，他已站起来，拖着长长的韵脚惊喜地叫我：“黄——玉——峰。”还是那么抑扬顿挫，声如洪钟，仿佛夫子在叫他没出息的学生子路。
　　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面对师尊，我还能说什么呢！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传来，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的学生生涯，至此总算真的结束了。但我还常常去复旦听课，从比我年轻得多得多的老师们那里获取营养！不过这已经不能算我的学生时代了！
　　骆老师前几年去世了，至今我还常常回想起他给我敲着警钟的斥骂。
　　四
　　39岁那年，我从松江调到了复旦附中。是姜拱绅校长把我调进复旦附中的。当时他已经退了，是复旦附中的名誉校长，但还关心着附中的一切。
　　因为复旦附中的商调，我的身价一下子高了起来。松江方面拖着不放，姜校长几番修书松江教育局领导，还带病亲自去松江面谈。经过几番周折，我才来到了复旦附中。上班前一天，姜校长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作陪的是几位语文教师。他拉着我的手，向大家介绍：“这就是黄玉峰，大家今后多多关照。”坐下后，他亲切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今天说是给你接风。你今年不满四十，可以为附中干上二十年。附中是你施展才华的天地。”
　　饭后，姜校长与我单独作一席长谈，他给我介绍了学校特别是语文组的情况，要我好好与同事们相处，向他们学习，继承老教师的好传统，但也不必太拘谨，有好的想法大胆提出来。他说：“你是新鲜血液，希望你给附中带来新气象。”
　　他还告诉我一定要练好班主任基本功。他说自己在“文革”前，整整六年与学生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学生心里想什么，都摸得一清二楚。学校来了新生他便逐一看档案，调查，家访，面谈，还没开学，三百多个新生的情况已了然于心。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我从很多老教师那儿听到过这些动人的故事。临别时，姜校长给了我十六字赠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专心致志，奉献复旦。”
　　我当时真是浑身是劲，摩拳擦掌，下决心不负所望。
　　开学后，我一头扎进教学中，吃在学校，睡在学校。妻子为了支持我也搬到学校宿舍。我上课，开讲座，带小组，出报刊，做家访，带学生进行文化学旅，干得“不亦乐乎”。一年结束，学生写了一大本留言感谢我，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为人师表”的乐趣。
　　暑假到了，我又按响了校长家的门铃，向他汇报工作，想得到他的夸奖。然而没有，几句寒暄后，他问：“听说，你开了几堂公开课。”“是的。”我说。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他的用意。“作为交流，公开课有它的作用，但不要搞那么多花花草草，像演戏那样。学语文，要引导学生自己多读书。”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要多花点功夫在实处！”他的意思我明白：我的公开课，不无炫耀之意。我的睑一下子红了。 　　回家路上，我心里颇不平静，我看到自己的浮躁，浅薄，急于事功。我决心“从实处做起”。
　　我不断努力着，探索着，经常去姜校长家请益，渐渐取得了教学工作的主动权。可第三年，我累倒了，肝病复发。怕给姜校长抹黑，出院后，没休息一天又投入工作中。这次是姜校长来找我了。他告诉我，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注意身体，来日方长。临走时，他又给了我八个字：“韬光养晦，积蓄力量！”
　　就这样，在复旦附中我渐渐成熟起来，被评为特级教师。感谢姜校长，我的每一个进步，都浸透了他的心血。我深深感到一个好校长对一所学校、对人才培养的巨大作用！我虽然不是干部，但我也学着姜校长的做法，发现和培养年轻教师。
　　姜校长是1996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前五天，我为他编的《育人之道》出版了。当我拿到新书时，便向他的病房狂奔。令我有一丝安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著作出版。
　　五
　　姜校长书的序言是吕型伟先生写的。巧的很，去年，我出了一本总结自己年教学经验的专著，书名叫《教学生活得像个人》。这本书之所以能问世，全是因为吕型伟老师的鼓励和督促。
　　2010年4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很洪亮的声音。问我是不是黄玉峰，我说是的，他说他是吕型伟。我听到这个名字就肃然起敬。吕老师说他在编一套上海教育丛书，希望我也写一本。我说谢谢吕老的信任，但近来太忙，是不是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做一点准备。他说：“不行，你一定要赶快写，而且一定要写好。”他说：“你的情况我很了解，把你自己的教育经历体会写出来，一定会很好看的。”
　　我说自己实在没把握。他要我抽空去华东医院面谈。面谈中，他仔细地与我一起策划了写作提纲，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临走时，他送了我几句话：“老生常谈不谈，人云亦云不云。”还向我提了一个要求，说这本书一定要让他亲眼看到。这个意思我是懂的。吕老已经是94岁的人了，这话对我的压力太大了。于是我日夜兼程，终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赶了出来。这期间，他不断要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拿给他看，一面不断地给我提意见建议——从文字到内容。
　　在定稿的时候，编辑因为我的文章太尖锐，要删削，我便去吕老那儿“告状”。吕老总是婉转地说服他们，尽量保持“黄玉峰的风格”。最后为了“书名”，又一次到华东医院的医生办公室当着吕老的面，开了“辩论会”。我的书原名是《让学生活得像个人》，但是出版社通不过，因为这个书名太刺激，意味着学生本来不像个人，要求改。改了很多书名，我都不满意。最后双方同意由吕老拍板。吕老以他的智慧，决定用《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他说，这个书名有两层意思：要让学生活得像个人；教师的教学生活也得像个人。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圆满地解决了。吕老在看到我这本书后不久也去世了！
　　这就是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几位老师，我深感在人生道路上教师的重要。今天，我虽然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我总想再多为学校做点什么，多为教学做点什么，至少是为了不辜负那些曾经关爱过培养过我的老师们！
　　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选自《思想理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