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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谋杀者都是某人的老朋友 ”——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言。
过了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对推理女王的喜爱越加炽热，专门出版推理小说的“午夜文库 ”陆续推出阿加莎的新译本，排演阿加莎作品的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也一直有不俗的票房。阿加莎为什么不过时呢？她的小说总是设置一个封闭空间，而凶手就在几个熟悉的陌生人当中。这种“圈子 ”里微妙而隐秘的危机，可不就是城市人最切身的感受吗？她制造了广义上密室，在一个囚笼里人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人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有可能无人生还，却还给了我们智力最终能解决的一切的快感。
人人都活在密室里。安全感已死，而凶手，就在我们之间。
阿加莎的密室
1938《圣诞奇案》经典密室
西米恩·李把全家召集在一起过圣诞节，深夜西米恩的房间里传来尖叫和杂乱的声音，家庭成员们撞开从内锁着的门后发现西米恩已经倒在血泊中，颈动脉被割断。但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和任何可能的武器。
1932《阿斯塔特神坛》看不见的凶手
戴安娜·阿什利在一座古庙里进行古老的仪式，她扮作月亮女神，警告前来观看的朋友们“任何碰到我的人都会死亡”。戴安娜的追求者艾略特朝她走去，突然倒地死亡，他的死因是心脏被利器所伤，此时周围没有任何人。现场找不到任何凶器，排除了从远处发射凶器的可能性。
1936《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众目睽睽之下的谋杀
另一种密室谋杀案是指在人们的注视下悄无声息地杀人，《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是个典型。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死在考古现场她的房间里，尽管门没有锁，但始终处于人们的视野范围内，凶手却无影无踪地杀了她。
1939《钻石之谜》所有人都在场
年轻的伊芙跟一颗美丽钻石的主人打赌，能够用一种“非常绝妙的方式”偷走这颗钻石。在一次私人晚宴的房间里，众目睽睽之下，伊芙失手掉了偷到的钻石，钻石在现场的混乱中消失，而这并不是伊芙事先设计好的。所有人都在房间里不曾离开，每个人都经过仔细的搜身，钻石仍然没有找到。
1939《无人生还》所有人都死掉
八个素不相识身份各异的人受邀来到某个小岛，接待他们的是房子的管家夫妇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发现一首童谣，这十人就按童谣上的内容依次死亡。小说用各种线索强调岛上只有这十个人，但随着这些人的一一丧生，凶手似乎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1960《格林肖的蠢物》反向的密室谋杀
马普尔小姐和侄子雷蒙德成为格林肖太太遗嘱的见证人，雷蒙德又叫来自己的外甥女露易丝帮助格林肖处理文件。一天早晨露易丝听到求救的呼喊，她从自己房间的窗户里看到格林肖太太胸口被刺穿，在大声求救，露易丝试图冲出房间却发现门已被上锁，其他人的房间也是一样。实际上尽管受害者没有身处密室，但没有人能去救她或者行凶。
中产阶级的恶趣味
一边喝茶，一边杀人
有一群研究阿加莎的学者，在细读了她所有的小说之后，给出了所谓的“阿加莎密码”。她的小说为什么好看？其中有一条守则就是，她的每个故事都写了超过 9个人物和 9条线索，层层交织如一个大网，身在其中很容易迷失在叙事陷阱里。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其实就限定在几个人之间。很大，又很小。
中产的崛起
急剧的城市化、贵族没落、中产阶级崛起，阿加莎创作的巅峰期正遭遇了英国巨变时代。她的小说常常以上流社会或者中产阶级为背景，在别墅或者庄园里，几个人悠闲地喝着茶聊着园艺的时候，凶案就发生了。在看似和谐、有礼的社交背面，其实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历史学家威廉姆 ·卢宾斯汀说，在二战期间，英国产生大批的侦探小说，小说的读者大都是中产阶级，当时阅读阿加莎的人数是 T. S.艾略特、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50倍，而看柯南 ·道尔的人可能要翻 100倍。同时，侦探小说作家也是中产阶级。比如柯南 ·道尔和 R.奥斯汀 ·费里曼是年轻的医生，他们都是在等候病人的时候开始写作。克劳夫兹是铁道工程师，切斯特顿是记者，他们写作的酬劳不能发家致富，最后留下的遗产也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标准，就连柯南 ·道尔最后也只留下了 6万多英镑。
理智的癫狂
这其中，阿加莎一部小说曾经获得500英镑的连载稿酬，已经算是高的了。在读者眼中，阿加莎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她到过中东、埃及和香港，乘坐过豪华的东方快车，但实际上阿加莎的生活不总是那么富裕。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博尔德原来是少尉，退伍之后开始做生意，两人的生活很拮据。赚取稿费帮补生活，是阿加莎写作的动力。
她喜欢一边做饭，一边构思着杀人的情节。在已经披露的阿加莎写作笔记中，可以看到“帽针刺入眼中 ”这种惊悚的描述旁边，是家庭主妇阿加莎写下的购物清单：报纸、卫生纸、盐 ……而在仿佛安逸的生活中，战争的阴影在膨胀，物价在高涨，上流社会在失语，还有一个趋势是，大家相信理智、逻辑是一切。威廉姆分析道：在侦探小说最巅峰的时期，“理性 ”作为英国教育的核心被崇拜到了顶点，人们相信科学和科技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福祉。
人们还相信公义，相信坏人一定会被揪出来。这样的信仰，到了战争后期就逐渐被质疑，英国侦探小说式微，直接讲述性与暴力的美国侦探小说赢得了更多读者。
智力的无力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阿加莎的敏锐反而凸显出来。她一方面写出智力的胜利，另一面却反讽了理智崇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译者郑卫明说，这部处女作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让我们自我怀疑：从一开始直觉和简单的逻辑都告诉了我们谁是凶手，最后我们却被自以为是的智力分析所迷惑，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
阿加莎总是用最简易明了的词汇，她会把一个词重复使用好几遍，让读者加深印象。她最成功的推理也是精纯化的设计，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凶手就在几个人之间。郑卫明说，阿加莎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密室，不在于不可能犯罪的诡计；她的“密室”是把所有人放进牢笼里，这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个圈子，相互的怀疑、共谋、爱与恨交织成一个小社会。
在安全感缺失的时代，阿加莎提前50年给了我们最切身的颤栗。
过了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对推理女王的喜爱越加炽热，专门出版推理小说的“午夜文库 ”陆续推出阿加莎的新译本，排演阿加莎作品的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也一直有不俗的票房。阿加莎为什么不过时呢？她的小说总是设置一个封闭空间，而凶手就在几个熟悉的陌生人当中。这种“圈子 ”里微妙而隐秘的危机，可不就是城市人最切身的感受吗？她制造了广义上密室，在一个囚笼里人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人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有可能无人生还，却还给了我们智力最终能解决的一切的快感。
人人都活在密室里。安全感已死，而凶手，就在我们之间。
阿加莎的密室
1938《圣诞奇案》经典密室
西米恩·李把全家召集在一起过圣诞节，深夜西米恩的房间里传来尖叫和杂乱的声音，家庭成员们撞开从内锁着的门后发现西米恩已经倒在血泊中，颈动脉被割断。但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和任何可能的武器。
1932《阿斯塔特神坛》看不见的凶手
戴安娜·阿什利在一座古庙里进行古老的仪式，她扮作月亮女神，警告前来观看的朋友们“任何碰到我的人都会死亡”。戴安娜的追求者艾略特朝她走去，突然倒地死亡，他的死因是心脏被利器所伤，此时周围没有任何人。现场找不到任何凶器，排除了从远处发射凶器的可能性。
1936《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众目睽睽之下的谋杀
另一种密室谋杀案是指在人们的注视下悄无声息地杀人，《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是个典型。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死在考古现场她的房间里，尽管门没有锁，但始终处于人们的视野范围内，凶手却无影无踪地杀了她。
1939《钻石之谜》所有人都在场
年轻的伊芙跟一颗美丽钻石的主人打赌，能够用一种“非常绝妙的方式”偷走这颗钻石。在一次私人晚宴的房间里，众目睽睽之下，伊芙失手掉了偷到的钻石，钻石在现场的混乱中消失，而这并不是伊芙事先设计好的。所有人都在房间里不曾离开，每个人都经过仔细的搜身，钻石仍然没有找到。
1939《无人生还》所有人都死掉
八个素不相识身份各异的人受邀来到某个小岛，接待他们的是房子的管家夫妇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发现一首童谣，这十人就按童谣上的内容依次死亡。小说用各种线索强调岛上只有这十个人，但随着这些人的一一丧生，凶手似乎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1960《格林肖的蠢物》反向的密室谋杀
马普尔小姐和侄子雷蒙德成为格林肖太太遗嘱的见证人，雷蒙德又叫来自己的外甥女露易丝帮助格林肖处理文件。一天早晨露易丝听到求救的呼喊，她从自己房间的窗户里看到格林肖太太胸口被刺穿，在大声求救，露易丝试图冲出房间却发现门已被上锁，其他人的房间也是一样。实际上尽管受害者没有身处密室，但没有人能去救她或者行凶。
中产阶级的恶趣味
一边喝茶，一边杀人
有一群研究阿加莎的学者，在细读了她所有的小说之后，给出了所谓的“阿加莎密码”。她的小说为什么好看？其中有一条守则就是，她的每个故事都写了超过 9个人物和 9条线索，层层交织如一个大网，身在其中很容易迷失在叙事陷阱里。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其实就限定在几个人之间。很大，又很小。
中产的崛起
急剧的城市化、贵族没落、中产阶级崛起，阿加莎创作的巅峰期正遭遇了英国巨变时代。她的小说常常以上流社会或者中产阶级为背景，在别墅或者庄园里，几个人悠闲地喝着茶聊着园艺的时候，凶案就发生了。在看似和谐、有礼的社交背面，其实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历史学家威廉姆 ·卢宾斯汀说，在二战期间，英国产生大批的侦探小说，小说的读者大都是中产阶级，当时阅读阿加莎的人数是 T. S.艾略特、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50倍，而看柯南 ·道尔的人可能要翻 100倍。同时，侦探小说作家也是中产阶级。比如柯南 ·道尔和 R.奥斯汀 ·费里曼是年轻的医生，他们都是在等候病人的时候开始写作。克劳夫兹是铁道工程师，切斯特顿是记者，他们写作的酬劳不能发家致富，最后留下的遗产也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标准，就连柯南 ·道尔最后也只留下了 6万多英镑。
理智的癫狂
这其中，阿加莎一部小说曾经获得500英镑的连载稿酬，已经算是高的了。在读者眼中，阿加莎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她到过中东、埃及和香港，乘坐过豪华的东方快车，但实际上阿加莎的生活不总是那么富裕。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博尔德原来是少尉，退伍之后开始做生意，两人的生活很拮据。赚取稿费帮补生活，是阿加莎写作的动力。
她喜欢一边做饭，一边构思着杀人的情节。在已经披露的阿加莎写作笔记中，可以看到“帽针刺入眼中 ”这种惊悚的描述旁边，是家庭主妇阿加莎写下的购物清单：报纸、卫生纸、盐 ……而在仿佛安逸的生活中，战争的阴影在膨胀，物价在高涨，上流社会在失语，还有一个趋势是，大家相信理智、逻辑是一切。威廉姆分析道：在侦探小说最巅峰的时期，“理性 ”作为英国教育的核心被崇拜到了顶点，人们相信科学和科技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福祉。
人们还相信公义，相信坏人一定会被揪出来。这样的信仰，到了战争后期就逐渐被质疑，英国侦探小说式微，直接讲述性与暴力的美国侦探小说赢得了更多读者。
智力的无力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阿加莎的敏锐反而凸显出来。她一方面写出智力的胜利，另一面却反讽了理智崇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译者郑卫明说，这部处女作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让我们自我怀疑：从一开始直觉和简单的逻辑都告诉了我们谁是凶手，最后我们却被自以为是的智力分析所迷惑，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
阿加莎总是用最简易明了的词汇，她会把一个词重复使用好几遍，让读者加深印象。她最成功的推理也是精纯化的设计，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凶手就在几个人之间。郑卫明说，阿加莎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密室，不在于不可能犯罪的诡计；她的“密室”是把所有人放进牢笼里，这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个圈子，相互的怀疑、共谋、爱与恨交织成一个小社会。
在安全感缺失的时代，阿加莎提前50年给了我们最切身的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