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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化传承千年,福禄喜寿祥瑞,构成中华民族的祈福六字真言。今天,幸福仍是个人追求,幸福指数仍是安居指标,人民福祉仍是国家使命。
对中国人而言,经过几千年的浸淫,“福”已经成为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必须面对的东西:健康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食得是福,甚至吃亏也是福。好消息是福音,好居所是福地,好相貌是福相,连发胖也是发福。在中国人的逻辑中,自身要惜福,对他人则要不吝祝福。汉民族喜欢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哈萨克民族的即兴祝福则感性得多:“春天来临,人间有了繁荣;春雨飘洒,人间五谷丰登。”不管何类祝福,可以说,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福的追求、企盼都是一致的。
古代人靠天吃饭,所以特重祈福,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上,祈福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祈天是帝王的事,三跪九拜,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簪缨世家在自家宗祠祭拜祖宗,祈求合家团圆、家业繁盛;升斗小民没那么多讲究,但也要循例拜拜灶神,给点甜头塞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说文解字》解“福”字:“福,佑也。”只要有神灵保佑,就能逢凶化吉。所以祈福看重的是心意,祈福的对象、形式倒在其次。除夕撞钟108下是祈福,放风筝也能祈福。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福”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贵、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有美德、不遭横祸而善终,这是中国人对“福”最早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来演化为“福、禄、寿、财、喜”,则更符合世俗的要求,心灵安宁、有美德属于对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
正如《中国福文化》系列书的作者殷伟所说,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人们孜孜追求福禄寿喜财的历史。也因此,祈福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频频在各种文字记载中出现。比如拜月祈福。最著名的当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在《三国演义》中,因为貂蝉的月下一拜,祷告上天愿为国家分忧,由此有了后面一大段精彩文字。
和“福文化”一样,“幸福学”、“幸福指数”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不过中国人理解起来并无障碍:不就是传统的“福”嘛。可以说,人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幸福,以往人们是通过祈福的方式去获得,是被动的;现在则通过经济学的、计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创造幸福,是主动的。
在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看来,幸福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幸福长期最大化的学问。奚恺元发现,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了,那就是“福”应该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结合。《尚书·洪范》所描述的五福,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富贵、长寿,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心灵安宁、有美德,而二者的和谐集合才是“福”。即便在后来五福被世俗化为“福、禄、寿、财、喜”,“财”的位置也排得很后,并不是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而在主持幸福指数测量工作、山东省委党校的邢占军教授看来,幸福不幸福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执政理念。近年来有很多地方政府将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领导人不仅要重视GDP和财政收入,更要管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数,这是件好事。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统的“福”观念还是现代的“幸福感”等新词,古往今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会变,为人民谋福祉也仍然是国家职责所在。
中华民族一大优良传统就是祈福。祈福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工具。文化本身就是工具,只是看被谁在用、怎么用、用来干什么。就我们个人而言,新的一年是不确定的,世道是不规矩的,那么心理的压力通过祈福就交付出去了,心里就踏实了,生活有奔头了,走起路来也格外轻松。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是3000年,有心者统计出真正和平的日子不过250年,就是说二十五史以战祸史、内患史为主。中国人民还是酷爱和平的。战乱主导着王朝的兴亡更替。所以中华文化属阴性,阴性文化讲求柔韧性,善于灵活变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修复能力极强的种群。比如,从隋末战乱到大唐盛世不过数十年间的事。或者,回想一下30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那时,它刚刚结束了摧毁学校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有4亿人民脱离了贫困,大约占上个世纪这个星球减轻贫困成果的75%。这个国家启动了人类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令西方建筑设计师为其服务。西方人很难想象30年时间能将一个国家改变到这个程度。中华民族修复能力之强的另一表征就是包容性强,包容今古、融汇东西,无论多么强悍的外敌都能“含而化之”,使其倾倒于中华柔性文化的怀抱中。
中华民族凭什么拥有强大的修复能力?祈福文化是周而复始的一项原动力。一句话,是中华民族的乐活精神使中国人坚持到了今天,等来了这个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人的乐活精神还有望感染世界人民,“和”行天下。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实用至上的种群,一切为我所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尤其表现在对洋节的改造上。外国人不解购物加狂欢的中式“圣诞节”,将他们神圣的耶稣生日当作“更像是狂欢节、元旦前夜和万圣节的混合体”。中国人什么都敢拿来“实用”一下。祈福更是这个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北京人去雍和宫许个愿,上海人到城隍庙烧个香,广州人到华林寺捐块瓦,杭州人到灵隐寺算个卦……无不关乎升官发财、身体安康之类。过年是个结束,也是个开始,是个结束的开始。为了这个年,必须做点什么仪式性的,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一个交待。
挑选祈福化煞的风水吉祥物能用于镇宅。年画中福、禄、寿、喜、财以蝙蝠、梅花鹿、南极仙翁等隐晦祈福形象来代表。祈福祈求的各方神圣均有来头,福神为赐福天官,禄神是功名总管,寿星为南极仙翁,喜神是月下老人,还有财神赵公明或关公,等等。相比西方人的祈福,我们祈求的内容具体得不能再具体,实用得不能再实用。中国人祈福绝少讲精神层面的东西,工具性明显,过年放炮竹就是为了崩小人,卜吉问凶是为趋吉避祸,算命也是为婚配找辙,等等。
可曾经,中华文化也是神传文化,现在踏踏实实地沦为实用派。曾经高呼拥抱“海洋文明”的先锋派,到一定岁数后统统都回归了。当世界越发变幻莫测,你会用西方的占星术还是中国传统的祈福方式?可能你会选择都拿来试试。幸福才是硬道理。幸福是祈求来的还是争取来的,划分出祈福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
2010年,无论这个星球发生什么事,我们只希望快乐一点点,哪怕以远离新闻的方式。孩子希望作业少一点点、玩乐多一点点;员工希望工作少一点点、工资多一点点;老板希望税收少一点点、利润多一点点;官员希望负面新闻少一点点、GDP多一点点。
对中国人而言,经过几千年的浸淫,“福”已经成为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必须面对的东西:健康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食得是福,甚至吃亏也是福。好消息是福音,好居所是福地,好相貌是福相,连发胖也是发福。在中国人的逻辑中,自身要惜福,对他人则要不吝祝福。汉民族喜欢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哈萨克民族的即兴祝福则感性得多:“春天来临,人间有了繁荣;春雨飘洒,人间五谷丰登。”不管何类祝福,可以说,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福的追求、企盼都是一致的。
古代人靠天吃饭,所以特重祈福,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上,祈福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祈天是帝王的事,三跪九拜,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簪缨世家在自家宗祠祭拜祖宗,祈求合家团圆、家业繁盛;升斗小民没那么多讲究,但也要循例拜拜灶神,给点甜头塞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说文解字》解“福”字:“福,佑也。”只要有神灵保佑,就能逢凶化吉。所以祈福看重的是心意,祈福的对象、形式倒在其次。除夕撞钟108下是祈福,放风筝也能祈福。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福”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贵、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有美德、不遭横祸而善终,这是中国人对“福”最早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来演化为“福、禄、寿、财、喜”,则更符合世俗的要求,心灵安宁、有美德属于对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
正如《中国福文化》系列书的作者殷伟所说,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人们孜孜追求福禄寿喜财的历史。也因此,祈福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频频在各种文字记载中出现。比如拜月祈福。最著名的当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在《三国演义》中,因为貂蝉的月下一拜,祷告上天愿为国家分忧,由此有了后面一大段精彩文字。
和“福文化”一样,“幸福学”、“幸福指数”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不过中国人理解起来并无障碍:不就是传统的“福”嘛。可以说,人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幸福,以往人们是通过祈福的方式去获得,是被动的;现在则通过经济学的、计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创造幸福,是主动的。
在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看来,幸福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幸福长期最大化的学问。奚恺元发现,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了,那就是“福”应该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结合。《尚书·洪范》所描述的五福,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富贵、长寿,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心灵安宁、有美德,而二者的和谐集合才是“福”。即便在后来五福被世俗化为“福、禄、寿、财、喜”,“财”的位置也排得很后,并不是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而在主持幸福指数测量工作、山东省委党校的邢占军教授看来,幸福不幸福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执政理念。近年来有很多地方政府将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领导人不仅要重视GDP和财政收入,更要管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数,这是件好事。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统的“福”观念还是现代的“幸福感”等新词,古往今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会变,为人民谋福祉也仍然是国家职责所在。
中华民族一大优良传统就是祈福。祈福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工具。文化本身就是工具,只是看被谁在用、怎么用、用来干什么。就我们个人而言,新的一年是不确定的,世道是不规矩的,那么心理的压力通过祈福就交付出去了,心里就踏实了,生活有奔头了,走起路来也格外轻松。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是3000年,有心者统计出真正和平的日子不过250年,就是说二十五史以战祸史、内患史为主。中国人民还是酷爱和平的。战乱主导着王朝的兴亡更替。所以中华文化属阴性,阴性文化讲求柔韧性,善于灵活变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修复能力极强的种群。比如,从隋末战乱到大唐盛世不过数十年间的事。或者,回想一下30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那时,它刚刚结束了摧毁学校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有4亿人民脱离了贫困,大约占上个世纪这个星球减轻贫困成果的75%。这个国家启动了人类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令西方建筑设计师为其服务。西方人很难想象30年时间能将一个国家改变到这个程度。中华民族修复能力之强的另一表征就是包容性强,包容今古、融汇东西,无论多么强悍的外敌都能“含而化之”,使其倾倒于中华柔性文化的怀抱中。
中华民族凭什么拥有强大的修复能力?祈福文化是周而复始的一项原动力。一句话,是中华民族的乐活精神使中国人坚持到了今天,等来了这个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人的乐活精神还有望感染世界人民,“和”行天下。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实用至上的种群,一切为我所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尤其表现在对洋节的改造上。外国人不解购物加狂欢的中式“圣诞节”,将他们神圣的耶稣生日当作“更像是狂欢节、元旦前夜和万圣节的混合体”。中国人什么都敢拿来“实用”一下。祈福更是这个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北京人去雍和宫许个愿,上海人到城隍庙烧个香,广州人到华林寺捐块瓦,杭州人到灵隐寺算个卦……无不关乎升官发财、身体安康之类。过年是个结束,也是个开始,是个结束的开始。为了这个年,必须做点什么仪式性的,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一个交待。
挑选祈福化煞的风水吉祥物能用于镇宅。年画中福、禄、寿、喜、财以蝙蝠、梅花鹿、南极仙翁等隐晦祈福形象来代表。祈福祈求的各方神圣均有来头,福神为赐福天官,禄神是功名总管,寿星为南极仙翁,喜神是月下老人,还有财神赵公明或关公,等等。相比西方人的祈福,我们祈求的内容具体得不能再具体,实用得不能再实用。中国人祈福绝少讲精神层面的东西,工具性明显,过年放炮竹就是为了崩小人,卜吉问凶是为趋吉避祸,算命也是为婚配找辙,等等。
可曾经,中华文化也是神传文化,现在踏踏实实地沦为实用派。曾经高呼拥抱“海洋文明”的先锋派,到一定岁数后统统都回归了。当世界越发变幻莫测,你会用西方的占星术还是中国传统的祈福方式?可能你会选择都拿来试试。幸福才是硬道理。幸福是祈求来的还是争取来的,划分出祈福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
2010年,无论这个星球发生什么事,我们只希望快乐一点点,哪怕以远离新闻的方式。孩子希望作业少一点点、玩乐多一点点;员工希望工作少一点点、工资多一点点;老板希望税收少一点点、利润多一点点;官员希望负面新闻少一点点、GDP多一点点。